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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辞歌愚溪”,“文者以明道——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思想”
 
《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  加入时间:2017/1/15 11:50:00  admin  点击:649

  “愚辞歌愚溪”,“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思想

 

 

一、柳子独爱“愚”

常人皆崇“智”,柳子独爱“愚”。

贬永五年后,柳宗元在潇水西岸的冉溪觅得了一块“宝地”,于是便举家从城内迁出,在此定居下来,不知是什么引发了他的奇想,他居然用“愚”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先是改冉溪为愚溪,然后再名屋旁的小丘为愚丘,丘下的泉水为愚泉,引泉而来的小沟为愚沟,截泉水而成的池塘为愚池,池的东面建愚堂,南面立愚亭,池中一小岛为愚岛。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皆为愚,于是就有了“八愚”,并刻“八愚诗”于石上,以宣“愚意”,可惜诗已不存,不然,这别具风味的“愚作”,定可让后世的读者品出几多“愚味”。

还好,他的“愚作”尚未全被湮没,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几篇作品中得到部分补偿。品味他的《愚溪对》,可谓一篇绝妙的奇文。文中先写“溪之神”恼于愚名,梦中向柳宗元提出抗议:我清澈优美,又有灌田之功,载舟之力,你还择此为居,您不谢我,反说我愚,何以要辱我以不实之名?柳宗元却回答说,你本身并不愚,但你却招引愚者在此居住,你想要智的美名就应该招引达官贵人,而现在却只有我愚者一人在此!至于我的愚,那真是多得说不完,我不识时务,背离世俗:寒冬穿单衣,炎夏去烤火;驱车上太行高山,却像平地那样奔跑,于是毁了车;驾舟入吕梁急流,却当在平静的河道,结果沉了船;落入陷阱,毒蛇在旁,竟没有警惕和恐惧;升不知足,贬不知屈……我如此之愚,连累你也以愚命名,有何不可呢?溪神闻言,竟是“涕泣交流”,接受了愚名。

与《愚溪对》相得益彰的,还有一篇《乞巧文》。

乞巧”,本是一种民间风俗。在民间传说中,织女是十分聪明的仙女。每年七月初七,她与牛郎在河汉相会,地上的凡女们便趁此机会献出瓜果糕点,乞求织女赐给自己一双灵巧的手。 

柳宗元的《乞巧文》,先是描写了七夕乞巧的生动情景:香气朴鼻的糕饼,交错陈列的瓜果,虔诚叩拜的女人……。似乎是受到感染,柳宗元也弯腰行礼,乞起巧来。他向织女诉说,自己处处不如“巧夫”:不会应酬献媚,不会厚颜无耻,不会做骈四丽六的美文……。他希望织女能使自己开窍:学会献媚,学会圆滑。然而,织女却不让他开窍,说,这一切你宁可受辱也不屑去做,那么,就应该坚定信心,照原来的做下去。听了织女的点拨,柳宗元便决心“抱拙终身”。“乞巧”不仅未乞得“巧”,未觅得“智”,反而更抱定了“拙”,守定了“愚”,这异乎寻常的结局,倒绝妙地揭示了柳宗元一生的素常志向。

柳宗元对“愚”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他爱“愚”痴“愚”,笃定于“愚”。那么,“愚”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何以让柳宗元如此着迷?在柳宗元的著作中,“愚”可算是内涵最丰富的一个词,它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解释,但最基本的涵义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愚性”,即性不谐俗,众醉我醒的高洁品格;其二是“愚求”,即执着理想,不避艰危的求索精神;其三是“愚论”,即注重实用、不同时俗的理论观点。这三者,又以“愚求”为核心,因为“愚论”是求索的结果;而一旦有了理论武装,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性格的表现自然也不同时俗。由此可见,“愚”既是柳宗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失去了“愚”,也就失去了柳宗元。因此,他才对“愚”如此着迷。

那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愚”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最先以“愚”立论的,还是他的文学思想。前文所说的“八愚诗”虽己不存,但他为“八愚诗”所写的《愚溪诗序》却完整无缺。在这篇序里,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以“愚”为特点的文学思想。他用了一句很好的话总括自己的创作特点:“以愚辞歌愚溪”。“以愚辞”是形式,“歌愚溪”是内容,无论形式或内容均关涉到“愚”,这既是他创作上的特点,也是他理论上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以“愚”为骨架的理论体系。

 

 

二、以“愚”为构架的理论体系

1.“愚”与文学本质论:明道·益世·利民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领导者之一,他和韩愈之所以要发起古文运动,就是要把文学从仅供少数人玩味的象牙之塔引向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因此,就文学的本质和作用而言,柳宗元把它看成是益世利民的武器,而决非少数人消愁解闷的工具。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首先提出了:“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谈到自己的创作转变: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这里,他强调文章的作用是“明道”,而不以辞采为工;“明道”是内容,辞采是形式,因此,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内容的决定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倾向大加抨击,指斥这是“用文锦覆陷阱”,危害非浅。但他并不否定形式的作用,“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因此,内容与形式必须兼顾,在重“道”的前提下,必须注意文采,才能立言不朽,这是很合乎艺术规律的。这里需要弄清的是,柳宗元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唐代的古文运动,既是一次文学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运动。作为思想运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复兴儒学。当时,要复兴儒学,从儒学内部看,最大的障碍是章句学。这一学派,对儒家的经典著作,只求字句的解释,而不能从总体上去把握儒学的要义。因此,柳宗元和韩愈都与章句学相抗衡,以发扬圣人之道为号召,力求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去解释、明达儒学的精义。作为文学运动,它的主要任务是与复兴儒学和宣传圣人之道相配合,全面革新书面语言,改造文章体裁,用新鲜活泼的散文,替代僵硬呆板的骈文。“文者以明道”这句话,可以代表这两方面的内容。  

在复兴儒学和发扬圣人之道方面,柳宗元的热情始终很高。

在青年时,就立志“要延孔氏之光烛于后世”(《答元公瑾书》)。到永州后,态度更坚决:“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但是,面对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儒学已显得相当陈旧,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句学仍是死抠字句,墨守陈旧的教条,致使古老的儒学,在佛教和道教的攻势面前,更加缺少活力,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对它失去了信心。所以,反对章句学是复兴儒学的必要前提。柳宗元曾向前来问学的青年人猛烈地抨击章句师,包括汉代著名章句大师马融和郑玄,谆谆告诫青年人不要去做章句师,应该通过经典著作,从整体上去领会圣人之道。

从儒学当时所处的境遇看,的确可以说是出现了真正的危机,古老的儒学,要么在死气沉沉中退出历史舞台,把地盘让给宗教;要么通过改造而获得新生,恢复以往的活力。柳宗元和他的朋友们反对章句学而标榜圣人之道,是因为讲圣人之道可以不受字句的束缚,能较自由地重新解释儒学,使它在重新解释中获得新生。这既不脱离源远流长的传统,又适应了现实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柳宗元讲圣人之道,其实是他自己解释的圣人之道,与传统的儒学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重孔孟而轻周公。在唐代,周公和孔子并列为圣人,当时的通常说法是“尧舜周孔之道”。但柳宗元却把周公去掉,变为“尧舜孔子之道”。尧舜是传说中的人物,并无著作传世,所以这种表述,实际上是只推崇孔子。柳宗元贬黜周公,是因为周公所制的周礼在唐代已失去现实意义,故没有再尊周公的必要。在孔子之外,柳宗元又十分推崇孟子,他曾对青年人说,求道的要紧处是“不出孔子”,“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报袁君秀才避师名书》)。他把《孟子》与《论语》并列,且认为都是“经言”,足见他对孟子的重视程度;孔子之后,儒学一分为八,孟子不过八家之一;再以后,差不多与荀子齐名,但从未有过与孔子并列的运气。柳宗元之所以要提高孟子的地位,是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针砭时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孟子的地位不断上升,直到被尊为“亚圣”,这既有古文运动的功劳,也是儒学内容更新的重要标志。   

其二,提倡儒学的除旧布新。从除旧方面讲,他把那些无现实意义或有消极作用的东西,从儒学中清除出去,如认为天命观不属圣人之道,分封制也非圣人之意。其实,这二者均是先秦儒学中的思想,柳宗元对他们加以否定,是以恢复圣人之道为名,行清除消极因素之实。从布新方面讲,他主张统合儒释,并应从道家、法家等学说中去吸取有用的东西。他认为这样取百家之长以充实儒学,即使是圣人复生,也不会反对。

从以上两方面看,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既是传统的圣人之道,又不完全是传统的圣人之道。因此,他把自己所解释的圣人之道称之为“中道”或“大中之道”。“中”或“大中”,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当”:即恰当、适当的意思。他用“中”或“大中”来限定圣人之道,从名称上来讲,是为了区别于旧儒学,从实际用意上来讲,则是为了强调儒学的“益于世用”。   

柳宗元之所以要打圣人的旗号,是因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而“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也就是说,道的内核就是为世所用。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中,他曾谈到自己的写作“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即是为了给时代和客观现实有帮助。本着这一原则,他创作了大量切中时弊的作品,特别是对当时横行跋扈的强藩和宦官,他毫不留情,即使可能为此招来杀身之祸,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忧箴》)。他真正担心的是:“念终泯没于蛮夷,不闻于时”(《贞符》)。他的本来目的是要“辅时及物”,但处在永州这偏远的地方,他的文章又怎能流传于世,又怎能发挥它的作用呢?他对此不能不感到忧心忡忡。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丧失信心,“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簿自匿,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他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力,也不愿妄自菲薄,就此消沉,而仍是孜孜以求,哪怕能起万分之一的辅时作用也死而无憾了。这几乎是一封血写的自白,是柳宗元用整个生命铸就的千斤诺言;同时,也足可见出柳宗元“抱拙守愚”的程度。

当然,“辅时及物”、“益于世用”,也就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仅这一点而言,柳宗元并没有太多的理论贡献。因为中国的古代文论,历来就强调这一点。但就具体的功用而言,则可包括两个方面:既可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可渲导民情,为百姓的痛苦鸣不平,提抗议。柳宗元的可贵之处,恰好是以“利安元元为务”。   

柳宗元在青年时代,就曾发下宏愿,声称要“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元公瑾书》)。他要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使人民得到好处。后来身遭贬斥,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但康民的志向始终如一。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看来,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张扬圣人之道,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利安元元”,即为黎民百姓谋利益,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这对深受战乱之苦的中唐百姓来说,确实是最大的实惠。他的这种“勤勤勉勉”,“虽死不憾”的“素意”,也正是他的“愚陋”处。   

除他自己说不忘“利安元元”外,一有机会,他还要以此来劝勉朋友。周君巢曾写信劝柳宗元练丹服药以延年益寿。柳宗元回信说,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使“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至于寿命长短,倒是无关紧要的。信的最后说:“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这里的“生人”就是“生民”,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人民。唐代为避李世民讳,常把民写作人。柳宗元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即使仕途不畅,也决不忘记人民的忧患;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圣人之道就可以大行于天下了。

尤为可贵的是,柳宗元提出了官为民仆的思想。在长安为官时,他就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拿了人民的俸禄,必须给人民以恩惠才能问心无愧。这当然是柳宗元的美好理想,而实际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他心里有不平,到永州后,当他送朋友薛存义去上任时,便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慨: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送薛存义序》)

官吏是人民的仆役,而不是去奴役人民,人民纳税来雇佣官吏,是要他们来保人民平安的,但那些官吏拿丁人民的钱却懈怠人民的事,甚至,还要窃掠人民。对这种“天下皆然”的官场黑暗,柳宗元回天无力,给新上任的朋友几句劝勉,已是他的最大努力了。

自古皆谓“父母官”,能够“爱民如子”,就是“青天大老爷”,这是天下皆以为然的定论。但柳宗元却说官为民仆,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真可算是洪钟巨响,同时,也足可见出他的“愚”论是何等地惊世骇俗。

2.“愚”与文学创作论:立诚·博采·讽谕

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柳宗元对文学创作有着很深的直接体验,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作理论,就更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创作论理论体系中,他首先强调的是作家的品德修养:“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在柳宗元看来,文与行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行”,就是品行、品德。唐代的古文运动,因为要益世利民,所以对作家的品德修养要求甚高,无论柳宗元或韩愈,均是如此。他们认为:作家的品德修养是根本的东西,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坏,决定文章的高低好坏;而文章的高低好坏,又决定着社会效果的高低好坏。因此,要救世风必须先正文风,要正文风又必须先立人品。这也就是柳宗元之所以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秀才避师名书》)的原因。这里的“诚”,主要是要求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抱定诚实的态度、表达真实的感情;同时,在内容的反映上,也应该是真实的。柳宗元强调“诚”,这也是进攻骈文的有力武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把作家的人品提到这样的高度,特别是骈文作家,更不注意品德的修养。这大致是肇始于梁代的简文帝萧纲,他公然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把人品和文品完全割裂开来,彻底否定了人品在创作中的作用。他既倡放荡之说,又大量创作放荡之文,再加上他的地位之尊,影响力尤著,因而助长了齐梁文坛的淫风。到了中唐,这股文风仍然猖獗,柳宗元的人品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既救文风于根本,也挽世风于久颓,真可谓是一剂益世利民的良药。

当然,品德修养还不是立诚的全部内容,在创作过程中,柳宗元还提出了“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杨京兆凭书》)的要求。“神志”,就是精神状态,也可以说是创作态度,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谈到自己写文章时,不敢存有轻率之心、怠惰之意、昏愦之念、骄矜之气,因为害怕写出的文章浮滑而不稳当、松散而不严谨、晦涩而庞杂、傲慢而无礼。一个享有盛名的作家,创作态度仍如此端正严肃,这也可以证明柳宗元自己的“诚”:他是说到做到,决不妄言的。

作家加强了品德修养,再加上健康的精神状态,端正的创作态渡,其心境就可以做到“清莹秀澈”,“善鉴万类”,带着这种心境进人创作过程,就可以广纳素材,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说自己“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这里所谈的首先是积累素材和选择题材方面的经验。积累素材要尽量地广,对自然“万物”、人间“百态”,均应“无可避之”地包容接纳,因为这关涉到创作基础是否丰厚的问题。有了素材,还必须“漱涤”,才能“牢笼”。“漱涤”是去芜存菁,“牢笼”是兼收并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即先去芜存菁,然后才兼收并蓄:前者是素材转化为题材,进入创作领域的桥梁,后者是保证题材、风格多样性的基础。因此,两者都不能忽视。此外,对自然“万物”和人间“百态”的采录,这又牵涉到一个创作源泉的问题,即他自己的创作是从现实生活中去找材料的,而不是靠前人的作品去“点铁成金”。他能成为文学大家,与他广纳天下之“材”为我所用是分不开的。他的文章,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虫鱼;上至朝政纷争,下至民间琐事;远至古代圣贤,近至当今豪俊——事无巨细,物无大小,皆可汇集笔端,可以说,在反映生活面的广和细方面,无论柳宗元之前或之后,很少有人能过其右。

当然,柳宗元对前人的作品也是很重视的,这主要是从借鉴写作技巧方面去考虑的。写作技巧自然是愈丰富愈好,因此,柳宗元提倡博采,以便:“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

在博采众长的问题上,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提出“本”与“参”的经验。“本”就是从内容上借鉴前人经验,他认为应该“本之”的有《尚书》、《诗经》、《春秋》、《易经》等;“参”,就是从形式上借鉴前人的经验,他认为应该“参”之的有《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史记》等。而就具体的技巧而言,则应该各取所长:取《尚书》之叙事的质直,《诗经》之感情的恒久,《礼记》之行事的适宜,《春秋》之论断的简明,《易经》之变化流动,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合于道,然后,再从《谷梁传》中学习磨砺文章的气势,从《孟子》、《荀子》中学习文章的畅达而有条理,从《庄子》《老子》中学习文思的恣肆无涯,从《国语》中学习表达的别有奇趣,从《离骚》中学习行文之幽深微妙,从《史记》中学习文字的高峻雅洁。最后再“旁推交通”即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而变为自己的东西,就能自铸伟辞、自成一家。柳宗元的这些经验,可谓全面、具体又实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创作论。虽已接触到文学创作的实质,但还不是仅就文学而言的,而是论文章——包括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那么,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柳宗元认为文学的不同处就在于:“导扬讽谕”。

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他曾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即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是“辞令褒贬”,作者直接作出是与非的评判,明确表示肯定否定的态度;一是“导扬讽谕”,作者借用比兴的手法,以艺术形象为中介,从而间接地诱导和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他还认为这两类作品均有不同的渊源和要求:“著述”源出于《尚书》、《周易》、《春秋》等,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为本,要求结构完整、内容充实、语言准确、说理周备,才便于作为文献保存。“比兴”源出于上古的歌谣、殷周的风雅,以比喻寄托、联想为本,要求文采绚丽、音节动听、语言流畅、意境优美,才便于流传唱诵。这些论述,可以说已从根本上揭示了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接触到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因为“比兴”就是要借具体的“物象”来表达抽象的“情志”,其实质也就是形象思维。柳宗元很善于运用文学的特点来抒发自己的情志,他寄浓情于山水,寓至理于万物,创作了大量的文艺散文,如寓言、游记、杂文等体裁,均在他的手中臻于成熟,从而开辟了中国散文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他创作上的丰收,也是他理论上的丰收。

柳宗元的创作论,虽没有本质论那样多的惊世骇俗的宏论,但因主要是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因而就实用性方面说,则有更浓的“愚论”色彩。   

3.“愚”与文学批评论:信实·知难·辨玉·尽味

在文学批评方面,柳宗元提出的第一个批评原则就是“文必信其实”,也就是要求文风朴实,内容真实可信。他对《国语》大加指斥,写了六十七篇《非国语》,就是因为《国语》以华美的文采掩盖了内容的谬误,他担心人们“溺其文而必信其实”,故起而非之,为的是“救世之谬”。

信实的原则既然是针对《国语》提出来的,那么,它首先就是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从信实的原则出发,要求于修史作者就是“直”,即直道而行,直录其事。关于这一点,柳宗元还指责过韩愈。韩愈任史馆修撰时,曾奉命编修《顺宗实录》,这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韩愈感到左右为难:如果秉笔直录,难免会触怒权贵,招来“人祸”;如果“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又怕有“天刑”。柳宗元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批驳了韩愈“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错误,严正地指出:史官的任务就是褒善贬恶,必须“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对历史著作要求直录,对纯文艺性作品呢?柳宗元也要求不脱离生活的真实。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观八骏图说》,批评《八骏图》把马画得“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的作法是荒诞不经的。他认为骏马与凡马同,也是“四足而蹄,吃草饮水”,如果失去这个马之为马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骏马。推而广之,圣人亦与常人同,如果把圣人描绘成怪异之人,那也就失去了圣人。显然,他是从实用性出发,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过于理想化以致失去生活的真实,他是坚决反对的。 

当然,即使是不脱离生活真实的作品,也未必能立即得到人们的认可,很多光耀后世的作品,倒是不见容于当代,这是因为:“知之愈难。”

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曾谈到为文有两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得之难是作家的事,知之难则是批评家和读者的事。柳宗元分析知之难有两个原因:一是“卓然自得以奋其间”,即人们往往自以为是而横加指责,很难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荣古虐今”,即人们总是重视古人的作品而轻视今人的作品:“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这种“荣古虐今”的倾向,使多少名声不高的作家,在当代就被埋没无闻,这对文学的发展实在是 “为害已甚”。因此,这种偏向必须纠正。纠偏的法门就是古今并荣:“彼古人亦人”,今人亦人,既然“可以言古”,为何“不可以言今”?柳宗元自己就是古今并荣的,他评价韩愈的作品,认为高于扬雄而与司马迁不相上下,可谓公正而准确。

那么,如何评价有缺点的作品呢?柳宗元提出的办法是看主流,即应该:“得其高朗,探其深赜”。

还是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柳宗元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

就是说,只要风格高朗,思想深邃,即或行文上有些败笔,那也不过是美玉微瑕,不失它的宝贵处。这就要求批评家在评价作品时,应该抓主流,求独创,辨明玉与瑕,而不能横加指责,求全责备,因微瑕而黜美玉。

当然,瑕也可以指,不能因瑕黜玉,也不必因玉掩瑕。柳宗元对《国语》的批评,便是瑕玉互指的。他既指责《国语》的“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又提倡“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只有这样,才能不失之为公正、全面。

再者,读者的审美趣味是多种多样的,要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批评家也应该去发现和提倡多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创作能:“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

韩愈曾写了一篇奇文《毛颖传》,他以史传体的形式为毛笔立传,又用传奇的笔法写毛颖君(即毛笔)一生的遭遇,文笔雄奇风趣,描摹细腻生动,是一篇很具特色的寓言。但因它通篇都是“驳杂无实”的文字,所以文章一出便受到攻击,正统文人均“大笑以为怪”。唯有柳宗元慧眼独具,读了此文后,立即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的长文。他首先指出,韩文的长处不在说理,而在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即被深深地吸引、陶醉,使人一气下读,几无喘息的余闲。这自然是强调该作品的娱乐性。但他所看到的又不仅是它的娱乐性,他深知作者的意图:“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这说明,柳宗元文学批评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并重的。   

尤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尽天下奇味以足于口”的观点。他认为,“大羹玄酒”,虽是“味之至者”,但仅有此味又不免单调,所以酒筵上总还要设“小虫水草,楂梨桔柚”,并佐以“苦咸酸辛”,以满足各人所好。对文学欣赏也是如此,人们的审美爱好,艺术趣味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文学的风格、趣味也应多种多样,以满足读者的口味。这反映了柳宗元对艺术规律的正确认识。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既系统全面,又具体实用。贬永十年,在创作上是他的成熟、丰收期,在理论上也是他的成熟、丰收期。他的理论,主要是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在与时俗的不断抗争中得到完善,还经过了文学批评实践的检验,因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我们从他的理论中,既可见出执着的理想、不避艰危的“愚求”之志,又可见出注重实用、不同时俗的“愚论”特征,就整个理论的构架而言,或隐或现,均不脱一个“愚”字。

 

 

三、寒江独钓“愚”

柳宗元的《江雪》是尽人皆知的,诗中那位寒江独钓的渔翁,人们皆说是柳宗元自身的写照。写照了什么?曰:清高孤傲。这当然也对,但不免皮相,至多,也只是揭示了柳宗元的“愚性”;更深层次应是他的“愚求”:或许这位渔翁倒真能探出一条新的钓鱼之路,这才是真正的柳宗元,他不会随波逐流,更不会随人所识,而往往能于寻常处发现至理、于奇异处找出常规。

自然,柳宗元也有孤独,但那是探索者的孤独,屈原式的孤独。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在山山水水之中,他在努力寻找着屈原的足迹。这足迹,正引导着他去努力探寻新的思想领域和新的文学领域……

可贵的柳子之“愚”!

 

(载《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