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灵渠屯田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唐基苏*

(灵渠屯田文化研究课题组   广西桂林)

一、问题的由来

关于屯田最早起源于灵渠的说法，始于兴安籍旅美华人作家、社会学者崔润民先生的一次访谈经历。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文物专家组组长、广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蒋廷瑜先生介绍，2010年，崔润民先生携夫人曾京兰专程到南宁拜访他，对他提及在他研究灵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最早的屯田文化不是汉代的新疆伊犁，而是秦代的广西兴安，是秦军开凿灵渠的同时，开垦了两岸的农田，而原兴安县城东北一直沟以下渠田垌近千亩的农田，就是最典型的军垦杰作。

当时，崔的提论让广西著名文物专家蒋廷瑜先生颇感惊奇。在蒋馆长看来，如果这一发现能成立，秦军开凿灵渠的同时开展了军垦，就可认定广西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是被秦军首次引入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取代。那么，灵渠的屯田文化对广西就是一项颇具历史研究价值的重大文化发现。

然而不独有偶，这位崔先生与我同为兴安中学的校友，论年级还是低我两届的学弟。也是在2010年前后的时间，我获赠崔润民先生所写的专著《辩证看天下》，该书共收录作者各时期文章三十余篇，共计文字约二十一万字。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书中根据著名老一辈历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论述所做的专论。崔氏将二者做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在他看来，兴安灵渠是秦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创造的结晶，广西和国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著作过论证，但对长城和灵渠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取向进行研究比对的，还是第一次。崔文指出：“长城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灵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长城，影响北中国两千多年，被视为封闭式文化象征。灵渠，影响南中国两千多年，展现出开拓性文化特点”；由于“灵渠创造了多项世界历史文化之最，成为在世界上率先利用船闸通航，运行时间最久且仍完全无损的拦河大坝”；而“与长城的封闭型文化特征相比较，灵渠表达的是开拓型文化特征。历代王朝通过灵渠的沟通交往来促进过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和繁荣，展现中华民族重教化、息纷争、倡和谐、兴王道的治国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富有开拓精神的另一面。这些特征，无疑与现代中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价值观一脉相承。”通过以上论述，使我对崔文研究灵渠的独特视角，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对灵渠屯田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因由赠书的媒介以及兴安县举办的几次关于灵渠文化申遗研讨的活动安排，我有幸重逢旧友，与其谈及对家乡灵渠申遗的诸多见解，他便提议由我主笔，成立灵渠屯田文化课题研究小组，探讨个中历史问题，于是我被赶鸭上架，始与灵渠屯田文化研究结缘。

二、   屯田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屯田最早起源于军事需要，这一点当无可置疑。因为作为征战物质基础之一的粮食和草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所以，保证粮草供应，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为军队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其间尤其是那些耗时较长的战争，更是如此，因此，为了支撑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寻求能够得到长期而稳定的粮食生产供应，就地抽调部分军队建立一定形式的粮食生产基地，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粮食生产基地，也一定会选建在距离交战区域不远，而且水肥条件便利且能够便于粮草转运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以及史学界的公认，中国最早的屯田起于汉代。依据是，公元前169年，重臣晁错向汉文帝上奏了旨在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的两篇奏章《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取代轮番戍边的旧制，从而开启了后世屯田戍边制度的先河。正是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晁错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针对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从内地抽调人员前往北方戍边不仅艰苦非常的历史教训，以及长途跋涉补给困难的弊端，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进行政策调整，从而对稳定边疆，遏制匈奴入侵，产生了积极作用，因而被汉文帝采纳，继而得以全面推广。

至于将屯田拓展为国家制度，史学界一致认为，当属曹魏无疑。而最早提出创设屯田制度蓝图的则是曹操的部将枣祗和韩浩。具体执行和实践者则包括同期的任峻和邓艾等。正是在曹操及其部属的推动下，总结东汉以来施行的屯田经验，大力整合军屯与民屯形式，在各地设立专门的田官负责屯田事务，不仅推进了屯田作为正式的国家制度得以初步确立，而且使得兵农合一的屯田方式成为国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载，枣祗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跟随曹操征讨黄巾军时，在河南颍川汝南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民夫劳力，遂建议曹操利用这些资源，在许昌一带垦荒种地，开展亦战亦耕的屯田试点，以解决军需粮草问题。后曹操采纳了枣祗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让其全权负责屯田事宜。于是，枣祗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将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让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举措实施的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下令其他郡国均统一置设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而后接受枣祗建议，下令军队屯田，于是，屯田制得到广泛推行。

继由曹操屯田设制，屯田方式至此成为我国经济和军事组织的一种历史常态。大体而言，我国自屯田产生到形成正式制度乃至消亡，大致经历过魏晋以前的发展时期、晋随唐宋的稳定时期、元、明高峰时期、清朝没落时期以及新疆建设兵团时期等五个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在屯田发展阶段，即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屯田这一措施的出现。但是，因当时每次战争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也就无需建立粮食生产后勤基地。就在秦与匈奴交战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这个问题。据《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此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有人说这是有关屯田的最早文字记载。继后，汉武帝在黄河河套以至河西张掖、酒泉一带有屯垦戍卒60万人。规模之巨大，人数之众多，可谓空前。至汉宣帝时候，西北羌人发动武装叛乱，进犯过境，攻占城镇，残害百姓。年逾七十的西汉名将赵充国毛遂自荐，亲自挂帅出征，平定叛乱。赵充国在对粮食辎重等后勤保障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后，决定在边塞屯田，有效的平息了与匈奴勾结在一起的羌人武装叛乱。这不仅是在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时，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徭役劳作等，而且加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物资储备，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既开源又节流，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一举数得。他以一万多名军士，开垦田地两千余顷，他推行“ 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的策略，致使西羌的五万军队，被赵充国先后歼灭了四万六千余人。为此，赵充国总结了著名的“留四便宜十二事”，即屯田的十二大好处，给历史留下了反映我国屯田制度的重要文献。因此，有人认定屯田制度兴起与汉代，大约与此不无关系。

至于后世如晋随唐宋时期，随着屯田制度进一步完善推进，地域也由边地推进到中原，呈现出点多面广的特点。尤其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两宋，各代都在推行边防屯田的基础上，将范围向周边或纵深扩展。屯田的形式亦出现军屯与民屯并举。如在大唐盛世，由于唐军全面控制了天山山脉地区，开始对该地区实施全面的屯田政策。唐王朝负责管理西域的军政部门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建立了56个屯田区域。与汉代相比，唐代的军屯政策更为稳固，从而出现一种稳定发展的态势。宋时由于宋王朝无法同时应付辽国和西夏两个战略方向的进攻，决定在西北部采取守势。在当地加强了近十万兵力，并且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屯田部署，西北延边形成了两个屯田战略中心——鄜延和泾原，短短几年间耕地面积就扩大了一倍。此时西夏的军事补给中心也同样设在黄河河套地区，因此双方此后的作战形态不再以大规模会战为主。各自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春耕和秋收等农业重要时间节点上，破坏对方的农耕作业。泾原路一代土地肥沃且水源充足，宋军在该地区的防御也非常成功。西夏军队在和宋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根本不敢入侵该地区。获得充分粮草后勤补给的宋军要塞很难被攻破，西夏军队只能从土地较为贫瘠的鄜延一线侵入，这也限制了西夏军队的攻击轨迹，让宋军机动部队可以以逸待劳地迎击来犯之敌。在此历史阶段，屯田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稳定作用。到了明代，屯田制度发展到了新的高峰，除了原有的军屯制度之外，还发展出了民屯和商屯制度。明代由于奉行军人终身制，军人没有退役和转业一说，一旦被编入军户则归属卫所管理，世代父子相传。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明代实行了大面积的军屯。在明初的六七十年间，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屯，基本上保证了军粮自给。此后，由于明代降屯田划归府州县管理，鼓励民众前往“土旷人稀”的地区开垦土地。商屯特色日趋明显。原有屯田制度蜕变为一种农业和商业混合而成的特殊制度，也成为当时户部鼓励商人作为军粮保障的补充的产物。朝廷颁布命令，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完成交割后可以和官府换取贩盐凭证，相当于有限度地开放国家专营权给商人，鼓励他们支援边境。商人可以从国家专营的盐买卖中获取厚利，所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了边疆粮、盐等物资供应，也促进了边贸发展。正是这种屯田制度的变异，业权阶层借由屯田进行剥削，封建统治者日趋腐朽，剥削日益加重，屯田劳动者大批死亡或逃走，幸存者怠工，屯田也就逐渐变质瓦解。到了清朝前期，新疆屯垦曾在康熙年间再度勃兴。至道光时，在清将布彦泰、隆迎阿任伊犁将军期间，新疆屯垦还掀起过第二次高潮。但自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由于新疆爆发战乱，屯垦事业遭到毁灭性破坏。嗣后，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在光绪十年（1884年）建立新疆省，虽经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戍屯，新疆屯垦事业出现第三次高潮。但此后一直到民国初期，新疆的统治者甚至着意开发民屯，但最终因内战使得新疆屯垦事业再次衰落，北疆屯垦全遭破坏，南疆屯垦陷入瘫痪。

第五阶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第二十二兵团、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为主干、并从一兵团二、六军中抽调大批优秀政工干部到二十二兵团和五军的军、师、团中任职，建立起各级党委会和政治工作机构及制度，加强了二十二兵团和五军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以王震为司令员、徐立清为政治委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而开启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地域最广的现代军屯，为稳定边疆，保卫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   灵渠屯田是中国屯田起始的依据

考察灵渠开凿的历史以及周边的人文遗存，诸多史实显示，中国的屯田应当始于灵渠。其依据如下。

其一，由于《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关于蒙恬“徙适戍以充之”的记载，史学界所谓我国屯田起于汉代结论显然已有违历史。尤其史籍同时显示，秦始皇任命蒙恬北面御敌是公元前221年，鉴于此，蒙恬不可能在受命之日即开展屯田且立马“筑四十四城”并同时“徙适戍以充之”。也就是说，蒙恬从策划屯田到实施产出，对屯田的论证、选址、筑城及调配等准备工作非三五年不能完成。而灵渠于公元前218年开工在建，历时3年修成，在修渠的同时调派部分士兵种粮屯田，解决军需，当年即有收获，确是切实可行的。故灵渠开展军屯的时间应当早于蒙恬“徙适戍以充之”是没有疑义的。此乃依据之一。

其二，我国井田制起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但其沟渠纵横的垦田格局，一直沿承下来，成为大面积成片开发的一种形制。这种形制，在兴安灵渠之畔的渠田垌，至今遗迹犹存。该地地处现今的兴安水街下水门以北的高唐、贺家塘、斜皮堰、五里牌等村的湘江与灵渠之间，曾有名为一渠沟、二渠沟、三渠沟、四渠沟的四条自南向北纵向平行延伸的水渠贯通其间，横向则有田埂东西分割成整齐划一的田块，形成标准的“井田”。但此处田块，由于城镇化侵蚀，一渠沟已经淹没变成街区，三渠沟和四渠沟仅剩下下游的后半段，仍在艰难的展现它们千年的风貌。只有二渠沟直通三0九一带，依稀仍可见旧时容颜。这是有目可见的唯一井田遗痕。此乃依据之二。

其三，灵渠屯田条件优越，因为湘江漓江两岸到处是平坦的冲积平原或平缓的坡地，且土地肥沃，水旱无忧，是屯田种粮的天然宝地。特别在湘江两岸，条件更为理想。在这些地方屯兵开垦，浇地种粮，可谓天然粮仓。然而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至今沿用的一些地名，仍透露出历史的信息。因为仅在兴安境内的漓湘两岸，被称之为“屋场”的村庄或地名，竟有十来个，如季家屋场、蒋家屋场、老屋场、新屋场、上屋场、下屋场等，这屋场就是当年屯兵种田的地理单元，也是成建制屯田的军屯驻所。原因是，“屋”为古代井田的区划单位，古以三百亩为屋。《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夫三为屋。”《汉书.食货志上》则明确记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故三百亩为一屋。以三百亩为单元划分耕种单位，分片包干，形成类似今之建设兵团的连排建制，进行农垦种植，该田块的驻扎处名为屋场，应是由此而来。至于有人说屋场乃居家老屋废弃之地，是宗族搬迁后的遗存，此说看似有据，如季家屋场，蒋家屋场之类，但我们细想，那老屋场、新屋场、上屋场、下屋场又是何家之屋场呢？这是否可理解为设屋的时间先后，或所处屯田组织的方位？况且在灵渠中游的严关之南，渠岸上也有村庄叫军田村的，该村的命名或带有更为明显的军垦痕迹。此乃依据之三。

其四，距灵渠约50公里路程的资源县，原属兴安县的车田、浔源（今两水、河口）两乡，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辖地；秦时为零陵县地；后汉置始安侯国，为零陵郡始安侯国辖地，古时与兴安属于同一山脉水系及行政区划，后因历史几经变迁，才独立置县。就在该县资源镇晓锦村，曾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该遗址距今约3000至6500年，经广西组织文物专家发掘，邀请北京专家参与，晓锦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有炭化稻米，通过水洗法共选出炭化稻米12000多粒，其形状各异，品种较多，经初步鉴定是较原始的栽培粳稻，有少量籼稻。这是目前为止广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史前稻作标本。该属人工栽培稻，为我国岭南地区发现最早、海拔最高、数量最大的一批标本之一。也就是说，兴安地区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已有水稻种植的历史，因此，秦军为解决修渠士兵的军粮问题，最早在灵渠两岸实行屯田种稻，解决粮草之需，至少种源和经验是没有问题的，此乃依据之四。

其五，从地处灵渠腹地，在位于兴安溶江七里圩、马家渡口、通济和太和堡诸地之间的秦城遗址中，考古均有铁器农具发现。此外，灵渠下游与漓江交汇处的溶江平原附近，至今仍依稀可见大西北独有的“坎儿井”遗迹，这是否象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确曾深深地扎根过兴安的土地呢？此乃依据之五。

四、   灵渠屯田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典籍少有关于兴安历史的记载，故此在兴安发生的历史事件似乎已经难觅踪影了。因此，挖掘历史的线索，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既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我们文化寻根的需要。尽管灵渠屯田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即如漓湘两岸的屯田到底是史禄的开渠队伍所为，还是历代地方官员所渐次完成，都仍有待考证。但灵渠两岸确实有过明显的屯田痕迹，这应当是无可否认的了。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具有三大意义。一是纠正前人的定论，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甚至弥补疏漏与偏差；二是确立灵渠在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贡献，让人们重新认识灵渠的历史价值及其历史地位；三是为灵渠历史文化增添价值分量，为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活体文物申遗，提供文化史料支持与条件支撑。

[参考文献]

[1] 唐兆民. 灵渠文献粹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刘建新. 灵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