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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续那一缕文化命脉——重读叶蔚林《九嶷传说》
 
《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  加入时间:2017/1/15 11:42:00  admin  点击:584

 为接续那一缕文化命脉

——重读叶蔚林《九嶷传说》

 

 

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乃是因为“文革”“浩劫过后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要求追回被‘十年文革’所割断了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才是其赖以生存的真正的广袤土壤”[1]。李阳春先生的这一断语,对“寻根文学”所产生的背景或原因分析,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从这一意义出发来分析叶蔚林的作品,他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寻根作家之一,譬如他的《九嶷传说》,以寻找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为明线,以娥皇、女英的传说为暗线,双线配合,不仅深刻剖析了“十年文革”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峻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缕文化命脉。

 

一、“英雄传说”的破灭

关于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作者是“旧话重提”,曾写在中篇小说《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说的是红军长征经过九嶷山,为了突围求生,不得不把一批伤病员留下来隐藏在山洞里,并留下一对双胞胎女卫生员照顾他们,敌人搜山接近山洞时,两姐妹恰好出外寻找食物和药物回来,为了救伤病员,她们开枪引开了敌人,自己则被追杀,姐姐背着受伤的妹妹逃向另一个山头,敌人放火烧山,火光中两只小鸟冲天而起……从此,九嶷山区便多了一种很特别的“姐妹鸟”,它们总是成双成对飞翔,永不分离。这个传说很美丽,化悲剧为喜剧,为的是“化悲痛为力量”,很显然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但作者之所以要在《九嶷传说》中对这个传说进行重新改写,其原因是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指出:“九嶷山根本就没有什么姐妹鸟,那两位女红军并没有死在大火之中……她俩当中一个活下来了,隐姓埋名,历尽了痛苦和屈辱,最后却是死于非命”[2]。作者把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作为“引言”放在小说的开头,当然是为了“旧话重提”的行文方便,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让传说回到现实,让那一段历史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用血淋林的事实来揭示那一场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引发人们思考:灾难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

《九嶷传说》就情节线索的安排来说,实际上是将古代舜帝与娥皇、女英的传说和现代两位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交织在一起,这种安排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说明两种传统的断绝:红军优良传统的断绝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断绝。正因为优良传统断绝了,所以才需要“接续”,正因为文化根脉失去了,所以才需要“寻根”。

我们先来看一看红军的优良传统是如何断绝的,这个断绝过程其实也就是作品中的“我”寻觅红军女英雄传说的破灭过程。

在“我”寻觅红军女英雄的过程中,作者似乎是刻意营造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环境:大众化的正常生活中似乎一切都是不正常的,非大众化的正常生活之外反而是正常的;或者说,体制内的都是非正常的,体制外的都是正常的。

红军革命,目的就是要砸碎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目的尚未达到,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两位脱离红军队伍的女战士,游离于体制内的大众生活之外,这应该是正常的。因此,她们能够交往,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一般也是体制外的。例如,妹妹的伤口能够得到救治,是因为偶然遇到了远离人群“独自在深山里伐木烧炭,日子过得劳累而寂寞”(P327)的看林人。看林人不仅治好了妹妹的伤,还让她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了:“姐姐叫娥皇,妹妹叫女英”,“除了她们还会有谁呢?姐妹俩来九嶷山找舜帝爷,满山乱跑找不到,找到我头上来了”(P328)。在看林人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除了九疑山传说中的舜帝和娥皇、女英,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其他的有名人物,他游离于大众生活之外,对大众化的朝代和历史一无所知,那么在他的世界里,这些朝代和历史也就可以不存在,因而他一句话可以跨越数千年。

帮助过娥皇的还有外乡人长工花头以及同样是外乡人的草药郎中,但体制外的力量毕竟很有限,远不是体制内力量的对手。因此,娥皇、女英最终在“历尽了痛苦和屈辱”之后,“死于非命”。

女英是如何“死于非命”的,其过程作品中没有交待,放排的矮老头曾见过她的尸体漂浮在潇水河上,他“动手将女尸搬到排上,这是一具完整的女尸,既无伤痕,也不肿胀腐败,肌肤似乎还有弹性”(P338)。这说明她并不是淹死的,而是死了之后被抛尸河中。那么死之前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和屈辱”?联想到娥皇是以“婊子”的身份被大栅塘村“乡长老爷一副‘满贯’赢来的”(P330)实情,她死前的“痛苦和屈辱”也就可想而知了。

娥皇比女英活得更长久一些,经历的“痛苦和屈辱”也就更多一些。她先是经历了旧体制的“痛苦和屈辱”。她被乡长老爷带到大栅塘村以后,全村人都排斥她,所有不祥之事都怪罪到她头上;她同长工花头一起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却“被乡长派人绑回来了,长工花头被打断四根肋骨,两只脚板被利刀剖开,就像剖开两条鱼。乡长老爷恼羞成怒,忍无可忍,决定将娥皇沉潭处置。人剥得一丝不挂,绑到一块门板上,四角坠上旧磨盘,然后抛进大荆河”,但因“四扇磨盘同时脱落其三”,所以她又“奇迹般活下来了”(P331)。旧体制被打碎之后新体制建立,他本可以苦尽甘来了。然而,也仅仅是刚解放时娥皇“兴高采烈”了几天,“土改时斗她斗得最惨,当时贫农团积极分子黑妹打她最下得手,一根碗口粗的竹杠打得开花成了刷把”,“土改后,娥皇就宣布改嫁花头,搬进花头的小屋去住了”(P342),但长工出身的花头并没有成为她的保护伞,她仍然是“痛苦和屈辱”不断,一直到“扫‘牛鬼蛇神’扫掉——被吊死在大栅塘村里头那棵大杨梅树上”(P328)。旧体制的乡长老爷要将她沉潭,是她确实要与长工花头私奔;新体制的黑妹支书要将她吊死, 却仅仅是因为“母女俩商量杀鸭子”(P346)而被黑妹支书的儿子——癫子谎报军情说要“杀人”,癫子之所以要谎报军情报复母女俩,又是因为偷看女儿浅草洗澡而没有看见。一场如此血腥的杀戮——母亲被吊死、女儿被活埋,其起因是如此荒唐、如此下作,对死者而言,哪里还有半点“英勇壮烈”可言,哪里还有丁点“英雄色彩”可寻?!

尤为可怕的是,娥皇的惨死对大栅塘村的村民似乎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我”初到大栅塘村调查红军女英雄的传说时,“尽管我有意一遍遍向村里人说起关于两位女红军,关于‘姐妹鸟’的传说,但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全都反应冷淡,神情漠然,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他们之所以还有耐心听,仅仅是为了等候我分发香烟”(P330)。或许,在村民们看来,两条生命还不如一支香烟来得有价值,红军女英雄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因此,英雄传说在大栅塘村这里彻底破灭了。

 

二、“爱情传说”的蜕变

与英雄传说的破灭相联系的,是爱情传说的蜕变。两位女红军既然被九嶷山人认定为娥皇、女英,数千年前的娥皇、女英是为爱情而来九嶷山的,那么在当代的娥皇、女英身上,也应该寄寓着爱情传说的故事。

诚然,当代的娥皇、女英来到九嶷山,确实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爱情。譬如女英与看林人就曾有过一夜情,虽然在女英一方也包含有感恩的成分,但在看林人一方,则是真真切切的爱情,当女英决意要离开时,“他绝望地哭出声来,顿足捶胸,拿脑壳去撞树干”(P327),当看到娥皇再次在大栅塘村出现时,他急切地跑上去叫:“女英女英,你叫我想得好苦啊!”当得知女英死去之后,他没有移情别恋,而是孤独地渡过了自己的余生。应该说,他在坚守着那一份忠贞的爱情。但对女英来说,这一份爱情实在是过于短暂,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

姐姐娥皇的那一段爱情更长一点,而且还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浅草。但娥皇的爱情却是畸形的,从婚姻关系说,她是乡长老爷“一胡满贯”赢回来的妾,婚姻本就很畸形,爱情更是无从谈起;她与长工花头私奔,应该是有爱情的,但“她和长工花头相好,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无牵无挂的外乡人与她同行”(P331),这就说明他们的私奔也有非爱情因素;同时,她与外乡来的草药郎中似乎也有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以至于草药郎中的弟弟也弄不清“浅草究竟是不是我哥哥和娥皇生的女儿,如果是,浅草就该是我的亲侄女”(P343)。在草药郎中的弟弟看来,他们三人之间,是有着共同的爱情的:“她依然来看望我们,有时花头也一块来。他们三人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不说话心里也相通似的……后来我哥哥和花头一起压死在塌方下面,挖出来的时候,两人紧紧抱成一团”(P343)。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娥皇、花头和草药郎中三个外乡人相逢于患难之时,他们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一女侍二夫”的爱情,那就是畸形的了,甚或可以说是爱情的蜕变。

与爱情蜕变相联系的是肉欲的狂欢,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黑妹父子。“黑妹从小就是大栅塘的一条恶棍,人们说他是公狗投胎的。自从懂得一点男女之间的事之后,他心思和行动都放在妇女们身上了”;“黑妹十七岁那年,还干出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把姐姐强奸了”(P344)。但就是这样一条恶棍,居然当上了大栅塘村的支部书记,可以掌握娥皇、浅草、花头和草药郎中等人的生杀大权。当“娥皇出现在大栅塘,以她的风采惹得黑妹垂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黑妹万万没想到,娥皇对她的反抗竟如此坚决,一把鬼头刀差点没把他胯下的杂碎剜下来”(P344),黑妹“对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怀恨在心,蓄意破坏它、毁灭它”(P345),于是,先是制造事故,使得“花头和草药郎中一起被塌方压死”(P345),后来又趁机吊死娥皇,活埋浅草。

至于黑妹的儿子——癫子,则是另一形式——也是更加畸形的肉欲狂欢:“他从小就无师自通使用一个世界性的猥亵手势——将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与乃父不同,他的淫邪属于臆想型,最勇敢的行动限于偷看妇女小便和洗澡。当浅草还是很小的小女孩时,他就痴恋于她。他每每像蛤蟆一样趴在地上观看浅草小便,并用一根长长的草茎去拨弄小便的部位;于是便无限满足,乐得手舞足蹈”(P345);后来浅草大了,不允许他看了,他便有了“强烈的失落感,困惑的眼神里混杂着恼恨”(P345)。当某一年的端午节前,他偷看浅草洗澡而不得,又听见浅草娘俩商量要杀黑鸭子过节,为了“报复一下浅草”,于是谎报他爹:“浅草和她妈要杀你……杀黑妹,黑妹肥些……嘻嘻”(P345)。于是,一场残酷而荒唐的杀戮,就在这“嘻嘻”的玩笑之后开始了。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然而却又是肉欲狂欢所带来的必然。在这种肉欲狂欢的大背景下,任何爱情故事都将黯然失色。

 

三、“文化命脉”的接续

在大栅塘村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会由着黑妹这样的恶棍胡作非为?作者的批判矛头,从浅层次看是指向政治的——是“文革”的政治失序,给黑妹“以革命名义”的胡作非为提供了现实基础;但从更深层次看,作者所要批判的则是文化的断绝与畸变,并进而引发大栅塘人的生物学退化和蜕变。

本来,“大栅塘正坐落在舜源峰脚下,夹在娥皇、女英二峰的怀抱里,正处于九嶷山神话世界的中心点”(P330),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受舜帝精神和娥皇、女英爱情故事的感染,应该是热情大方、富有活力和想象力并富有同情心才对,然而,“实际上大栅塘却是一个缺乏热情,丧失了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村庄”(P330)。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关键就在于大栅塘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大栅塘是个超大的村庄,二百四十几户人家,上千口人。当年建村的时候必定被四周的某种危险和阴谋所压迫,为了互相依托确保安全,于是所有的房屋高度集中,好像五指收拢握成拳头。狭窄的村巷只容一人通过……以过分的密集、紧缩创造安全感的同时,不可避免也派生封闭、固守和敏锐的排他性”(P329)。也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排他性”,所以他们对外来的一切都进行抵制,当“几十年间流落到大栅塘的唯一外乡女人”“娥皇来到大栅塘的第一刻起,全村便对她产生了莫名的关注、恐惧和憎恨。人们断定这妖冶的女人必定会给村子招来无穷的灾祸。仅仅由于碍着乡长老爷的面子,才隐忍不发”(P330-331)。因此,娥皇之死决不仅仅是黑妹一人肉欲狂欢的结果,更是大栅塘人集体无意识中排他心态的必然显现;这种显现,因为“隐忍不发”的时间越长,一旦爆发出来就会越激烈。“文革”的政治失序为这种爆发提供了机会,所以娥皇的死才那样残酷而惨烈。这种排他心态的揭示,无疑是文化层面的原因。

大栅塘的封闭、固守,还带来了生物性蜕变:“大栅塘历来提倡本村男女嫁娶,迫不得已嫁娶外村男女,也力求沾亲带故,……近亲繁殖的结果,使大栅塘人种明显退化。几乎没有一个男女算得上周正魁梧,鸡胸、兔唇、多指者屡见不鲜”;“可悲的是大栅塘人不懂得自惭形秽,反而侧目外乡男女的高大健壮、风姿绰约。我在村里多住几天和村里人相熟之后,他们就不无揶揄地对我说:‘叶同志,你是哪么长起的,蠢大的一坯!’”(P329-330)作品中的“我”自然有叶蔚林自己的影子,作者将自己化身其中,并直接出面发议论,这一是为了强化作品的真实性,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二是为了深化作品的主题,引发读者深入地思考:似这种环境封闭、文化断绝、人性泯灭、人种退化的地方,一切外来事物均被扼杀,一切美好的事物均无法生存,他们是否还能自救?作者的这种描述,确实给人以绝望之感。

当然,让人绝望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目的还是要让人从绝望处警醒,从无望中产生希望。这种希望,首先是大栅塘村周边的清新空气,例如“南边二十里外有个牛轭岭,很大的一个瑶家山寨,……那里的景致极好,那里妇女的歌唱迷人”(P332)。尤为重要的是,妇女中歌唱得最好的七姑,还是娥皇教给她的技巧:“她说声音要从胸口深深涌出来,不要从嘴皮上浅浅吐出来,我到底悟到一些,所以后来就比姐妹们唱得好些”;娥皇不仅教了她唱歌的技巧,还教了她一首红军歌曲:“一送那个红军,哎呀吱下了山,秋风那个细雨,哎呀吱缠绵绵……”(P336)。这说明,红军的精神已经在这里生根,而且与瑶族传统文化、生命文化的接续形式“坐歌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山中泉水山外流,土里竹笋连竹兜;出门不忘娘教女,点点滴滴记心头”(P335)。在这里,泉水让山里与山外相连,竹根让竹笋与竹兜相连,“教”让娘与女相连,而那记在心头的,无疑是“点点滴滴”的文化。因此,作者之所以要从“住得闷气”的大栅塘村“荡开一笔”,用一个专章来写牛轭岭的坐歌堂,其目的无非是要建一个参照平台,揭示开放心态、人性善良、文化传统等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重要性。

那么,作者的这种对比,是不是为了说明大栅塘已经无可救药?当然也不是。虽说作者的批判重点不是“文革”,但“文革”无疑起了推泼助澜的作用,所以政治秩序一旦恢复正常,畸变的人性也在慢慢回归:“有一天夜里我不觉踱步到村中那棵杨梅树下,……我看见杨梅树下有一团橘黄色的火光,原来是一位老妇人在为亡灵焚烧纸钱”;“我的心在感到悲凉的同时也伴生一掬安慰”(P346)。这“一掬安慰”,或许就是作者的希望所在,那“一团橘黄色的火光”,或许会成为照亮大栅塘夜空的火炬,因为它表现了对亡灵的尊重——其实质是对生命的尊重;有了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才能从根子上救赎大栅塘。

“我凝望舜庙前那棵千年古杉——‘天灯树’,果然看见树顶有绿色的幽光隐约游动。我知道这是磷光,由动物的骨质所形成的。于是我领悟到美丽的神话全是生命的消殒后升华的结晶”(P346)。这棵“天灯树”之所以数千年传承不灭,是因为有舜帝、娥皇、女英等先辈用生命幻化出来的“磷光”养护,这也是中国文化那一缕连绵不绝的命脉所系,也是作家叶蔚林所力图要接续的。



[1] 李阳春: 《由奇峰突起到平落沉寂的寻根文学》,见《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 叶蔚林:《叶蔚林作品全集·九嶷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上卷:P320。下引仅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