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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长生久视”与“灵魂永生”——中西宗教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  加入时间:2017/1/15 12:00:00  admin  点击:1764

 第四章 “长生久视”与“灵魂永生”

——中西宗教比较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宗教的派系繁多,内容复杂。这里仅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予以比较。

 

第一节    道教与道教文化

 

在中国,有所谓儒、道、释三教合一的说法。其实,儒家关心的是现世生活,其对儒家“道统”和经义的遵奉虽具有准宗教的性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真正的宗教。佛教是地地道道的宗教,传入中国之后,通过“援儒入佛”或“统合儒释”,虽然已经中国化了,但毕竟仍带有浓郁的异域色彩。所以,只有道教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才能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的正宗。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1],“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2]。因此,道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道教的初创与发展

道教产生于东汉,从隋唐到明中叶逐步走向兴盛,明中叶以后逐步走向衰落。

1、东汉末年:早期道教

东汉末年,灾异频仍,民不聊生,直至出现“民相食”的惨景。官吏豪强贪残专恣,荒淫腐败,聚敛财货,万民匮竭。因而社会上流民日众,盗贼横行,各种社会道派便乘机兴起。太学生起而评议朝政,激起党锢之祸,朝廷大肆制造冤狱,压制舆论,粉饰太平。朝廷失尽民心,国人思变,谶言流行,人民盼望新的太平盛世的到来。苦难的人民需要宗教的宽慰,中国道教的早期形式——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便在这个历史时期应运而生。

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打着“黄老”的旗号以《太平经》布道,故称太平道。张角初立太平道,采用符水、咒语疗病的方式布道,奉信“中黄太乙”(即太一神)为最高神,劝人行善信道。经营十余年,徒众达数十万。由于汉末社会危机加剧,“汉行已尽,黄家当兴”的谶言深入人心,张角遂遣第子八人分使四方布道,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纷纷响应,不少人弃卖家财,投奔张角。张角遂置三十六方统属之。张角又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并传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言,道民皆著黄巾,约定于甲子年(184年)甲子日(35日)期会邺城,发动起义,以建立“黄天泰平”的世界。这就是有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持续了20多年终归失败,太平道也随之消歇。

五斗米道则与太平道不同,它在历史上延续下来,蔚为中国道教的正宗。五斗米道是由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创立的。张陵原为沛国(今江苏)丰人,自称是张良的九世孙,本为太学生,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声称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内)受太上老君之命,封为天师之位,得“正一盟威之道”,于是率千余弟子,四处布道,建立祭酒道官制度管理道民,创立天师道,又称正一道。这是中国道教创立之始。张陵亦以符水疗病,传行气、导引、房中等长生术布道;又制定禁戒科律,崇祀“太清玄元”之神,禁祀淫邪之鬼,并传出驱鬼杀鬼的法术,改变道民信鬼怕鬼的心理。他以清约治民,不但救民疾病,又整饬社会风气,深得民心,于是道教盛传。张陵死,其子张衡行其道。张衡死后,天师道势衰,巴郡巫人张修统领的巫鬼道统合天师道,并以天师道的制度改造巫鬼道,给人祈祷治病或入道道资一律收五斗米,故又称五斗米道。张角发动起义,张修率巫鬼道响应,称为“五斗米师”。张角黄巾军战败,益州牧刘焉招降张修,封为别部司马,收编了五斗米师。后张衡子张鲁得到刘焉的信任,被封为督义司马,与张修一起统兵击汉中太守苏固,获胜。张鲁利用其祖、父两代在教民中的威信,杀死张修,夺回教权。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立,张鲁不听刘璋调遣,刘璋遂杀张鲁之母及弟。张鲁遂自立于汉中,朝廷力不能征,便拜为镇夷中郎将,领汉中太守,张于是建立了一个道教王国。张鲁夺回教权,复称天师道,但社会上俗称仍称“五斗米道”,故古书的记载也多将天师道与五斗米道混为一谈。

张鲁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率道民随曹操北迁。而后,天师道脱却在四川早期道教结社的朴素形式,传播于中原的士族社会,其教名始显。

2、魏晋时期:过渡性道教

魏晋时期是由汉末的早期道教,向南北朝时期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发展的过渡阶段。

张鲁降曹后,曹操待以客礼,其五子封为列侯并与曹操结为姻亲,使张天师家族的地位倍受尊崇,天师道于是传入上层社会,并与神仙道合流,成为早期道教通向教会式宫观道教的桥梁。

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是由方仙道和黄老道的方土以及社会上兴起的隐士阶层中的山林隐逸与上层士族天师道道士的结合体。山林隐逸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家长制的宗法强权政治下自我解脱的结果,自周代以后,中国的士人阶层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隐逸传统。魏晋以来天下多变,政风险恶,士族名流少有能自全者,致使山林隐士的人数迅速扩大,这些隐士也兼修道术,成为神仙道士。

魏晋时期的神仙道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相信神仙实有,仙人可学、长生能致、方术有效,因而以长生成仙为教旨。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神仙就是不老不死的人,学仙者特别推崇的是既可长生不死,又可在人间恣情享乐的“地仙”。这实际上是士族名士的现实生活在神仙世界里的延伸,是门阀士族的生活愿望在宗教里的投影。

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晋代的葛洪。他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提出了“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的思想,调和了神仙道教与儒家名教的关系,增强了道教的社会教化作用。葛洪的道教神学理论还剔除了方仙道中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旧规矩,改革了一些弊端,为士族道教走向社会性布道开辟了一条新路。因此,《抱朴子内篇》是一本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道教典籍。

3、南北朝:道教的改革和成熟

从东晋后期到南北朝,全国性道教改革终于普遍展开,一大批新道派相继出现,中国道教的发展进入高潮。北朝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之命清整道教,重建新的天师道。南朝的陆修静和陶弘景,先是沿袭天师道的改革,继而总结三洞经书,将灵宝派和上清派发展到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的水平。

①寇谦之改革天师道。

寇谦之(365448年)出生于天师道世家。早年隐居嵩山石室,服食采药,精修不懈。忽一日自称感召太上老君降临山顶,授他天师之位,并赐《云中音诵新科之戒》20卷(今残存一卷),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魏书·释老志》)寇谦之据此大规模地改革天师道,革除天师道中道官的世袭制,以“简贤授明”的师徒制取代;并治理了道官祭酒任意取人金银财帛、滥上章表、诈造图书仙方的混乱现象,将天师道引向神仙道教的轨道。寇谦之的新教义最重视的是奉守道诫,增加了不少道教戒律,将天师道的道诫与儒家的伦理规范统一起来,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另外,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术助长教内淫风败坏道教声誉的做法,加强了斋醮礼拜等宗教实践活动,规定了详细的礼仪程序,从而提高了天师道的宗教素质。

改革初见成效后,寇谦之又托称感召老君之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临嵩岳,将寇名列仙班,并授《图录真经》六十余卷(已佚)。寇在此书中,重新编造了道教神仙的谱系,对诸神的坛位、衣冠、礼拜仪式也作了等级规定,这实际上是将世俗的士族等级制投影到神仙世界,加强了道教的封建伦理化。他否定了三张的“租米钱税”之制以后,建立由士族和朝廷提供资助的道馆,使天师道的经济来源发生变化,向着由朝廷敕给馆户(即为道馆服役的隶户)、设“道正”管理的官方道教过度。

②陆修静弘扬道教

陆修静(406477年)少慕神仙道教,精修不缀,功力颇高;又云游名山仙洞,搜寻道书。奉宋明帝之命于崇虚馆整理道书。一生著述颇丰,对道教的发展贡献颇大。他将道教各派的经典进行统一整理,删订增修,甄别条理,分为“三洞经书”: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后来梁初的孟智周法师在三洞之外又加四辅:太玄部辅洞真,太平部辅洞玄,太清部辅洞神,正一部总辅三洞。这种“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书分类法,便沿用至今。

陆修静的另一作用是利用自己的威望将上层天师道和南方盛传的经箓派道教(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融汇到一起,并区分修行次第,形成了一种按道阶修行的统一的经箓派道教。在道阶次第中,品级最低的是正一派(由张陵《正一盟威》道书而名),派内又分正一弟子(或盟威弟子)、正一道士、正一法师(即原天师道的祭酒)等道阶。庶人学道,先做正一弟子,受正一派经箓,依次再升为三皇弟子、灵宝弟子,最后授以最高的上清派经箓。所修斋仪也是将正一派的指教斋、涂炭斋与三皇斋、灵宝斋、上清斋融汇在一起分别品位。另外,陆修静还根据南朝士族天师道设置静室、道馆进行宗教活动的现状,推进道馆制度,建立成熟的宗教组织形式。这些道馆,经济来源已不再是向道民征租米,而是依赖官僚贵族的布施,朝廷的敕赐,自己隶属的田产和馆户等,道士按道阶在道馆中进行宗教活动。这样,教会式的宫观道教便形成了。

4、隋唐五代:道教的繁荣和国教化

南北朝的道教取消了道民的租米制而在经济上依附贵族王权,这一方面使道教脱离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成为“脱离红尘”的职业化、贵族式道教,从而断绝了道教成为全民式宗教的可能性;另一面,也使道教与朝廷政权连在了一起,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早期的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言形式意欲自己夺取天下,隋唐五代的道教则转变为以推知谁为“真命天子”为目标而极力辅佐之。

周武帝宇文邕死后,道士张宾、焦子顺预言国家将变,杨坚将行禅代之事,便向杨坚密告符命,杨坚便代周自立为隋,道士由此而受到重用。隋末豪强并起,群雄逐鹿,道士遂在群雄中预选未来的帝王。于是又传出谶言: “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李轨等皆言自己应谶当为帝王。然而道教中的著名高道却将谶言应在李渊、李世民身上。曾劝杨坚自立的张宾,焦子顺,此时见隋朝的大势已去,亦言李渊“当为天子”。茅山道士王远知更向李渊密传符命,并预言秦王李世民当作“太平天子”。李唐立国后,皇室便公然尊老子为“圣祖”,道教的祖师成为李唐皇室的“圣祖”,政教联成了一体。加之在“玄武门之变”中,佛教徒支持李建成,道教徒支持李世民,李世民的获胜更决定了道教压倒佛教而成为国教。武则天以周代唐,自称是弥勒佛化生,贬低老子,规定佛先道后,佛教势力曾一度膨胀。唐玄宗执政,又恢复旧制,并下诏明文规定道教在儒、释之上,老子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他还亲自注释《道德经》,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四子书改称“真经”,又设崇虚馆,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建立“道举”制度。唐玄宗还亲受道士法箓,唐代的一些公主亦出嫁为女冠(女道士),朝中大臣如贺知章等请度为道士,使得唐代修道求仙之风弥漫,道教亦达到全盛时期。五代十国道教的地位虽有起落,但仍旧受到尊崇,如周世宗礼敬华山道士陈抟,燕主刘守光以道士刘海蟾为相等。

中国道教经过唐代的国教化阶段,道教与国家的上层建筑融为一体,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其经戒法箓的传授制度已趋完备,科律严整,斋醮仪式健全,加以“重玄”[3]哲学的流行,将道教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

5、宋元:道教的繁衍和创新

在宋元的四百多年中,道教进入一个不断繁衍、创新的发展阶段,其发展变化的表现就是:其一,神仙道教中金丹派(外丹黄白术)衰落而内丹学升起;其二、全真道的创建并流行全国。

有宋一代,道教的盛行有过唐代。宋太祖赵匡胤夺天下于幼儿寡妇之手(柴荣与赵还是结拜兄弟),需要用道士的符命来神化自己为真命天子;宋太宗赵匡义弟继兄位,也需要制造玉皇大帝的辅臣“诩圣”降言的神话来平息社会上“烛影斧声”的私议。宋真宗赵恒更有意思,在军事上惧怕辽国,主动纳币屈辱求和。为争回面子,听从宰相王钦若之言,假造天书,一次降于承天门的屋顶上,一次降于皇宫,再一次降于泰山。于是宋真宗便奉天书之命率群臣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仿唐高祖尊老子为始祖的做法,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后又称梦中得玉皇大帝之命,编造了一个道教神赵玄朗为自己的祖宗,说赵玄朗即为轩辕黄帝的化身,于是大建道观,在全国掀起一场崇道狂热。宋徽宗赵佶更是直接兼任全国的教主,自号教主道君皇帝。泰州道士林灵素编造说宋徽宗是玉帝长子神霄玉清王转世,蔡京、童贯亦是仙伯、仙吏,宠妃刘氏也是九华玉真安妃转世,自己原是仙卿。宋徽宗大喜,更加崇道。并建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以考试成绩授以道官(有元士、高士、上士、方士、居士等名号),最高的道官称“金门羽客”,可以带金牌出入宫禁。最可笑的是,在金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还让道士郭京之辈靠斋醮和六甲神术抗御金兵,结果自己身着道袍父子双双成了金人的俘虏。如果说隋唐的道士依附皇家得宠,还经过一番对于天下形势的苦心分析和竭力辅助的话,宋代的道士则全靠阿谀奉承得宠。北宋的道教对国家大事危害匪浅,一些有识之士便意欲改造新道教。

元代的道教失去了国教的地位,但因此也使道教中的某些人能够进行反省和改造。元世祖忽必烈在灭宋之先,曾遣使入龙虎山密访第35代天师张可大,张以“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的预言报之。忽必烈统一天下后,故仍然重视道教,命张可大之子第36代天师张宗演主领江南符箓。此时的师道除修原来的符箓咒语、斋醮修炼之术外,增加了内丹术(静坐、导引),否定了房中术,这样便改造、丰富了天师道的内容,提高了经箓派道教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是全真道的创立。全真道创立于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金人铁骑南下,南宋称臣议和。北方汉人眼见复国无望,国破家亡的隐痛促使他们到宗教中去寻找慰藉。当时北方创立了“太一教”、“大道教”等不同的教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是王喆,其嫡传弟子邱处机掌教期间,全真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邱处机审时度势,看破了金与南宋必为蒙古人所破的趋势,不奉南宋和金人之诏,而奉了远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诏。邱以70高龄,率18弟子,跋涉数万里,经数十国,历时四年,在西域雪山行营见到成吉思汗。邱以道教清心爱民之旨劝谕成吉思汗戒滥杀,深得成的敬重,尊之为“邱神仙”。邱回燕京,成吉思汗给他掌管道教、自由收徒布道、免差役赋税的权利。当蒙古铁骑践踏中原时,很多人无路可走,便避入全真道门下修道避祸,由此,全真道团迅速扩大,随着元朝的统一,全真道也传向了全国。

宋元道教的最大特点是修持方法及道教教义的根本转变。①就修持方法而言,以前的道教是修炼丹药,服食丹药以求不老不死。宋元道士们则强调内丹,认为“长生”就是延长生命,以提供修道的时间,只有炼成永存之元神,与道融为一体,才是修炼的目标。即传统的修生延年炼养之术,只不过是引人入道的舟楫,长生不是形生死,唯有元神万古春,只有超脱生死,才能体道合真,达到仙人境界。②就教义内容来说,全真道强调儒、道、释三教的结合。王喆就劝人诵《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他认为“教虽三分,道则唯一”,“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已利人为宗。全真道还有严格的出家住庵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义教制,使道教呈现了一派新面貌。

6、明清:道教的衰落和世俗化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没落,道教也走向了衰落。

明太祖朱元璋是依靠白莲教、摩尼教(明教)之类的民间宗教组织的帮助登上皇帝的宝座的,为防止别人故伎重演,他解散白莲教和摩尼教,并严格限制道教和佛教,规定四十岁以下的人不准出家,出家人全部集中于府州、县城,限定人数,由政府统一发放度牒,“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结有司”,若于深山老林修道参禅,一二人为伍可以听之,“三四人勿许”。如此严格的限制,道教不仅失去了国教的地位,并由此走向了衰落。

朱元璋的第九子朱棣夺了侄儿的皇位后,情况则有了变化。为了消弭自己的不安心理和社会的物议,他暗示自己是“真武转世”(即玄武大帝,主北方),在武当山大建真武殿,并多次下诏寻访“活神仙”张三丰,重用道士陶仲文。明代的世风日下,社会趋利若鹜,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都在为谋取现实的利益而孜孜以求。反映到宗教领域,那种钻研经书义理、清修苦行的风气几乎不见,代之而起的是,儒生仅热衷于以八股文通过科举考试猎取官禄,僧人则用简单的三界轮回、因果报应等劝善说教化取布施,道士则只以占卜推命、疗病禳灾、黄白丹药之类方术谋生。被重用的陶仲文之流,则仅是以符水治妖祟和献房中术而得宠,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而总三孤,并与大学士严嵩结为一党,一时间权势熏天。皇帝以丹药淫乱宫中,达官贵人竟相效之,道教几乎成了丹药和房中术的代名词,其内丹修持的高雅清操全被追求极端享乐和肉体刺激的情欲所淹没,全然走向了世俗化。这就是《金瓶梅》之类的小说之所以出现于明季的缘由。

明亡清立,清朝仍对宗教实行严格的限制,大清律严禁道士“跳神驱鬼驱邪”,“聚众拈香”,“聚会念经”,道士只能靠香火谋生,更加速了正统道教的衰落。与此同时,民间秘密小宗派则又是大肆发展起来,并与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结合,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反清势力。

以上是道教发展的大致轮廓。

 

二、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

道教产生的思想渊源十分复杂,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个方面。

1、古代的巫术鬼神思想

我国的古代先民,视日月星辰、江河山岳、祖先为神灵,对它们进行崇拜和祭祀,逐渐形成了天神、地神和人鬼的神灵系统。殷人认为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巫师可以交通鬼神,能降妖,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等。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尚重巫,《楚辞》中多有巫觋降神的描写。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巫风,是道教的一个源头。

2、神仙传说和方术活动

神仙传说多出自楚文化与燕齐文化。在《庄子》和《楚辞》中有不少关于神仙的言论及生动浪漫的神游故事。燕齐地处海滨,海市蜃楼的幻想,航海探险的神秘,助成了三神山(蓬莱、方丈、昆仑)的传说。这样,在燕齐一带,出现了各种神仙之士,他们鼓吹成仙的方术以骗取利禄。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都曾寻求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不死之药,汉武帝亦梦想成仙。这些活动后来转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神仙方士后来便衍化为道士。这些是道教外丹派的直接来源。

3、荆楚文化中的道家哲学

《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以后,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巫术神仙方士,均依托于《老子》的学说。五斗米道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唐代尊称《老子》一书为《道德真经》,《庄子》为《通玄真经》,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皆为道教尊神(真人)。

4、谶纬之学

阴阳五行思想起于先秦,从汉代董仲舒开始便以这种思想解经,逐步形成了谶纬之学。“谶”的本义是应验,凡“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之书便称为“谶书”。纬的本义是纺织品横线,因儒家典籍称“经”,因而用谶言神学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就叫“纬书”。汉代的谶纬之书并不讲一般的因果验证,而是专门“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如《孝经纬·授神契》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告备于天。“天降宝玉,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字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暗指刘季(即刘邦)得天下乃神之旨意。王莽篡汉,刘秀登基,汉儒亦编造谶纬之言以暗示乃为天意。从西汉末到东汉初,谶纬之学盛行,儒生与方土合流,以阴阳五行推验灾异祯祥,道教融合谶纬思想,成为方术的内容。

5、汉代经学思想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大讲阴阳五行和臣民协调,五斗米道张鲁作《老子想尔注》,也提倡忠孝仁义,晋代葛洪亦说求仙“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的天师道以礼乐为首……。道教以神仙思想引诱道士出世,而又以儒家思想赋予道教以现世精神。这些思想都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来源。

 

三、道教的经典与教义

1、经典

道教初创时的经典并不多,除奉《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外,重要的还有《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后来,为了阐发教义,并与佛教相抗衡,造经日多,以致卷帙如山。作为道教经典汇集的《道藏》,总计有5485卷。但一般的道士仅以《道德经》为必须习诵的功课。

2、教义

①追求人人安居乐业,没病没灾,没有战争的太平世界。就道士个人的境界来说,则是得道成仙,过上仙人的生活,太平道的信徒们总是为此奋斗终身。

②道教追求乐生、重生、长生不死。张鲁的《老子想尔注》即把《老子五千文》中的“天大、地大、王亦大”改为“天大、地大、生大”,认为“生”比“王”重要。《道藏》的首经《元始无量度人经》也强调“仙道贵生”。

③我命在我不在天。即自己寿命的长短不是靠天决定,而是靠自我修炼。

④万物有灵论。道教是多神教,最高神仙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以下有36天帝,及大明、夜明天神,北斗之神,五星五行之神,风雨雷电之神,四海诸神,城隍土地之神等。

3、被称之为“瑰宝”的内丹仙学

有人认为道教的内丹仙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是古代道教学者探究宇宙法则和人的生命科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以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返自然的大道为目标。内丹学同时又是一套探索人体奥秘的实验程序,内丹家认为,性在心,命在肾,性命就是神炁(气),人如能性命双修,返本还元,体道合真,便能达到绝对虚无、永恒的仙人境界。

根据内丹仙学的观点,人体是一个小天地,它是整个宇宙大天地的缩影。在没有天地之先,整个宇宙处于虚无的绝对永恒状态,这具备了“道”的特征。尔后道自虚无中产生一炁,称为道炁(亦名真一祖气),为先天气。宇宙在鸿濛未判、阴阳未分、动静未施的浑沌状态中,虚极静笃,先天气静极生动,阳浮为天,阴降为地,阴阳交合而生人。那么,人体生死也与天地生成的规律相一致。父母初交,于恍惚之中合成一炁,为先天气,产生人体的生命。母腹中的胎儿形似人而未具,神炁未判,是为人道的“第一变”。直至胎儿渐长,心肾生出,神炁已分,性命将立,十月期满,脱胎而出,先天气藏之于脐而后天气呼吸于口鼻,先天神藏于心,发而为后天思虑之神,此为人道的“第二变”。人逐渐生长,阳生阴消,到16岁,精、炁、神达到全盛时期,相当于十二消息卦中的乾(    )卦,是为人道的“第三变”。内丹家将人体的精、气、神分为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和后天的淫泆之精、呼吸之气、思虑之神(识神)。人出生之后,先天的元神退位,后天的识神用事,靠呼吸之气维持生命;16岁以后,年龄渐增,情欲萌生,妄念不停,劳神伤精,男女交感又泄有形之精,于是阴长阳消;至64岁,元阳耗尽,相当于十二消息卦的坤(    )卦,人便衰老而死。内丹学家发现,宇宙间万物都有一个从生到灭的过程,唯一可以永恒不变的东西,只有虚无。天地可以崩坏,唯有虚无不会崩坏,因为虚中无物,无质无象,虚无就是道。从“顺”的方向看宇宙演化规律,是由道生先天一炁,一炁生阴阳,阴阳生天、地、人三才,三才再衍生出宇宙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内丹学家追求与道合真,便进行宇宙的反演思考,认为宇宙的演化是可逆的。内丹仙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从“逆”的方向由后天返回先天的永恒状态,从而达到与道的一体化。内丹家从“逆”的方式进行宇宙反演,总结出顺则生人生物,逆则成仙成神的规律。他们要通过修炼内丹发掘人体潜能,阻止人体的熵效应,使人的精、炁、神凝结为一而高度有序化,变回胎儿的先天状态。内丹学将这个人体实验程序称作“三关修炼”:“百日关”(初关)使人的精和气凝结为炁(炁为精气合一之代号),使精化尽而只剩下炁和神,这是“三归二”的过程;“十月关”(中关)使炁炼为神,是“二归一”的过程;“九年关”(上关)使神还为虚,达到内丹的最高境界。在这一内丹修炼过程中,人体也沿着逆的方向从人道的“第三变”逐步返回到“第一变”,再从“第一变”返回到虚无之位,内丹就修成了。“顺则生人,逆则成仙”的原理突出了从逆的方向返本还元的思想,丹道的要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在人体内模拟宇宙反演的过程,将性命还归为虚灵的元神而融入宇宙精神之中,上升到“道”的境界,这就是内丹学的基本思想。总之,内丹功法是一套探索人体奥秘的实验程序,这也许是研究人体科学的一条途径,或许也是内丹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四、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1、道教与政治思想

道教依附于政治,神权服从于皇权,统治阶级常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道教首领对封建政治也有重大影响,如南朝道士陶弘景虽隐居茅山,梁武帝有关军国大事仍派人去咨询,陶因之被称为“山中宰相”。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为封建君主提供了精神支柱,从秦始皇、唐玄宗、宋徽宗到嘉靖皇帝,都想长生不死,派人四处求仙求药。再者,道教的太平思想又多次被农民起义所利用,作为反抗封建朝廷的武器。道教的多神崇拜,使广大农村神庙林立,对民间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道教与文学艺术

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无论是文人创作的文艺或是民间文艺,以宣传道教教义及神仙出世思想为主旨的作品均有不少。民间文艺如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等许多动人的故事广为流传。文人的创作如葛洪、李白的游仙诗、元杂剧《张天师夜祭辰钩月》,明清四大奇书亦反映了明显的道教思想,《聊斋志异》借鬼神狐怪讽刺现实,多取材于道教仙话。

3、道教与民俗文化

道教在文化素养较低的市民和广大农村广为流传。天灾疫疾、斋醮祭祀、求福免祸、丧葬礼仪等多请道士诵经修词,超度亡灵;春节以道观为基地举办庙会。清代北京,正月以白云观为中心举行燕九节。旧时扬州地区,二月过土地生日,三月过东岳生日,四月过神仙生日,五月过关帝生日,六月过药王神生日,七月半过鬼节,八月过灶君生日,皆要举行庆仪。很多行业也有自己崇拜的神,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刺绣崇妃绿仙女,墨匠崇吕祖,剃头匠崇罗祖大仙,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养猪的崇姜子牙等。

4、《道藏》与医学、化学

《道藏》不仅是道教典籍的汇集,还容纳了其他各类学术著作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道士为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和吸取中医的成果,极重视养生健康和发展医学。许多道士就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就是中国第一部急诊手册;陶弘景的《本草经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等均是十分重要的医药书。中国的传统气功多来自道教的内丹学,内丹学强调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由虚合道,气功就是其中的积精气之学,以吐故纳新,养气守静为主旨。道教讲求炼丹,其中的外丹黄白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道藏》的许多外丹书为中国古代化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道教武术在中华传统武术中亦是独树一帜,武当功夫更是闻名于世。

近几十年来,道教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北美洲、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研究道教的学者和组织,也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上个世纪70年代,巴黎出版了《道藏通检》,为研读《道藏》提供了方便;日本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道教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

 

第二节    基督教与基督教文化

 

一、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演化而来的,但犹太教教义太狭隘,它认为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恩惠只加给自己选中的犹太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受苦受难的人们为适应自己的需要,将犹太教加以改造和衍化,于是产生了基督教。

公元一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地中海成为它的内陆湖,罗马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便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的降临上。一世纪,罗马统治下的东方地区开始出现传道者,说上帝之子耶稣在巴勒斯坦传道,教人要忍受痛苦,死后可升入天堂。这一教义很快从西亚传到埃及、希腊、罗马及欧洲和北非地区。新产生的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没有民族界限的,能够吸引罗马帝国各种受苦受难者的宗教。早期的基督教教徒都是罗马帝国压迫下的下层群众,无力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获得解放,只能将渴望转移到宗教的激情上。

基督教的产生是与当时现实的阶级关系、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分不开的。它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4],是“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5]

早期基督教吸收和继承了犹太教《旧约》中关于天堂、地狱、灵魂不死、神人出生的传说以及犹太教的教会形式与礼拜仪式,同时也吸收了某些东方古老宗教的仪式以及希腊唯心主义哲学所鼓吹的柔顺、弃世、禁欲等宗教式教条。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和法律思想具体表现为十诫,它对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毫不区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因而成为世界宗教。《保罗书信》中提出,基督之所以出世,不仅是为了安排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安排人类的命运。它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对各民族信徒一视同仁。恩格斯指出:基督教“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6]

早期基督教是有进步性的宗教,后来,由于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富有者和上层分子也开始入教,有些教会逐渐拥有较多的财富,教会领导人的社会成分也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反抗压迫,而是向罗马皇帝和统治集团说教,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再后来,基督教与政权接触,统治阶级利用它,并把它的教义渗透到哲学、史学、法学、文学与艺术中,基督教发生质变。

 

二、耶稣其人

基督教是信仰上帝和“救世主”(上帝之子)的宗教。耶稣,希腊语叫基督,希伯来语叫弥赛亚。耶稣为拯救人类的苦难而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降生。因此,基督教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关于耶稣,两千年前的地中海东岸一带的犹太人中间曾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

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个少女叫玛利亚。她已经订婚,但是没有出嫁就怀孕了,她的未婚夫约瑟很想解除这个婚约。一天夜里,约瑟做了一个梦。梦中,上帝的使者对他说:“玛利亚的孕是受上帝圣灵感动得到的。她怀的是上帝的儿子,名叫耶稣,是来拯救世上百姓苦难的。”(耶稣的原意为“耶和华[]拯救)约瑟相信了这个梦,把玛利亚娶了过来。不久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就取名叫耶稣。

耶稣出生之日,有一颗明亮的星星降落耶路撒冷城,东方有几个博士看到以后,不觉高呼起来,“救世主基督降生到人间来了。”

根据犹太教的教义,世界是上帝耶和华在七天内创造出来的:第一天创造天、地和白天、黑夜;第二天创造空气和水;第三天创造树林、蔬菜和瓜果;第四天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创造鱼、兽和各种动物;第六天按照上帝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第七天休息。上帝看到人类的苦难太多,准备派他的儿子——救世主基督来到人间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基于这一信念,博士们就兴冲冲地到城里去向玛利亚祝贺。不料耶城区的统治者认为这是蛊惑人心,为彻底铲除隐患,竟然下令将城里2岁以下的儿童全部杀掉,约瑟和玛利亚只好带着耶稣逃到埃及。一天,耶稣来到约旦河边,一个叫约翰的教士一面口诵经文,一面把耶稣浸到水里,行了个洗礼,于是接受了上帝的圣灵。从那以后,又经受了种种考验,如连续四十天不吃不喝等等,终于头上出现了一轮巨大的灵光圈。从此便以上帝之子的身份,到处传教,收了不少门徒。门徒越来越多,耶稣登上高山向他们训话:“你们听着,凡是虚心的人都是幸福的,天国将属于他们;凡是和睦的人都是幸福的,他们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凡是被人辱骂、被人欺凌的人都是幸福的,他们死后将在天上得到赏赐;凡是仇恨别人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他还强调说:“要爱自己的仇敌,不要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再把左脸送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再把内衣送给他拿去……。”

传说中还有很多关于耶稣的神迹。如一个麻疯病人来朝拜他,他伸手一摸病就好了;门徒彼得的母亲发高烧,他伸手一摸高烧就马上退了;他同门徒去航海,大风大浪把船差点打翻,他喝斥了一顿,海浪马上平静;他拿了几个饼不停地掰给众人吃,几个饼让几千人都吃饱了,剩下的碎饼还足足装了几篮子。

后来,耶稣带了十二门徒又回到耶路撒冷,一边传教,一边给人治病,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多,官吏和祭司嫉恨他,想要杀死他。十二门徒中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将耶稣出卖了。那天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共进晚餐,席间说,“有人出卖了我”。这就是所谓的最后晚餐。第二天,耶稣制止门徒的反抗,自己束手就擒,受尽了打骂和侮辱之后,同两个强盗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耶稣又复活了,人们赶来朝拜他,他对人们说,“只要你们遵照我的吩咐去做,我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尔后,耶稣飞升上天,坐在了上帝的身边,他的门徒继续在人间传播他的福音。

耶稣复活的一天,是在春分月亮圆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就是现在基督教的“复活节”,又把耶稣的生日(1225日)作为“圣诞节”。

耶稣是否实有其人,这在西方文化史上已是争论多年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更多的意见认为耶稣是实有其人的,他的神迹则无疑是后人的臆造。但有关耶稣的神话,也确乎反映了基督教是起源于下层人民。

 

三、教派、教阶、教仪

1、教派:基督教的教派可用下表说明

 
 

 

 

 

 

 

 

 

 

 

公元395年,罗马分裂为东西罗马,宗教亦因政治上的各自为政而分裂,两派为争夺大主教的席位而各不相让。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迈色路拉里乌与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因争夺教会权力,双方革除对方的教籍,从此,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教会则自称公教(即天主教)。

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有高出其他主教的地位和权力,教义信条也与天主教略有分歧。中世纪时,正教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俄国。沙皇把它定为“国教”,号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18世纪后,东欧有些国家的正教也宣告在行政上对君士坦丁堡独立。独立后的东正教会主要有君士坦丁堡、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国等。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罗斯正教正式派传教士渗入中国,并在中国北部一些地方建立东正教教会。

以西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为罗马公教,有时也称为“旧教”,以区别于基督教“新教”。1582年(明朝万历年间)罗马公教由意大利传教士传入中国,中国信徒把上帝称为“天主”,故称天主教。

天主教除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声称教皇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可以代表天主对人定罪或赦免罪恶。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教皇的权力超过世俗的皇权。

新教为基督教的一派,在中国称基督教,或耶稣教。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教派。新教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自由地解释《圣经》。它对天主教的传统教义作了一些删除,例如,不承认炼狱(即涤罪所),不承认变体论(即认为弥撒仪式中经神父祝圣后的饼和酒会真正成为耶稣的身体和血),反对尊玛利亚为圣母等。主要教派有路德教派、加尔文派、圣公会派等。新教主要分布于英、法、德、美、瑞士、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2、教阶制

教阶制是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度和管理体制。它萌芽于公元23世纪,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阶制参照帝国的官阶制度而逐步完备,到中世纪定型。它大致由主教、神父、助祭三品位组成。主教品位又分为教皇、枢机主教、宗主教、都主教、总主教、一般主教。枢机主教又称红衣主教,是天主教最高主教,由教皇直接任命。都主教是负责京都或大都市的主教。总主教俗称大主教,负责一个省的主教。一般主教通常是负责一个教区的高级僧侣。神父又称神甫或司铎。助祭主要指一般的修士、修女、牧师等,是修身为教会服务的传教人员。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的最大的国际团体,有很严密的组织。教阶中,教皇自称是天主教的最高首领,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教皇由枢机主教中产生,终身任期。罗马教廷设在罗马西北的梵蒂冈,组织形式采用封建君主制,统治着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有天主教会的国家都划分为若干省、教区,由上述神职人员进行管理。

3、教仪

东正教和天主教都主张教徒参加宗教仪式,做所谓“七件圣事”:洗礼、圣体血(或圣餐)、坚振礼、告解、授圣职礼、婚配礼和终傅。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告解和终傅。

洗礼是基督教的庄严仪式,一般在婴儿后脑壳上滴几滴冷水,或将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片刻。水被认为能洗去婴儿身上的大罪并由圣子代为承受。这种大罪是在父母想生孩子前犯下的,洗礼可使婴儿或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得到赦免,否则,上帝不准地进入乐土。洗礼一般是在复活节举行,受洗者在水中浸入三次,然后穿着新的白衣服到主教面前,由主教用圣油在受洗者额上画一个十字,口中念道:“以圣父圣子及圣灵之名,平安和你在一起。”受洗者再步入教堂,举行第一次接受圣体血(圣餐)的仪式。

告解包括忏悔、告罪、补赎三部分。举行这种仪式时,由教徒向神父告明对上帝所犯的罪过,并表示忏悔,神父对教徒所告的罪则应绝对保密。

终傅是教徒临终时,神职人员用加入香液的橄榄油敷在病人的耳、眼、鼻、手、足等处,并念一段祈祷经文,以此赦免一切罪恶和临终前的痛苦,安心去见上帝。

教徒在各种仪式结束时,总要齐声说“阿门”,意为“真诚”或“诚心所愿”,即表示希望一切祈祷都能得到上帝的保佑,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

 

四、经典与教义

1、经典:《圣经》

《圣经》包括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和基督教特有的经典《新约》。所谓“约”,指“盟约”或“约法”。基督教认为,上帝通过摩西所传的“律法”是上帝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定下的第一约法,以“公义”为本,但因以色列人后来背约遭罪,上帝结束前约,并遣圣子基督取了人的形式降临世上、施行救赎,另立“新约”,前约即为“旧约”。《圣经》成书时,《旧约》记载的都是上帝在以色列人眼中的作为和性格,以及古代与犹太人有关的一些民族的历史,而《新约》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教训,以及他的门徒的活动和思想。新教教会通用的《圣经》为66卷,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

《旧约》分为四部分:《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诗文集》。《律法书》又称《教诲书》,共5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都编于公元前444年前。相传这5卷是犹太创国英雄摩西受天命而写成的,故通称《摩西五经》。它是《旧约》中最核心的部分。《历史书》12卷,记述了以色列民族形成的历史。《先知书》16卷,包括史书和预言,是犹太教先知讲道的书。《诗书集》共6卷,主要是诗歌和小说,这些书的作者较多,其中以大卫和所罗门为主。

《新约》包括三部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书信体教义著作;启示书。《福音书》4卷,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分别由十二信徒中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人写成,总称“四福音书”,其基本内容为记载耶稣生平与教训。《使徒行传》1卷,叙述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教会,以及彼得、保罗在地中海沿岸的传教情况。《书信》21卷,包括使徒保罗致各地教会的13封书信,故又称《保罗书信》;另有他人的8封信。这些都是教义著作。《启示书》1卷,用形象化语言描写天地末日的景象,预言罗马终归倾覆,末日审判和新天地终将自天而降。

天主教和东正教一些教会使用的《旧约》要多一些,如《多比传》、《犹滴传》、《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巴录书》、《马加比传》等,这些内容不见于希伯来文《旧约》,故新教一般称之为“次经”。

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全世界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人数约有15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弱。信徒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其对人类的影响极为深广。

2、教义:基督教各派共同信奉的教义主要有四点。

①三位一体说。基督教宣称,上帝是由圣父、圣子、圣灵组成的三位一体。上帝是圣父,是“天地的全能的创造者”;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称为圣子,也是上帝的“道”;“道”通过玛利亚圣母感受圣灵,降世人间,传播福音,并通过自我牺牲以拯救世人。“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它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造和管理天地万物的主。

②原罪与救赎说。《圣经》宣称,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吩咐,偷吃了伊甸园知善树上的智慧果,犯下了罪。因此,罪性是人的本性,人类的始祖犯了罪,这种罪代代相传,所以人一出生就是罪人。人类既然有罪,就必须容忍一切苦难,只有信仰耶稣,才能使灵魂得救。

③天堂、地狱说。基督教认为,只有一切服从上帝的安排,死后的灵魂才能升入天堂,否则就要被抛入地狱。信在现世,见在彼世,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质。他们把天堂描绘成“黄金铺地,宝石盖屋”;“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官能都有相称的福乐”,是一个极乐世界。地狱则到处都有不灭之火烧人,蛇蝎咬人,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无尽的折磨,可怕到了极点。“天堂地狱说”与“原罪说”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解脱罪恶,只有对上帝诚爱、顺从,加入地上乐园——基督教会,才能获救,才有进入“天堂”的希望。

④逆来顺受说。《圣经》教人要“爱人爱己”,“要爱你们的仇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以维护和巩固现有秩序。

基督教的教规及理论,来源于古犹太教的“十诫”,即所谓“八不二要”:(1)除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2)不可造拜偶像;(3)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4)要守安息日为圣日;(5)要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10)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

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规范,都是反映并调整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在基督教眼中,上帝与人是善恶的两极,上帝是绝对的善,人是绝对的恶,人必须信仰上帝才能获得完善;人只有遵守基督道德伦理要求,才能在“最后审判之时”作为升入天堂、打入地狱的根据。

 

五、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赵复三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中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基督教文化加强了欧洲统一的意识

欧洲统一是今日西欧人的一种强烈意识(如“北约”东扩,“欧元”作为统一货币的使用等),欧洲内在的一致性在于欧洲各国文化都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从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崩溃,到法兰克王国的形成、壮大,到查理曼帝国分裂为德、法、意,其间经历过日耳曼人的入侵,唯一剩下的是成为帝国精神影子的基督教。后来由于新大陆的移民与文化交流,在北美洲、南美洲及太平洋文化中也能看到基督教的影响。

2、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法学的传统

基督教的法律如“摩西十诫”是继承犹太教的经典,按照犹太教的法规,任何人违反十诫都要被处死。它是欧洲中世纪法律、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古典时代罗马制订的著名的《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即被日耳曼人所抛弃。整个中世纪,教会法规、《圣经》释文便是法庭判案的依据。1113世纪政教之争,为了阐述自己的权力高于对方,双方都需要各自的法学家,于是又将《罗马法》重新复活,以它为依据制定其国家法。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完善为民法,这对西方法律和政府机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基督教对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

基督教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已成为全社会的节目;公务人员就职或在法庭上作证,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大小城市与乡村,教堂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神职人员成为社会精神方面的领袖;人们常以《圣经》人物命名,男的如大卫、彼得、约翰、保罗,女的如玛利亚、伊丽莎白、撒拉、依斯玛等。总之,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从思想言行到日常生活,无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中西宗教比较

 

凡宗教均表现出对神的崇拜,这是中西宗教所共有的特征,但对神的认识和崇拜方式却又是各不相同的。

 

一、神道设教与上帝信仰

1、中国:实用理性的“神道设教”

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中国文化具有浓郁的现世精神,因此,在对神的崇拜上也具有浓郁的为现世所用的实用理性。《周易·观卦》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这句话似乎点出了中国宗教的一个根本特点。本来宗教偶像都是人设的,但并非所有的宗教创始人或圣徒们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以神道设教”。释伽牟尼在菩提树下彻悟成佛,穆罕默德在梦中受大天使的感召而成为真主的使者,他们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神秘感受,这种神秘的感受使他们的思想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达到一种迷狂的信仰境界。中国的圣人们则不同,他们自觉地“以神道设教”,是为了达到使天下人服的功利目的,就他们自己而言,则并非完全相信神的存在。儒教从孔子开始就不语怪、力、乱、神,但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那里,却又要千方百计地论证“君权神授”的真实性。道教的作用更是如此,早期的太平道即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言相号召,张角还自称“天公将军”,试图建立张家的“黄天泰平”世界。天师道虽无建立自己家天下的企图,但隋唐时期的道士为杨坚制符命,为李渊、李世民传预言,宋代道士更是为宋真宗假造天书,……这一切均说明,在中国的宗教徒那里,“用神”是第一的,“信神”是第二的;“用神”是必须的,因为能使“天下服”,“信神”则是可用可无的,因为“信则有,不信则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祭也就不在。即便是虔诚的道士传授符箓或长生不老之术,也是一种实用理性的选择,与耶稣的虔诚传道、以身殉道迥然有别。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并不信神的,但又都认为神不可废。孔子有一次生病,子路请孔子祷神,孔子却回答说他在心里祷神已久(《论语·述而》)。言下之意是说,祷神于病无补。又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却回答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长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说苑》卷十八)因此,死人有知无知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既不能“妨生以送死”,又不能有违孝道。这正如王充所指出的:“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不分别者,……惧开不孝之源。”(《论衡》卷十三,《落葬篇》)现实的需要才是最终的选择,这一点,唐代的柳宗元说得更明白:“古之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断刑论》下),神不过是“先王所以佐教耳,未必神之”(《非国语》)。王安石不畏天命,却又主张圣人有必要设一天道,以应人事的需要。直至清末最早睁眼看世界的魏源,也认为“鬼神之说,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由此可知,如果说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迷狂状态的自我欺骗,中国的宗教则是在完全清醒状态下为了教化的需要而推行的一种直言不讳的欺骗。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并非那样好欺骗,他们的头脑也是清醒的,他们平时并不信神,更未达到迷狂状态,有了现实的需要才想到去求求神,故而财神菩萨、送子娘娘和能消灾免祸的观世音才是最受欢迎的。至于佛教的始祖释伽牟尼,道教的始祖老子,老百姓连知道他们的也很少,更别说敬他们了。

2、西方:超理性的上帝信仰

基督教把人类始祖所犯的“原罪”当作整个宗教神学的出发点,并使这种“原罪”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的主观世界中,从而使得基督教信仰既不是轻松的享乐,也不是安逸的超度,而是一种悔罪的迷狂和痛苦的极乐。因为人一生下来就带着祖先“遗传”给他的“原罪”,而且这种“原罪”是万劫不消的,自己是无法摆脱的。人可以行善积德,但这也只能消除自己的“本罪”,要摆脱“原罪”,则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人的主观意志是完全无用的。

那么,人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呢?人们可以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恢复善意和爱心,克服恶欲,成为义人,但却并不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善行只是获救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根据中世纪神学界一直被尊为圣徒的奥古斯丁的观点,上帝不是根据人们的功过,而是随意地把人们分成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两部分,这种划分在远古时代就已做出了。也许上帝的划分是有其充分根据的,但这根据是凡夫俗子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所以我们只是知道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拣选了一部分人获得永生的事实,却无法追问它的根据。上帝是万能的,他的预选是不可能不实现的,他的恩典也是无法改变和不可抗拒的。不过,上帝的拣选和恩典虽然是随意地白施给某些人,但是这恩典同时也伴随着一种从善的信仰之光,蒙恩的人心中必定会产生出“从善的倾向和行善的愿望”。由此可见,并非行善者必被拣选,而是被拣选者必行善;并非义人才能受恩典,而是蒙受恩典者必成为义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自由意志是丝毫无济于事的,一切全取决于上帝的“预选”,取决于那种外在于人、并且不依人的意志和行为而转移的必然性或宿命。从整个人类来说,一部分人将由于被拣选而赎清“原罪”,进入永生;其他的人则将带着深重的罪孽而遭受永罚。从个人来说,谁也不能在生前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因为他无法了解上帝的意志,他唯有通过信仰来加强自己的灵魂与上帝之间的联系,才能葆有获救(蒙恩)的希望。

由于亚当的“原罪”给人类的全体都打上了堕落的烙印,那么我们都是有罪之身,理应受到惩罚,而且不能对此有任何怨言,因为这种因“原罪”而落到我们身上的永罚恰恰体现了上帝的公义。另一方面,由于上帝白施的恩典,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免受永罚,进入永生,这又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公义和仁慈都是上帝的美德,“二者同样显示出他的善良”。因此,如果被上帝所选中,应该感激上帝的仁慈;如果末被选中,则应悦服于上帝的公义。

由于排除了人的主观意志在拯救中的作用,个人的善功和德行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而信仰却被突出出来了,因为对于那种个人意志无能为力的决定论或宿命,只能付诸于信仰。纯粹的信仰永远只能是对外在的决定论的一种惶恐不安的诚服,这种外在的决定论是超意志的,超理性的,唯有信仰之舟可以通向它那神秘的彼岸。

综上所述,中国的宗教是人有意识地利用神,神只是人为达到社会教化和现实功利的工具,在这里,人对神有膜拜而少信仰;西方的宗教则是超理性的,人只是上帝手中的玩物,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除灵魂的获救外,决无现实的功利,在这里,人对上帝是多信仰而少膜拜。

 

二、逍遥人生与灵魂永生

1、中国:追求肉身成仙的逍遥人生

宋代的大文豪苏轼曾写过一首传颂千古的《水调歌头》,其上阕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崇道,很有道家风范,他对“天上宫阙”想去又不愿去的态度,正是中国道教教义的体现,推而言之,也正好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特点。

任何宗教神学都要制造出一个超越现实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在这种宗教理想世界中,异已的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因而具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道教里的消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境界显然是超自然、超人间的。在这种世界里,神仙具有无所不能的巨大神通,显示了超人间化的神秘力量。但从道教的教旨上看,它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世,重视现世利益,这同世界三大宗教追求灵魂的解脱、重视来世利益的特点大相径庭。三大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而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的现实生活。道教却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生难得,只有速下手成仙,才能享受到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张伯端说:“世人执其有身,而乐生恶死,黄老乃以修生之道,顺其所欲而导之”。(《悟真篇后序》)这就是说,道教中长生久世之道,只不过是诱人入道的津梁,道教修仙的最高目标,是要追求人与道的一体化,达到超脱生死的真人境界。在修仙人的心目中,另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天人合一、物我无分的最高人生境界,亦即道的境界。庄子所谓“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淡然独神明居”,便是仙家解脱世俗之假我,达到与宇宙永存之真我的最高化境。

从宗教类型上看,道教是原始社会自发的自然宗教和阶级社会人为的伦理宗教的结合体。因为死亡灾病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对人们来说是比自然力量还更直接的社会异已力量。因而,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道士正是为了超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争取理想的现世利益而修炼的。

从道教的风格上看,它以修习法术见长,对神秘的力量和圣物则不像其他宗教那样采取屈服、谦卑和祈祷的态度,而是尽力通过某种方式控制和支配它,将超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道教要同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相对抗,要向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挑战,要使造化之力屈服自己,要靠修习内丹仙学以夺天地造化之功,故而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因此,道教一反其他宗教对待社会人生的消极态度,鼓励道士将修习长生之道当作远远高出于世俗政治、功名利禄的一项大事来做。葛洪讲修仙“其事在于省思寡欲,其业在于全身久寿”(《抱朴子内篇·释滞》),就是将仙道当作人生的事业来做,若仙道得成,那么就可以“饮则玉醴酒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抱朴子·对俗篇》),这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否定,而是以肯定世俗的生活为前提,通过修炼而达到的逍遥人生。这种逍遥人生,不是灵魂脱离肉体皈依上帝,进入天堂,而是依附于肉体的人的精神与宇宙精神的相融为一,摆脱了自然和社会的束缚而获得了完全自由的理想境界。

2、西方:寄寓灵魂永生的天国乐园

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道教在对待现世生活的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基督教看来,现世生活是苦难的罪孽的渊薮,是一种糟得不能再糟的存在状况,因此人间就是地狱。基督教的“救赎说”认为:由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忠告而偷食了禁果,因此而犯下了“从恶”的倾向,因而不论一个人在此生中是否犯了“本罪”,他都不可能摆脱“原罪”的宿命;“本罪”是后天犯下的,通过忏悔是可救的,“原罪”则是决不可救的。人类祖先的一次自由意志的堕落,构成了人类永恒的罪孽和与此相适应的“不幸意识”,因此,整个现世生活,无论是穷奢极欲的帝王,还是饥寒交迫的穷人,他们的生活都带有不可冲淡的悲剧色彩。唯一的拯救是通过对上帝及其独生子基督的信仰,使灵魂脱离肉体、脱离此岸的生活,因信仰而蒙恩,才能使灵魂升入明净的天堂。正因为现实生活是悲剧性的,人们只有把脊背对着现世,才能瞻仰到上帝的拣选和拯救的灵光。这种否定现世生活的“不幸意识”和对彼岸世界的憧憬,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牢固的心理基础。

对基督教的“不幸意识”,海涅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基督对立着,基督代表精神世界,撒旦代表物质世界;我们的灵魂属于精神世界,肉体属于物质世界;从而,整个现象世界,即自然,根本是恶的;撒旦,这黑暗的主宰者,就想用它来引诱我们堕落;因此,必须谢绝人生中一切感性快乐,对我们的肉体,这个撒旦的采邑,加以折磨,这样才能使灵魂越加庄严地升到光明的天国,升到基督光辉灿烂的国度。”[7]正因为灵魂与肉体是截然对立的,肉体是灵魂升入天国的累赘,所以基督教的信徒往往以一种对肉体的自我折磨来求得精神的慰藉。如圣徒边奈狄克特在荒野中修行,凭着对上帝的信念和肉体的自我折磨抵卸魔鬼撒旦的诱惑,有一次,恶魔使他回忆起从前见过的一个女人,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淫念,以致想要离开荒野。然而,在上帝的恩惠帮助下,他突然清醒过来了。当他清醒后看到附近长着许多茂密的荆棘和丛生的荨麻时,他立即脱下衣服,投身在内翻滚了许久,一直到全身皮开肉绽,他就这样以肉体的创伤医合了灵魂的创伤。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是对自己年青时沉迷肉欲的生活极力谴责,苛刻地折磨自己。而这一切,又都是基于基督的自我折磨与解脱。基督渴望死,渴望着灵魂的解脱。他说:“我应当受苦难的洗礼,在经历这苦难之前,我心里多么焦急不安!”(《新约·路加福音》第12章第50节)正因他的肉体被钉上了十字架,他的鲜血洗去了罪恶,所以他死而复活,升入了天堂。那么对一般的信徒来说,若在心中信仰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就能与基督一样成为灵,进入灵的天国,获得永生。与人世的苦难生活相对应,天国的生活则是幸福美满的:“黄金铺地,宝石盖屋”,“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官能都有相称的福乐”,而且,天国是不朽的,升入天国的人可以在天国中永恒地享尽极乐世界的幸福、快乐。

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造出亚当,亚当本来具有上帝一样的不死属性,然而这一属性却因亚当的堕落而被上帝剥夺了,人类也就随之失去了不朽的可能。现在,亚当的子孙要想永生,就必须重新恢复不死的属性,就必须依赖圣子基督,在信仰基督中获取圣餐:饼和酒,即基督的肉体和血。圣餐的意义就在于与基督认同。基督自己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米粮,吃了它,就可以永远活着。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叫他复活”。这种信仰与圣餐的结合,真有点道教内丹和外丹相结合的意味,根本不同的是,一是希望灵魂永生,一是希望肉体成仙。

 

三、三教融和与严斥异端。

1、中国:融合三教为一体

中国人并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在实用理性的指导下,只要是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一概吸收。因此,在唐代还是儒、道、佛三教并立,到了宋代就成为“三教合一”:佛学修心性、道教求养身,儒学治国民,三者相济,相得益彰。许多儒家士大夫起初极力排佛,但一旦领悟了佛学有修心养性的功能,便马上一改初衷,援佛入儒。唐代的韩愈曾是排佛最力的,他上表力谏唐宪宗止迎舍利(佛指骨)入宫,称:“佛本夷狄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不宜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火,永绝根本”。由此引起宪宗盛怒,被贬为潮州刺史。到潮州后,闻大颠禅师之名,前往造访,数番交谈,韩愈茅塞顿开,方知自己以前排佛实为不谙佛之真谛,从此皈依佛理。宋代的欧阳修早年亦认为“佛教为中国患”,“千年佛老贼中国”,并因此被贬官出京。一次途经九江,游庐山东林圆通寺,谒拜祖印禅师,祖印的一席教诲,使欧阳修肃然心服,平日排佛之心荡然无存。后又读契嵩的《辅教编》,知佛学亦以忠孝为本,从此便诚心向佛,临终时还在读着《华严经》溘然仙逝。总之,有宋一代,儒、道、佛三家由相互攻讦而趋向了相互谅解和融合,学者皆以儒学为治世之学,佛教为修心之学,道教为养身之学。宋代的禅宗大师佛印了元还向王安提出了三教合一的口号:“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大觉法师开堂讲法,宣道曰:“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浩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俨然一派儒老的口吻。与佛家的“三教合一”主张相应,道教亦劝人诵《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宣扬“教虽分三,道则唯一”,“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最有意思的是《南齐书》记载终生信佛的张融,他在生前便留下遗言:在他死后入殓时,须左手持《孝经》和《老子》,右手持《小品法华经》,这与道教的主张竟是完全吻合,此种“信仰”,儒、道、佛已无法区别,完全融为了一体。与此相适应,寺庙里的神灵也可以掺杂着供奉,孔子庙里供观音,佛教寺院有玉帝,甚至有将“三清殿”和“佛祖庵”合为一体的。

以上状况说明,中国的宗教以实用为本,而“信仰”观念淡薄。

2、西方:严刑峻法排异端

基督教的精神本来是和平主义和非暴力的,早期的基督教会对异端者基本上还能采取一种较温和的态度,但中世纪以后,随着宗教狂热的升温,对异端的排斥也越来越严历。如12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法国的阿尔比教派为“异端”,于是联合世俗国王和贵族们组织了讨伐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英诺森还专门收容了一群游手好闲的无赖和杀人越货的歹徒,这伙人一路上烧杀劫掠,把死亡和暴行带到了“法兰西王国最和平的臣民中间”,结果使得许多城市被焚毁,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被屠杀。159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颁布了准许使用体刑的训谕《论连根拔除》,并批准建立异端审判法庭,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把持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们灭绝人性地迫害所谓异端者——“女巫”、犹太人、持不同宗教见解者和具有新思想的先驱等等。他们对这些人施以酷刑之后,再庄严隆重地送上火刑场,其荒唐和野蛮的程度是健全的理性所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人的疯狂和兽性的登峰造极之表现。这里摘录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一书中的两段。

1597年,67岁的德国寡妇,打日工的克拉拉·盖期勒,由于另一个因巫术被处决的女人告发她同三个魔鬼姘居及其他罪行而被捕。克拉拉在审讯时否认自己有罪,于是开始对她用刑。审讯记录说,先是用钳子钳她的脚趾,但“魔鬼使她顽抗,并坚持了下来”。当“足发痛并钳得更历害”时,她“苦楚地嚎叫起来:向她询问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喝过偷来的小孩的血”等等。但只要停止用刑,克拉拉就否认说,“她说的一切都是出于苦痛,是撒谎,没有一句是真话。”在重新用刑后——这一次是“非人的”,她彻底招认了:“我同许多魔鬼淫乱了40多年,他们有时变成猫和狗的样子到我这里来,有时变成蠕虫和跳蚤的样子到我这里来。我已经使240多个老人和青年惨死,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三、四十年来,我好多次在大范围内掀起风暴,9次使房子起火,我想把这座城市统统烧毁,但名叫布尔西安的魔鬼不让我这样做,他说,他在这里还能够使许多妇女变成巫女,迫令她们像为上帝效劳一样为我效劳。”她的口供到这里中断了,因为她在刽子手的严刑拷打下咽了气。侦讯记录上写道:“魔鬼不让她再供出什么,因此勒紧了她的脖子。”

……

在班贝格,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16091633年,那里公开处决了近900名被控进行巫术活动的人。受难者中不仅有普通居民,而且有城市当局的代表人物,包括5名市长。甚至连法官也被告发同魔鬼往来。……[8]

对具有新思想的先驱的残害,则以对布鲁诺的火刑最为有名。

对异教的征伐则还有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九次东征,并在耶路撒冷建立十字军王国,对当地的人民进行严酷的迫害。

基督教本来是起源于犹太教,但因“新约”的内容犹太人不接受,因而基督徒对犹太人也进行严酷的迫害。

总之,基督教无论是从其教义或教会来说,都是严格地排斥异端的,决不像中国的宗教那样能够兼容。

 

四、小结:宽容是化解宗教矛盾的调和剂

要而言之,中国宗教无强烈的一神信仰,它膜拜诸神而能容纳其他宗教,形成所谓的“三教合一”;西方宗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仅信仰一神,因而严斥异端。产生这两种不同状况的缘由,大致是因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联系的,人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宇宙,亦不是与宇宙相对立的,人与宇宙可以重合,即所谓“天人合一”,将此观念升华为哲学境界,即为“民胞物与”,不但人民是我的同胞,物也是我的朋友。在这里,人与自然没有绝对的对立,人与人也没有绝对的对立,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便是多神的产生,多神都是我的朋友,故都能为我所用,包括其他宗教的神也是如此,于是便有了三教合一。

西方人则认为,人与自然是分开的、对立的,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无知无识地生活在伊甸园时,他们是幸福的,因为此时他们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一旦有了智慧,便以征服自然、役使自然为能事,作为自然力代表的上帝因而要要惩罚亚当和夏娃,人类必须以血祭偿还,付出代价,才能找回失去的和平快乐。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调和,那么作为自然的象征——上帝便也不能调和,对上帝的信仰只能是唯一的、排斥的。于是造成了多少的宗教争斗。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排斥异端和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且不去说它了,时至今日,宗教争斗仍是不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语言、种族基本相同,争斗了两千多年仍不能调和。南北爱尔兰打了两百多年的仗还没打完,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就是因为一信新教一信天主教。仅此而言,西方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消极影响则较中国更强。中国宗教的宽容态度用之于当今的宗教冲突,或许可起一点调和作用。



[1]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9卷,第285页。

[2] 鲁迅:《而已集》,第128页。

[3]所谓“重玄”,即“玄之又玄”,亦即“无为”、“忘心”,破除妄执意。既遣有无(玄学)又遣非有、非无(释学),既不滞于有无,又不滞于非有、非无,因果双遣,本迹具忘,遣之又遣,忘而再忘,方入“重玄”之境。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

[7]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

[8]转录自赵林《神旨的感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