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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
 
《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  加入时间:2017/1/15 11:43:00  admin  点击:799

 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

 

 

一、“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兼容的人物特色

80年代的寻根作家中,阿城的作品不算多,但却被视为实力派人物,有关阿城的话题也持续不断。总结十几年来有关阿城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其笔下的人物究竟属道家还是儒家?大多数的批评家都认为阿城的人物属道家,如苏丁和仲呈祥在《棋王》刚发表时就对此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道家哲学讲究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价值的肯定,所谓‘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就是这个意思。看来,阿城的本意是要写王一生的大智,写他在同辈青年中过人的聪慧,却故意突出他的痴呆和顽愚,这不能不说是深得道家哲学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和超越的妙谛”;王一生下棋“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棋道如此,王一生的形象就更是岸然道风:“他心如止水,万物自鉴,空心寥廓,复返宁谧”[1]。自此之后,便有不少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阿城笔下的人物特别是王一生形象的道家风范,直到现在,仍有人在论证这一问题,如张法认为正是王一生的“无知无欲”助成了他成为棋王:“王一生记忆好(奇);有深情(呆);无多少知识,对古代正统文化(包括最有名的曹操的《短歌行》)不知道,对西方文化(包括最有名的杰克·伦敦、巴尔扎克)不知道(无知);无现实利害计较,处于饥饿却并不以饥饿为意,爱下棋被坏人利用而不知(无欲),完全靠个性、情致、智慧爱上了象棋。在性情个性上对当下现实‘绝圣弃智’式的超越,这是他成棋王、得棋魂的基础”[2]

但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王一生对棋道太过沉迷,所以不能算是道家,如黄凤祝认为:“道家要求对任何事物、作为都应抱着恬淡的态度。恬淡即是反对沉迷,但却不是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而是对事物有所作为,只不强求得失,不过分地计较,一切都应顺应自然地对待”;但王一生却过于“沉迷”:“王一生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钱,而对其他事物不感兴趣······唯有棋与吃他才牵肠挂肚。这亦非老子‘无为’的精神”。因此,黄的结论是:阿城的王一生“还够上一个真正道家的资格,阿城对道家文化的真谛也还未曾悟彻懂透”[3]

其实,王一生即不缺“恬淡”,但同时也极为“沉迷”,所以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道”只是王一生的外表,其实质则是“儒”,如雷达认为:“王一生所体现的,是‘人的自觉’、‘人的发现’和人的胜利的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不是那种屈服于生活重压的人,却又表现得那样淡泊、自适、无为。他是‘道’的外表,‘儒’的真髓”[4]

批评家们的分析,无疑都切中了阿城笔下的人物特色,但或失之偏颇或失之粗略。应该说阿城笔下的人物确实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兼容的,不能只顾及某一方面;同时,仅仅指出二者兼容,也未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其超脱什么执着什么;再者,阿城是提倡文化寻根最力的一个,他的“二者兼容”所联系的文化根脉又何在?这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二、“树王”的超脱与执着

阿城的作品无疑是以“三王”为代表的,从发表的顺序来看,是《棋王》、《树王》、《孩子王》,“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一个顺序”[5],阿城自己认为,这三部作品代表了他创作上的三个时期。那么,我们就按照阿城所说的写作顺序,先来分析一下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看看他们究竟是超脱什么执着什么。

阿城在《棋王·自序》中说,《树王》是他“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原因是写得太幼稚,“好像小孩子,属撒娇式的抒情”。但在我看来,正因为幼稚才显得真实,不幼稚才是“虚矫”,因为从阿城自己所说的创作时间来看,“《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当此之时,正是全民幼稚的时候,能保有自己“成熟”看法的,似乎只有顾准式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而且,任何人的创作都是从幼稚开始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当他面对初始阶段的幼稚时,完全可以会心一笑而了之,阿城将它当作一块心病,也恰好说明他确实“对道家文化的真谛也还未曾悟彻懂透”。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以一个作家的直觉来反映某些道家的思想。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树王》中的肖疙瘩,这个人物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显得与众不同:力气大得惊人。然而,却又有点儿呆笨,他干起活来挺在行,说起话来却又笨嘴笨舌,而且,什么重活脏活他都自顾自地干,当林场所有的劳力都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砍山竞赛,大干所谓的垦殖大业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默默地种着菜。他完全超脱于生活的主流之外,似乎在过着一种世外桃源式的恬淡宁静的生活,因而这一人物从最初的印象来看,确实有着道家的风范。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肖疙瘩内心世界的逐步袒露,读者可以发现恬淡宁静只是他的外表,其内心则翻腾着激烈的波澜,他内心情感的丰富,甚或超过任何人。例如,当一棵大树将倒未倒之时,他孤身一人深入险境,清除险情,帮助几个知青摆脱了危险;事后还不顾自己被管制的身份,向支书提意见,认为不该让没经验的知青单独砍那样的大树,以致招来支书的一顿批不说,还汇报上去,被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太呆气太不知趣,然而他的认真而执着的个性又使得他不能不这样做。最不知趣也最为执着的体现是他对“树王”的护卫,知青李立说是要破除迷信,砍到树王,而肖疙瘩竟以性命相搏,以血肉之躯护卫着“树王”;虽然在支书的威压下他不得不离开大树,但在砍树的四天里,他不吃不喝日夜守护在大树旁,短短的四天,他竟白了发,失了神。我们可以想见,当大树被一刀一刀地砍倒时,他的心也在被一刀一刀地剐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树被砍倒,他的血也流完,生命也就枯竭,作为植物之躯的“树王”与作为人体之躯的“树王”终于同归于尽。肖疙瘩的这种执着与屈原的执着难道不是异曲同工?有评论家认为,纠缠肖疙瘩的死因是没有意义的,而我却认为,肖疙瘩形象的意义恰好就在他的死因中。他是为什么而死?仅仅是为一棵树吗?显然不是,因为当“我连连劝他不要为一棵树而想不开”时,“他慢慢地点头”表示了同意(《棋王》,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下引仅注明页码),但他还是没有想开,终于平静地死去了。死时除了牵挂那位被他踢残的战友外,似乎对一切都不再关心,对一切都已感绝望,那“一双失了焦点的眼睛”明白地昭示出,临死前的肖疙瘩已经心如死灰。那么他的死就不应该只是为了一棵树,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死于绝望;但他的绝望却不是因为“希望”的破灭,而是因为一种“意念”的破灭。这种“意念”是什么?他认为树“是个娃儿,养它的人不能砍它”(第113页),凭着山民的直觉,他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只要有一棵参天大树的存在,就可以昭示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亦可成为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明证,这就是他凭直觉所感知到的而且自认为是千真万确的“意念”。然而,当一切大小树木全都被砍倒烧掉之后,随着“明证”的彻底消失,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彻底破灭。这对于一个完全倚赖于山林而生活的人来说,其打击自然是致命的,他到哪里再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呢?一个完全失去精神寄托的人,唯一的归宿便只有死。因此,我们不能责怪肖疙瘩是那样地执迷不悟,为了一棵树竟以性命相搏,因为他护卫的实在是自己生存的根据,他的生命的游丝就寄寓在这最后的一棵大树中,以性命相搏或许还可救下这棵树,也可救下他自己,否则,便只有同归于尽。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意念”是与“观念”相对应的一个词。观念是一种公认的思想意识,是大家所必须遵循的,特别是历久形成的传统观念,对人更有一种顽强的约束力,所以观念具有确定性凝固性的特点。意念则是存在于人们心目的一种想法,意念的强烈可以接近于信念,也可以吸引人为之奋斗;但意念再强烈也不能等同于信念,信念必定是群体的,必定有一批人共同坚守,意念则纯为个人的,意念不仅人各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念,所以意念具有个性化流动化的特点。阿城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以意念作支撑而背离观念的,如肖疙瘩所执着的就是意念而非观念,他的想法完全是个性化的,是与当时人们所共同遵循的观念相对立的;与此相联系,他的执着也就并非儒家式的,因为儒家所执着的往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认观念,为了遵循这一观念的约束,儒家在“修身”阶段就极力压抑自己的个性,破除带个性色彩的意念,而使自己的思想尽量地适应“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所以,儒家往往以自觉服从为天职,决不会执着于自己心中的某一意念。《树王》中很爱读书的李立,满嘴政治术语,似乎颇有主见,其实所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以上级或权威为准,他的执着沉迷才是儒家式的。肖疙瘩的执着沉迷与李立相反,当然不属于儒家。那么他的文化根脉究竟该系于何处?此问题留待下文分析。

《树王》也确实有幼稚的地方,它的幼稚之处倒不在作者自己所说的“满嘴的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这个作品关于“宇宙、世界”之类的空议论还是少有,口气也并不“虚矫”;这个作品的幼稚所在,是作者硬要给肖疙瘩加个侦察英雄的名头。本来,作为一个山民,生于山林长于山林,整个生命维系于山林,他爱树护树乃是发乎天然的顺理成章之事,这与一个侦察英雄的行为毫无关联之处;而且,仅仅为了一个橘子,就踢断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的一条腿,更何况这个橘子还是作为班长的肖疙瘩所同意摘的,这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再者,从结构上说,侦察英雄的故事游离于主体情节之外,在本来很自然的叙述中,突然插上这一笔,使情节的顺畅发展受阻,显得生硬;从人物性格上说,侦察兵时期的肖疙瘩是那样野蛮,图名图利,因自己的一等功和班上的集体功被取消,竟“气得七窍生烟”,这与林场场员时期的肖疙瘩显然有天壤之别。作为林场场员的肖疙瘩是那样地谦卑忍让,不计名利,可以默默无闻地做着一切,也可以默默无闻地忍受着一切。他只依着自己认为该做的做去,不在乎利害得失,也不在乎别人的是非论评,有这种心态和境界,怎么可能为一只小小的橘子而勃然大怒?同时,只因一等功被取消而觉得“无颜见山林父老”,于是不愿回家乡而转业来到了林场,说明他是十分注重面子的;但到了林场之后,似乎又根本不把面子当回事,即便是受“管制”,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资格,他也不往心里去。这前后的反差和矛盾,简直不可理喻。加进一个侦察英雄的故事,引出了如此多的前后矛盾,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呢?是为了说明一时的冲动所造成的恶果给了肖疙瘩以教训,故而才修炼到后来的境界?但该作品的题旨显然不在此。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侦察英雄的故事都是多余的。但作者之所以要加进这个故事,恐怕是为了给最后的护树壮举提供点“英雄本色”的基础,而就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普遍认识来说,似乎只有军队才是个大熔炉,才是培养英雄的地方,所以肖疙瘩当上了侦察兵,并成了侦察英雄。这个故事在作品中虽属多余,但它恰好留下了七十年代初的印痕,从了解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看,还是有其史料价值的。

有意味的是,《树王》是超历史的,即便是放到现在来读,不仅不会有丝毫的过时感,反而会觉得更切时弊,因为它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环保故事来读,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该作品的价值可能会越来越被人所重视。有此“超前”的价值在,阿城应该感到欣慰,其心病也应该祛除。

 

三、“棋王”的超脱与执着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树王》所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肖疙瘩认为凡树都有用,而且他更看重的是天然林,他所说的“有用”与李立所说的“有用”决非同一层次的概念,李立所说的是经济概念,肖疙瘩所说的则是哲学概念。因为肖疙瘩是个一字不识的粗汉,作者没办法让他大谈哲学问题,但李立作为肖疙瘩的对立面,他是谈了哲学问题的。我们结合肖疙瘩的“意念”和李立的“观念”,可以发现他们的所思所想其实都共同切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只是在“合一”于谁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儒家的观念是天“合一”于人,所以强调的是“人定胜天”的主观努力。李立驳斥肖疙瘩说,人开出了田,“养活自己”,人炼出了铁,“造成工具,改造自然”(第114页),显然是在强调人通过主观努力,使自然适合于人的需要。道家的观念是人“合一”天,所以强调的是“返朴归真”的清净无为。肖疙瘩一定要留下一棵天然林以“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并与这棵天然林共存亡,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人与自然的同体,人应该回归自然。

如果说《树王》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棋王》所反映的则是一个人生价值论问题。在《树王》中,肖疙瘩的哲学“意念”无法通过他的口说出,作者似乎意有未尽,所以到了《棋王》里作者便尽力弥补这一缺憾。王一生虽然读书不多,谈不上什么理论水平,但对自己的人生体验总还可以总结一下,于是,“何以解忧?惟有象棋”的人生“意念”便通过他的嘴反反复复地说出,还通过“我”的嘴不失时机地大发议论。所以从大段的议论来看,《棋王》倒确实有点“口气虚矫”。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棋呆子王一生究竟是沉迷于棋还是沉迷于自己的意念?对这一问题的区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虽然王一生的意念是“以棋解忧”,这其中决离不开棋,但棋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一问题不解决,也就难以区分王一生的沉迷究竟是精神追求还是物质追求的问题。黄凤祝认为“王一生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钱”,如果棋是王一生沉迷的目的,当然就与酒色、金钱无异。但王一生的目的显然不在棋而在“解忧”,正因为目的在解忧,所以下棋就仅为下棋,即不“为生”,亦不在乎参赛的名次,甚或也不在乎输赢,当冠军老者提出言和,他便毫不犹豫地就说“和了”。正因为他在下棋的问题上淡泊名利,从来没有想到要比赛拿名次,最后却又大战群雄,杀败了十位高手而成为棋王,所以众多的评论家们便都说他是道家之棋,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也只能解释王一生的超脱,却不能解释王一生的沉迷。其实,仅仅是超脱名利是不能带来棋艺的精进的,必须有超乎常人的沉迷才会有超乎常人的水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那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就具体的技艺而言,必须靠耐心细致的“水磨工夫”,即便是庖丁解牛,也是破损了多少把刀之后才“游刃有余”的。所以,棋王的成功,决不是由超脱无为所促成,而是由沉迷执着带来的结果,只因他所沉迷的非名非利,所以被误会为超脱。应该说,他一门心思所想的就是如何解忧,为了解忧,他才沉迷于棋艺的精进;解了忧,他才能正常地生存。他的一生实在有太多的不幸,儿童时代就因家庭的困顿而失去了常人应有的欢乐,年纪稍长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直被生计所累,如果不能在棋里超脱一下生活的重压,其身心就将因不堪重负而垮掉,那么也就不会有“棋王”的辉煌。所以,王一生于不幸之中又是万幸的,多亏他在叠书页之时偶尔遇上了一本“讲象棋的书”,从而使他迷上了棋,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忧”之道;更为幸运的是,棋还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辉煌,他没有像肖疙瘩那样与“树王”同生死,相反,他是与“棋王”共荣耀的。这或许也就是阿城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充分自信,生活的重压可以迫使人们去寻找“解忧”之道,而在“解忧”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会铸造人生的辉煌。这是否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呢?但我以为阿城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执着于“解忧”之道是其“为”,超脱于世事纷争名利得失则是其“不为”。《棋王》相对于《树王》,如果说在“文化小说”的意义层次上有提高,那恐怕也就体现在阿城对“有所不为”的认识上,并为王一生找到了有所不为的“解脱”之道。

王一生除专注于棋之外,还专注于吃。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吃是他的物质追求,而棋是他的精神追求。吃是生存的必需,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第9页),“吃”对“棋”的决定作用,王一生肯定比谁都体会得深,所以当“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时,他便坚决反对:“我可不是这样”(第9页)。对于吃,他是绝对不敢轻视的。但他重视吃,决不能视为一种物质追求,因为物质追求的本身,就暗含了物质享受,王一生是坚决反对物质享受的。他要严格区分“吃”与“馋”的内涵,认为在吃上“想好上再好”那就是馋(第11页),所以他说巴尔扎克写邦斯舅舅的好吃“是一个馋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第14页);而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反而认为是一个“吃的故事”,那么,他的重视吃,也仅在维持生命存在的需要。正因于此,他对生命所需热量的算计才那样精细,而且其精细程度决不亚于他对棋艺招数的算计。例如,当“我”说曾有一天没吃饭时,他非得要问清楚是否确实到“当天夜里十二点”一点东西没吃,还要问第二天吃了什么。问过之后,他十分认真地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第10页)这种算计确实是够精细的,但也确实是“呆”,正是这种精细与呆的结合,才可见出王一生在吃的问题上的一个“意念”:能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即可,想再好便是馋。所以他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第24页)。“顿顿饱就是福”,这无疑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能保证热量的维持,解除生命存在之“忧”。因此,从“意念”上说,棋为解忧,吃亦为解忧,二者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所以王一生才同样地执着而沉迷。

阿城之所以要将棋与吃摆在同样的位置,这也反映了他对现实人生的看法。在一般人看来,棋为高雅之物,需得高雅之人带着清纯的心态才能为之,王一生的母亲认为下棋是有钱人的事,拣烂纸的老头其家训是“为棋不为生”,均代表着这种看法。但阿城却偏偏要写王一生在饥肠辘辘中迷上了棋,让棋进入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棋以解忧与吃以解忧进入同一档次,这反映了阿城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似乎是怕读者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心思,阿城还让“我”直接出面发议论,如当“我”看到观棋的群众竟那样踊跃,“一个个土眉土眼,头发长长短短吹得飘,再没人动一下,似乎都要把命放在棋里搏”时,便由此引发了一通议论:“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第5859页)。在阿城看来,只有像黑脸士兵、樵夫、呆子的母亲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所以在作品的结尾,阿城借“我”之口将这一意思更明确地告诉读者:“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第65页)。那么,按照阿城的意思,普通人的真实人生本就是幸福的,只因人们未能“识到”,所以才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幸福只在“意念”中,解忧也就是对“意念”的追求。“我”是已经“识到”了,不再“囿在其中”,于是顿感幸福,竟睡得那样沉那样惬意。

 

四、“孩子王”的超脱与执着

阿城所要肯定的本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无论“树王”或“棋王”,却又总带着几分传奇色彩,这便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所以到了《孩子王》里,阿城便尽量祛除主人公的传奇色彩而使其平淡化朴实化,还其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孩子王》是作者“自认成熟期的一个短篇”(《棋王·自序》),其成熟之处恐怕主要就体现在作者完整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而且也没有《树王》中所有的结构上的败笔和《棋王》中所有的“虚矫”口气。

同前两部作品一样,《孩子王》的主人公“我”一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也仍然是一副恬淡超脱的神态:“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做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第128页)。有这种“坦然”的心境,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不喜不悲无怨无悔。本来已安安心心地在生产队干活,没曾想突然被安排去教书,这意外之喜本可以让他高兴得“蹦”起来,但他没蹦,当同室的老黑问他捆行李的原因时,他只是“轻描淡写了一番”,老黑反倒高兴得“一下蹦到地上”(第129页)。队上的知青们听说后都高兴地来祝贺,说他“时来运转,苦出头了”(第130页),他自己却并无这种感觉,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我去教书”(133页)。在他看来,似乎原因比结果更重要。正因为“进”本无喜,所以“退”亦无悲,当老陈传达总场和分场的意思,让他自己找一个生产队“再锻炼一下”时,他竟心平如镜,毫无波澜:“我一下明白事情很简单,但仍假装想一想,说:‘哪个队都一样,活计都是那些活计,不用考虑。课文没有教,不用交代什么。我现在就走”(第189页)。这样地轻松痛快,弄得原以为很要做一番说服劝解工作的吴干事和老陈反而不知所措了。而且,他不仅立即离校去队上,在路上走着走着,竟“不觉轻松起来”(第189页)。一场时来运转的“孩子王”美梦,就这样骤然而来又骤然而去,这种大起大落的命运捉弄,本可以在人的心海中激起狂澜巨涛,甚或引发出人生中多少风雨雷电的,但“我”却轻描淡写地将一切如轻丝一般随手抹去,这般恬淡超脱,真可谓已臻极境,即便是棋王王一生,也未能达到如此境界。阿城自认为《棋王》只是“半文化小说”,那么作为“成熟期”的《孩子王》就应该是“全文化小说”了,它的“全”,恐怕首先就体现在人物心态的这种高境界上。

“孩子王”的恬淡超脱甚或有过于“棋王”,其执着沉迷却也不亚于“棋王”,而且仍带着那一分呆气。教书还没有开始,“我”的执拗之劲便上来了,听说自己是因为上过高中才被选来教书的,便向教导主任老陈反复申辩,说“高中我才上过一年就来了,算不得上过”,就怕自己“教不了”(第134页);勉强接受任务,一看是教初三,更是“说了无数理由”,要“坚决推辞”(第138页)。老陈和其他教师都说教书不难,只要把学生带到18岁能参加工作就行了,他却仍然“心里打着鼓”,深怕“误人子弟”。好不容易被劝进了教室,一看学生没有书,他的认真劲又上来了:“做官没有印,读书不发书。读书的事情是闹着玩儿的?”(第141页)他气鼓鼓地去找老陈,老陈却轻松地一笑,说这种小地方常常是没有书的。真正教起书来他就更认真了,为了尽快教好书,他不顾班上学生王福说他“混饭吃”的讥笑,而虚心向王福请教。特别是看到学生对课文中的字竟有三分之二不认识、作文又老是抄社论时,他更是心急如焚,立意要将这种状况扭转过来。于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丢开课文不教,每天只教识字和“写流水帐”。“半月之后,学生们慢慢有些叫苦,焦躁起来”(第170页),总场教育科也说要来“整顿”他,但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动摇。他这样地执着乃至执拗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还是为着他心中的一个“意念”:“教就教有用的”(第173页)。课文之所以不教,是因为他“分不清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区别。学生们学了语文,将来回到队上,是要当支书吗?”(第173页)正因为他认为语文课本学了无用,所以弃之不教,当教育科吴干事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文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用”(第188页)。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有用”,似乎所强调的也是一种实用价值,与《树王》中李立所说的“有用”似乎是同一层次的含义。这是否意味着,阿城的创作思维转了向,转到了原来的对立面去了?当然,仅就“有用”所表达的含义来说确实并无多少差别,但得出这一结论的思维来源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立的结论来源上级来源权威,并非他自己的思考;“我”的结论则是与上级与权威相对立的,是自我思考的结果。这也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三王”所执着的并非“树”、“棋”、“书”等具体的物件,而是他们自己心中所独有的“意念”,这种“意念”是别人不可强加也不可强夺的,它所折射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因此,从本质上讲,“我”的执拗的性格与李立相悖而与肖疙瘩倒是一脉相传的,只是“我”比肖疙瘩有文化,因而在独立思考的问题上更有自觉性。“我”要求学生的作文一定要写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所以“我”给初三班所写的“班歌”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第185页)带着自己的脑袋去思考,执着于自己所确认的“意念”,这是“三王”主人公所共有的特点,“孩子王”似乎更自觉更明确也更执着一些,他可以对别人所羡慕的教师职业不屑一顾,而对别人所淡然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却极度认真,宁可失去教师的职位也不愿更改自己的“意念”,这就是恬淡超脱与与沉迷执着的结合;而从二者的结合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超乎常人的刚性与韧性。有人说阿城的小说是提倡“不争”的奴性,这其实是误解了阿城。阿城的人物有着鲜明的独立思考的个性,本质上正是反奴性的。

 

五、楚文化之“兼容”与阿城的人物特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阿城笔下的人物其共有的突出特点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他们所超脱的是世俗的个人名利,所执着的则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意念。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第一层含义。其次,阿城创造这种人物的文化根脉何在?这种特色的人物即不能归之于道家,更不能归之于儒家,因为即使在形式上与儒家的沉迷执着相同,但在个性化的本质特征上也是不一样的。仔细分析起来,这种特色的人物可以在楚文化中找到根据,或者说阿城笔下的人物所体现的是楚文化的精神特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楚文化是兼容并包的,既有老庄式的恬淡超脱,也有屈原式的沉迷执着。老庄的超脱名利已是世所公认,在此无需多说。需要说明的是屈原所执着的究竟是什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也是屈原精神的核心所在。那么,屈原所要求索的是什么呢?一般都说是“美人”“美政”;而这“美人”“美政”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它既不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某一确定目标,也不是一个公认的观念,它只能是存在于屈原心目中的一个意念,而且这个意念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所以才显得与客观现实的格格不入。汉代的班固曾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这话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屈原太张扬个性。班固属于正统的儒家,他对屈原的批评,也正好从反面说明儒家对个性的压抑程度。在传统的分支文化中,恐怕只有楚文化是最重个性的,也正因为重个性,所以才有屈原精神和老庄哲学之不同文化品格的同时存在。阿城既要写人的超脱,又要写人的执着,但又不能执着于当时的主流文化,于是只好选择那些有个性特色的“意念”来写,这恰好切近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所以阿城的文化寻根,于不经意之中所寻出的乃是楚文化之根。

将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结合在同一人物身上,这是阿城超越其他寻根作家的地方,阿城作品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结合上。但一般的批评家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都只注意了某一方面,从而失去了阿城的完整性;与此相联系的,批评家们论定阿城的人物是属于儒家或道家,是积极或消极,同样是失去了阿城的完整性。而阿城在表现手法上能够“用儒家写道家”,即将水火不容的两种性质的文化兼容在自己的作品中,这确实也只有在楚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特质中才能做到。所以,阿城的完整性,其实也就是楚文化精神特质的体现。

 

(载《零陵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 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见《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2] 张法:《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见《江汉论坛》2000年第6期。

[3] 黄凤祝:《试论棋王》,见《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

[4] 雷达:《对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识的渴望》,见《批评家》1986年第1期。

[5] 阿城:《棋王·自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