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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
 
《中西文化比较》  加入时间:2017/1/15 11:58:00  admin  点击:1206

 结语: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遇到了自肇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一个半世纪的碰撞冲击,上下茫茫的艰难求索,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1世纪看到了新生的曙光,走向世界,走向东西汇通与交流;面向未来,熔铸科学求实的精神。中国文化必将在新的世纪再塑辉煌。

 

第一节  现代化语境中的“文化热”

 

一、文化热的兴起与原因

80年代我国的文化讨论真正“热”起来,是从1984年开始的。1984年下半年,在郑州举行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年底,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并成立了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不久,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组织,如北京的“文化书院”、“孔子研究所”,武汉的“文化研究沙龙”等。1985年上半年,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1期“中国文化讲习班”,由中外著名学者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杜维明等人主持演讲。演讲内容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意义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等宏观论题上。在这以后,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南北呼应,遂成浪潮。1985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在湖北黄石召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大型讲习班,在武汉举行了“明清文化史”三次聚谈会。1986年,由复旦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第二次会议,《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相继开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专栏。从1985年开始,各地相继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大家从“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讨论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各地方开始兴起区域文化研究和编纂地方志的热潮,相继出现了研究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齐鲁文化、两淮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盛况。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与文化联姻,或从文化的角度开拓研究的新视野。在文学创作中,1984年开始兴起、1985年正式打出旗号的“寻根文学”,公开提出将文学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和文化史的专著、译著,对这场文化讨论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兴起过程

纵观30年来的文化讨论热潮,分析它的发生与发展,有三个年份值得注意。一是1982年,这一年是文化讨论的开端,其主题是如何写好一部中国文化史,填补学术的空白。它是中国文化热的前奏和先导,引发了一场以思想学术界为中心的波及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二是1984年,从这一年开始,思想学术界的文化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方向转变,即由1982年的仅限于文化史的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转向现实,讨论的主题是怎样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因此,研究的重点转向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反思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命运。中西文化史的研究,则退居于次要地位。三是1989年,文化讨论大致可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1989年以前的文化讨论,西优中劣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因而“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1989年以后的文化讨论,则“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另外,1989年以前鼎沸的文化热潮到1989年以后渐渐降温,广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讨论转而成为思想学术界正常化的学术活动。

2兴起原因

那么,80年代“文化热”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从1984年开始对中国文化研究的重点骤然转到中国近现代部分,而且和中西文化比较交织在一起,形成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较多学者指出,80年代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思想学术界对于时代需要的呼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正式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改革也使一些严重的问题显现出来。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几千年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还根深蒂固,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观念、新事物发生冲突,严重地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些阻力中,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改革者自身,来自潜存于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文化讨论着眼于现实,其中,探索、解剖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此,学者们认为,要深刻地理解改革的性质和意义,就不能不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作出分析,要自觉地推动改革,就不能不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整体的反思,在文化观念上进行一场革命,以消争人们潜在的心理障碍。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看法是,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是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结果。它之所以迅速兴起,正是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渴望祖国兴旺发达的迫切愿望。

文化热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科学、民主的呼唤。一些学者透过沉渣泛起、旧魂君临的惨剧,痛切地感受到传统阴影的无所不在的笼罩。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随意践踏民主更非突然,这是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和缺乏民主以致封建意识泛滥的必然结果。中国若不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的悲剧重演。

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近现代历只上的文化争论的角度透析当前的文化讨论,认为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是中国近现代面对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挑战作出的“西体西用”与“中体中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争的延续与发展,目的是更新中国文化,重建新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热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文化论争,表面上看是中西古今文化之辨,实质上则是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如何现代化”之争。由于现代化首先从西方开始,而且“现代化”已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强盛的重要标志,因此人们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中国在进行社会变革时,始终面临着现代化问题。这样,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无法摆脱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选择。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知识精英们展开了论争,近代有“中西体用”之争,现代有“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战,80年代又提出了“西体中用”和“中西互为体用”的观点。1984年以后的文化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择其要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①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和核心精神

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和精神。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各个层面作了种种表述。其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由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其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礼”或“礼治”,“礼”把个人与国家、家庭的利益融为一体,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的个性。这种把自我和主体消融在“礼治”中的结果,一方面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国文化的绵延,另一方面则形成“主奴根性”的卑劣品格;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巧妙地取消人的需要和独立性,这种思想凝定为传统,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轴心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实用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与中、天人谐调的多种特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有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的特性,这些特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缺乏创造性,表现在观念上是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超稳定的特质;等等。

更有一些知名学者是从中国文化的构成和文化背景方面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的人文社会因素主要由经济、民族和宗教三者构成。在经济上,中国文化自始迄今都建筑在农业文化上。农业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只求富足和安乐,而不讲兴革,因此,中国人自古养成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喜爱安定的习性。在民族上,中国在古代以华夏族为主干,是由多民族经过长期接触、融合而渐趋统一的。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立性、保守性、同化力、和合性、坚韧性等特性。在宗教上,中国自古就把宗教规范在政治道德圈内,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国古代的政治道德观念就吸收并融合了宗教观念,于是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以天道规范人道,以伦理观来配合宇宙观。儒家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为后世遵循,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干。在此文化土壤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以人文为本位,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做人的原则,所以注重伦理和道德,以伦理为社会的基础,以道德为立身处世的原则。

②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的评价,是文化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走什么样的道路和如何更新、构建新的文化等问题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从文化讲座讨论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从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总的趋向上来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三种思想倾向。一种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不再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保守、封闭等消极性因素还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必须予以全盘否定。另一种观点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它将发挥巨大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刚健有为,崇德利用”的文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再一种观点持折衷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第一种观点处于主导地位,从这种观点生发出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遂成为一种强势思潮。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于全盘否定传统,割断历史与今天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否定二者可以相互吸收与交融;以偏概全,在理论上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片面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反思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学者们认为:这种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它的危害性很大,对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民放的尊严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了一种败坏的作用。必须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以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③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文化讨论中另一争认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中国近现代的历次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总是遇到这个问题。旧调重弹,却有了新的时代性。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关于怎样对待西方文化,有种种看法,其中,“西体中用”论最有影响。这是继“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之后提出的第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李泽厚。据李泽厚自己说,他提出“西体中用”的目的,是为了同历史上的传统说法,特别是同“中体西用”的说法鲜明地对立起来,造成一种语言上的刺激,以便促进人们的思考。在他看来,在80年代的现实生活和文化讨论中,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厚的“中休西用”或变相的“中体西用”的思想,这是一种历史的或传统的惰性反映,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于是他把“中体西用”倒过来,变成“西体中用”。在论述中 ,李泽厚对“体”“用”范畴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我用的‘体’一词与别人不同,它包括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我一再强调社会存在是社会本体。把‘体’说成是社会存在,这就不只包括了意识形态,不只是‘学’。社会存在是社会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是从唯物史观来看的真正的本体,是人存在的本身。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就中国来说,“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学’,不管是何等先进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的社会存在的‘体’——即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心理结构即种种‘中学’所吞食掉的可能。”这种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屡见不鲜。要进行现代化,首先要改变这个社会本体,即小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地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将“西体”“用”到中国,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在这种“用”中,“西体”才真正正确地“中国化”了,而不再是在“中国化”的旗帜下变成了“中体西用”。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艰难、漫长和矛盾重重的过程。但真正的“西体中用”将给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将给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未来前景

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目的是为了更新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之途。如何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台湾及海内外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倡导新儒学,把复兴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与此相近的观点有“传统文化的更新”、“传统文化的变革”、“传统文化的创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等。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更多的学者寄希望于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与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结合中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热中的另一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意见是庞朴从继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出发提出的“会通古今中西”的主张。庞朴认为,通过文化热的讨论,将“酝酿出会通古今、中西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使中国文化重振雄风于天下。”庞朴采用“会通”这一概念,表明他认为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化绝不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两种实体,而是对立的统一,是可以“会通”的。“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是传统的目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庞朴以动态的社会发展观看待传统与现代化,认为“传统是过去的现代化,现代化是未来的传统”,现代化不能凭空建立,“现代化就是传统的现代化”,传统对于现代化既是阻力又是动力。同时,传统还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思想气势,“任何人摆脱不了传统,就如无法把自己的血液换一遍一样”。传统既不可能一下砸烂,也不可能像包袱一样抛弃了事。传统只可能通过自身“转化”为现代化。而这种转化只能“依靠传统内部的积极面向其消极面展开斗争,即主要用吸收传统的办法来否定传统”。

除了会通“古今”,庞朴还提出会通“中西”。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其社会属性不仅有时代性,而且还有民族性,也就是说,文化不仅拥有历史时间,还必须具有社会空间。时代性产生古今之别,引出现代性问题,民族性产生中西之分,引出传统问题。文化的民族性构成某一文化的特质,而文化的时代性则更多体现文化的共性。共性富于个性之中,文化的民族性,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心理层面中的民族性,构成了文化的灵魂,是“本中之本”,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依据。“承认文化就是承认民族,否认了文化的民族性就等于否认了这个民族”。当然庞朴还指出,民族性和时代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都不可分离。民族性必将随时代而变迁,这就是民族传统的现代化问题。庞朴以文化多元论与文化模式论为基础,采取了比较文化学的方法,有一种较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

 

我们的现代化不仅面临中国文化的变革,也面临世界文化的变革,如何重整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接轨,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分析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把握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规律,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引发全球文化的变化

全球化进程,是一种正在超越国界和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多元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科学技术的革命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条件,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的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贸易自由化,二是资本全球化,三是生产经营国际化。其次全球化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全球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以“地球中心”取代“民族中心”。文化的全球化以经济的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是经济全球化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整合中产生的。

从历史进程来看,全球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地理大发现“首次开辟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前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人类从此开始从全球性的角度来认知世界,这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全球性的交通网络,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伴随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活动,西方文化开始与一些古老的文明发生碰撞,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对古老文明表示惊异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古老的文明往往对西方文化是在愤怒和恐惧中排斥。早期资本主义武力征服的粗野和资本积累的野蛮决定了文化碰撞的残酷,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古老文明就因为被征服而遭受毁灭。

第二时期,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并主宰了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为了获得被征服民族的认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和殖民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文化输出,殖民地民族在遭受政治经济压迫和掠夺的同时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将目光转向于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西方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有了较深的结合,但这一文化交流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的单向幅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将西方文化等同于近代化,将近代化等同于西化。

第三时期,二战后至今。二战后,为了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先后成立了一些世界性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这对调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本流通和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商品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在流通,货币以光速在运转,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性的市场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从而使各国经济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赖。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也大力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环保和人道主义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共同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加强了各民族国家的合作。苏联的瓦解、冷战的结束,基本上打破了意识形态对文化交流的障碍;通讯事业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络的建立,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真正超越了国界。

尽管全球化已倍受人们瞩目,但其进程只是刚刚开始,随着21世纪的来临,它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推进,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信息时代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性

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由于民族、地域的划分而形成的不同文化组合。它以地域的相对独立为外在特点,以其独特的历史、宗教、语言、习俗和制度为内在特点,这些因素决定了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民族文化或以地域命名,大地域的如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小地域的如中亚文化、北欧文化、岭南文化等;或以性质命名,如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等。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一种文化一成不变,但也没有一种文化在某一时期完全改观。历史发展的惯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差异,但是民族文化的独立只是相对的,不同民族文化在文化结构、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上存在着共同性和互补性,这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提。因而,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交通和信息手段的革命,缩短了人们之间的差距,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数量的空前增加,加速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总的趋势,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吸引说明文化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这决定了不同文化的统一性;相互排斥说明文化具有惯性和独立性,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在交流中形成了多元与统一的特征。统一性即文化的全球性、共同性、普遍性,多元化即各民族的文化具有其民族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不同的民族文化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性、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凡是拥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民族国家,其文化形态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属于先进文化和中心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文化和边缘文化。但是,没有一种文化是永远领先的,民族文化先进与落后地位的不断转换导致先进文化和文化中心的不断转移。这一转移不是文化自身孤立变化的结果,而是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平衡和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结果。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传播和文化转移的加速,打破了地域之间的封闭和隔阂,加速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它们的发展获得了同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时代差距正在逐渐趋向于平等和平衡。但是文化的民族性仍是难以抹杀的,这就使文化的发展出现多个中心,即多元化的局面。

在对文化进行考察时,必须从辩证的角度去看问题,必须从动态而非静态、从深层而非浅层来分析才能把握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各民族文化在进行交流的同时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碰撞,如将这些冲突和碰撞放到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文化的冲突是现象,而交流、融合、促进才是本质,文化冲突是开始,文化的重整才是结局。在冲突中,交流和发展是民族文化成长的必经之路,从冲突走向融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上,文化的冲突从未间断,冲突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正是这些冲突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在文化的交流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外在表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建立了剥削和压迫落后民族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存在着压迫和反压迫,独立与反独立的斗争,这反映在文化上,就表现为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成为压迫和反压迫斗争的工具。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际政治局面的变化,过去的军事冒险和强权政治都已失去作用,而文化侵略比金元和大棒更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和渗透性。文化霸权主义在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冷战后得到推行。例如美国要求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将他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法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法语文化网络;日本也加强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但是西方的文化扩张由于遭到非西方国家文化的遏制而没有达到目的,与此同时,西方文化自身也面临着危机,社会道德的堕落,享乐主义的泛滥,利己主义的猖獗,造成了西方价值的认同危机。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西文学者积极地为维护世界霸权寻找理论依据。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的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明是一种以特定的文化为基础的实体,未来的世界不会存在着一个普遍一致的文明,而是一个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民族的冲突将取代一切其他形式的斗争成为21世纪的主要矛盾,“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他认为非西方文化的崛起和挑战导致了西方文化的衰落,为了西方的利益,必须强化同一文化渊源的欧洲和北美的关系,强化文化特质相近的西方与东欧和拉美的关系,强化西方同日俄的关系,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支持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团体和组织,支持反映西方利益的国际机构。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新时代的翻版,其目的在于维护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

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进行了自觉反省,积极地复兴本民族文化以抵御西方的文化入侵,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不过,在以本民族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斗争中容易走向极端,全盘地否定外来的先进文化,盲目而非批判地肯定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过分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复归,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和盲目自信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狭隘民族主义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强调冲击,排斥交流,主张对抗,反对融合。这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可以加强人们对本民族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独立性的维护,但却是以牺牲现代化,延缓发展为代价。当前国际社会上所出现的提倡宗教复归的原教旨主义和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恐怖主义都属于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它阻碍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动的反省,阻碍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转化,阻碍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狭隘民族主义的固步自封无异于饮鴆止渴,并不能解决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迟早会被打破,并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届时积累的民族内外矛盾冲突会更加剧烈,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的震荡,社会发展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全球化带来民族文化的危机,也带来民族文化发展新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反对大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化发展为参照,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发掘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以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为基础重构民族的价值体系,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过程中,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阵痛能催生新的文化,阵痛的大小取决于民族的自觉程度,越是自觉,阵痛就越小,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转换就越快,反之亦然。让民族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融合,不仅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21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无所不在,逃避冲突是不可能的,无视冲突也是不现实的,但对于冲突的反应是有选择的,可以相互排斥你死我活,也可以求同存异自由竞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交流和对话而非排斥和对抗的态度去看待冲突,迎接冲突,以交流取代冲突,消解冲突,促进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多元共存、不断进步的世界文化。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现代化历程中,不仅面临着经济竞争,而且面临着文化竞争。中国古代有“富而不仁行之不远”之说,意即物质文明必须与精神文明同步,否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限制。文化因素日益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成为生产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与文化的协调中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的发展都在呼唤文化结构的变革。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只有改革开放。闭关锁国无异于自杀。只有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中国文化才能得到重整和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文化处于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之中,既有相融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双方将走向一个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1、全球化首先否定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文化显著的特征是整体主义价值观念和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念,这本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但在个人主义泛滥,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的今天,充分展示了其魅力。假如按照西方的模式,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必然遭到破坏,造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失范。但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充分地调动社会各种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的凝聚力,维系了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稳定,使改革开放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这确实是西方文化无法做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西方文化不是现代化文化和全球化文化的惟一参照体系,“西方文化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

2、全球化也否定了中国文化中心主义。

历史上我们一直以泱泱大国自居,视他民族为番夷,拒绝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同等地位和价值,即使在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大门后,我们还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割裂了文化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系,陷入对本民族文化盲目自信的恋旧之中。中国没有经历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的因素至今仍没有彻底肃清。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中,自由、民主、理性和法治的成分先天不足,这就为现代化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忽视了个人主义的整体主义压制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企不分,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取代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还造成了特权和腐败;法治精神不足所造成的黑箱操作,削弱了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透明度,导致竞争不公平,责任和利益的关系不明晰,赚了是个人的,亏了是国家的,出现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账、死账;缺少理性精神的政治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依靠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但从长远看来会因为缺少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产生虚假繁荣和泡沫经济,最终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和经济的大倒退。东南亚国家与我们有共同文化物质,其经济发展奇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对其所遭遇的金融危机我们也要引以为诫。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从盲目的自信中清醒过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启新思路。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克服两个“很不够”: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华吸收、继承借鉴很不够;二是对其糟粕批判和否定很不够。这两个“很不够”既阻碍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科学转换,又不利于中外文化在融汇中的优化组合。因此,我们应该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去积极创造新的现代文化。

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要求建立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新文化,也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坚持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掌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段话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指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简而言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前提,以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为补充进行综合创新。

 

 

 

 



见肖海鹰:《文化的“热”与“盲”——访文化学家庞朴》,《光明日报》1993227日,第3版。

龚书铎等编:《民族文化虚岁无主义评析》,100~1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