柳宗元《辩鬼谷子》

郭新庆

《鬼谷子》被列入中华经典名著系列。人说它是一部奇书。书奇，人奇，事奇。作者鬼谷子，有史书称，他是战国时楚人。《史记·苏秦传》说，他曾隐居在颖川阳城的鬼谷，因以自号鬼谷子或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是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他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受纵横之学”，“捭阖之术”。但历来对鬼谷子其人、其书存有质疑。汉时不见其书，《隋·志》始行著录，列在纵横家。史家说《鬼谷子》是六朝时的伪托之作。《史记·苏秦传索引》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唐·志》说，《鬼谷子》是苏秦之书。由此看来，鬼谷子是否真有其人，还是一个疑问。

战国是群雄争霸，动乱四起的时代。学术上百家争鸣。论政古有九流之说，其中纵横家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古时说纵横，南北曰纵，东西曰横。当时面对七国犬牙纵横交错之态，纵横家审时度势，察颜观色，以捭阖之术取悦君王。鬼谷子和他的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样一些人。苏秦主张合纵，即联和六国抗秦；张仪主张连横，即让六国事秦，史称他们为“合纵连衡”。《史记·孟子传》说：“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据史书记载，苏秦开始游说秦惠王，因没得到重用，转而去游说燕赵韩魏齐楚，佩六国相印，为纵约之长。张仪在苏秦失信秦惠王后，去秦国为相，他用连横之策说服了六国，破解了苏秦的纵约之策。苏秦只好去齐国为客卿，后来在与齐大夫争宠被杀。而张仪也在秦惠王死后失宠，六国又合纵以抗秦。张仪无奈，凭一张巧舌去魏国为相，一年后死在魏国。

群雄争霸，乱世捭阖，纵横之术，以奇制君。田雯《读鬼谷子跋》说：“战国之士，隽迈谲（jué奇特、怪异）变者多矣，而聘其才气，以自放于文章者，唯鬼谷子最著。……深于老氏，而自逞一代之雄，此其所以奇耳。”说《鬼谷子》是“旷世奇书”，并从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甚至情报学去解读它，这不免说的过头了。其实，说到底，《鬼谷子》就是一部游说之术。《鬼谷子·反应篇》说：“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这显然说的是老子之道。《鬼谷子》纵横捭阖的游说之术都是从老子之道产生出来的。《鬼谷子·抵戏篇》说：“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 《鬼谷子》 主张“以道为形”，“崇阴尚阴”。捭阖之术是《鬼谷子》游说之法，它用的是阴阳之道，使的是阴谋鬼计，还冠以“阴道阳取”的好听说法。《鬼谷子·捭阖篇》说：“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又说：“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 《鬼谷子》有辨证法，它用之于阴谋鬼计，“圆环”说事，反来复去，表面看来怎么说都有理，进而成了诡辩术。

所谓捭阖，犹言开合。捭有分开撕裂的意思。阖在这里与合相通，有关合、闭上的意思。《鬼谷子·捭阖篇》说：“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yù事先准备）审其变化。” 《周易·系辞》说：“一阖一辟谓之变。” 纵横家的捭阖说，说到底就是变术。他们靠辩言、变术取悦君王，行分化拉拢之能，推诡辩之计。战国时的纵横家，没有国家的概念，一切从求利求官出发。他们朝在秦，暮在楚，行踪无定，整日奔走在游说中。一会劝秦王连横，一会劝楚王合纵；六国时而事秦，时而事楚，变化无常。可谓朝三暮四，昨是今非。“《鬼谷子》皆教人诡给激讦（jié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别人的阴私）揣测捡滑之术。”

柳宗元不欣赏鬼谷子其人，作《辩鬼谷子》说：“《鬼谷子》后出，而险盭（lì古戾字，本意为怪戾）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柳宗元说《鬼谷子》是后人伪作，尽是些险怪奇异的东西。说《鬼谷子》“妄言乱世”，不可信。如果学了这些邪说会偏离正道。尤其是后来的阴符七术，“怪谬异甚（胡言乱语），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狡诈狂妄）失守，而易于陷坠。”这里说的阴符七术，收录在《鬼谷子》下篇本经里，有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灵蓍。有史评说，七术误天下者甚矣。与神鬼相系，《鬼谷子》书之荒诞，不待言矣。宋代景濂说：“鬼谷所言捭阖。钩箝、揣摩之术，皆是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愤（fèn毁坏、败坏），天下用之则天下失，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其中虽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等言，亦恒语尔。” 传说鬼谷子曾向孙膑、庞涓传授兵法，说《鬼谷子》是兵书，“兵者，诡（鬼）道也”。《鬼谷子》又有“智慧禁果”之说。禁果是外来语，出之《圣经》。说赤裸身体的亚当和夏娃，因采食上帝禁止的知善恶树的果子，被逐出了伊甸园。《鬼谷子》用辩证法行诡（鬼）道，事情就变味了。“故《鬼谷子》之言不可使一日得行于天下也。”柳宗元慨叹说：“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

《鬼谷子》有奶便是娘的人生价值观古已有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命客退，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柳宗元在《宋清传》等文章里痛斥过那些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的人。柳宗元的妻弟杨诲之追崇类似苏秦、张仪式的甘罗和终军，让柳宗元很失望。甘罗是战国时人，十二岁时就帮秦相吕布韦办事。秦始皇为了对外扩张，曾命甘罗出使赵国，他用卑劣的手段让赵王割五城与秦，因之被封为上卿。终军西汉人，少好学，十八岁得名，汉武帝时为谏议大夫。终军诞谲（jué欺诈）险薄，好战，劣迹种种。死时二十岁，世称“终童”。二人史书上都有传。历史少而得名的不少，但柳宗元认为杨诲之倾慕的这两个人不值得推崇。甘罗“左右反复，得利弃信”；终军“诞谲险薄”，都不是“圣道”。而倾慕他们，是“弃大而录（用）小，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钧奇（轻重失衡）。”这是偏离大中之道的事。在柳宗元眼里，圣人温和同常人，既不是“异类”，也不是“狂人”。柳宗元反复写信劝杨诲之说：“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柳宗元认为，人要做大事，要行圣人之道，即“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这应该也是柳宗元作《辩鬼谷子》的宗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