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旅桂人士对广西人文的认识*

黄伟林**

本文试图让读者看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对广西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来自当时旅桂人士的研究，也可能来自当时旅桂人士的亲历、亲见、亲闻。了解一下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对广西的认知，会发现这些认知与我们的认知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无论相同还是不同，我们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较具深度的广西、一个较为完整的广西，进而丰富和完善我们对广西这片土地的认识。

一、对广西社会状况的认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回到80年前，我们一定会强烈的感觉到，上个世纪30年代广西对于中国的重要。

1933年，大约是广西声誉鹊起的一年。

这一年，张君劢在广西省行政演讲会作了一个题为《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的演讲，开门见山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以分为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入了珠江流域时期。谈到近现代，张君励这样说：“最近四五十年中国之维新与革命运动，何一件不是源于两广？从此可以证明中国的命运，中国政治的担子，是早在两广的身上挑起的。”具体到广西，张君励也有一番宏论：

广西地位及其性质上约有五特点：一、广西省在中原文化史上为后起；二、广西人富于自信力；三、广西人有勇气；四、广西人诚朴，故易一心一德；五、广西人能刻苦耐劳，故合于革新时代所需要之清教徒的精神。此五大特点之中，其第三点，换一名词来说，可名曰“少不更事”。惟其少不更事故，能有朝气，故愿意有所作为。[①]

基于如此的认识，张君劢冀望于广西把自信心坚强起来，推广到西南、到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他强调，这不是他个人的私愿，而是全国人的期望。

张君劢这个演讲当时颇有影响，当年祜荪专门撰写了《近代西江流域学术思想之探源》一文，以回应张君劢的观点。他历数陈百沙、陈宏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西江流域人物，以及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发出感叹：“目前的西江流域的思想，是何等的光芒万丈了呵！”进而希望：“民族的黎明运动，在西江流域担负起来，在狂涛怒浪濒危倾危的深渊里拯拔出来。”

这一年，戈绍龙在北平大学医学院作了题为《广西之见闻》的演讲，演讲开头即提到，“近来中外报纸，时载广西二年来之建设成绩，甚至有誉之为模范省”；[②]演讲结束时则称：“以广西当局之坚强决心，上下之协力一致，若能集中其一千百万人之智力财力，专心于广西本省之建设，而不分心外鹜，则名实相符之新广西，模范省之广西，注意国防而无意参加内战、混战之广西，始真可实现也。吾人深愿广西人专心建设广西，成为人人永远钦服之广西，其影响于国家民族之福利者无穷，是乃吾人所馨香祷祝而不能已言者也。”[③]

1934年，世界知名演说家、美国艾迪博士游历中国12省，20城市，最后游历的是广西，整个游历结束之时，在飞机上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有一模范省乎？》，文章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在予所经历之各省中，四川最富于天然物产，而政治最为腐败；广西最贫而政治最为优良。予在此离别中国时，得见一新中国之曙光，心可安然而无遗憾矣。[④]

文章最后，他回答了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

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之制度，而可以称为近乎模范省者，唯广西一省而已。凡中国人之爱国而具有全国眼光者，必引广西以为荣。[⑤]

继艾迪博士之后不久，1935年初，《大公报》记者胡政之分别在广东旅行4天，在广西旅行10天，著文《粤桂写影》记述了他的观感，其中有一段对两广之不同作了比较：

从广东到广西，最易叫人感觉到的便是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但是广东吃亏就在富而大，广西却因贫而小反得便宜。他们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感情融洽。又因为自知其为贫而小，所以当局的人们，非常虚衷谦抑，很欢迎外省人士的合作与批评，办事虽然带一点“土气”，然而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广东军政学界几乎没有外省人的地位，广西则除军队多由桂省人士统带之外，其政治教育各方面，皆看得出外省人的活动。就拿第四集团军的重要僚椽说，政训处长潘宜之先生是湖北人，秘书长邱毅吾（昌渭）先生是湖南人，顾问王吉占（恒）先生是江西人，朱佛定（文黼）先生是江苏人，他们和本省人都非常水乳。广西中学校最缺乏英数理化的教员，尤其欢迎外省人在那里当中学教员，月薪可得一百四十元，较在政界当差为优，而且地位稳固，因为教员都受省府委任，不随校长为进退。广西最好的现象是官民打成一片。我们在各处遇见广东人，几乎一致不满于广州现政权，到了香港，所听攻击粤省当局的论调更多；惟有广西，从梧州到柳州桂林，随时随地，都看得出上下协和，军政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广东官民苦乐贫富，相差甚远，广西却可以说是“共苦均贫”，这是广西上下融洽的原动力。美国艾迪博士前月在广西视察，认为非常满意，他有一篇文章，叙述感想，中有一段说道：若杂处民间而随处可闻人民讴歌官吏之德政者，我惟于广西一省见之。人民之言曰：吾省之官吏皆努力而诚实，其中多有一贫似吾辈者，彼等绝无赌博浪费贪污等弊，且早眠早起，清晨七点半即在办公室矣。这些话都是事实。总之，广东官民之间，虽不尽是相抗对峙，至少是界限分明，广西却是浑然一体！[⑥]

比胡政之略早，胡适也做了他的第一次南游，撰写了《南游杂忆》，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是广西。文章里，胡适概括了他对广西的四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第三个印象是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第四个印象是武化的精神。在说到广西武化的精神的时候，胡适感叹“国家民族争生存的一线希望是在这一辈武化青年的身上了”。[⑦]

但是胡适也写了他对广西的焦虑：第一，财政的困难是很明显的；第二，“西南”独立的政治形势既非国家之福，也非两广自身之福；第三，缺乏一个专家的“智囊团”做设计的参谋本部，更缺乏无数多方面的科学人才做实行计划的工作人员。[⑧]

有趣的是，几乎在对广西有口皆碑的时候，也有广西籍人士对广西所谓模范省的形象大加批评，本卷收了一篇署名贻非的文章《广西故乡行》，此文写于1934年11月9日，发表于1934年第46期《十日谈》。

这位署名贻非的本籍人士，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了广西十多个县，算是对广西社会状况做了一番深度调查，他也有一些结论，如：

我到过许多乡村调查，每一个村庄的田地山林，完集中于几个地主，人民卖了整年的劳动力，都不能获得温饱。地主的高利贷，使一般人民，家徒四壁。每年六七月，十一十二月，都称之为荒月，没有工做，因为禾在这两时期，不是不需要收割，或是收割完了。于是只好缠紧裤带，以度时日了。其惨痛真不忍睹。[⑨]

在谈到广西禁赌问题时，他也有发言：

政府真正的禁赌吗？这又是笑话。不过禁私人的赌而非禁领了公事的赌吧了。广西真正的禁了赌吗？大批的飞机和武器买不成了。赌饷是惟一大宗收入，以维持局面的呢！

任你走到大一点的地方，便可发见林立的集团的赌馆，这便是所谓“银牌饷馆”的，与广州的河南毫无差异。里面赌博的人，有华美服装的大少，衣衫褴褛的贫民，有些兴高采烈，有些垂头丧气，开赌博的主人，闲情逸致，如坐帐幕之中；赌博贫人，心跳气促，如临疆场之上。各形各色，无奇不有。政府乐得在此情形中，大批毫子进银行，饮鸩止渴，一至于此！无业贫人日增，破产户口越多，将来局面，恐大有给这批人捣乱之可能吧。

这是广西之所谓禁赌。[⑩]

或许这位贻非先生文风有些偏激，但他所说的现象估计也不是杜撰，中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广西被称颂模范省的一片叫好声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或许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

无论是褒还是贬，是誉还是毁，抗战时期，广西确实引起了全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而广西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也应该是中国遭遇外敌侵略的局面。近代以来，广西抵御外侮的历史，以及当时桂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励精图治的做法，让许多中国人从广西身上看到了希望。

值得指出的是，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广西确实没有辜负众多中国人的希望。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8年10月24日，拥有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双重身份的冯玉祥在广西省政府大礼堂做的题为《广西的精神与抗战前途》的演讲中指出：

自抗战发生以来，广西所贡献于国家民族的力量与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可以说是全国第一的；假使各省都能如广西一样，我想今日我们的国家民族是不会弄到这步田地……在这次抗战中各省出兵出得快出得多且有很坚毅决心的，广西实在是第一……[11]

“全国第一”是不能凭空说的，以冯玉祥的身份，他如此评说广西，足见广西抗战在全国的影响力。

二、对广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广西的抗战态度导致了众多人士对广西现状的关注，这种关注朝深度延伸，就出现了对广西历史文化的关注。

在世人眼里，广西往往被看成是文化蛮荒。事实果真如此吗？

莫伯强的《桂林文献拾零》，专门对桂林山水之间的文物进行了一番搜索，集成风洞山瞿张二公成仁处、茅坪庵性因和尚、寿佛庵浑融和尚、补杉楼与杉湖十子、二曹诗、岭西五大家与郑小谷、临桂三家词、元祐党籍碑、米南宫还珠洞题名、陆放翁手迹、唐薇卿先生诗、红玉墓考、谢方山之榆园、西山之造像共14篇专题文字，在《扫荡报》上大篇幅刊出，使人们意识到桂林不仅是山水胜境，也是人文渊薮。

当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因为战争的原因来到桂林，他们意外地发现桂林山水之间“文物媲吴物”的景象。陈志良《广西古代文化遗迹之一探考》仅以当时桂林丽泽门外西山附近为范围，就发现了大量古代文化遗存：

目前在桂林西山及其附近发现的遗迹，有石刻古佛像，古寺——有延龄寺和西峰寺——西湖。遗迹的所在地：出桂林丽泽门，就是古时西湖的湖址，往西过铁路而至隐山（俗呼老君洞），古时即隐于西湖水中的孤岛，再西则为乐群社射击场，大门左旁山脚，有元代《新开西湖之记》，升上山谷，即为古代西峰寺所在地，其后峰峦崖壁之上，满镌宋明清人的碑碣，尚有完好的石像数尊。其后高峰，即为西峰。由射击场大门进内，两旁高峰相挟，其北一峰矗立如屏障，其前则岩石层叠如莲台，形势景色两胜。其射道即为盆地，蔓草荆棘之下，满布古代的破砖残瓦，亦当为古代古寺的遗址。从山后迤逦而上，步步高升，山凹中一峰，如室盖莲幢，（兹名之曰“佛像严”）满刻石佛，有唐人题字，及六朝的造像记。其右高山崖壁，亦镌佛像。高峰正对射击场，当为石鱼峰。故此一周山崖，即为六朝隋唐胜迹的所在，而今风流云散，物换星移，抚摩古像，爬剔古碑，不禁感慨系之！[12]

陈志良此文以遍布桂林山水之间的古代文化遗存，反驳广西为文化蛮荒之地的观点：

广西僻处南方，交通不便，故文化落后，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一般人以为广西是蛮荒之地，古代无文化之可言，这亦未免过甚。可是广西虽有悠久的史迹可考，真确的文献可证，然而不为一般人所注意，长使古物名迹，埋没不彰，今兹所论，实为这个原则中的一例而已。

桂林的古物古迹，最早不过于唐，然而却有比唐更早的胜迹，列在交通方便的所在，而不为人所注意，令人不胜诧异。[13]

陈志良此文，可谓抗战时期文化人对桂林文化遗存所做的田野调查。其记述的事实和表达的观点，至今仍有价值。尤其是时间又过了大半个世纪，当年的文化遗存，如今损毁更为严重。许多遗存，我们只能从当年学者的记述得知。

广西之所以给人文化蛮荒的印象，实因为广西自身的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工作做得不够。抗战时期，一些广西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黄华表的《广西文献概述》一文，亦对此问题有所涉及：

讲到广西的文献，说也可怜，无论省志，府县志，已有记载，或未经记载的，在数量上，要比之江南一个大县，往往也比不上。在民国十七年桂林讲学会的时候，丁文江先生曾说，“广西文化落后”。兄弟当时觉得很不痛快，当时曾有驳辨，但及今视之，广西的文化说是落后可，说是不落后也可，谓予不信，有书为证。[14]

广西是否文化落后，作者给的是两可的回答。这倒也合乎事实。一方面，确实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可以证明广西有积淀丰厚的文化；但另一方面，文献数量之少，也能证明广西文化的缺失。黄华表此文，并非纠缠于广西是否文化落后的观点，而是尽自己的学识，列举广西历代的文献，为广西文化研究进行基础铺垫。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当时广西的文化自觉。文化的厚重，来自于人在时光中的积累。抗战时期，大量文化人云集桂林，在某种意义上是促成了广西自身的文化觉悟，搜索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史料文献，可以感受到广西学者们文化积累的思想自觉和行为实践。

三、对广西民风民俗的认知

广西民歌发达是所有旅桂文化人直接面对的事实。黄芝冈认为：“广西是以民歌著称的地方，男女答歌野会，久矣视为当然。”胡适在游览漓江的船上，听到桂林女子唱柳州山歌，他当场记录了30多首。比如：

燕子飞高又飞低，两脚落地口衔泥。

我俩二人先讲过，贫穷落难莫分离。

石榴开花叶子青，哥哥年大妹年轻。

妹子年轻不懂事，哥哥拿去耐烦心。[15]

胡适称这些为绝妙的民歌，认为其最可爱。他甚至模仿这些山歌为桂林雁山园的相思岩写了一首“文人的山歌”。不过，胡适所听到的广西民歌不过是沧海一粟。陈志良、黄芝冈、林其英等民俗学者对广西民歌有更广泛深入的收集和研究。陈志良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收集了不少广西歌谣：

今朝出门逢大水，手攀龙角过江来；

手攀龙角跟龙去，跟龙下海看花开。

猴子上树只为瓜，只为仙桃树上爬；

蜜蜂飞过波丝网，死在树头只为花。[16]

黄芝冈曾写过《广西民歌和性爱的探讨》、《粤风与刘三妹传说》等研究广西民歌的论文。阅读这些论文，会感受到与当代相关论文视角和观念上的差异，比如，黄芝冈告诉我们：

一地方的民歌是一地方的情习的实录，从民歌来考察一地方的情习是一件有味的事。像你想向苗人探问苗妹穿裤不穿，他一定不会老实告诉你的；你举出他们唱的一首歌来：

送妹妹到十里坪，哥脱小衣妹脱裙……

你问他，“为什么妹脱裙不脱小衣？”他或许会告诉你，“苗妹是只穿裙不穿小衣的”罢。那末，一地方的情习如果是当事人时，民歌便成了他们的证人了。[17]

这种叙论文字的生动，今天已经不容易见到了。为什么？或许人们会觉得今天的研究者过于呆板陈腐、陈陈相因。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民间社会还有很强烈的野生气息，不像今天的社会生活高度规范和格式化。读一下黄芝冈当年采集的那些民歌，或可见一斑。

这些旅桂文化人深知广西民歌的价值，比如，林其英指出：

广西可算是一个富有民歌的省份吧！只要你在广西住上一些日子，愿意多跑农村里去散散步，你便会听到从青年的农夫农妇或村姑口里唱出的那动人的山歌。这些山歌和历史上的民歌一样，在文学上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18]

其实，民歌的价值远不止于文学范畴，它还保留了历史、文化、民族诸多信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保护、传承和研究。

人是文化的动物，有人的地方必有文化。然而，文化的积累、传承和传播，则需要文人。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是文化“自在”的载体，而文人才是文化的“自觉”的媒介。抗战时期大量文化人云集桂林，为广西带来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记录和传播了广西的文化，读盛成的《阳朔记游》一文，就会发现，民风民俗同样需要文人的记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如果不是盛成的文字，下面有些有关大圩的文化信息或已荡然无存：

大墟即大镇，黄河长江流域谓之集湖南谓之场，此间谓之墟，古谓之务。宋代有市易务权货务，为商贾货物辐辏之市定，日集于此而相交易，既则散去，犹如群鸟之集于丘墟也。北方与江南皆曰赶集，此间云赶墟。今日之集会犹昔之庙算，因古人谋事必就祖庙，而市在庙后，而走江湖及搬演杂技之人名曰赶趁客，游惰于三曲中者曰庙客。此与欧洲之Foire及Marche相同。其间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泥丸鼓板投壶花弹，不可指数。不过欧洲已见电机而中国则仍保守初民形态。此间则较北方更简耳，此时正逢墟市，三日一集相率登岸，过镇泗瀛街，太平门上有瑞霭瀛洲，永安门额为祥锺泗水。过明建万寿桥，上二十二级，下二十三级；桥柱有四石狮，桥下仅一孔，令我回忆卢沟桥之六百二十七个石狮，形色生动，取象各殊；桥空十有一，石欄一百四十，幸有万寿桥巅卖药人，使我注视他的灵芝仙蕨。所谓灵芝，即多孔之菌石耳，又名石茸，多半年生，产于深山之岩石上。足不出户之士大夫名之曰灵芝，所谓仙蕨，不过是羊齿植物之一种的地下茎，多年生，产于山野之大树枝干表皮上。蕨初生无叶，状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初生犹如龟脚；蕨中可采淀粉，供食用及糊料。所谓仙者不过山中人认识大自然而生活其间者耳！桥下有卖鱼虾者，旁有书摊，状元三子经，传家宝，乡塾捷径，增广昔日贤文，增补五言诗，会元千字文，百家姓法帖，绣阁鸣言，诸书桂林有益堂及平乐高科街卖仁堂藏版；与商务印书馆印行之战时常识与复兴国语教科书并列其间。我买了一本绣阁鸣言，以一年十二月分为十二段。正月以茶花开篇，“茶花开来早逢春，媳妇贤良敬大人，保佑公婆年百岁，门前大树好遮阴”十二月以梅花结卷，叫人要做春风和气人。“君臣和气安天下，武将和气定太平，父子和气家不退，弟兄和气家不分，世间若有真和气，自有福禄报你身”。民间文字却保持中国固有道德之精华。从前我觉得忠孝这一套礼教字眼，是为士大夫而创，欧洲社会的伦常，只有一个爱字，今日我知道“和气”二字，为仁义之本，这真是绣阁鸣言一鸣而惊倒文化人了。“一家和气当钱用，二分和气好求人，和和气气人人爱，朋友和气交情长”。我花了一毛大洋，买得和气二字，中国的国宝。大墟居民有一千八百户，出产有麵及豆腐果。路边关帝庙，廊有二石礎，上圆中凹陷下八角形，刻有虾蟹八物，与八卦八方之说，有关系否？过一住宅，门前斗栱下有木刻画竹甚工。[19]

盛成这段真切生动的文字让70多年前的大圩栩栩如生。它不仅保留了诸多历史文化信息，而且，也包含了不少精神文化启迪。如今，大圩正挖掘自身的历史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盛成的这段文字或能对今日大圩乃至整个广西文化旅游事业有所启示。

社会状况、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显然不能涵盖人文的全部，本文也没有对抗战时期广西人文“一网打尽”的野心。本文不过是在“沧海”中的广西文献史料中选取“一粟”有关广西人文的史料，不求“窥一斑见全豹”，但求呈现有关广西人文的略微陌生化的“一麟半爪”。人文印象是一个积累、积淀的过程，这些“与众不同”的“一麟半爪”，或许会对我们形成“广西人文”的完整认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