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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走廊的宋代瓷业 《湘漓文化》第二辑 加入时间:2016/12/21 15:23:00 admin 点击:2251 |
湘桂走廊的宋代瓷业
蒋廷瑜*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蓬勃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瓷窑遍布全国各地。湘桂走廊瓷业在这时崛起,也繁盛一时,造就了青瓷生产基地。 自1956年在广西兴安严关发现窑址以来,先后在桂林、全州、灵川、临桂、永福等地续有发现。这些瓷窑,有的规模很大,产品丰富,烧造技术很高,但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它们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史上的地区空白,对研究宋代手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有重大意义。 青瓷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瓷,到宋代发展到了顶峰,各地瓷窑百花齐放,斗巧献奇。青瓷由于胎釉铁元素含量较高,呈色较重。胎由高硅低铝的瓷石原料制成,质地坚致,呈灰、灰白或青灰色。釉属富硅高钙配方石灰釉,以青色为基调,有青、灰青、青黄、青绿等各种不同的色泽及酱、褐、黑釉,有的还烧乳光月白釉、窑变釉和点洒彩。施釉多采用浸釉法,釉层较薄。湘桂走廊青瓷窑规模较大的是全州永岁江凹里窑、兴安严关窑、桂林窑里村窑、永福窑田岭窑。使用叠烧法装烧,有的使用匣钵,也有的不用匣钵,器里留下3—5颗支烧痕。产品以日用品为主,以碗、盏、碟、盘为大宗,早期多为素面,后期装饰花纹流行印花和少量刻划花、褐彩绘。纹饰构图布局较疏朗,纹样主要是折枝花卉、缠枝花卉、水波游鱼、婴戏、荷莲、水藻及“寿山福海”、“福寿嘉庆”、“天下太平”等吉祥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图一,江凹里窑废品堆
窑场范围广,遗物丰富,1966年文物调查时发现,尚存废品堆40多处。都是坡式龙窑,长20~30米,从山坡顶延伸至山脚或湘江岸边,宽2~3米,废品堆积厚2~3米,主要是大量的匣钵碎片和垫圈。(图一)装烧方法是 图二,江凹里窑叠烧情况 用匣钵和垫圈套叠装,大件器物用匣钵单件装烧,圆口器用垫圈间隔,大小器物搭配套叠装烧。(图二)产品以碗为主,执壶也较多,其它是盏、盘、碟、罐、高足杯、瓶、盒、壶、盂、坛、执壶、盏托、碾槽、轴承等,多为紫砂胎,釉色多为青釉,颜色深浅不一,有虾青、青灰、青黄,还有小量酱釉。部分器物有印花或印款。印花主要有菊瓣纹、莲瓣纹,印款有捺印的“夫”、“吉”、“大”、“九”、“大吉”等字,“开元通宝”、“淳化元宝”、“咸平元宝”、“大观通宝”等唐宋铜钱压印纹。陶器有擂钵、灯盏等,窑具有印模、匣钵、垫饼、垫圈、垫柱等。其烧造年代上限到晚唐,下限至元,以宋代最为繁盛。[①]
图三,严关窑遍地瓷片 1994年严关水泥厂扩建,兴安县博物馆抢救性清理多处废品堆,采集陶瓷标本千余件。严关窑是坡式龙窑,窑炉依坡势而筑,从坡脚至坡顶开挖一条沟漕,在沟漕两侧用砖砌窑身。瓦渣堆窑前后经过2次改造3次使用,始建长27.5米,宽1.5—1.85米,第二次改造,加长至32米,由窑门、火膛、窑床、侧门、烟厢等部分组成。窑床底铺细河砂。烧造方法是明火叠烧,不用匣钵,器物以垫珠相间隔套叠,下承以垫柱仰放。主要烧造碗、盏、盘、碟、杯、高足杯、壶、罐、砚等生活用品。胎质细腻坚致,胎色有些灰中带紫,类似紫砂,也有的泛土黄色。釉以青釉、月白釉为主,还有花釉、玳瑁釉、仿钧和窑变。青釉以青为基调,有青黄、酱黄、姜黄等色泽,其中点彩、挂彩、月白釉器和八棱青黄釉器及印花器较有特色。装饰艺术以印花为主,也有划花、刻花和点洒褐彩及窑变、彩绘等。印花装饰使用蘑菇形的模具,花纹布局严谨,疏朗粗犷,线条流畅,题材多取自乡间习见的动植物,常见的有双鱼海水、荷花戏婴,牡丹、菊、莲等交枝花卉、缠枝花卉、折枝花卉纹样。还有海水四开光“寿山福海”、“寿海福山”、“福寿嘉庆”等吉祥语,海水四开光“清”、“延”、“庶”、“话”、 “金玉满堂”、“太”、“号”、“卐”等吉祥文字,有的用褐彩书写“天下太平”、“太平”、“春夏秋冬”、“府学”、“寿山福海”等字款。其窑变釉器极具特色,在月白青釉碗、盏上,饰以条状、点状,洒鹧鸪斑、玳瑁斑纹,或呈现大理石斑、兔毫纹等,色彩自然生动。瓷碗中有“大观”、“嘉定”年款,有淳熙十六年款三足炉、“庆元”年款青瓷砚、“癸未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款双鱼印花陶模及“皇宋通宝”铜钱。南宋初年创烧,嘉定至宝祐年间是鼎盛时期,南宋末年衰落。[②] 3,窑里村窑 位于桂林市北郊大河乡窑里村上窑和下窑两个自然屯之间的歌坪岭、凤凰岭、磨浆岭,东起漓江窑河西岸,西到邹塘边至乌石渡的大路两侧,绵延一千米左右。1965年桂林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有坡式龙窑6处、废品堆6处。龙窑依坡而建,最大的一处长约40米,高约3米;废品堆呈馒头形,最大的一处底径约40米,残高将近4米。暴露的主要窑具是垫座、垫圈、垫饼、垫珠;主要产品是碗、盏、碟、杯、洗、钵,都是日用品。施青釉,也有小量玳瑁釉。装饰花纹以印花为主,有各种不同的花卉、游鱼和文字图案。其中施玳瑁釉,饰“寿山福海”铭文的瓷盏与兴安严关窑如出一模。和严关窑一样,也没有发现匣钵,应是叠烧的。窑址附近的窑河可行船,上下各五里都通漓江,产品通过窑河进入漓江,行销各地。[③]
图四,窑田岭一号窑 窑长46.2米,宽1.43—2.5米,窑身中段后微弯曲,由窑门、火膛、窑床、侧门、烟囱﹙烟厢﹚组成;2 号窑为分室龙窑,残长42.6米,宽1.29—2.1米,由窑门、火膛、火厢、四个分室、侧门、烟厢等部分组成,是目前广西发现年代最早的分室龙窑。(图四)2010年为配合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专门烧制古代乐器的窑场、手工作坊遗址。烧造方法采用叠烧,大型匣钵一次装碗或碟、盘七八件,小型匣钵装一二件,各件之间用4~5颗泥质支钉间隔。主要产品是碗、盏、盘、碟、罐、瓶、壶、高足杯、灯等民间生活用品和花腔腰鼓、瓷枕等。(图五)瓷胎呈灰褐色,胎体轻薄,胎质坚致细密。施釉方法有浸釉和浇釉两种,碗、碟、盘等小型器物为浸釉,罐等大型器物为浇釉。在釉色和纹饰方面受耀州窑青瓷 图五,2010年发掘出土的部分标本
(三)几个讨论的问题
图六,窑田岭窑花腔腰鼓 西耀州窑、湖南长沙窑都有出土。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青釉瓷 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油画红花”即是褐色彩绘。稍后任静江府学教授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也载,“静江腰鼓最有声腔,出于临桂县职田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鼓面铁圈出古县(在今永福境内),其地产佳铁,铁工善锻,故圈劲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之。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桂林市东郊大河乡东窑村也出土过腰鼓瓷腔残片,可看出东窑村窑烧出的腰鼓两端呈侈口半球形,中间腰部呈管状,鼓腔外壁有氧化铁作色料绘制的简单对称蝶形勾云纹,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彩绘呈褐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的呈褐黑色[⑤]⑸。(图七)湘桂走廊宋代瓷腰鼓与
祐年间成功地创烧出高温铜红釉瓷和铜绿釉瓷。窑田岭窑的绿釉瓷则是把釉直接施在坯胎上,入窑经过高温一次烧制而成,是陶瓷技术史的创举。铜红釉料以铜为主要着色元素,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焙烧成红色。苏东坡在《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句,但无实物可证,窑田岭窑却已烧成,出土的一件高温铜红釉缠枝菊纹残瓷盏是目前中国仅存的宋代高温纯色红釉瓷(图八),高温铜红釉瓷的烧制成功,为元青花釉里红和明清红釉瓷奠定坚实基础。[⑥]
模呈圆台形。其使用方法是在尚未干的器物坯体上压印花纹,或用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印有花纹的坯胎在晾干后施釉入窑烧制。严关窑出土的印花模,有碗、盘、碟类印花模11件,都是蘑菇形,印面圆凸,把柄粗大,中空,印面阴刻有海水游鱼纹、缠枝花卉纹,如“癸未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款双鱼印花陶模(图九);有一件柄上环卧刻“卢少乙壬工夫出卖与田小□不得使”铭文;有的柄上阴刻“癸卯年□□”、“袁少八记十二月日”等铭文;1979年窑田岭窑出土碗类印花模2件,印面有阳纹缠枝菊花。2010年出土刻有绍兴五年(1098)、崇宁四年(1105)、崇宁五年(1106)的纪年印模。北方地区宋代印模断面多为弧形,中空无柄。兴安严关窑印模所刻铭文凡是提到用途的都自称“花头”,意思很明白,就是印花模具的头。可知“花头”是当时窑工对这种模具的正式称呼。这些印花模具不仅是当时的制瓷工具,而且制作精致,是珍贵的艺术品,特别是那些刻有年款的印花模具,是宋代瓷窑分期断代的最直接、最有力的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这些刻款和书款为探索瓷窑生产经营方式、窑工的来源及族属提供了重要依据。 4,外销瓷。湘桂走廊在唐和五代还只有桂林瓦窑外的桂州窑,到宋代突然骤增至十多处,一下沿湘漓二江上游铺展开来,形成比较集中的分布带。这种突然崛起的原因,是广西地区经唐代的经营,五代南汉时的相对稳定,北宋初年的鼓励耕织,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为制瓷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时宋王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瓷器成为对外贸易中仅次于丝织品和茶叶的大宗外销商品,刺激了瓷业的发展。自宋初开宝四年(971)设广州市舶司之后,又先后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市舶司,专管外舶事务。地处珠江下游的广州,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又是中国各地货物的集散地,内地许多外销货物经长江水系通过古运河灵渠进入珠江水系到达广州,然后远销海外。在灵渠这条重要的水路交通线上或其附近,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些瓷器除了从广州出口外,有一部分也可能通过南流江到达合浦,从北部湾沿岸的港口输出。宋代耀州窑印花青瓷在北宋后期就从广州出海销往南亚大陆及西亚地区。大概也是这种原因,永福窑田岭仿烧耀瓷的规模最大,仿造工艺水平高超,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⑦]。
* 作者简介:蒋廷瑜,原广西自治区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①]本人1966年6月和2010年4月实地调查。参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全州古窑址调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5月。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宋代严关窑》,《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5月。 [③]蒋廷瑜:《桂州窑里村瓷窑调查记略》,《桂林文博》1992年第1期。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窑田岭宋代瓷窑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⑤]李桦:《“静江腰鼓”与桂林东窑的调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⑥]韦仁义:《广西宋代青绿釉瓷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1987年。 [⑦]韦仁义:《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窑用其兴衰》,《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