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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存
 
《永州地域文化概览》  加入时间:2016/12/21 15:47:00  admin  点击:1427

 第四章: 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存

 

 

本土文化的积淀和演进,域外文化的导入和传播,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会,成就了丰富多彩而精美绝伦的永州文化,遗存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精品多,永州因此无可争辩地成为湖南文化遗产大市,无愧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且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经过前后三次文物普查和正在进行的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及非遗普查,全市共发现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刻、近现代重要纪念建筑、文化线路、工业遗产、历史性自然景观等不可移动文物2116处,陶瓷器、金银器、漆木器、玉器、书画和其他杂件等可移动文物30000余件(含古钱币),非遗名录207个。经过努力申报,国务院核准公布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排全省第二),省政府核准公布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6处(全省第二),市政府核准公布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9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核准一级文物38件、二级文物131件、三级文物1177件,国家级非遗名录5个,省级非遗名录17个,市级非遗名录5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个,历史文化名镇1个。

永州市文化遗产品类繁多,价值显赫,特色鲜明,尤以考古遗址、历代石刻、官式建筑、古民居、历代重器和瑶族歌舞为省内翘楚,国内外驰名,演绎着永州这本书的华美和传奇。

出土世界最早人工栽培稻种和陶器标本的的道县玉蟾岩遗址是二十世纪全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舜帝陵庙古遗址是全国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祭祀五帝的官方建筑遗址。20108月在永州成功举办了湘、赣、粤、桂四省区考古高峰论坛,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曾两次来永州考察调研,对永州文物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寄托了殷切希望。

湖南有9处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永州占4处:祁阳浯溪、零陵朝阳岩、淡岩、江华阳华岩。据文物部门普查,永州现存古代碑刻近两千方,其中祁阳浯溪碑林有505方,零陵朝阳岩150余方。近几年来,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带领师生,潜心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积极开展田野考察,通过拓片、查找文献、注解诗文、照相配图等方式,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研究资料。据统计,该校关于摩崖石刻研究已出版专著3部,即将出版1部,发表论文35篇,拓片300余幅,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永州古村落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选址讲究依山傍水,设计科学而实用,建造工艺精美,附属建筑与村民精神生活相关联。永州本土学者及外地学者,对永州及湘南古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

 

 

 

第一节:文物考古成果

 

)文物普查

按国务院的部署,永州市进行了二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即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除两次大规模的普查外,永州市还进行了红军长征调查和农民运动调查。

红军长征调查于1976年进行,调查的县有祁阳零陵双牌道县江永江华宁远新田蓝山等县,各县均有红军长征调查资料汇编。被调查的红军队伍有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的北上,由广西全州进入湖南道县过江华广东的史实。有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红六军团过永州的调查,有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过永州,并在永州的道县指挥了湘江战役史实,征集了一批与红军有关的文物。

农民运动调查于1980年进行,调查的地点遍及永州十一个县区。通过这次调查,摸请了永州农民运动的情况,征收了一批与农民运动有关的文物。

道县岩洞调查。198810月,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袁家荣主持开展了道县岩洞调查,参加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专家李卫东教授。袁家荣是国内有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考古学者。调查时间40天,参加调查的有来自全省50多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地域为道县西部和西南部一带。目的是为了寻找古人类化石的线索。之前,我国在广东、广西发现了马坝人和柳江人化石。这一带石灰岩地貌发育完善,岩洞众多,与两广发现人类化石的条件相同,且山水相连。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了玉蟾岩白公洞福岩洞等10多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曾两次对福岩洞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几十枚距今10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年30岁到50岁的成年人,还出土有 45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袁家荣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组织对玉蟾岩发掘,发现了距今一万四千年的人工栽培稻种标本和陶器,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最早的稻种和陶器。

1、永州市第二次文物普查

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部署,零陵地区于1985年到1987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普查的内容以地下文物为主,以普查尚未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为重点,包括古遗址古城址古窑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窟寺古碑刻和 革命纪念建筑等。时间安排大县50天,小县一个月。全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由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主持进行。对一个县进行普查前,各县的文物专干和该县抽调上来的文化铺导员先进行普查的 方法和文物专业知识进行培训,然后下乡走村串寨调查,对进行普查的文物点进行登记,描述,绘图,拍照,最后一星期,各普查小组到 县城集合进行资料整理,汇编成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以零陵县为例,谱查了44个乡镇,434个村,访问了2882人次,步行了9374华里。经过三年的文物普查,零陵地区共发现登记古遗址456处,古墓葬及墓葬群814处,古建筑227处,古窑址24处,古碑刻282处,名胜17处,革命文物26处,采集标本8432件。通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零陵地区的文物家底基本摸清。显示了零陵地区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对古遗址和 古墓葬的调查登记,理清了零陵地区历史文化的 内涵,证实了零陵地区的历史久远。

2、永州市第三次文物普查

2007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根据国务院的要求,从20074月到201112月,永州市完成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全市共投入普查经费291.5万元。普查在 全市十一个县区展开,共普查了108 镇,80个乡,5313个村民委员会,45715个村民小组,调查各类文化遗存2210处,登记对象总量2116处,普查后,绘制文物点图纸6348份,其中,古遗址692份,古墓葬2058份,古建筑791份,石窟寺及石刻249份,近现代重要史记迹及代表性建筑271份,其他9份,共采集文物标本2594件。

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全面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对于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主要调查文物本体的现状和文物周边环境状况。在全面调查登录不可移动各类文物的基础上,重视古民居及古建筑群大遗址及遗址群跨省区的线形遗址和遗迹的调查登录,重视具有典型价值的近代工业建筑金融商业建筑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筑水利设施林业设施交通道路设施军事设施等行业性质文化遗产,以及各种风格流派形式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此次调查发现了处于中国地域最南的摩崖石刻造像——江永石枧建造于五代时期的石刻造像群。发现了我省最早的石桥——江永县上甘棠村建于宋代的寿隆桥。在江华县大圩镇一居民家的楼上发现数十条红七军的标语和马克思画像。重点调查勘察了位于道县江华江永境内的潇贺古道从潇水至贺江再入西江珠江的入海通道,沿线有丰富的古遗迹遗物,选取其中三十处最为完整代表不同风格及类型的古建筑及遗迹登记。从此次的文物普查的成果中选取重要的有价值的文物点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永州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3处,全国历史文化名村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7座,宁远县舜帝陵庙遗址博物馆是湖南十大保护项目之一。

 

)考古发掘

1958年,零陵区菱角塘修水库,发现一处古遗址,湖南省博物馆派周世荣前来发掘,这是一处商周时期古越族人的生活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和小件的铜器。陶器表面拍印各种几何纹饰。这是永州最早的科学发掘。1959年,零陵四中修建操场,发现古代砖室墓,亦由周世荣前来发掘。这是几座东汉墓葬,出土有铁器,陶器,玉器,发掘结束后在四中展览三天。1980年,成立了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后,永州才有了小型零散的考古发掘。改革开放后,大型建设项目增多,永州市进行了几场大的发掘项目。

1、鹞子岭战国西汉墓葬发掘

鹞子岭原在零陵老城区的东北,今已成为零陵城区的中心地带。鹞子岭是距零陵古城较近、且又地势较高的山头,又都为黄土山头,自然就成为零陵战国、西汉时人们的理想葬地。迄今为止,永州市考古发掘中所发掘的战国、西汉墓主要集中在鹞子岭。1980年以前,永州市还无专门的文物考古发掘管理机构,更谈不上永州有考古发掘了。永州监狱建设时期,发现了一批战国西汉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有价值的文物,如陶器、青瓷器、铜器、琉璃器等均被毁坏。1980年成立了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负责零陵地区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鹞子岭的战国西汉墓才得到很好的保护。

(1)战国墓发掘

到2000年为止,经永州市文物工作队和零陵文物管理所发掘的鹞子岭战国墓共有20余座,墓坑长有1米—4米、4.5米,宽有1米—2米,深度有2米—4米。根据墓主人的地位不同而墓坑的长宽则有所不同,墓坑四壁经过修整拍打,平整而光滑,墓口略大于墓底,墓壁近于垂直,有的墓底中部挖一个小腰坑,放一个小陶罐或一件其他的陪葬品。有的在墓葬头部的墓壁上挖一个小壁龛或头龛,放置一件陪葬品。但腰坑内或龛内放置的陪葬品一般都是陶器或青瓷器。大部分战国墓无椁、无腰坑和龛。但有极少的战国墓有二层台。

由于年代久远,战国墓葬棺椁尸首全部腐朽无存。出土的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铁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玉器、琉璃器等。1984年7月至10月,当时的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在鹞子岭清理了4座战国墓,以编号为M19、M20两座墓中出土的文物最为丰富。M19出土有陶罐、陶壶、陶鼎 、铜戈及戈樽、铜剑、铜匕首各1件。M20出土有陶罐1件、陶瓿1件、陶豆3件,铜镜、铜带钩、铜盆、铜勺、铜砝码各1件,铜鼎2件,琉璃璧、石珠、小铣刀各1件。其中以铜戈和 戈最为精美。铜戈中部有脊凸起,横断面呈弧形,两侧各有凹线,锋刃较钝,有长胡,戈内呈长方形,中部有一个三角形小洞,戈的侧边有三个穿。戈援上昂,戈内的两面铸有凤鸟,戈援上铸有云形纹和几何纹饰。戈胡的两面刻有铭文。戈樽中部铸一凸起的凤鸟,造型生动而高贵,1993年,湖南省文物鉴定小组鉴定铜戈及戈樽为二级文物,2件铜鼎、1件铜镜、铜带钩、玉剑珥、琉璃璧为三级文物。

1994年清理的一座战国墓出土一只蜻蜓眼琉璃珠,直径1.6厘米,呈扁鼓形,中有一穿孔,6只蜻蜓眼分布其上,大小相间,呈浅蓝色、绿色。此墓还出土一件云雷纹地面菱形纹花叶的铜镜。经专家鉴定,琉璃珠为一级文物,铜镜为二级文物。

已发掘鹞子岭战国墓虽不多,葬品也较少,但很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楚越两种文化因素共存,而且有强烈的对等性。从已发掘的20余座鹞子岭战国墓看,虽有楚国人的墓葬,但大部分是越族人墓葬。

史籍载:“吴越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说明当时永州市范围内并无足以起社会生活主导作用的楚人,即使有楚人,也只是少数统治者或一些商人迁入。战国中期,永州应有了城市的规模和较集中的居民点和军队驻扎的营盘,成为潇水流域发达的中心。在城市里,还生活着大批越人,在乡下,基本上还是越人的社会体系。但越人接受楚人的统治,依自己的习俗和生活使用楚国人的一些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

 

(2)西汉墓葬

①泉陵侯家族墓发掘

鹞子岭分布的西汉墓葬,应都属泉陵侯家族墓葬。元朔五年前(224),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儿子刘贤为泉陵侯,传至王莽篡政时废除。因此,鹞子岭既是永州的西汉墓地,又是泉陵侯家族墓地,因而基本上为大中型墓葬。从已发掘的17座西汉墓葬情况看,它们一般葬在山顶或地势较高的地方,有高大的墓堆,远望或近现,都象一个小山头。大部分棺椁尸首无存。1985年于零陵城区的南津中路与菱角塘路相汇处发掘一座西汉墓葬,出土的木炭就有两汽车之多。这些西汉墓葬中出土的葬品有:铜鼎、铜盆、铜壶、铜瓿、铜箧、铜镜、铜炉、铜钱、铜饰、铁剑、铁刀、铁锸、铁釜、陶缸、陶罐、陶壶、陶钫、陶俑、陶屋、玉器、漆木器、琉璃器、滑石器等。其中一件铜提梁壶和铜,用金银错手法嵌镶了精美的金线图案。铜镜镜背有精美的多重纹饰,有的还有铭文,铭文镜中的铭文又不尽相同。1988年在零陵地区木材公司内,即永州监狱的北边,发掘了两座西汉墓,其中一墓就出土了五面铜镜,说明墓主人当时生活的奢侈。

另一墓出土一对琉璃猪,呈淡绿色,表面光滑清莹,猪体长条形,体态圆满丰硕,作伏卧状。圆鼻往上翘,有两个圆孔,无颈,尾部平直,口、鼻、眼、耳、四肢都用线刻手法刻成。此墓还出土7件陶俑,陶质红黄色,塑造手法简洁,眼、嘴均刻划而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小组鉴定,琉璃猪和陶俑均为一级文物,其中的琉璃猪全国仅存两对,弥足珍贵。此墓还出土地了多件三级文物。

②泉陵侯1号墓发掘

1992年,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发掘了泉陵侯1号墓。此墓位于鹞子岭东部,与体育馆隔南津中路相对。封土堆状如山头,山顶宽平,墓口就在山顶。墓室东西长15.14米,南北宽14.12米,深14.16米,墓向朝西,有斜坡墓道。椁长11.2米,宽9.4米,高3.2米,椁墙用宽大厚重的楠木方料竖列围成。椁内分5室,中为棺室,棺置于其东端的棺床上。棺破,但出时漆色鲜红。椁前墙设木轮推门两扇。据考证此墓在东汉时就被盗,盗洞从墓顶由西向东斜掘,直达椁的前部。尸骨前距棺材3米,文物被洗劫,残余青铜器、陶器、漆木器、器形有鼎、钫、壶、、熏炉、弩机、轮辐、鎏金缀饰,漆木豆、耳杯等,还有竹席、药材、香料。两件漆耳杯底部各有“河平二年”(公元前26年)、“鸿嘉二年”(公元前18年)铭文,一件残豆柄座底有“泉陵家官第三”铭文,此豆座被认定为一级文物资料,十分珍贵。出土的漆片上有精美的花纹图案。

③泉陵侯2号墓

1995年12月,零陵区文物管理所协助省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的泉陵侯2号墓,位于1号墓的南边,相隔仅10余米,共一个封土堆。其形制相同,只是规模小于1号墓。墓道向西。墓室长10.3米,宽9.4米,由于烧砖取土中,残留墓口至墓底高度仅2.06米。棺材已残塌,随葬品多已破碎,出土有陶器、玉器、青铜器、漆木器、钱币、金器、琉璃器等。陶器纹饰有羽状纹、方格纹、几何纹。陶器除罐以外,还有陶鼎、陶壶、陶钫等。青铜器器形大多较完整,有盆、碗、钵、熨斗、洗、博山炉、壶、镜、铜构件,木瑟弦枘、牌饰等。其中,文物价值较高的有一件铜盆,窄平沿、直腹、平底、鎏金,底有墨书“夫子”二字;博山炉,炉盖镂雕一山头,山顶有一孔雀开屏,山下有一圈繁缛的纹饰,盖与身以六环链条相系,炉柄造型为一力士,双手叉腰踞群兽之上;铜构件2件,其一链条状呈中心对称图形,两端各有两龙头对视、呈椭圆结构,龙身绞在一起成三个椭圆孔中,其二上窄下宽的梯形台上饰一组变形禽兽、龙凤纹,正面顶部为立凤,下部为狮虎相斗图,凤与狮虎之间饰一蟾蜍,余部饰云气纹,背面顶部为一龙昂首向天,龙身曲向右缘,尾勾于中部卷曲呈“S”形,一鲤鱼横贯中部,头向左,尾与龙尾相接,龙尾与一爪居于右狮颈背上,台阴刻流云纹;十分精美。

出土的漆木器色彩分黑地红彩和红地黑彩两种,纹饰主要有云气纹、草叶纹、凤鸟纹。主要器形有盘、耳杯、樽等。其中,漆盘口沿外有鎏金铜箍,盘底有三个鎏金铜圆形矮足,刻有珍贵的铭文,其历史、艺术价值甚高。4件漆耳杯,椭圆形,双耳有镀金铜扣,其腹部四只相向凤鸟与卷草纹组成的纹饰,工艺水平很高。两件铜箧虽已残破,但底部朱书“大官”二字,清晰可见,使之身价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此墓出土的料器,有串珠22颗,其形状分圆柱、鼓、扁圆三种,中有穿孔;金器有金龟一件,缺孔,有金串珠五颗;玉器,有饰有谷纹或凤鸟蒲纹的玉璧2件;铜钱,有半两钱和五铢钱。

鹞子岭古墓群及其出土文物,对研究永州战国、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永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愧为镶嵌在潇湘大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2、舜帝陵庙遗址考古发掘

2002年春季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主持对舜帝陵庙遗址进行了连续3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面积近5000平方米。

通过发掘,发现并确认了一组以“砖基”为轮廓以大梁柱为骨架的多进多单元宫殿式建筑。建筑群坐北朝南完全遵循该类型古代建筑主次分明、对称均衡的设计规则布局谨严规制宏大。还出土了一大批重要的文化遗物。特别是“王”字瓦当的大量出土,除了客观展示盛唐以来同类装饰艺术的盛衰更替外尤为重要的是透露出王权正日益凌驾于神权之上的变革信息。此外曾经用于祭祀的陶瓷标本及其铭文,反映出祭祀仪轨因时间早晚而变化的历史轨迹。

各期各阶段建筑遗存的持续存在表明汉以来舜帝祀典之于舜帝陵庙的持久性与稳固性。而该遗址现存规格最高的、不晚于南宋的大型舜庙建筑对于中古前后宗庙建筑制度、宗庙祭祀制度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舜帝陵庙遗址被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项目,现已建成舜帝陵庙遗址博物馆。

3、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公里,因洞上方有摩崖石刻玉蟾岩三字而得名。全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原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于1993年、1995年两次主持了对玉蟾岩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万四千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和陶器,这是迄今全世界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稻标本和陶器,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详细内容见袁家荣著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

4、衡枣高速公路考古发掘

20012月—6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在衡枣衡阳到零陵区与广西全州县黄沙河交界的枣木铺高速公路发掘了56座西汉墓葬,10余座东汉墓葬。被发掘的墓葬是这群古墓葬中的一部分地处永州市的冷水滩和祁阳县交界处,位于衡枣高速公路18119公里的地段内。西汉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大中型墓葬有长方形斜坡墓道,有枕木沟,出土随葬品2600余件,其中有通气陶器铁骑琉璃器,尤以陶器为大宗,仅陶罐就有1800余件。陪葬品被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全部拉到常德市石门县修复,至今还由考古所保管。

衡枣高速公路的西汉墓葬发掘是永州市迄今发现西汉墓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仅在一公里长的路面里就发现如此之多的墓葬,实属罕见。但它远离永州古城和祁阳县城,附近没发现秦汉史的遗址遗迹,史籍亦不见记载,为什么此地有如此之多之密集的西汉墓葬,这是有待于考古工作者揭开的一个谜。

5、三多亭古窑址发掘

三多亭古窑址位于永州市冷水滩区河东三多亭开发区湘江东岸,湘江东路与双洲路交汇处,紧靠湘江。为配合工程建设,20027月至9月,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对三多亭古窑址进行了清理发掘。

窑址清理面积600多平方米,文化堆积12米,出土器物种类丰富,有壶碾槽、碾轮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又以碗壶为大宗。器物釉色以虾青豆青釉为主,也有灰青碧青淡黄釉,一些器物还有开片。釉质轻薄均匀,光泽照人。虾青釉清莹玉润,冰光晶质,自有一种高贵雍容之气。发现完整的龙窑一座,边长9米,宽3.2米,坡度13度。还发现一座完整的馒头窑,这是当时青瓷烧造尖端技术的遗存。

纹饰有连珠纹莲花纹菊花纹莲瓣连珠纹,还有一种看似飞天又似鳗鱼的图形,在全国考古纹饰中只见于永州。装饰手法有模印,刻划等技艺。

碗盘的内底模印有唐一唐二唐四唐十”、“等字,数件陶拍刻划铭文,其中有熙宁六年,一件刻画大中祥符六年永州官人,为三多亭窑址的年代确定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器型中有一种折腹盂和折腹盘,为南朝之物,三多亭窑址的年代上起南朝,下至北宋中期。

据调查资料反映,从衡阳起沿湘水而上,潇湘二水两岸遍布唐宋窑址,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陶瓷专家张一兵认为,三多亭窑址文化辐射达及两广,是湖南已发现早期青瓷烧造规模正规、技术最高的窑址之一。

6、道县鬼崽岭祭祀遗址考古发掘

鬼崽岭祭祀遗址在永州市道县祥林铺田广洞村,自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0年,道县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撰文登载于中国文物报提出;北有兵马俑,南有鬼崽岭,受国内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专程来鬼崽岭实地考察后,指示湖南省文物局对鬼崽岭祭祀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自2010827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研究员主持进行了对鬼崽岭为期18天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勘探工作。发掘以开探沟的方式进行。

出土有石雕像、石珠链、钢铁雕刻工具,以及陶瓷盏、碟、盘、碗、壶、罐等。通过发掘出土的石雕像272件,系出土器物中的绝对大宗,雕刻手法普遍较为简约;陶瓷器60余件,其中可修复的个体为15件,其中青瓷为主,青花瓷次之,窑变釉瓷(如钧窑风格的碗)又次之;发掘结束后在北京召开了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布发掘结果及情况。在单霁翔局长的支持下,鬼崽岭祭祀遗址特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望子岗古遗址发掘

望子岗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位于永州市零陵区底乡。20093月至5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柴焕波先生主持了对望子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望子冈古遗址叠压着四次生活界面,向今人揭示了古人在望子岗的繁衍更迭的历史。与此同时,望子岗遗址发现了多组建筑遗迹和铜钺、玉环残片、石料等遗迹遗物。

▲上图为望子岗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

此外,出土的21座古墓葬中,不少墓葬还存有清晰的人体骨架。其中一具骨架高约160厘米,头、肩、胸、腹、腿等部位分布明晰,保存十分完好。在其旁边的一座墓葬中,也可看到残留的人体骨骼,且有一些陶器陪葬,这些都为研究古越文化、确证古越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永州土著渊源及古越文化,建立湘南地区商周考古的年代分期和文化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论文及著作选介

学术论文:

1.《零陵地区印纹陶纹饰种类及分布》,唐解国,《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1985年至1988年,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永州市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在全市11个县区发现了300多处商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1988年,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旧石器考古专家袁家荣的主持下在道县境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岩洞调查,发现了近10处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岩洞遗址。文物普查和岩洞调查的结果为舜帝南巡的真实性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后,由于当时的技术力量很有限,对所发现的古遗址没有进行发掘。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唐解国对文物普查的成果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研究,撰写了该文。该文分纹饰种类,纹饰分布,结束语三大部分。永州的纹饰种类分单类纹饰和组合纹饰及复合纹饰共50余种。文章分析了纹饰种类分布的特点,单类纹饰中的方格纹在永州市各个县区都有分布,而且处方格纹的遗址占古遗址的五分之三。其分布的多少也与各县区古遗址总数的多少成比列。

永州市,地域呈南北方向不规侧长方形,西北边境有越城岭,西南有都庞岭,南有萌诸岭,中有阳明山九疑山等山脉分布。阳明山与都庞岭山势相连,把永州划分两个自然地理区。人们习惯称双牌县以南为南区,双牌县及其以北为北区。永州印纹陶遗址主要分布于个山脉构成的丘陵盆地河谷之中,以阳明山和都庞岭山系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这恰与永州市山川地理分布特点相吻合,但北区的东安,冷水滩、零陵北部,祁阳印纹陶遗址很少,纹饰种类也不多,若把这一区域也看做是印纹陶的分布区,这一区域处在永州的最北端。那么可视其为永州地区印纹陶分布的北区,零陵南部和双牌北部可视为中区。阳明山,都庞岭山系以南为南区。南区地域面积较大,印纹陶遗址分布也就较为分散广泛。

2.《从永州市印纹陶遗址几个特点看当时湘粤桂边的聚落社会形态》,唐解国,《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暨湖南省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10

作者对永州309处印纹陶遗址进行了研究分析,根据印纹陶遗址分布的特点分析了印纹陶时期永州当时的社会聚落状况。永州的印纹陶遗址主要分布于石峰、石岭、山丘、坡地上,反映出永州印纹陶时期山野草木茂密,猛兽出没无常,伤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雨水丰富,且常有涝灾发生。当时的人们生活团体小,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下,不具有一定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人们只有顺应利用自然环境的条件来生存发展自己。

经研究发现,石峰石岭印纹陶遗址多陶器,山丘坡地遗址多石器,说明当时居住在石峰石岭上的永州人是以狩猎捕捞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山丘坡地上的永州人除狩猎捕捞外,还有种植或养殖的生产生活方式。

印纹陶遗址分布密度不均,大小不等,反映出社会组织结构分散,以本氏族人为居住团体,定期迁移,各聚落团体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组织来协调各人群团体之间的关系事务,且各人群团体之间少有来往,于是形成一个十分分散的社会聚落形态。

从印纹陶遗址纹饰分布及种类看,其各聚落团体各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活动的地盘,其生活习俗不同,审美情趣也不同。没有酋长,也没有部落首领,更没有像北方那样的集团联盟。

永州与广东、广西山水相连,地形地貌相似,作者把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玉蟾岩遗址距今14000-12000年,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5500年,虽然两处遗址时间上成先后衔接关系,但两地所处的环境风貌相同,生活方式也 相同,都出有打制或磨制石器,居民生活方式是以狩猎采集,捕捞为主的综合经济,逐渐掌握了家禽饲养技术,且都有了原始的农业,两地远在旧石器时代的聚落社会形态就有相同了。玉蟾岩遗址与甑皮岩遗址的社会聚落形态只是湘桂粤边古代社会聚落形态的一个缩影和一个点例。

3.《对潇贺古道几个问题的探讨及古道历史功用价值的初评》,唐解国,《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暨湖南省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10)。

潇贺古道是指湖南永州境内的潇水与广西贺州境内的贺江而形成沟通岭南和中原的古通道,秦汉时又沿潇水贺江两条河流走向修筑了陆路,水路陆路统称为潇贺古道,其名称由广东广西的学者经过考察后提出来的。由于两广的学者只考察了两广境内的路线路段,对湖南境内的潇贺古道涉及甚少,对潇贺古道的整体研究形成美中不足的缺陷。作者对永州境内的潇贺古道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潇贺古道的起点在湖南永州的零陵,因距零陵城北5公里处就是潇水与湘水的汇合处。文章介绍了潇贺古道永州境内的线路和现状,并对潇贺古道的历史功用及价值做了初评。指出潇贺古道是沟通内地与岭南诸道中时间最早延续最长的一条通道。以它为缘起和桥梁,多次发生 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促进了大陆与沿海经济发展和中外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国南方文化的 高度发展。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是研究我国古代南方和 西南地区的重要实物资料。

4.《从湘江上游发现的东周墓葬分析楚越文化的相互影响—以永州鹞子岭和郴州资兴旧市东周墓葬为例》,蒋正呈,《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暨湖南省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10)。

文章中的湘江上游,作者特别指出是衡阳南部部分地区,永州、郴州两市全境及桂林东北部。作者首先列举了湘江上游地区所发掘的东周墓葬的文化状况,然后对郴州市资兴旧市墓葬和永州市零陵区鹞子岭东周墓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春秋早期湘江上游是越人居住的地区,春秋中期楚人进入湘北即湘水的下游,春秋晚期进入长沙及湘中地带。战国早期楚国人的实力已到达湘江上游,战国中期,大批楚人进入湘江上游。战国时期湘江上游的墓葬中既有楚文化因素也有越文化因素,有时两种文化因素共存于一墓之中,这种现象说明虽然有大量的 楚人进入湘江上游,但还有很多越人生活在原地。楚人越人在一地共同生活,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发展。

5.《试谈永州零陵鹞子岭战国墓》,唐解国,《湖南考古》(2002

零陵区鹞子岭是永州市唯一的一处大型战国西汉墓合葬之地,作者对历年来鹞子岭发掘清理战国墓葬与湖南郴州衡阳发掘出土的战国墓葬的形制、陪葬品进行研究对比,发现鹞子岭战国墓葬楚越两种文化因素不但共存于同一墓地,也共存于同一墓中,而且两种文化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但越人的墓葬多于楚人的墓葬,因此,越文化还是占主导地位。鹞子岭战国墓葬的年代应是战国中期和晚期。永州在历史上被称为越头楚尾之地,在战国中晚期虽然受楚人的统治,但楚的势力还很薄弱,于是楚国人利用越人管理越人,这样会淡化消除楚越之间的矛盾,使越人在感情上易于接受楚国人的统治。

6.《永州鹞子岭战国西汉墓》,唐解国、唐青雕,《芝山文史》1997年第四期

文章重点研究了鹞子岭发掘出土的泉陵侯家属墓和泉陵侯一号墓、二号墓,从墓葬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葬品之精之多,是研究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民风民俗有很重要的的价值,同时深刻地揭示出永州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7.《湖南江永摩崖造像的几点断想》,沈柏村,《湖南考古辑刊第八集》,岳麓书社200912月版

江永摩崖造像位于永州市江永县桃川镇石枧村一座小石峰的石壁,被认为是一处纯粹的佛教摩崖造像石龛,是我国迄今所见纬度最低,地域最南的佛教摩崖造像石窟,遗址保存的各种文物遗存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填补南方石窟造像历史材料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作者于09年参加了湖南文物发现之旅活动,实地考察了该摩崖石窟造像群,对其时代、现状、功用、价值、发现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8.《湘江中上游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杨难得,湖南大学(2012

作者通过对潇湘上游地区商周遗存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进行了研究,并对出土遗物进行现场观察,严格遵照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原则对这批材料进行了分类、排序,对陶系器类、纹饰等进行了统计,对整个湘江中上游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期、分区、年代及文化性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本地商周考古学文化可以划分为以时间先后连续发展的两类文化遗存即望子冈一期遗存和坐果山类型遗存。

2) 通过对比分析,上述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不仅时间上相互衔接,而且文化传统上也联系紧密,文化面貌上均表现出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体特征,两者是属于统一文化系统中前后继承延续发展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

3) 湘江中上游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属族为古代越族的支系杨越。

4) 湘江中上游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与周临地区及本地前后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与影响。

5) 湘江中上游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坐果山类型遗存的晚期阶段文化内涵之一,其青铜文明在湘江下游炭河里文化的影响下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并于春秋时期达到了顶峰。

作者对湘江中上游的商周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后,其研究成果为 湘江中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的地方史补白和框架构建提供了重要线索及依据,可以作为一定区域内人类文明问题研究的个案及范例。

9.《玉蟾岩考古日记》,张文绪,《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9

张文绪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于2005年参加了湖南道县玉蟾岩古遗址的考古发掘。日记不仅详细记录了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过程及发掘成果,考古工作者们的欣喜与艰辛,还大量记录了道县有关风土人情,展现了道州这块古老土地的地方风貌。

10.《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南方文物》20111

该文是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的考古调研报告。课题组在夏商周考古一节中,肯定了湖南永州潇湘上游商周时期遗址群的调查和考古发掘收获对研究当地青铜文化面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把对永州潇湘上游商周时期遗址群的继续调查发掘作为十二五时期考古调查发掘的重点区域。

11.《马王堆地图中的舜帝陵庙》,尤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0

作者首先提出了湖南宁远县九嶷山玉岩前发掘出的舜帝陵庙遗址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上舜帝陵标记所处的地点显示出不一致,作者又将九嶷山山川分布及地理形势特点与出土的地图进行比较,结合史籍的记载进行考证,认为在楚灵王筑章华台之前,舜陵庙就已存在深水西环之九嶷山之中,与马王堆汉墓地图和《山海经》的记载相吻合,楚章华台应是仿照舜陵庙的 形制来 施工的。同时也可证《山海经》成文应在楚灵王筑章华台之前。因此,马王堆地图上的舜帝灵庙遗址确实有十分古老久远的来源,时代至迟在春秋晚期之前。

12.《炎帝神农氏与湖南稻作农业的起源》,曾昭山,《科技和产业》2009年第12

文章阐述了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稻作农业的创始人。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已被证实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认为地处湘江上游的永州地区亦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对近半个世纪来关于稻作农业起源“印度说”、“珠江上游说”、“长江中下游说”等观点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对揭开水稻起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体现出玉蟾岩遗址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

13.《玉蟾岩遗址微体螺类对探讨古人类活动特征的指示意义》,顾海滨、袁家荣,《第四季研究》20067月第26卷第四期

文章通过对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微体螺类种类及生态类型研究,详细了解了它们在不同文化层中生态类型及数量上的变化,找出了它们在遗址中分布的规律,并根据这种规律对生活在洞穴的人类行为及其生活环境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玉蟾岩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遗存中,同时具备淡水和陆生两种类型的微体螺类,而且陆生螺类在文化层中自上而下是连续存在的,说明该遗址包含陆生螺类的土壤始终发育着。因此,古人在生活期间,洞穴中不具备静水沉积环境,而且文化层中发现的淡水螺类不是洞穴内固有的生物,是 伴着人类活动和从外面带入的。12000年前的玉蟾岩遗址地区正处于未次冰期的上升温期,冰域面积不断扩大,适宜于大量的动植物繁殖,给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前在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往往较注重文化层中大的脊椎动物骨骼,而忽略了微小的无脊椎动物存在。从玉蟾岩遗址的微体螺类分析来看,作者认为微小的无脊椎动物在解决各种活动的特定范围地域具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

14.《永州玉蟾岩人工稻作发现的文明史意义略论——兼论中国古代文明之特质》,赖功欧,《农业考古》2013年第6

作者认为,湖南道县玉蟾岩考古发掘出土的打制石器与人工稻作等 遗物呈现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这一考古发现强化了文明界定中的耕作“原义”。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创始者,与中国农耕起源有关联。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始性特质,客观上无可怀疑,至少在12000年以前湖南一地即有相当规模的原始农业和原始制陶业,完全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玉蟾岩遗址改变了人们对农耕文明起源原有的认识,成为改写中华远古文明的铁证。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新的成果大大拓展了学者们的视野,故不断有学者在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定于公元前一万年前。道县玉蟾岩人工栽培稻作的发现,也可视作考古学家与文化学领域的学者们欲将长江文化系列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华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源于一万多年前的长江流域。

15.《巫文化背景下的道县鬼崽岭石佣雕刻》,周飞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2

作者列举了现在流行于道县的宗教祭祀活动的种种现象。道县在战国时属楚国之南境,而道县的各种祭祀活动又属于梅山巫文化的体系,因此,作者又把道县的 各种祭祀活动称之楚南巫文化。作者对道县鬼崽岭众多的石雕像和环境面貌加以研究,指出鬼崽岭是一种古老的祭祀遗址。作者又对鬼崽岭众多的石雕像的形态及雕刻艺术特色等方面加以研究,认为鬼崽岭是巫术活动中宗庙祭祀活动逐渐形成的社神祭祀遗址。鬼崽岭的石雕像古朴野逸,自然天真,神奇诡异,经岁月风雨剥蚀之后,显得斑驳迷离,有一种远古的幽冥深邈之感,留存着楚南巫教文化的痕迹,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雕刻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

16.《九嶷山舜帝陵庙至发掘及沿革汇考》,吴顺东,《中国文物报》200781004版专刊

吴顺东为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九嶷山舜帝陵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作者将古舜帝陵庙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考古学信息,结合舜帝陵庙在古史籍中的记载相互应证,认定楚灵王所建章华台就是模拟了古舜帝陵庙形制而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上 标有“舜帝”二字而推定舜帝陵庙年代下限不晚于地形图的绘制年代。作者又依据九嶷山古舜帝陵庙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结合《水经注》、《元和县志》等记载进行研究考证,论证了自汉代以来魏晋唐宋时舜帝陵庙所处的地理位置。湘江流域多处出土商周青铜器,根据青铜器的特征,湘江流域所出青铜器应与舜帝陵庙祭祀有关。秦汉时皇帝率臣望九嶷山而祭,自汉后,历代帝王则遣大臣做代表前往九嶷山致祭并刻石勒铭。因此,九嶷山古舜帝陵庙遗址是华夏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舜帝陵庙遗址。

17.《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郑元日,《考古》2001年第4

此文是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发掘报告。郑元日,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湖南永州道县人,是鹞子岭西汉二号墓发掘的主持人和领队。文章分墓地慨况、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结语四个部分。

鹞子岭位于零陵区东北今永州监狱内。1984年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在一号和二号墓之旁边发掘了一座中型土坑竖穴墓,出土了“刘疆”铜印章及印文为“臣敞“的封泥。1992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会同当时的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一号墓。199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会同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发掘了与一号墓处于同一封土堆下 的二号墓。

鹞子岭二号西汉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墓道向西,长方形墓坑内以双层木枋筑外椁,椁内分出前庭、后室,墓葬中棺椁已损毁,器物大多被盗。墓坑东西长10.3米,南北宽9.2米,深8米。坑内填木炭屑和白膏泥。出土器物有铜器,漆器,金器,玉器,料器。作者将鹞子岭西汉墓与其他地方已发掘的 西汉侯王墓相比较得出结论;鹞子岭墓群应是泉陵侯家属墓地,一号墓的墓主人是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二号墓墓主人是刘庆的夫人。汉武帝元塑五年,封长沙王刘发的儿子刘贤为泉陵侯,泉陵即今永州市零陵区所在地,但远比今零陵区要大得多。王莽篡政后泉陵侯国被废除。

学术著作:

1.永州这本书——考古发现》,赵荣学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5月出版。

永州这本书是一套反映永州各种历史文化的丛书,《考古发现》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用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把永州比较重大的考古发掘成果和意义写出来,起到教育宣传的效果。里面共有五篇文章和两个附表。五篇文章为:《惊世发现玉蟾岩。世界最早稻作农业和 制陶业遗址》,《舜德精神万古传。中国最早的祖陵九嶷山舜帝陵遗址考古》,《敬重厚土探古人。坐果山和望子冈遗址群》,《以夷制夷见蛮越。鹞子岭战国西汉墓》》。《扑朔迷离石刻像。道县鬼崽岭祭祀遗址探秘》。                                                        

2.《永州国宝》,李小星、赵荣学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

该书选取永州市价值最高、代表性很强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示永州的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为不可移动文物,内容有古遗址,古庙古祠,古塔古坊古堡,古石刻,古窑址古墓葬,古桥古道古井,古村落古民居,名人故居,近现代学校旧址。第二章为馆藏文物精品,内容有青铜器铁器,陶瓷器,金银玉器漆木器,民族民俗和革命文物。第三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有习俗,戏剧,音乐等。

3、《周家古韵,王衡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0月出版。

周家大院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间(1450年),终成清末民初,村民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500余年来至今已经历27代。现住在周家大院的260多户、900多人,都是住在祖传的古院里。

  村中建筑以正屋为中心轴线,构成“丰”字形平面布局,紧密有律,井然有序,外部封闭,内部呈现向中呼应的趋势,顾盼生情,产生一种名门望族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蕴。正、横屋构筑的规格、品位可谓泾渭分明,体现了宗族大家庭尊卑长幼秩序的不可逾越性。比如,正屋高大气派,庄重威严,宽敞舒适,为长辈居所;东西两侧的横屋向中而立,相对低矮,递次减弱气势,至最外一排横屋则显得有些简陋,依次安排给分支晚辈以及仆佣们使用。它的居家生活功能非常齐全,一道道可随意开启的屏门,四通八达的巷道、过道、游廊,将庞大的院落连成一体,即便是大雨滂沱之日也能适履而行,走遍大院的每一个角落。

  排水和防潮湿功能也极为完善。每栋房屋的两端构筑高出屋面的封火山墙,外观造型呈三级跳马、翼角飞翘之势,不仅给原本静态的土木建筑以展翅欲飞的动感,而且增强了防火功能。有的还专门构筑了吊楼式炮楼,开设了望、御敌的枪眼,从而综合形成了大院的安全防护体系。每个分支大院的门楼,前有旷坪,后有天井,形成了家族议事、祭祖、红白喜事聚会的理想场所。

  周家大院建筑装饰的雕绘技艺之精湛,历史文化含量之丰富,民族气息之浓烈,内容题材之广泛,表现手法之丰富,无不让人叹为观止。现在看那翘檐翼角上泥塑彩绘的龙凤,虽已没了往昔的艳丽色泽,却依旧活灵活现;观那挑檐、横坊、驼峰、雀替的龙头麒麟羊猴造型,虽经人间烟火熏燎和岁月风雨侵蚀,仍然神态逼真;抚摸着各类造型各异、丰富多彩的屏门花格木雕,更令人感奋不已!这些极尽高、浅浮雕,镂空雕,圆雕手法的作品,将动、植物和人物组合雕饰得神形兼备,姿态万千,凸显出“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精妙。精雕细琢的石刻艺术群,门墩、门坎、门当,尤其是造型殊异的上百种、数千个石柱础,让人仿佛在读一部洋洋洒洒石刻艺术的大书。这些雕刻把个周家大院装点得风生水起,如同一首凝固的音乐。

周家大院现在还保存两处私塾。虽然年久失修,显得破旧,但讲堂及其供奉孔子牌位的神龛以及宿舍、园子、操坪等遗迹和私塾教育制度下特有的讲台、书桌、戒尺、太师椅等仍存。徜徉其间,仿佛闻到了那从岁月深处飘来的翰墨书香,听到了一阵阵稚童“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周氏家族既家教严谨,又尊师重教,且倡扬耕读,使得这里人才辈出。500多年来,从封建时代科举选拔的秀才、举人、进士到现代高考脱颖而出的大学生、研究生,竟有数百人之众。其中,周希圣,明万历年进士,钦点翰林,官至户部尚书。他的第九代孙周崇傅,有文武才,清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入翰林,随左宗棠进军天山南北,收复新疆,战功卓著,官至二品资政大夫。

周家大院在潇湘大地上存续了数百年之久,堪称奇迹。作者从周家大院的形成发展,周围环境,村落建筑的结构布局,建筑艺术,村规家风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反映出周家大院深厚的历史文化。

4.《永州石刻拾萃》,主编王一冰、赵荣学,执行主编谢心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10月出版。

书中共影印大小拓片224副,年代从汉代到民国,还对每一位刻石者的生平作了简要的介绍。它是一本历代书法名家在永州的名品集萃。书中还有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湖南著名考古专家学者何强写的《序》,虽为序,却是一篇份量很重的中国古代石刻的学术研究论文。

    5.《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李花蕾、张京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月出版。

全书共340页,分两部分;一为湖南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一为湖南古代摩崖石刻的考辩研究,永州是湖南摩崖石刻最多的地区,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摩崖石刻就有祁阳浯溪摩崖石刻、零陵朝阳岩摩崖石刻、零陵澹岩磨崖石刻、江华阳华岩摩崖石刻四处,因此,永州摩崖石刻研究是该书的 主要内容,书后附唐宋永州摩崖石刻编年表,记录唐宋两朝永州摩崖石刻580方。

6.《零陵朝阳岩小史》,汤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月出版。

该书共307页,除序外,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朝阳岩的开辟。第二章,朝阳岩景区的构成及其与周围各景观的关系。第三章;朝阳岩的历代建设与增置。第四章,历代人物在朝阳岩的游冶与题咏。第五章;朝阳岩以寓贤祠为核心的人文主题。第六章,朝阳岩碑刻的现状。本书的 特点是不但作者对朝阳岩的每一篇摩崖石刻给予了辑录,对石刻的作者生平有考证及石刻的历史背景有简要的介绍,还对朝阳岩的地理环境风貌历史沿革进行了 研究。

7.《零陵朝阳岩辑注》,侯永慧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月出版。

该书共 330页,载录了朝阳岩自唐代至民国的摩崖石刻和与朝阳岩有关的咏叹诗文共198篇。其中唐代八篇,宋代40篇,明代88篇,清代53篇,民国5篇,无名无年代者4篇。作者对每篇都作了题解,校对,注释。书中还影印了石刻拓片。

8.《浯溪解读》,杨仕衡著,内部印刷,20069月出版。

杨仕衡,原浯溪文物管理所第一任所长,也是浯溪摩崖石刻保护工作的奠基人,1997年退休。该书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考古专家史树青的题词。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作序。此书以讲故事的 形式,以通俗形象的 语言对浯溪的 历史沿革,505方石刻中重要的 历史典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使读者既有知识收益,又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9.《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7月出版。

20086月、9月,为配合永州到连州公路的建设,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派专家柴焕波先会同永州市及各县区文物部门,发掘了宁远县官家岩遗址,发掘面积2000平方。2008年对被当地居民开山炸石而破坏的东安县大庙口镇坐果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200945月,对正遭建筑取土破坏的零陵区凼底乡望子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60平方米。在此期间,由柴焕波主持永州市十几个县区的几十处商周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复查,新发现了一批商周遗址,并对 其中的的十五处开掘探沟,进行了小面积试掘。后由柴焕波整理资料并完成发掘报告的编写,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成《坐果山与望子冈——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发掘报告》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有文字、手工绘制的器物图、照片、版图。除版图外,共648页。材料丰富,资料详实,是 反映永州地区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最全面的书籍。分五章编写。第一章;坐果山遗址。第二章;望子岗遗址。第三章;官家岩遗址。第四章;上屋山等十五处遗址。第五章;试论潇湘上游商周文化。

 

 

 

 

 

 

 

 

 

▲上图为坐果山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

望子岗遗址发掘的文化层厚达1米至2米,共可分为8层,年代跨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望子冈古遗址叠压着四次生活界面,向今人揭示了古人在望子岗的繁衍更迭的历史。这在湘南地区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尚属首次发掘,对研究古越文化,建立湘南地区商周考古的年代分期和文化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此同时,望子岗遗址发现了多组建筑遗迹和铜钺、玉环残片、石料等遗迹遗物。

此外,出土的二十一座古墓葬中,不少墓葬还存有清晰的人体骨架。其中一具骨架高约一百六十厘米,头、肩、胸、腹、腿等部位分布明晰,保存十分完好。在其旁边的一座墓葬中,也可看到残留的人体骨骼,且有一些陶器陪葬,这些都为研究古越文化、确证古越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证据。

10.《玉蟾岩考古日记》,张文绪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9期、20069期,后汇编成书。

张文绪,1934年生于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土家族。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的农业考古专家,1995年、2004年、2005年三次参加了玉蟾岩考古发掘,作者以日记的形式,通俗风趣的语言与考古专业知识相结合,记录了道县玉蟾岩考古发掘的经过,是一本了解玉蟾岩考古发掘情况的最原始记录。

11.《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袁家荣著,岳麓书社201310月出版。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永州市道寿雁镇西一公里,俗称“蛤蟆洞”。洞口向南,上方有摩崖石刻“玉蟾岩”三个字。洞口离地面5米多高,大厅宽13米,深7米,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洞穴是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

1993年,全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原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所长袁家荣对玉蟾岩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遗址文化堆积厚1.21.8,出土遗物主要为打制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及大量的动物遗核,呈现出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时代约在1万四千年左右。遗址内出土有制作粗糙的原始陶器、石器、骨器、角器以及穿孔蚌器。原始陶器火候很低,夹杂大量粗沙,质地疏松,复原后呈釜形器,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动物化石包括哺乳类、鸟类、鱼类和软体动物。此外,还发现有可以辨识的植物17种,其中包括4枚稻谷壳。这些稻谷壳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时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实物标本。为人们了解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及早期陶器、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995年对玉蟾岩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除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外,此次发掘集中了当今世界上研究农业起源的最权威的专家,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耶瑟夫等4位外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水稻史专家张文绪教授,以及来自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近30人,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稻作农业起源更早、更多的证据。结果,此次发掘不失众望,在该遗址连续发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和最早的陶制品,被评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百项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世界轰动。

玉蟾岩遗址是一处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遗存,它为人们展示了人类水稻农业产生过程的初级经济形态,诠释了人类制陶工业起源的过程,演绎了人类最早的手工编制工艺的兴起。因此,玉蟾岩遗址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6月,玉蟾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和成功解读,雄辩地证明湘江上游和潇水流域在中华远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