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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山水游踪及心路历程
 
《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  加入时间:2017/1/15 11:49:00  admin  点击:477

 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山水游踪及心路历程

 

 

一、“周天寒彻”的孤独之境

柳宗元贬谪永州足有十年,这十年的贬谪生活,既害苦了柳宗元,也成全了柳宗元,因为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大都是在永州完成的;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更是由在永州所创作文学作品所奠定的。

说贬谪生活害苦了柳宗元,这主要是从他的精神打击和身体损害方面说的,柳宗元正当47岁的盛年就告别人世,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拖垮了他的身体。人的精神、心理因素与人的身体因素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的结合体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并进而体现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如何,幸福指数如何。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究竟如何,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精神、心理状况是完全可以通过他当时的作品来判断的。

最能体现柳宗元当时心境的作品应该是《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在柳宗元的诗中,无疑是流传最广的一首,对中国人来说,凡是能认识几个字的就应该能读能背,其普及程度,可与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三足鼎立。我不知道别人读这首诗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本人读这首诗时总感到一股寒气逼人。我们不难想象,整个世界全被厚厚的冰雪所笼罩,不仅看不到人的踪影,连鸟的踪影也不见——整个世界一片死寂,看不到丝毫的“热血”气息,唯有一个渔翁在江中钓鱼;而这个渔翁,肯定被冻得瑟瑟发抖甚或是被冻僵了。这样一幅“周天寒彻”的景象,怎能不让人觉得寒气逼人!

但仔细想来又觉得很奇怪,永州这地方地处北纬25°左右,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8左右,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也在6-7℃(《零陵地区志》(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116),怎么会有柳宗元所描写的景象?即便是20081月,南方遭遇了百年未遇的大冰灾,也仍然未出现这样的景象。因此,柳宗元所描写的不应该全是实景,更多的是他当时心境的“外化”。中国诗歌讲究情景交融,或以景生情或因情生景,《江雪》应该属于后者。

如此“周天寒彻”的景象,是以“透骨心寒”的情感体验做基础的。那么,《江雪》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有人认为,此诗是一首“藏头诗”,拈出每一句诗的开头一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千万孤独”[1]。这才是柳宗元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渔翁的处境就是柳宗元自己切身的感受。我们看到,渔翁的身边不仅无人作伴,甚至连一只鸟之类的生物都没有,他所感受到的“孤独”何止“千万”?!此诗作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是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二年。从一个炙手可热、正欲大展宏图的年青京官,突然成为荒僻之地的罪臣,地位的巨大落差本已造成了心里的巨大落差,而在这一年的时间内,朝廷又连发四道诏命,规定包括柳宗元在内的“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将他希冀早日复用的幻想彻底打破;同时,与新环境的格格不入的心境,也一时难以磨合,此时的柳宗元,除了“千万孤独”,恐怕再难找到第二种感觉。

 

二、“羁鸿难归”的思乡之情

《江雪》所描写的景色,更多的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外化,也就是说,此诗所描写的更多的是虚景而不是实景。那么,描写实景的作品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同样作于元和二年的《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

    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杳杳渔父吟,叫叫羁鸿哀。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归流驶且广,泛舟绝沿洄。

如果说《江雪》主要是一首抒情诗,写景是因情的外化,那么,这首诗则主要是一首写景诗,是因景而生情。

状写山川之美,乃是柳宗元的拿手好戏。汪森在《韩柳诗选》中曾说:“柳州于山水文字最有会心,幽细淡远,实兼陶谢之胜。”近代的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卷三中评论此诗时则说得更具体:“开旷之景,叙来如见,宛然一幅活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柳宗元是怎样描绘这幅“活画”的。

诗人先写远景:潇湘二水各自从九嶷和临源发源,到此地会合,但江流一缓一急,一蜿蜒而来,一直奔而至,一副颇具特色的远景江流图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接下来,诗人便仔细描摹二水会合口的胜景。先看水面,空旷开阔,碧水连天,波涛不惊,水的动景反而变成了静景;而两岸危楼高耸,则又化静为动,让人看来怵目惊心;顺着危楼再往上看,一幅蓝天白云的美妙天景便呈现眼前,那雨后初晴的灿灿阳光,那悠悠飘过的缕缕白云,好一幅秋高气爽的绝妙佳境,而且是水天一色,绝无纤尘,这简直就是一个神仙世界,不染半点世俗的浊气。读者读到此,都免不了心驰神往,诗人自己身处如此仙境,就更当飘飘欲仙了。然而且慢,立即便有世俗的浊气传来:“杳杳渔父吟,叫叫羁鸿哀。”因为有了“羁鸿”的哀鸣作陪衬,“渔父”之“吟”便也有了悲音,这悲音其实并非来自渔父之口,而是发自诗人的心底,由“羁鸿”的哀鸣,诗人不能不想到自己被贬他乡羁留穷乡僻壤的痛楚,因而再美妙的景色也不属于他,这景色不仅不能使他愉快起来,相反,他越想借它来排遣乡思之念,乡思之念反而越来越浓。仙人的佳境他已没有心思欣赏,只好驾舟起回程。然而,回程之路又在哪里呢?作为被贬之人,他又不能不想到自己只能“羁留”于此的处境:故乡不能去,有家不能归。他所能回的“家”,与“羁所”同名,与“监狱”无异,他又何必急急忙忙地回到那“监狱”中呢?更为可怕的是,不回到那“监狱”他便无处可去,无法抉择的两难处境,更增添了诗人的愁苦,小舟漂泊于宽阔的江面,徘徊不前,虽是风平浪静,也给人岌岌可危之感,这不是小舟的危急,而是诗人心境的危急。

此诗从表现手法来说,与《江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雪》是以悲景写悲情,以冷寂之景写孤独之情,情与景是同质同构;此诗则是以喜景写悲情,以温馨美妙之景反衬羁留难归之情,情与景是异质同构。同质同构,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它把读者的思维引向了同一个方向,带向了同一种情感;异质同构,则容易让读者产生震撼,因为它把读者的思维引向另一方向后又突然中断,让读者回过头来遭遇到另外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思维和感情的波折恰如连绵的波浪撞击岩壁,必然激起层层浪花。因此,《江雪》带给我们的是彻骨的寒冷和无边的孤独,是读者与诗人的感同身受,是读者对诗人境遇的同情;此诗带给我们的则是与诗人相反的感受,特别是作为永州人,我们感谢柳宗元将这里的景色描写得这么美好,置身这样的美景中,我们会感觉到温馨而舒畅。但作为“罪臣”“羁留”此处的柳宗元,他该如何来适应、接受乃至于融入、享受这样的美景呢?他能否不把自己当作“羁鸿”呢?然而,我们的“好心好意”对柳宗元来说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是故土难迁、热土难离,游子思乡的悲苦本已重重地烙入心灵深入骨髓,更何况柳宗元在游子的悲苦之上又增加了一层“罪臣”的孤独感,他怎么能割舍那一份思乡之情呢?“罪臣”身份不改变,他又如何去除那一份孤独感呢?面对这种两难处境,不仅作为“当局者”的柳宗元无所适从,即便是作为“傍观者”的读者,也觉得无所适从。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同情那样简单了,我们或许会有种种的惋惜、叹息乃至无可奈何等复杂情感,这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和情感之波在遇到岩壁的撞击后所激起的层层浪花。

三、“为农信可乐”的适意心态

解铃还须系铃人,柳宗元的心境如果永远是那样地“千万孤独”,永远是那样地“岌岌可危”,那么,不出三年,柳宗元就会被这种心境彻底压垮。然而,柳宗元毕竟没有被彻底压垮,时间之手给了他最好的抚慰,三年之后的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改善的缘由,在他的《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一诗中有明确的交代:

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久忘上封事,复笑升天行。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岁月杀忧栗,慵疏寡将迎。追游疑所爱,且复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长乌遂遐征。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鹳鸣。风篁冒水远,霜稻侵山平。稍与人事间,益知身世轻。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乔木余故国,愿言果丹诚。四肢返田亩,释志东皋耕。

此诗作于元和四年,柳宗元时年37岁,是谪居永州的第四年。大致而言,柳宗元此诗亦为记游诗,其游踪所至较前诗所到的距离更远,所以诗人用了“遐征”二字,很有点征途漫漫的味道。据《湖南通志》卷十八《山川地理》篇载:“石角山在(零陵)县东北十里,山有小洞,极深远。连属十余小石峰,奇峭如画。”长乌村则较石角山更远,至少也得十几里山路,靠步行走来,自然也可称之为“遐征”了。

就此诗所描述的内容来看,游踪之远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心路历程的演变之远,写游踪也只是为自己的心理变化提供一个真实的注解。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此诗说:“先用虚写,后用实叙,章法自变。”如果仅从记游的角度说,的确是先虚后实的;但从诗人的心路演变来看,则又是先实后虚的。诗人初贬永州时,其心境是那样地抑郁难伸、纠结难解,以至于在游潇湘二水相会处时,再美的景色也激不起诗人的快意,勾起来的反而是更多的故乡愁思。写这一首诗时的心境则大不相同了,诗人是真正地畅神山水适意田园了。这种心理变化的缘由,按照诗人自己所说的,首先就因于“岁月杀忧栗”所起的作用,时间之流可以洗去一切血痕,当然就更能洗去人的郁闷;而更重要的是,随着诗人生活阅历的加深,与下层百姓的多方接触,他看清了小我的“身世轻”,终于从个人荣辱的小圈子中跳了出来,只想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四肢返田亩,释志东皋耕。”唐初卓有战功的王绩,虽然官至大乐臣,但却“挂冠归田,葛巾联牛,躬耕东皋”,他决心向王绩学习,也要亲身参加农耕生产。有了这样的决心和打算,他便从“千万孤独”的心境中跳了出来,想起以前居官时的应酬与虚荣,与眼前所见的“为农”的实在与真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心理天平很自然地便倾向了后者。

正因为他的心理因素从“虚荣”转向了“实在”,所以对景色的描写也更见质朴,“奇峭如画”的小石峰,只一笔带过,平常的田园景色反而浓墨重彩,这不是诗人的疏忽,更不是本末倒置,而是诗人的心境变化使然。蒋之翘在《柳集辑注》(卷四十三)中曾评论此诗说:“昔人论此诗,以为逼真韦左司游览诸作,予深不然之。子厚意志感慨已不如韦之恬淡,句调工致已不如韦之萧散,是本同道而异至,乌可谩议云乎?”柳宗元此诗自然不能与韦应物的“游览诸作”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与柳宗元自己其他的“游览诸作”相提并论,因为此诗根本就不能当作“游览”诗读,而应将它看作是一篇心理自传。所以,要了解柳宗元的心路历程,就不能不读此诗。

从柳宗元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目标来说,此诗是一个定航标,此后的十余年,柳宗元基本上就是伴随着这样的心态流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在43岁时又经历了一个“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的政治打击,但心态很快就得到了调整,到柳州一上任,立即就投入繁忙的公务,日夜操劳,留下了不少政绩,以“辅时及物”的热忱,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为柳州人民办了不少的实事和好事。这一切,可以说是柳宗元在此诗中所确定的心态定位和人生目标的实现。

(载《柳宗元永州诗歌欣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有修改)



[1]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