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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河谷农耕与海岛商贸——中西文化的生成机制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  加入时间:2017/1/15 12:03:00  admin  点击:517

 第一章  河谷农耕与海岛商贸

——中西文化的生成机制比较

 

要深入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首先得了解它们的概貌,而作为两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它们各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这种个性特色,也就是不同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只有完整而非零散地、深入而非浅表地揭示出这种质的规定性,才算是从总体上把握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如果任意抽出某些因素,便由此断定某一文化体系全是精华抑或全是糟粕,那无论是对文化研究还是对现实指导,均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本章就试图用整体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来考察中西文化,以期对它们的基本精神有一个概略的展现。

 

第一节  自然环境比较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不同于原生的自然界,它是人类为了自身需要并通过自身活动所建构的第二自然,而人的需求与活动能力又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中生成和发展的,因此,要探究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不能不涉及中西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亦即中西文化的生成机制或曰文化生态,这是本章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基本舞台。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的自然环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色彩,而且,人类社会越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就越大。

当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份,并且,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直接起作用的,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因此,不能把自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作用加以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从而得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结论。

那么,影响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条件有哪些特点呢?

1、大河大陆型的地理类别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颇有歧异。大致区分,可按地貌划分为三大区块:一是北部与西部的草原和荒漠,二是中原至江南的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山地),三是东南濒海的狭长地带。三个区块的条件不同,文化的进程也就有了差别。一般说来,空廓的草地便于游牧生活的展开,河谷平原宜于农耕文明的成长,滨海地区则有利于航海贸易事业的兴起。不过,我国东南沿海所面临的是一片茫茫的海天,在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下,我们的祖先自然无法去搞什么环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开发,而只能就近收一点“渔盐之利”。这固然使得滨海地区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心态跟内陆稍有距离,但对比度并不分明。即便是南宋以后渐形崛起的一些“外向型”商业基地,经济力量也很微弱,远不足以形成全局性的影响。于是,草原与河谷就成为我国地貌的两大分疆,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文化传统来。两两相形,河谷平原的条件毕竟更为丰厚,更得民生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于是,古代的文明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人口的重心愈来愈密集于中原以迄江南一带,很明显地表现出河谷的优势。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正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它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海洋民族(如希腊、罗马人),也不同于游牧民族(如古代阿拉伯人)的发展道路,一开始就以农业经济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点,最终演进为一种高度发达,极端成熟的以农为本的文化形态。

2、隔绝封闭性的地理特点

中华民族的祖先,扎根在亚洲东部,旧大陆的东端。鉴于当时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几手全部集中在亚、欧、北非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代中国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世界边缘。从我们的文化发源地向西数去,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仑文化、亚述文化、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一个比一个隔得遥远,在那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彼此之间的交流是很有限的,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更由于我们周遭的地形而得到加强。我国北部是原始森林与大沙漠,西北横亘着几叠山峦,西南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而东南沿海又面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虽有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越新疆,延伸远方的国土,维系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那便是有名的“丝绸之路”,但也行程迢迢,障碍重重,算不上敞开的门户。到了唐宋以后逐渐兴起的海上航运,亦只能循着海岸线转折南下,与外界交流的区域并不宽广。正是由于这种地形和地理位置的阻隔,我们的先人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近乎封闭的宇宙中,很少感受到外界的强力刺激。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与民族迁徙,如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印度,匈奴人入侵欧洲,伊斯兰帝国的大扩张,十字军东征等等,都与我们无缘。邻近一些民族,又大多处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状态,难以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有力的辐射。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在发展上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持续性和稳定性,自具特色,自成系统,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化那样,常要经受异质文化的扰动或混杂。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是基于这一点;而凝固和凝滞的弊病亦是基于这一点。

 

二、西方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

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研究西方文化,会对我们发展自身的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吸收有益的知识。西方文化起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因此,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古代希腊、罗马的自然环境。

1、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

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西海岸地带。该地区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其景象与中国的大河大陆型地貌很不相同。希腊半岛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这两个海又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全希腊地区除北部外,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距海超过了五十公里。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总数在四百八十以上。群山把希腊半岛的陆地分隔成小块地区。由于山阻海隔,希腊半岛分为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三大部分。希腊半岛无大河,只有一些小块的平原。由于境内多山,可耕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希腊半岛的气候虽较欧洲内陆的温和,但夏季雨水少,加以土地一般都不太肥沃,所以农业不像中国那样发达。古代粮食生产以大、小麦及豆类为主,一些地区所产粮食基本不能自给,在城区人口集中的大城邦如雅典等,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输入谷物。葡萄和橄榄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古代希腊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常常输出国外。不少地区产大理石、陶土,还有许多的金属矿藏,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由于海湾深,港口多,给古希腊人的航海、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东南部,又有埃及和西亚与希腊隔海相望,古希腊人吸取埃及和西亚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对后世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希腊文化的发祥地——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南面的最大岛屿,处于东地中海中心的战略要地,多山而肥沃。岛的东部较平坦,有许多小河流,中部有伊达山,西部则是多山的地区。古代克里特岛森林茂密,气候滋润,较易于农作物生长。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北达希腊大陆,南到埃及,东通腓尼基、叙利亚和塞浦路斯,西至西西里和意大利。欧洲第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即兴起于此。它以传说中的米诺斯的名字被命名为米诺斯文化。约自公元前两千年起,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克里特与埃及的交往,促进了它的商业繁荣。在米诺斯文化中,有精美的陶器,华丽的宝石雕刻,在宫廷和房屋里还有装饰壁画。埃及的石瓶、印章及象牙雕刻都输入到克里特,装饰精美的陶器也从克里特运到埃及。克里特式样传遍各岛,也传到希腊大陆。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克里特在许多岛屿建立了殖民地。后来,克里特岛被大陆来的迈锡尼人所征服,岛上大部分重要城市被毁。于是迈锡尼文化又很快传播到整个爱琴海地区。迈锡尼文化与米诺斯文化的关系,就像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关系一样。

3、古代罗马的地理环境

古代罗马国家建立在意大利半岛。半岛上河流众多,古罗马城就建在第伯河南岸。意大利北部有肥沃的第伯河平原,东部的狭长地带,依山傍水,适宜畜牧。西部、南部和西西里岛有一些肥沃的平原,宜于农牧业。其自然条件较希腊优越。

意大利气候好,雨水充足。公元前八世纪,其农业、手工业已相当发达。随着军事征服,特别是当罗马帝国称霸地中海后,海外贸易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意大利商人的足迹遍及提洛岛、巴尔干、小亚细亚和高卢。罗马帝国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在各个被征服地区设置的行省。如埃及和北非一带农业发达,以大量小麦供应罗马本土。高卢和西班牙培植的葡萄和橄榄为罗马积累了巨量财富。莱茵河沿岸的金属、纺织、陶器和玻璃产品行销中欧、不列颠和西班牙。各地城市都是内外贸易的中心。罗马城变成了当时最大的消费城市。罗马的海湾可以出入当时最大的船舶并建有最大的商品仓库。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黑海、红海、印度洋和联系内地的莱茵河、多瑙河等河流,以及贯穿各地的大道,通向阿拉伯、伊朗和中亚的商路,都成为其对内对外的贸易大动脉,带来了罗马帝国的商业大繁荣。

 

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为两种不同主调的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中国以农业耕文明为主调,西方则从一开始就使商业文明占了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社会结构。

 

第二节  社会背景比较

 

一、中国文化赖以滋长的社会背景

1 “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结合

适应于治水需要的“大一统”体制

大河大陆型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的祖先总是“观其流泉”、“度其湿原”,以便“彻田为粮”。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古国。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带来灌溉之便,也招来洪水之灾。从传说中的黄帝以来,我们的祖先就累世同洪水作斗争。但由于氏族部落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不仅不能集中力量来治理洪水,而且矛盾激化时,有些氏族还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来危害他人。为了战胜洪水,继尧、舜之后,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即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则按权力的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的胜利成果。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需要而促成我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

由于人工灌溉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因而氏族公社共同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夏禹曾“致费于沟洫”。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水井、水渠痕迹,即说明当时已有人工灌溉的沟洫系统。周族的先公古公嬗父率众迁到岐下时,“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诗经·大雅·绵》)也是利用公社的组织形式,来划分疆界,分配土地,并动员族人疏导沟洫,组织农耕。正是人工灌溉的需要,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时,公社组织被保留下来,并在公社的外壳下逐步建立了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土地和生产者均不是个别奴隶主私有,而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国家所有。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并一直延伸到整个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

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

水利灌溉虽是公有的,土地经营却是小家庭的事,因而,就生产形式及规模上讲,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里所说的小农经济,是指农业中的个体经济,即以小块土地从事个体劳动的自耕农。这小块土地可以是自己所有的,也可以是租种的。

我国古代的奴隶制,由于民族融合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遗习,“井田制”下的“庶人”,被允许占有小块土地(所谓“一夫百亩”)和少量的农具、家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的情况。这种情形到封建地主经济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土地租佃制度下的农民,身份虽已不同于古代奴隶,但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济形式,始终是构成我国社会经济的基础。

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强固结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结合,固然有利于劳动者的生存挣扎,同时又将他们的生活水平压在最低限度上。因为这种小农经济,无力使用新型工具,不能抵御自然灾害,无法改良和合理使用土地,致使长期生产力低下,只能维持半温半饱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合阻碍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去,独立经营,从而限制了商品经济的拓展。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高级的手工业大多停留在为达官贵人奢侈享乐服务的狭小圈子里,来形成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唐宋以还出现了城市经济,但商品的流通,基本上限于市民范围,广大农村仍是自耕自织,独户经营,未能并入商品流通的网络。商品生产发展的有限性,从而又导致了城市经济职能的削弱。我国古代城市未能像古罗马城市那样普遍形成为联系全国和地区经济的重心,也未能像欧洲中世纪城市那样成为与封建庄园经济相对抗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却更多地起着政治、军事中心和消费中心的作用,成为贵族官僚的统治基地。这又使得城市里的市民社会缺乏有力的组织,市民经济得不到应用的保护,经常遭受封建势力及其激起的社会变乱的破坏与摧残。商品生产发展的有限性,还阻碍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向手工业生产领域的顺利转化,而迫使它们投入土地买卖经营。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更推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延缓了它的历史进程。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农耕文明的繁荣昌盛。

总之,在人工灌溉和人力治水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与分散小农经济的结合,就形成了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结构。

2、宗法制与君权至上的结合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特点是血缘宗法制度与君权至上的结合。

一般而言,社会人群的结合有血缘、地缘、业缘三种方式。血缘即是宗族亲戚,地缘譬如乡里邻里,业缘则是同业结合,譬如作坊行会,血缘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也就是说,无论中西社会,均是以此种结合为先的,但后来文明的演进,中西方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在西方,是国家取代了家族,家与国相分离;在中国,则是家族长入国家,家与国同构。“国家”一词,即是家国一体的标志。同时,这也就形成了血缘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宗法制的内容

形成家国一体的原因乃在于中国社会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中,氏族关系的解体是极不彻底的,血缘机制一直没有遇到足够的冲突得以转换,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社会制度逐步从家族奴隶制发展到宗族奴隶制,建立起“家邦”式的国家。这样,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社会的组织主要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便是社会组织之宗法性质的体现。五伦中血缘关系居三,另外两伦,“君臣”是拟父子,“朋友”是拟兄弟,故广义言之,五伦都可算是属于血缘关系的。离开了血缘宗法制度,我们便无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那么,什么是宗法制度呢?

宗法制度萌芽于夏,形成于商,确立于周。在周代,宗法制的具体内容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的天子,奉祀始祖,叫做“大宗”;大宗只有一个,百世不迁。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封为诸侯,叫做“小宗”。每世的诸侯也由嫡长子世袭,其同母弟与庶兄弟则为卿大夫,诸侯相对于卿大夫来说又为“大宗”,卿大夫则为“小宗”。依次类推,卿大夫之下为士,士下则为平民。这种由嫡长子世袭的制度,在官职上叫做“世卿世禄”制度。

周代的宗法制度体现了专制主义的性质。在宗族内部,大宗统小宗,宗主对族众有裁判权、财产支配权乃至生杀予夺大权。且宗法关系与政权关系混而为一,周天子既是至高无上的国君,又是天下姬姓的大宗主,且分封制的等级秩序又与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相吻合,这样,君权体系与族权体系便合二而一,家国一体。

随着奴隶制的灭亡,分封制也消亡了,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制度也动摇了。但宗法制的基本特征,如皇位的嫡长子世袭制、贵族名位世袭制、父权家长制,以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紧密结合和相互渗透等等,都在封建社会中得以保存,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主要部分。于是,周代的奴隶制宗法制演而成为封建的家族制度。

宗法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异常强大的。

首先,在宗法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和长幼关系。亲族之间的交往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亲族之间的礼节规矩远比别的民族来得多,亲属之间的称谓尤为复杂,汉语中严格区别了叔、伯、舅,也严格区分了婶、伯母、姨,而这两组称谓在英语中都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汉语中严格区分了兄与弟、姐与妹,英语中却无区别;还有“表、”“堂”、“外”、“亲”、“干”、“继”等称谓,进一步区分亲疏远近的关系。

其次,在宗法制度下,宗法组织对族众的要求是“孝”、“悌”,而“孝”(朱熹曰“善事父母为孝”)“悌”(朱熹曰“善事兄长为悌”)二字恰好为二千年来的专制政治奠定了基础。因为由“孝”必然导向“忠”,忠孝观成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它对内则要求孝顺父母、敬顺兄长的修身齐家,对外则要求忠君贵长以求治国平天下,这种宗法制下的君民关系就是“君父”与“子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强调“子民”绝对服从的同时,也就树起了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

君权至上的表现

君权至上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又一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在建立统一的地区经济的同时,也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由皇帝总揽大权的、统一的政权结构。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自称“朕”,一切政事都由其独断,“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始皇本纪》)。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遇有重大国事,皇帝虽召集“朝议”,但最后还是皇帝一人说了算。皇帝集权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核心。汉以后,为加强皇权,还设置了“中朝”,与以丞相为首的行政系统“外朝”相对应,“中朝”都是皇帝亲自选定的地位较低的内部办事人员,由他们掌管文书,参与朝政,有时还授以“中书令”的称号,这些人往往垄断奏章,操纵权柄,逐渐形成了一个宫内决策机构,有时甚至与“外朝”分庭抗礼。“中朝”直接由皇上控制,并只对皇上负责,它的出现使大权更加集于皇帝一人之手。

君权至上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君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区别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从未出现过“神权”压倒“皇权”的“教皇制”。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宗法制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之上的,国家关系,君臣(民)关系只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延伸。人们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纱幕中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完全情感化、伦理化。这种社会心理积淀的结果,是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因而,对于超越现实,企图从彼岸世界去寻觅精神慰藉的神学说教,人们就无从产生热情。加之,以天下人之父自居的君主要直接干预臣民的生活,使自己的权力和威势渗透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也决不会容许超然出世的神权横亘其间,更不会容忍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因此,在宗法制下,无论是民主“共和制”或是“教皇制”均不可能出现。

 

二、西方文化赖以滋长的社会背景

1、城邦制与对外扩张

城邦是希腊历史的关键。城邦的出现,取决于希腊的地理环境。因为希腊大陆崎岖不平,而沿海的一些小块平原,又被难越的关山隔散开来。这些小平原有助于形成天然的政治单位,希腊城邦便在这些范围内一个一个地形成起来,它的特点是小国寡民的规模,当时整个希腊包括数以百计的城邦。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有乡镇,城邦是城市和周围农村构成的整体。希腊城邦中,最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

公元前86世纪,由于铁矿的开采,铁器的制造和普通使用,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希腊人在多山而贫脊的土地上伐林开荒,深耕细作,但仍不能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于是,从公元前750年起,各城邦开始对外移民,这是城邦政治、经济扩张的一种形式。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立即筑城和分配土地,按照希腊本土城邦的形式,建立起新的城邦。在一些新的移民城邦中,又有人外出建立新的移民城邦,在这种广泛的移民活动中,希腊人建立了不少的殖民地,其疆域不断扩大。

移民运动由开始以农业为主转到后来的以商业为主或农商并重,这一转变是与希腊各古城邦转变为工商业中心相关联的。因为希腊殖民者掠夺当地人的财富,强迫当地人为奴隶,给被侵占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却给希腊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这便给希腊奴隶主工商业扩张海外市场准备了资金和劳力;加以掠夺财富增多,使得消费人口和消费水平提高,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更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希腊移民不仅促进了希腊本土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希腊移民城邦一般都带来了母邦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这对于那些文化落后的地方来说,自然有突进式的促进作用,如意大利南部和黑海北岸的希腊城邦就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希腊移民的结果,没有建立起一个大的殖民帝国,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大一统的局面,各城邦对外开放,希腊和东方各国以及希腊各城邦之间商业和贸易联系十分频繁。他们从东方学到了炼铁和铸铜技术,使手工业如冶金、造船和制陶业及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希腊殖民扩张运动从前八世纪起,历时两百年之久。这个划时代的运动使各城邦产生了由于一种共同的血统、语言、文化和宗教而联合起来的觉醒意识,它改变了整个地中海世界面貌,并把希腊文明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去。

在谈及希腊的对外扩张时,还需注意对希腊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马其顿。马其顿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发展起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从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学习,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对东方财富垂涎三尺。继王位后,率兵东侵,征服波斯帝国,在波斯统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他自封为埃及法老和波斯皇帝,定都巴比伦。希腊的神庙、剧场、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以商业和殖民者随着亚历山大的远征而传播于被征服地区。东侵的目的本来在于解救城邦的危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希腊各主要城邦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失去了中心地位,经济地位亦相对减弱。虽然东方的财富、金钱流入希腊,但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他们更多、更直接地吸收了东方的文化遗产,许多对文化有贡献的人物,或是寄居东方或是出生于东方的希腊人,这使得希腊文化的后期,表现出强烈的东方色彩。没落的希腊城邦,终于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被罗马所吞并。

2、选举制与民主政治

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政体中,实行选举制,渗透着民主精神。

雅典战胜波斯并建立海上霸权,主要造海军力量。而海军的成员主要是平民(第四等公民),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人物(即所谓“平民领袖”)伯利克里(前495—前429年)推行雅典城邦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实现了公民各阶层较广泛的联盟。当时,雅典大会是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国家大计。五百人议事会从十部落中各抽签选五十人组成,每个部落所选出的五十人轮流在一年的大约十分之一时间里担当议事会的主席团,处理日常政务,召集公民大会。主席团人以抽签方式每天选出一名主席,掌管国家印信及国库钥匙。另外设有陪审法庭审理案件,陪审法庭的判决以投票方式进行,凡公民皆可当选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国家规定了公职津贴,使贫穷公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有“观剧津贴”,资助贫穷公民参加城邦的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官员是十司令官,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连选可以连任。伯利克里本人就曾多年连任十司令官委员会的首席司令官,成为雅典的最高领导者。奴隶主民主政治有利于雅典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曾指出:“伯利克里时期是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

希腊的民主政治是与其科学精神分不开的,古希腊的君主,一般除了具有武功外,还相当注重科学和知识,如亚里山大一世,就从学于亚里斯多德,很多高级的贵族官员都比较有学识和尊重科学。

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后来的罗马政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古代罗马国家建立在意大利半岛,拉丁人建立了罗马城和其他城市。早期罗马先后有七个“王”统治,通常称为“王政时代”(约公元前8—前6世纪)。当时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氏族。罗马的管理机构类似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都由自己的长老领导。库里亚会议可以选举国王、决定战争、签署死刑等等,是罗马最高权力机关。各库里亚长老组成元老院与国王一起处理国家大事。元老院形式上是国王的咨询机关,但作为氏族民主制代表,具有极大权威。“王”(勒克斯)类似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巴赛勒斯。他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还没有真正具备国王的权力。恩格斯指出:“国王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几乎是专制君主。……勒克斯职位不是世袭的;他大概由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

约于公元前510年,王政废除,罗马开始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共和政体。罗马共和国最高行政权力由两个权力相等的执政官掌握。“执政官”的意思是“共同协议者”或“同僚”。在此之前,世界各国最高长官是没有协议的性质的。执政官由选举产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被贵族把握的元老院。另外,还有属于人民大会性质的百人团会议,开会时就元老院审查过的议案进行表决。罗马共和制到屋大维统治时期改为元首制,开始了罗马史的帝国时期。他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即“祖国之父”的尊称,军事、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一把抓,使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变成了元首的专政工具。

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国家政体,充分地表现出与古代东方不发达的奴隶制政体的不同特征。它彻底消灭了原始公社制残余,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完善的真正的国家制度。贵族寡头专政虽顽强地发生过,但奴隶主民主政治始终是以不可战胜的姿态发生发展着。这里,看不到古代东方那种世袭制和家长式的管理国家的形式,为现代国家开了先河,其民主精神对后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宽泛的自由精神是后来欧洲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基础和滥觞。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士之所以打着恢复希腊传统的旗号,这固然是一种手段,但也说明希腊的民主传统与自由精神确乎是具有革新精神的西方人士所理想和憧憬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