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开凿与桂林置郡刍议

张子模*

灵渠是湘桂走廊中的人工运河。位于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全长三十余公里。灵渠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秦堤、涵洞、陡门以及南北引水渠道等诸项设施构成。其南面渠道通过拦截湘江部分河水，从分水塘引流入渠，穿过始安峤（又名越城峤），接点灯山东侧的始安溪，以渠水连接始安水再注零水（零水又称石龙江或清水河），后再南流相会于六洞河（即今日所言之漓江）；北面渠道则从分水塘截取部分湘江水入渠，过花桥村往北流经约数里，再度汇入湘江，从而形成了南北行船的自由循环。由于灵渠全段沿途多置陡（斗）门，陡门则充分显示蓄水放水功效，此招之妙用，使灵渠创立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借助陡门蓄水而行舟的独有模式。闸坝相置，流水自如，陡门好似水梯连通了长珠水系，因此，灵渠便又有陡（斗）河之谓。

灵渠，因何缘故选择在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开凿，桂林郡何时何地构建于桂北，灵渠与它有什么关系，灵渠又是谁人率众开凿的，此水路对于湘桂走廊的交通运输曾经发挥了多大作用？诸如此类问题，长此以往，虚幻于目一直诱引人们寻觅的激情和追源的兴趣。本文将就上述疑窦，略作抛砖引玉之探，诚望能与同行及方家互为商榷。

一、灵渠解开了湘桂廊道的陆路瓶颈

灵渠，开凿于秦代，是继郑国渠、都江堰之后的又一伟大水利工程。虽说灵渠的水流量并不十分宏阔，可铧嘴、天平、堤坝、渠道、陡门等设施十分精妙，如：铧嘴用以劈水，就置于坝前；渠道分挖南渠北渠，能让湘水引流入漓；渠道的宽窄，取决于水流的坡度巧作有度弯曲；陡（斗）门的布点，依据流速流量来确定；渠道的开凿选位，其设计理念堪称超乎于前，施用效果著之于后，思路缜密，算计精明，点项相接无不到位。节点拿捏精准，南北转乘利效俱佳。既简洁又实用，既稳健又耐用，因此整套系统天衣无缝巧绝人寰，令人叹为观止。灵渠本名“零渠”或“澪渠”，后因慕名前往观瞻者络绎不绝，倍加赞赏者接踵而至，开凿者的“精灵”之气极度感召后人，故此，原本的“零渠”其后就改称为“灵渠”一字之改，方显后人对此工程的崇敬与赞誉 。

灵渠水利工程是古代中国的智慧的结晶。

铧嘴，是滚水坝前面的分水设施，呈三角尖形，功能用作劈水。由于铧嘴稍偏于南，故湘江水流至犁铧前，其上游来水即被铧嘴劈开，从而使湘水呈现“三七分流”状。大小天平，是拦河的水坝，呈“人”字形。大天平坝体略长于小天平，多数盈余之水可从坝体上滚流入湘江故道。因坝体又有堵水功效，从铧嘴到大小天平有几十米距离，在这段距离中由人工筑成的天平便强硬的拦阻了相当足够的湘江水，于是，在天平的上游也就壅蓄出一定长度的阔面水塘，舟船行此，各自方能有序转向、交相让航，同时很大程度上减免了拥挤状态，给舟船提供了有效的行程便利。泄水天平是渠道内消弭洪水的辅助措施，可防渠内水患之灾，它有似一道应急的险锁，再度提高了渠道里船只航行的安全系数。正因为灵渠的设计精妙方法务实措施恰当运转给力，于是客观上就减少了来自多方的不测之虞。所以沿用了两千多载的灵渠，虽然遭遇的洪水不少，受到的激浪也多，有时湘水暴涨甚至会匆匆来袭，但是再大的流水一经进入渠道，水势就变得免暴行柔，慢节奏的水势悠荡徐流，这就为南来北往的舟船增添了稳健系数，更使得掌浆泛舟的艄公，倍增了胜算的信心，从而让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减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流水均匀，泛浪遁去，畅通的渠道始终在人为可控的状态下，助力着漕运功能的正常发挥，当然，这也正是凿渠者可望达到的最为理想的运能效果。

然而，灵渠的开凿离不开特殊的地形环境。是南岭山系的阻隔，曾经给中原与岭南的交往带来了许多的不利。最为堪忧的是凿渠之前，若从湖南来广西，山岭高耸连绵气势宏大，湘桂走廊只有一条狭小不畅的路径。如都庞岭，最高峰韭菜岭的海拔高度达到2009.3米，相对高差有1700米。坡度多在35°左右，沟谷切深多在700米以上，且谷地下部诸多峡谷，分水岭又几似刀脊。山势区分为褶断中山、褶断低山、侵蚀台地、峰丛山丘和山麓冲积坡积台地等类型。若要负载重翻山越岭，行程多有不易。据地理调查材料介绍，这些山岭经过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又以中寒武纪至中泥盆纪（缺志留纪）的地层为主。其地表除岩浆岩外，从老到新出露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及第四系地层。所以在大地构造上属东南地洼区的中部，亦即赣桂地洼系中段，或视为加里东地槽系中的湘桂先向斜。山体呈显联合弧形构造，为北东向的构造线，由地壳的褐曲和断裂形成。沿途峰峦叠嶂，山路诡异，人行其间，举步维艰。

位于都庞岭对面的越城岭，它们遥相呼应，其山体无不挺拔高峻，道路同样崎岖难行，纯属于典型的南岭峰峦相连状态。湘江、漓江、资水、浔江等河流都发源于这些犬牙交错的山岭中。其山体又都是由古老的花岗岩和变质岩组成，山脉与构造线一致，呈东北至西南走向，断裂明显，是特点明晰的断块山地。山岭逶迤，高峰耸峙，雄伟壮观。越城岭还有广义和狭义两说。广义是泛指湘桂谷地以西、浔江谷地以东，天平山以北的山地，最高峰为猫儿山，海拔2142 米，亦为广西第一高峰。狭义指资水以东、湘桂谷地以西的山地，最高峰为真宝顶，海拔2123 米，为广西第二高峰。越城岭海拔多在1500 米左右。《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晋. 陆机《赠顾交阯公真》诗：“伐鼓五岭表，扬旌万里外”。越城岭古往今来一直被视为南岭山地的“五岭”之首，其道路入及严关地段，已是“鸟道微通，不可方轨”。

由于越城岭与都庞岭东西夹峙，客观条件使得这一带在长达数百里的路途中，不得不形成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就是广西与湖南交往的主要通道——史上称其为“湘桂走廊”。漫长的历史葱茏的岁月，人们囿于展拓道路能力的低下，只好借助曲径通幽的峡谷小径负屈而行。那路径又常常拐弯抹角，路面高低不平，沟通难度重重，往来虽不易，行之实无奈。足印和汗水，喘息与呻吟，令行人长期困惑不堪，却又难以怨天尤人。因为只有这条不宽不畅的狭径，才是连接南北的主要路途，是它在承接岭南的往复，是它在串起南北的交融，它虽艰难却又是如此的重要。然而秦开灵渠，水路启用，一条水路运输线由此幡然而成，至此，从广西北上或由湖南南下，湘桂间那曾似瓶颈的路途解套了，正是这条水路的凿修，为“湘桂走廊”的交通，又撞开了一道交往的天窗。

二、统一岭南让灵渠水路形成

打通水路——是秦始皇治国方略中的一招良策。据载，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就曾尝筑堤防，阻塞水道。秦始皇则与此不同，他掘通堤防，疏浚鸿沟，通济、汝、淮、泗等水。还在吴、楚、齐、蜀等地，大兴水利工程。灵渠则是在统一岭南过程中，因转运军辎粮草而特地开凿的运河。这条水路的开通，不仅为湘桂走廊增添了水上通径，而且还为岭南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显著的作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完成中原统一，当时的国土面积已经规模不小。西北拥有临洮，南边延至五岭。他律令严苛，政出一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真正是短时期内新举措不断频出，新招式接连采用。它不但在政治统治上加大力度，而且在边塞上还循着秦、赵、燕昔日列国的旧长城进行整修，并且还续增里程，直接把长城连接到了东北方向的辽东。老城加固，新城又筑，新旧城墙加在一起竟有万里之遥。秦王朝建造高大坚固的长城，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草原大漠的北方匈奴等游牧族，虎视眈眈不断南来的掠夺及侵扰。

中原统一，秦国实力迅速强大，咸阳宫里的秦始皇，借着扫平六国的余威，马上又把眼光盯上了岭南。因为岭南物产丰富，奇珍异宝令人垂涎，秦始皇这主本来就十分嗜好宝物，南方的珍宝稀奇罕世，足够引起他的垂涎。有史籍载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汉.刘安《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秦始皇就是这样打起了获取宝物的主意，于是旋即洞开了他谋取岭南的策略，六国统一后，统一岭南的兵戈由是而动。

据载，秦统一中原设置了三十六郡，随即又增添闽中郡，而攻下岭南后，便在岭南地区再度增加了三个郡，即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设置上述三郡的原因，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动植物情状密切相关。如“南海郡”它的位置在今广州番禺，因为其面依南海，故以为名；象郡在今越南北部，此地气候炎热，象群出没，遂以其“象”取作郡名；桂林郡则是“江沿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

岭南三郡的设置曾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三郡中最早设的郡当属“桂林郡”，随后的第二郡才是“南海郡”，象郡位置最靠南端也是末尾设置的最后一郡。

虽说岭南设置郡县的收尾阶段是公元前214年，所耗费的时年也延续了多年。但声势浩大的岭南征战的硝烟燃起，却是在横扫六国之后的短暂时日中。从秦始皇速快进行南巡的具体行程推测，以及从秦始皇南巡抵达今湖南洞庭湖的具体节点查看，此中就不难发现他内心的盘算和着意进攻岭南的时间表。公元前221年（嬴政二十六年）秦国统一了中原，虽说六国已经归附，秦始皇并未歇停，紧接着他就展开西北巡视，即后未久，他又马上转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南巡活动。此举南巡难道为了身心游山玩水么？回答是否定的。此次南巡他是冲着一个重大的要任而来的，其中有多种迹象表明，他是为了岭南的封疆沃土地而来的，有人说秦始皇喜好岭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玑，似乎只贪念多重宝物，其实这时的他，更关注起的是五岭以南的这块偌大的土地，他的主要目的是拓土开疆，他的系列行为和言辞中，已经能让人觉察到他似乎露出的那股虎劲，那种急迫于统一岭南的谋略及速快吞下岭南丰饶地土的火热激情。

历史记载，秦始皇自从称帝以后的十二年当中，巡察郡县的行动共有五次，他目的很是明确：他绝对是以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就是要昭告天下，必须“以示强威服海内”，毫不隐晦的宣示，他的雄浑与霸气势不可挡。前220年（始皇二十七年），第一次巡视陇西、北地二郡，登上了鸡头山，他昂首瞪眼漠视北塞，向匈奴表示出天下皇帝的绝对威力。尤其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他第二次东巡上邹峄山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芝罘山刻石，又登琅琊台刻石，并留居琅琊台三月，那几是何等的八面威风盛气凌人。四处炫耀指点江山，刻石于泰山气贯长虹。就是这次出巡，还特地南入荆楚纵深地，到达了今天的湖南中南部一带。当他乘坐的舟船顺长江行至洞庭湖地段时，忽然江面突发大风，一时乌云翻转浪涛狂起，所乘船只险些被风掀翻。秦始皇不得以下令避風，来到了江边的君山下。始皇问曰：此乃何地？随行的博士答道：山名“君山”，湘君女神之所在也。始皇听到这番说辞，内中不禁心气大怒，即刻出言道：天下為朕所有，豈有二君？他并认为可能是有山神在与他作祟，于是便指使属下，派遣三千刑徒，不过三天就毁其树“赭其山”将山上树木砍个精光，让山体露出他原本的色泽。这次行动，充分暴露出了他那傲慢的情形，又活脱脱的显示了他自鸣得意的‘得兼三皇，功盖五帝’的英武之气。前218年，他再次登芝罘刻石。前215年，又东巡至碣石山刻石。前210年，第五次南巡至九嶷山，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刻石，并且还虔诚的祭祀了倍受华夏民族崇敬的人物——大禹。

秦始皇五次外巡视期间，其中有两次都进入了湖南，由此可见，秦始皇对于湖南尤其是对于湖南更为南边的疆土还是特别上心的。第一次巡至衡山洞庭湖一带，不期遭遇江上大风，受到惊吓，甚为恼怒，遂遣刑徒赭山伐树。按一般情形分析，在江上遇阵风也是常事，因为江面开阔，湿气又大，热冷气体交汇引起气流变化，也属自然现象。但是，秦始皇不依不饶，完全表现出非常态的狂躁反应，他不但嫉恨娥皇女英，而且还借风泄愤，令刑徒伐树来炫耀秦国的武力强大，乍看起来这好像是在倾泻不满，实际上他这是在借声造势，是为了亮出了他早已藏之内心的那种强势攻伐的图谋，寓意很明显：我秦始皇明说了就是冲着南方、百越而来，说白了就是要强硬地统一岭南，若有不识时务或胆大妄自抗拒者前来挡道，下场就如同山上迷茫野树，必遭斧刴刀劈。看来，他的这次南巡，本质上毋庸置疑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次战前考察，实际效果更像似是在打气助威，目的是落实原已制定的统一岭南的攻略之策。其表现形式虽然是着令刑徒砍树，但目的是借用伐树来表现小试牛刀，打造特殊的气氛，用它来振奋鼓舞兵丁士气，让人明了他拿下岭南强势之举！秦始皇的这番表演是高调的，是意味十足的，从客观场面看，它是在毫不犹豫的亮肌肉，从主观愿望，他是在对天对地表决心：嬴政进攻岭南的决心已经铁定，在岭南设郡那是志在必得！可见，秦始皇这位伟人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他既不惜辛劳靠前视察，同时还极为擅长临阵造势烘托气氛。正因为他具有这样非同常人的胆识，韬略出众，所以才会在前后六年的南进过程中，巧妙遣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采用步步为营、依序递进的稳扎稳打韬略，由湘攻桂、入粤再夺象地，前后接档建立起岭南三郡，并有效的把中原郡县模式推广至岭南地区，从而为岭南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当统一岭南的南攻大旗飘起后，桂林郡的置郡随即在原属楚国的南面边陲旋即兴建。但是，统一岭南的作战还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因为五岭逶迤、陆梁多险，此乃天造地设的大自然之屏障。自古以来，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就极为不便，高山阻碍，川水生碍，这已是由来亘久的难题。尤其是从岭表入桂（今广西境），虽然湘桂走廊有路一条，但平常少许人行走尚能应付。可眼下战火燃起，军辎要保证供应，粮草必须先行，尤其交战之期，众多兵丁招募前往，纷至沓来，湘桂之间的那唯一走廊，一条艰涩的小道又怎能堪此重负？如果交通问题不能劈出新径，那么湘桂廊道势必被众多兵马挤得水泄不通。况且几十万人要吃要喝，粮草运送麻烦事接踵而来。要是只靠马驮人挑，输送支前的战略物资，很显然，那唯一的廊道是远远做不到需求必应的！

朝廷的令牌已经下达，兵马如若不能迅速开拔前线，轻则治罪，重则斩首！前锋军旅日夜兼程，很快便于越人交上了火。可拥挤在广西北部越城岭、湖南南部都庞岭等湘桂要塞中的大股部队，还是行动迟缓，尤其是粮草军资由于苦于陆路窄小，死撑猛赶还只能是难供其求。看来，不打通一条水路，保障供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物资接济不上，往南推进岂不形同空中楼阁？。没有足够的粮草，前方将士就不能填饱肚子，肚子饥饿就无法保证足够的交战体力？由此可见，眼下最急最紧要的就是必须迅速解决后勤保障的运输问题。

此时，前方战场传来信息，在深入越地，队伍不断向前推进过程中，双方交战的激烈程度果然非同一般，难度十分巨大。加上兵丁又多半来自北方，水土不服，物资保障又不给力，犯病者增多，非战斗减员厉害，战斗力受到明显影响推进速度远非想象的那般顺利。而且秦军兵卒又处在明处，许多将士根本弄不清陆梁地的环境特点，行动很是受到掣肘；西瓯骆越这些本地人又熟门熟路，时常在山野间东藏西躲，活动在暗处，他们忽明忽暗游离不定声东击西，还不断在三更半夜发起偷袭，把秦军骚扰的顾此失彼不得安宁。若秦军大股部队进行追击，他们便迅捷的“皆入䕺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汉.刘安：《秦监禄凿渠》）。前方战斗吃紧，后方支前的粮草又难以送达，军队的资饷接济问题甚为突出。要保证军需及时供应，做到战略攻进的稳扎稳打，解决转饷的确是迫在眉睫的最大难题。这时有谋士谏曰道：必“以卒凿渠而通粮道”，才能够“以与越人战。”因为打通水路，依托漕运来提高运输能力，才是找到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否则，怎么能让数十万军旅战时所需的刀枪剑戟、盾牌箭镞得到补充？饱肚食物穿戴衣物如需充供？秦始皇采纳了凿渠的建议，于是，驻扎在镡城岭南面的秦军主力，按照朝廷命令，由郡中长官安排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干将组建队伍，同时又在就近组织数以万计的当地黔首，组成了强大的凿渠队伍，灵渠开凿由是启动。

且问，兴安境内的河水能否进行漕运？通过人为手段可否贯通湘江和漓江二水？战情急迫，军令如山，秦军将帅，特别是桂林郡的守、尉、监三位长官，他们无不心急如焚。前方战事激烈，兵力只能增不能减，渠道要凿，时间只能快不能慢。按照当时郡守管全盘，郡尉管军事，御史监管纪律监察及杂务的分工，郡领们思来想去，最后定夺凿渠的事只好交由史禄来担当此任。

兴安高万丈，海洋在天上。湘漓分派流，南北两埠头。所谓“高万丈、在天上”是人们对兴安地形地势居高，海洋河居上的特殊地理坏境的客观描叙。本来，从兴安阳海山（今称海洋山）白石洞发源的湘江，汇多条山溪水逐渐显身为江源，待流到始安峤东北不远处，水量的确已经形成湍流一江，河床也稍显宽阔。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称之为湘江。这条淌淌漾漾，浪涌波翻的河川。陈关调在《海洋曲并序》中说道：“若夫湘水，自北过全州，出零陵，逓三湘、达洞庭、下武昌，汇汉水、溢九江，廻合乎鄱阳，而为大江……由是观之，盖包络吴、楚、江、浙，两粤六大都会，故海洋为南杆之宗，岂真有所借以浸漫于无穷耶？” 周去非：《灵渠》篇中亦说：“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广西。其间地势最高者，静江府之兴安县也”。的确，兴安县境主要处在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地势较高。但湘江受阻始安峤，朝北流去，流程越长距离南方就越远，因为它是一条由南向北而流的江河。在它对面的山梁沟壑中，还有一条往南奔流的漓江，（当时叫作沩水，又名六洞河、大溶江，清代乾隆后改称漓江），发源点位于越城岭猫儿山。这条山川水势滔滔，虽然源头在都庞岭的对面山，位置地点不一样，两水落差也有别异。但它们毕竟是与之相邻的五岭中的都庞岭和越城岭，漓江和湘江两者间尽管距离相隔几十里，不存在直接连通的可能。可巧合的是，湘江西侧不远的点灯山，有条漓江的小支流，名曰始安水，流量虽小，却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用做连接湘江的接口，并形成可作漕运的一段渠道。况且隔阻湘江和始安水之间的丘陵不甚高大。要若将湘漓二水串通，只须在湘江某段堵道河坝，同时挖穿始安峤，再对原有溪沟进行必要的疏浚拓宽以及适当的整修，从湘江取来的部分渠道水便能与南流的始安水相连漓江（沩水），于是湘漓二水就可以相互联运了。

关于兴安漕运记载，古籍语焉不详。但居住在漓江岸边的百姓，倒是历来亘久就有借水放排运货的习惯。越城岭猫儿山方圆近百公里都盛产竹木，山里出来的山货诸多，竹木本身是以放排的形式自山间运出，其他货物亦采用载水方式转移。运货抵仓落地储存交易，历百代而不变，营销形式也长此如故。于是，大溶江集镇自古以来就有水街埠头。舟船集散，商贾聚帮，趸货出售，顺水南下，近可顺水到桂林，远则经梧州往广州，水运行当，曾几盛极一时。至于湘江上游的水运，其起始年代似乎比漓江来的更早。据《鄂君启节》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发给其子鄂君启的节符（一种免税证件）铭文记载，“鄂君启”的水路运输北可到达南阳，西可朔入荆州，东可抵达皖境，南逾能及“洮阳”（今全州县）。由是可知，早在战国时期，湘江上游的水路交通运输，舟船就已经能够来到今天的全州县，从水势状况看，水运无疑可溯湘江直到兴安县界首镇，甚至兴安县城边的塘市。

由此可见，湘江和漓江的上游地段都曾有过水运的历史，秦开灵渠，看来做好水运的文章，应该说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度巧妙的进行了充分的发挥。灵渠的开通，棘手的问题破解了。经过走访调查和实际勘测，桂林郡的要员们及时如实的将详情速报于上，朝廷方面紧接着派出了水利行家，他们来到兴安。对灵渠的渠道走向、开挖线路立马作出了精心谋划精准丈量，并细致拿出了蓝图算度计划，随即享誉世界的灵渠水利工程，很快就破土动工了。

据传，凿渠工程时间很紧，任务很艰巨，责任更是重大，担纲凿渠的渠首史禄，曾是出了名的毒吏。他天天在工地上巡察，稍有怠工不勤者一旦被他发现，轻则粗口大骂，重则让工头挥鞭猛抽，不少人望而畏之。他对工程进度抓的也非常紧，尤其对工程质量交付日期扣的死，据传，负责执掌此事的工匠将领前后履职者共有三位，其中有两位都因选址不当造成溃坝，影响了灵渠的如期施用，而被史禄相继处决，最后的一位将领他吸取了前两位的不成功的教训，找到了溃坝原因，摸索出一套拟用的经验，他据实制定策略，采取匡正措施，将溃坝点的渠道向后退却了数十米，与湘江故道留出了足够的回避余地，劈掉一堵小丘，忽然不经意竟挖出了一块巨石，这就是人们所言之“飞来石”。渠水饶石而过，顽石有如防水抵柱，坚硬而不可摧，由是南渠省去了溃堤之虞，凿渠也顺势成功。但是，凿渠成功后的这位匠工部领，心绪难平感慨万千，他想到前面两将领，不是不努力，都是没日没夜恪尽职守，可都因修渠略有闪失而被史禄夺去性命，虽然自己这次偶遇上“飞来石”保了条薄命，但世事难料，万一其后又有要务，倘若再遇疑难不期误工，恐小命仍将在劫难逃。这位末尾之将跳不出自我命题的死胡同，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生存割颈自尽。今灵渠的南渠岸边，仍留存着为修造灵渠献身的三位将军的墓冢。

人们所说的“史禄”，他究竟是何许人？是人名还是官名？属“官称”还是属“民称”？是姓“史”名“禄”吗？或者还有其它特定的含义？既然他名出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我们就从秦代官制中来揭开这个秘密。

按照秦代官制考释，秦朝的官制曾有如下设置：朝廷中设有左右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掌全国军政）、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上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级还有县令长（万户以上称令，不足万户称长）。

桂林郡的“史禄”，实际上就是郡府中的一个要员，也就是当时郡里的“监御史”。这位官员的名字叫“禄”，应当是个单名，但是，他并不姓“史”，这“史”当是“监御史”官职的简称。古人在记录人名时，有时也将官称赋予前面，再辍其本名于后，于是这位称之为“禄”的人就在司马迁先生的笔下，就成为了“史禄”。因为“史禄”是桂林郡的第三把手，郡守是管全盘的主官，按照分工郡中的“尉”排序第二，人称“二把手”，但二把手是协助主官打仗的，因此他就分管军务方面的用兵之事。排在老三位置的就是“御史监”，依其分工是协管监察以及政务上的勤杂事务，为此，灵渠的开凿由他直接指挥，而且后勤漕运吃喝拉撒也都由他分管，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秦王朝决定统一岭南，这无疑是国家层面的大事要事，而凿开灵渠保障粮草供应，这肯定也是服务于统一之战的需要，固然也属于桂林郡的重头戏。况且秦王朝已发令要凿渠，就战事急需而言，它应是十分重要的军事重点工程。在当时军情紧迫的情势下，想必史禄这位人物所负责的凿渠任务，是既在帮桂林郡做事，实际上则是肩负国家的使命，其职责使命委实不轻。郡里分工让他监理修渠，虽说是职责所在不可推卸，但责任心也促使他万万不可怠慢。为求工程速竣，史禄身体力行想了许多办法，首先他对凿渠工程高度负责。一方面对进度扣的紧，督工如催命，能快不能慢，另方面对施工队伍管的严，因为这项工程牵扯着数十万大军南进的节奏，硬棒棒的项目明摆着，谁也不能马虎，而且务必咬牙迅速完成。何况渠水连着郡城，完成它也就开通了桂林郡水上的交通生命线。更为重要的是前方将士急需物资，只有凿渠成功，才会不辱使命，也才能做到有效支援前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有始皇大政方针, 岭南统一的战略布局，下有前方兵丁等着粮草急用，工程经不起半点拖拉。郡里要他监修灵渠，从另一个层面说，也是对他的信任。而且由郡里的三号人物来直接管理凿修灵渠的大事，主观上充分显示出中央朝廷对凿渠的看重和对工程进度的密切关注。

三、灵渠与桂林郡互为倚重

灵渠，虽然是条漕运的水道，但它的作用绝非一般的河渠可以与之相比。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和特殊的军事斗争中开通的运河，它不但连通了两个水系，并且与桂林郡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倚重关系，实可谓桂林立郡于此，全仰灵渠相依。

秦始皇设置桂林郡的地方，它是原来楚国的领地。桂林郡选择在此建治，就因瞄准了它是五岭要塞地。秦要在岭南设郡，要在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度，既是开创但也是尝试。很显然，就它的设置、方位布点，秦王朝对建郡问题，肯定进行过慎重的审视和精心的谋划。因为桂林郡是秦始皇在岭南地区的新举措，是在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这个郡级机构的闪亮登场，它既关乎南征大战的进程，也关乎岭南入统入制的效果，当然，更关乎朝廷在这一带地区的权力实施后，它所能产生和发挥的积极影响，即郡府机构可实时释放的威力和作用。桂林郡设置在哪里最为妥当？恐怕连秦始皇也不会掉以轻心。统一岭南其势不可逆转，但郡县要延伸至岭表，并且在原有的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又添新郡，对于秦王朝廷来说即是美不胜收的好事，却又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急事。因为岭南面积毕竟不小，此地又山高林密水系纵横，土霸酋长诸多，若想快速悉数拿下，也绝不会一蹴而就。桂林郡选址关联面特别广，把地点选择好，做到攻守两利，就算开了个好头，否则，地点没看准，选择出了茬，就如同文章没开篇笔则先掉地，后续之事就难以料定，弄不好甚至还砸锅，那岂不覆水难收？未雨绸缪是必要的，权衡再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妥当必须要建立在细致之上。就当时进攻的态势分析，择选桂林郡址有几个要点切不可规避：一是要避免莽撞进入敌区建郡（当然，在敌占区建立新郡也不客观不现实），但选点又得尽可能靠近交战边境，这就首先要找到属于本方原已掌控的可靠地盘，既可避开敌方的直接干扰，又能使建城队伍放心大胆筑城，同时还能有己方的力量提供保障；二是要求郡府的地势地形必须能进出有利，攻则其势可伸，退则有险能依，而且适合屯兵驻守，客观条件必须属于上档。从北往南要畅通，指令传达要便捷。因为桂林郡是大举进攻的一面旗帜，同时还是五十万大军的坚强壁垒；其次所兴建的郡城应置于交通要道，军旅调动不受阻碍，兵马移师利于衔接，辎重和粮草运输可及时送达。因为岭南多为山岭地区，无法修筑驰道，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要做到及时补充，就只能千方百计找到能够利用的水路，借用好水路也才能把大量的军需物资漕运到位，而且能够依所需及时运进郡城仓廪，实施有效掌管，其后才有可能根据需要，做到合理分配。

溶江秦城（即桂林郡城）是否具备了上述的多方面条件，其城址规模是否达到了郡城的标准，灵渠帮衬作用究竟怎样体现？首先，让我们从古籍上看看古代的文人，他们曾经有哪些有关秦城的记载。

关于秦城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是宋代的范成大和周去非。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传以为始皇发戍五岭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漓二水之间，遗址尚存，石甃亦无恙。城北二十里有严关，群山环之，鸟道不可方轨。秦取百粤，以其地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盖岭有喉襟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 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曰：“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溶江、小溶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謫戍五岭之地。秦城去静江城八十里有驿，在其旁。张安国记诗曰：‘南防五岭北防胡，犹复称兵事远图。桂海冰天尘不动，谁知垄上两耕夫？’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以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弛。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越之君委命下吏也。”

秦城是一座土夯之城，城址虽残，但保存较好。城墙为泥土筑垒而成，城的形状至今尚能明辨格局，但城墙高度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已有所缩小变低。城址呈南北向，南北长度约8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墙体厚度约8米左右，残存较高处约4~6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址内中轴线上有数块台地。东城墙近邻灵渠，东、南、北三面城墙有门阙痕迹，其中东城墙、南城墙似有二至三道豁口，北面有一道豁口，西面的城墙已大部分被大溶江（漓江）河水冲毁，故门阙详情不得而知。今可见城址内残存绳纹瓦片、瓦当等建筑遗物，2014至2015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部台地遗址及城中的两口水井进行了考古清理发掘，均有不同程度的新发现。如：城内中部台地发现有采用鹅卵石铺陈的地面及器物残件，水井内出土有壶、罐器皿以及青铜剑和箭镞等遗物。中山大学考古学教授曾骐先生通过对器物鉴别分析，并根据器物形状与其他地区的出土物相比较，他认为许多器物的特征似与湖南、湖北楚国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由此他推定，或许这些器物很可能就是来自于楚国境内的用具与兵器。负责此次发掘的李珍研究员介绍说，台地中水井内目前尚未发现越人常用的越式器物，曾经所谓“越城”的说法暂未找到相应的器物依据。上述情况表明，溶江秦城的时间下线可定在秦代，从出土物的现状方面看，此城可初步认定为始筑于秦代，具体的考古材料似乎不难找出佐证。关于秦城的传说早在唐宋以来都有文字叙述，如今经过局部的考古探掘，那无疑充分表明：古传中的“秦城”之言，不是虚幻的，而是有实物依据的，这些无声的泥陶器件，它们就是时代的代言者，它们的存在不但为秦代在广西的构筑城池找到了依据，同时还为清楚了解秦王朝统一岭南的战略部署，提供了一幅极具价值的置郡凿渠军需漕运的开篇蓝图。

广西考古界对本地区秦汉城址曾经有过调查，个别城址还做过试掘，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有在年代和规模上可与溶江秦城相同相近的大型城址。而秦城又在漓江和灵渠汇流的三角地带上，地理位置绝佳。东南西三面临水，北面未远处即是本地人所称的龙头山。从这朝北远眺，越城岭雄伟挺拔映入眼帘，朝东望高耸的廖山（古称辽山，今改银矿山）峰峦叠嶂此起彼伏。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北高南低，灵渠与漓江两水汇流后，水势愈加宽阔，颇利用以漕运。但若从南往北反向来袭，大溶江和小溶江两条河流自西向东护卫城郭，全然显出天造地设的易守难攻势态；要是往南开拔，由高走低其势顺江，水陆称便，无论乘舟或是徒步，行动均能出击迅捷。足可见当年筑城凿渠者早已做好了全盘的深谋远虑。况且当年筑城还另外一手举措，在城南汇流处的三角地带和城东北面的龙头山上，还夯筑了两道高大的城埂，目的显然是特地设置的郡城南北方向的人工屏障，这样的壁垒起到了护险作用，郡城多一道险阻，也就让城池多了一分安全，而桂林郡从客观上就更显现出：“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可蟠”的实用功效。今城址东北方向三里处，是溶江镇大原村（原名大营村，今改）。据说曾是秦军的主要营区，此外，在离城西北方向四里左右还有一处地名叫作“小营”，据说这“小营”之地，也是当年秦军驻扎队伍的营区之一。

上述情况表明，溶江秦城基本具备了当年秦军进攻岭南，设置郡城的全部相关条件。首先它的地段好，位置在湘桂走廊的灵渠南面的河岸上。东西两面的越城岭和海洋山形成廊道，两山夹峙，档口趋窄。至溶江马口岭，山岭间俞狭窄，大溶江、小溶江从西面奔涌而来，汇流后则水势豁开，江深浪卷，得以借水乘船“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陆路窍开“成列而驰”，如此地理又形同坐关锁鈅，郡城构筑得天时地利人和三优势，若弃此而求其次，绝无任何地点堪可与之比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桂林郡郡城选择在此修筑，主观上是棋高一著增添胜算，客观上则是优中选优铆钉妙处！

秦城遗址面积，非任何县城遗址可作比拟。据查，今桂北地区现存的战国至汉代县城城址计有洮阳（位于今全州县永岁乡）、观阳（位于今灌阳县新街乡）、始安（位于今兴安县溶江镇）城等。城规模长度在二百米上下，宽度一般不到两百米。秦城规模成倍大于县城，县城与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仅此相较，秦城属郡级架构，不存疑问。古代郡县筑城，必有定规，郡大于县，属硬性规定。现存秦城遗址痕迹明显，地面尚可见不少散落的残砖瓦砾。例如，有屋面板瓦、筒瓦及瓦当，还有陶器器物碎片等。纹饰多见绳纹，并夹杂少许硬陶印纹，城埂上有东汉时期砖拱墓，今城墙墙埂上仍可见汉墓遗存。秦城总体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中轴线上尚留有多处台地，相互间的递进关系明显。有的台地略高城内地面，并伴有建筑遗痕。城四周似有廓城护卫，城郭之间地势低洼，似为曾经的城壕，但郭城断断续续破损严重。从布局情况看，秦城建筑规模较为宏大，建筑材料也比较考究，它是广西北部地区最大的古城址，从现存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分析，其建城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当不在少数。

桂林郡甄选溶江地段设置桂林郡，还有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曾经在战国七雄时期，此地即已成为了楚国的地盘。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四载曰：桂林“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秦为桂林郡。”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中对桂林的解释更清晰：静江府（今桂林市）“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从地理位置上看，荔浦是今桂林市南部县，距离溶江秦城约300多华里。依此而论，今天桂林的大部县区自从被楚悼王夺取“洞庭”“苍梧”之日开始，此后即纳入了楚国方域。既然自楚悼王“并越”后，开启了对洞庭、苍梧的管辖，那么，曾号称七雄之一的楚国一经被秦所灭，其原属楚国的地方，也就不由分说统统成为了强秦的属地。虽然说今兴安县溶江镇南距西瓯骆越还有好几百里的路程，但它毕竟早在近两百年前就圈入了楚国边境，随着大秦帝国统一，它又改楚归秦，即刻踏进了秦国版图，文化上亦即受到中原汉文化的熏陶。也就是从此之后，此地又摆脱了楚国的羁绊，政治上开始接受秦王朝的管理。可见，桂林郡选择在溶江建郡，战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淫威它地域在秦，管辖权也属秦，客观上疆域上它为秦所进所退，善守善攻，坐身于此可固本安邦，出战入南则攻城略地。这建郡之策可谓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制高点，是异常高明而又巧妙恰当的，无不分显出符合自稳脚跟逐步南进的战略战术原则。因为统一岭南的步骤是自北向南推进，有了建立在秦国边境上的第一郡——桂林郡，就有了进退自如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前敌指挥部，为何秦国统一岭南的五路大军的第一路大军驻扎在镡城岭（今越城岭），这样的布局可能与建立首郡，即桂林郡密切相关。因为有了桂林郡也就形成了往前强攻的聚力基础，有了以点拓面的攻略之势，更何况这里有从中原到岭南的重要通道——湘桂走廊，天造地设的路径也让它具有别于他处用兵的强硬条件。由此而论，有人曾说秦代桂林郡最早设置点在桂平县（也有说贵县），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当时的桂平、贵县是西瓯骆越人的主要活动区，是西瓯骆越人军力的高度集居区，在秦军南进前，越人肯定兵丁成团扼守严厉，秦军从湘桂走廊涉足此地已过千余里，一路上左突右冲刀光剑影场面惨烈，军旅每靠前挪动一步乃是难度重重，又岂存在可能突然钻进敌战区的纵深处强行构筑郡城？两军相屠恶战在即，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阵势犬牙交错，今天夺得的地盘，明天何许丢了，在这种恶劣而又残酷的环境下，秦军怎么还有人手去筑城？地盘尚未归属你死我活难料，秦军又有什么空隙去策划修城？大凡头脑清醒的军事家，是不会出现如此缺乏军事常识的盲然举动。可是，桂林郡如果是在自己原有的地盘上兴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这是自己做主的地方，一来筑城能够从容进行，二来能够依靠当地衙门助阵，三来方便抽调动用当地民工大搞人海战术破土兴建，况且一旦郡城建好，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兵马向南推进的速度就会更快，作战的效果就会更显著。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军往南的推进速度正好是随着时间推移，战斗效果不断渗透扩大，当重兵拿下了番禺后，旋即在岭南设置了第二郡——南海郡，紧接着继续前冲，又经鏖战斩获再添，北部湾交趾一带便悉数拿下，于是秦王朝版图上又添一郡——象郡。真是众望所归，截止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4年），岭南三郡宣告设立，展望时间表进程显示出：整个统一岭南之战硕果累累，其前后共计用时约七年左右。

本地史学家唐兆民先生对建郡凿渠的年代考证曾说：司马迁《史记》载秦遣尉屠睢发卒五十万进攻岭南，《淮南子.人间训》不载年月。吕祖谦《大事记》系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所载大概是《史记.秦皇本纪》。考《本纪》所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指的是进军岭南平定越地，设置岭南三郡的时间。而进攻岭南攻击百越事，当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后至三十三年（前214年）之间。据此可知，三十三年（即前214年）是平越地设置三郡完毕的时间，而不是发卒五十万进攻岭南的开战时间。

凡事都有顺序，史学家司马迁在所著《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南越王传>中，对岭南三郡都以桂林在先，南海其次，再则象郡的表述，让人不难看出桂林郡就在今天广西的北部，即桂林兴安溶江秦城。有人说秦城只是一座兵城，并不是一座郡城，殊不知当时秦国边界远在今荔浦和平乐县（在平乐发现百余座战国墓，兵器上的铭文多见楚国地名）以南。秦皇对岭南发动进攻，并不是惧怕西瓯骆越民族的北侵，也不是为了固守今桂林一带的边防线，目的却是为了攻下岭南。如果不是固土封疆，他有什么必要向后退却三百多里，来到兴安溶江修筑一座具有郡级规模的兵城？倘若要守边界，那也是在荔浦、平乐边界线上去构筑一些扼守之类的堡垒性质的营垒战壕，犯得着要退却如此之远，又要兴师动众来建造“兵城”？何况西瓯骆越邓桂这些零星小国，本来就不是秦帝国的强大敌手，秦国凭什么硬要在溶江驻兵把守，它作用与价值究竟能有什么意义？据此分析，所谓纯为戍守的“兵城”的看法显然有失偏颇，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与实际情况很不相符。因为它从情理上讲不通，形势上不必要，布局上不合理。纵使秦城周边有众多的兵丁，那样的阵势应当是大多兵伍在往南挺进，不得不路过此地。至于少许兵丁也在城内出现，这也正常，因为一座郡城也需要自身的安保，或许这些兵丁就是守卫郡城的侍从卫队，他们的职责职守虽与直接开往前线的军伍有所不同，但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完成秦王朝统一岭南的历史使命。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灵渠作为旷世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一部璀璨的渠陡文化的不朽诗篇。两千多年前，在技术力量薄弱、挖掘工具简陋、前方交战激烈的境况下，史禄及众多的凿渠工匠，他们以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聪明睿智的探索精神，靠目测、步量、测算，查证出湘江的相对高程，并把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渠、北渠、涵洞等诸项功能巧妙地组合有效的搭配，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付诸实现让世人景仰完整的水利系统工程，这无疑是人类开发水运历史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对社会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时至今日，仍被人们称道和赞赏。秦王朝遣派监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是漕运的需要，但更是岭南统一的战略选择，因此谋略深远，意义十分重大。

凿渠选派了御史监来直接担当责任人，说明了灵渠这项工程是统一岭南过程中极具价值的要务。史禄本人也没有辜负期望，他带领渠工匠人，历经千辛万苦，通过群策群力，终于在艰难困苦中凿渠成功。随着灵渠漕运的水路开启，物资陆续南输，战事节节胜利，岭南统一的局面出现了喜人局面。于是，桂林郡作为秦帝国在岭南的首枚棋子，也展现和发挥了它积极而显著的郡级机构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