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剧教一队”在湖南活动的史实钩辑

寄小文 徐雅娟*

1937年日本通过“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动全民抗战的宣传活动，于1938年5月18日在武汉成立了两支“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①]由向培良任“教育部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以下简称“剧教一队”）的队长、朱之倬任副队长。

1938年10月1日，在结束河南、陕西、湖北等省的抗战宣传任务后，剧教一队由武昌到达长沙。[②]

1938年10月15日，为充实剧教一队的工作阵容，剧教一队在长沙录取研习生8人。并于1938年10月20日离开长沙至东乡麻林桥安沙开展活动。在安沙的20天中，剧教一队举办了抗战宣传主题的通俗讲演，组织了抗战问题座谈会。排练了向培良创作的“同仇”、 马彦祥改编的“古城的怒吼”、 朱之倬创作的“梨花岭”等剧，正式成立了歌咏队，分别为乡民举行了讲演会、为农村知识青年举办了座谈会。[③]

1938年11月11日，剧教一队返长沙准备参加宣传周公演[④]。

1938年11月12日下午长沙大火，剧教一队仓促撤出长沙。11月14日抵达湘潭新群学校时，除人员安全外，丢失了全部演出器具和积存的资料[⑤]。

1938年11月16日，剧教一队经赏心桥撤至距湘潭90里的花石，立即组织了演剧、歌咏、演讲等活动[⑥]。

1938年11月18日，剧教一队至花古镇，住湘潭县立第四高小，在无任何器材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在李祠公演了一次”[⑦]。

1938年11月20日，剧教一队至茅塘铺，宿沙泉小学；21日至衡山，宿师古桥；22日至南岳，宿九观桥[⑧]。

1938年11月23日，剧教一队至衡阳。统计12天中步行了500余里。至衡阳后，立即到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八队处借了一点布景，就投入到抗战宣传活动中去了。除公演长剧与独幕剧多次外，并与军政部第十一补充兵团训练处政治部合办衡阳战时戏剧讲习班，结业后学员全部参加了抗战宣传的戏剧工作。此外，剧教一队还开展了家庭访问，并协助其他各团体开展掂宣传活动。如协助四十九师政治部成立四九剧团、青年剧团、伤兵管理处服务队剧团等。并与军委会政治部演剧八队、七七剧团等团体一起，把衡阳的抗战宣传局面开展得活跃起来[⑨]。

至衡阳第三日，剧教一队即赴泉溪市开展活动[⑩]。

1938年12月2日，剧教一队自泉溪市返回衡阳，当晚就举行了公演，后除继续举行公演外，并开展了代其他团体教练歌曲、排演戏剧、讲演戏剧音乐常识等工作[11]。

1938年12月19日，剧教一队赴南岳市工作一周，并在南岳庙台上举行了抗战宣传公演[12]。

在衡阳期间，剧教一队除为民众举行公演十余次外，还为伤兵寒衣举行过公演，也举办过义卖公演；并与军政部11辅训处政治部合办战时戏剧讲习班（一个月），毕业32人；为49师政治部伤兵管理与服务等处训练戏剧歌咏、成立口琴队、篮球队工作协进会[13]。

1939年3月1日，剧教一队乘船离开衡阳至湘潭[14]。

在湘潭期间除举行抗战宣传公演外，还举办了三个戏剧讲习班：1.为县党部工作队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一期战时戏剧讲习班；2.为湘江歌咏队举办一期战时戏剧讲习班；3.为中共领导的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举办一期战时儿童工作讲习班（半个月）[15]。

1939年3月27日，剧教一队返长沙参加宣传周活动，第一个在教育会坪举办了两天公演，并在南昌已失、剧场停业的环境下在银宫戏院连卖两个满座（在剧教一队存在的整个时间内，除为募捐外，从未在演出中收过费――作者注），为抗敌会筹到一笔款子[16]。

此次剧教一队在长沙共活动12天，后因日寇逼近而离开长沙，临行留下了孙开枢、王瑜等人在49师政治部协助开展抗战宣传活动。至1939年5月，孙等人除协助49师成立七七俱乐部外，还在师中排演了“林中口哨”“亲与仇”“汉奸之家”“东北一角”“最后一计”……等十二个独幕剧[17]。

1939年4月9日，剧教一队离开长沙前往祁阳，在祁阳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抗战宣传活动[18]。

在祁阳活动期间，剧教一队公演了十八场，其中包括长短剧十七个。为民众举办宣传公演五次，为后方医院公演七次，为士兵公演两次，为祁阳伤兵之友社筹募伤兵俱乐部基金公演三天。同时还开办了三个战时戏剧讲习班，主要对象是邮务人员和救亡工作者，原来计划是开办一个班，名额规定为60人，后因报名参加的人数过多，只得额外增开乙班，分两处同时开讲，由于还是无法满足踊跃报名者的热情，剧教一队除在离开祁阳前又加开了丙班外，还特别布置了队里的几位同志留居祁阳完成培训讲习任务。另外剧教一队还为公路局公余联欢社、铁道兵团干部教育连举办了关于戏剧抗战等方面的讲演，还为县党部战时工作团导演了话剧。这期间剧教一队部分同志还曾乘船赴冷水滩进行了数天的抗战宣传，其中举办了两天宣传公演，并邀请当地知识界举行茶话会，还派人指导了某连兵士及某师子弟学校学生的歌咏练习[19]。

1939年5月29日，剧教一队至零陵开展活动，内容统计有：一、与零陵动员委员会合办战时戏剧讲习班。人数二百余人。后又增设乙班，分地讲习。二、为花桥、冷水滩等地来零陵的学生开设特别班，讲授抗战常识及宣传方法。三、开办了儿童歌咏班，人数一百余人，除教练歌咏之外，并授以歌咏指挥法。四、为青年会零陵分会、三民主义青年团零陵分团、内政部防疫大队第十一队、红十字会三十七医疗队、县党部战工团等单位进行了抗战宣传工作指导。五、派人为多个演剧团体进行了排演指导：1.三民主义青年团零陵分团（杀鬼子、杀敌报国）；2.青年会零陵分会（亲与伊、群魔）；3.县党部战工团（夜袭）；4.妇女工作团（毒药）；5.县中分校及县立女校（第一个志愿兵）；6.德智小学（到游击队里去）；7.普益小学（炮火下的孩子们）；8.儿童歌咏班（仁丹胡子）。上述剧目分别在七七纪念会时分三晚进行了演出。六、剧教一队本身也排练了副队长朱之倬创作的独幕剧“两年以来”，并在公演中获得了好评[20]。

1939年7月12日，剧教一队至东安开展活动。7月31日至8月2日与当地党、政、军联合举办军民联欢大会，公演三日。8月7日剧教一队赴白芽市站附近的22师各团部公演三日，8月10日返回东安，在813纪念活动中，公演了话剧，并组织宣传队向民众进行宣传演出，先后共公演七次。剧教一队还与县党部举办戏剧歌咏讲习班，讲授戏剧常识，及指导歌咏。由各乡小学教师及县党部战时工作队队员参加，人数约60余人。并同时举行定期的戏剧歌咏座谈会。在东安期间，还为22师举办了戏剧辅导，并指导了话剧及歌咏等活动的开展[21]。

1939年8月31日，剧教一队离开东安转赴桂林[22]。

对剧教一队在湖南开展的抗战宣传活动，中共领导的《救亡日报》曾刊登“抗战动员普遍各地，戏剧宣传深入民间－－介绍巡回戏剧教育队”一文予以报道[23]；《扫荡报》也曾报道说“目前湖南各地所有的戏剧活动，大部分是受着剧教一队的影响”[24]。

剧教一队至桂林后的抗战宣传活动可参见“向培良在桂林从事抗战宣传活动钩辑”（见《抗战文化研究》第七辑第127页）及“抗战时期‘剧教一队’在广西活动的史料钩辑”（见《湘漓文化第一辑》），此略。

1939年9月末，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成功地抗击了日军对长沙的攻击。喜讯传来，剧教一队当即决定赴长沙举办劳军公演，桂林文化界、戏剧界专门为剧教一队此行举办了隆重的送别活动[25]。

1939年10月17日，剧教一队除留下部分剧组成员在桂林参加“总动员”公演外，整装重新北上，于10月21日到达长沙[26]。    初到长沙时，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安抚民众，剧教一队每天主要工作是到中央通讯社去抄新闻、出壁报（直到某战区《阵中日报》复刊为止），供给长沙市民以最迅速的消息，同时举行通俗讲演，并在讲演时加入对话剧，说明当前的局势。剧教一队还于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就派出部分成员前往此番日军兵锋所至的福临铺、麻林桥、苦竹坳等地，亲临一线收集了日寇的暴行，也记载了当地民众英勇杀敌的事迹[27]。

1939年11月17日，剧教一队从长沙转赴高桥，在高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抗战宣传活动。期间曾与同行的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共同在一茶庄同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还举行了小学教师座谈会和儿童联欢会[28]。

1939年11月21日，剧教一队赶赴湘阴开展抗战宣传活动，11月24日，转至金井开展了六天的抗战宣传工作，期间重排两个剧目、新排了两个剧目。在劳军演出时，每天分上下午演出两场，还在南阳庙为民众举行了公演[29]。

在金井的抗战宣传工作中，剧教一队目睹了日寇的暴行，也坚定了全力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的决心，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记述：“金井为前次倭寇大队驻扎地，被杀伤掳掠污辱的同胞极多。倭寇退后，镇上残火未息，血腥遍地，景象异常凄惨。但这次行程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艰险之中都能奋斗致胜。前方军民，杀敌致果的精神至坚。”[30]

1939年11月28日，剧教一队重返长沙，参加庆祝元旦的公演活动[31]。   

1939年12月2日，剧教一队离开长沙赴将军坝，在将军坝公演二天后，又起程至报母桥，举办了三场公演。12月7日转至白古庙举行公演，12月8日至乌龟山、12月9日至天王寺，每天挑着行李，走一、二十里，公演一两场不等[32]。

在报母桥，向培良对剧教一队的抗战宣传活动方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强调在这种日寇施暴过的地方，开展抗战宣传的方式，应该与在后方稍微不同，不能仅只是宣讲日寇如何残暴，因为这些暴行当地民众们的亲见亲闻比舞台上所能刻画的还要强烈。所以，抗战宣传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要向民众说明抗战全局的形势，解释现阶段的抗战任务，告诉民众们应该如何用行动支持抗战等等。向培良还用悲愤的笔触记载下耳闻目睹的惨况和难以抑制的悲愤：9月25日，倭寇侵入新市街，盘据颇久，直到全体溃败时才逃窜。当时民众全部逃避，故死伤较少。但未及逃走的。被倭寇用煤油烧死了二三十个，新市人至今和我谈及，还异常悲愤。这使我想起在福林铺所遇到的一个理发匠。他被虏去六天，在新市街附近逃回，同逃十七人被打死三个，捉去一个，得脱的十三个。他告诉我，返家时候，看见高年的父亲死在庭中，偏体刀痕，却没有一处致命伤，想见宛转痛楚几日才绝命的。他沿途看见许多被杀的同胞，多是被杀伤多处，暴露痛楚而死。有的禁不住痛，直把头插入田塍污泥中。倭寇以杀人为消遣，以令人受苦为愉乐，是整个患了虐待狂的野兽样的东西。古代以残忍著名的亚述民族，比起他们来还是望尘莫及。新市街的房屋被焚三分之一以上，一条繁盛的街道全部灰烬[33]。

1939年12月10日，剧教一队转至新市街（此处距离前线很近，可以清晰地听到炮声），又开展了5天的抗战宣传工作。12月5日，剧教一队与一路同行的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分手，转赴湘阴开展抗战宣传工作。至湘阴后，参加了当地举行的火炬游行，还访问了受难的同胞，制作了抗战宣传壁画[34]。          

1939年12月18日，剧教一队离开湘阴，经樟树港、靖港等地，于12月20日回转长沙[35]。

1939年12月24日，剧教一队行赴榔梨市发动扩大民族复兴节运动。并于次日起公演三天。由于工作效果的显著，向培良在这种艰辛的奔波中，难得地在笔下流淌了微些轻松的文字：“当地民众，以放鞭爆表示欢迎，每一幕终了，便放鞭爆一次。那种风趣，令人觉得又奇特也可爱。”[36] 

1939年12月28日，剧教一队得回长沙，参加了元旦慰劳负伤将士及为民众的公演。在忆及工作受欢迎的程度时，向培良还记载了一件趣事：“元旦在后方医院，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故，为这次工作的尾声：于预定节目终了后，观众要求再演，却不过他们的热烈的愿望，又赶回去取服装道具，加演一剧。”[37]

1940年元旦后，剧教一队离开长沙，再次入桂参与抗战宣传活动。[38]  

1940年底，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剧教一队重返湖南开展抗战宣传教育活动。[39]

1941年2月23日《国民日报》（湘版）报道：教育部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自去岁在广西工作以来，已届年余。工作显著，兹该队队长向培良，以省府为扩大推进民众教育，已订定各项办法，严切推进，为协助实施起见，决定本月底将队本部移驻耒阳，筹划举办剧教训练班。以期造就干部，扩大推进乡村民众教育工作。

剧教一队在当时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耒阳驻留期间，还曾留下了一段救护著名抗战音乐人陆华柏的佳话。[40]

据陆华柏后来的追述：“这一年（指1940年）第四季度，我正忙于艺师班学生合唱团的排练，准备参加广西音乐会第十次音乐演奏会的演出，年底前突患咯血，广西省医院诊断为浸润性肺结核。当时艺师班代班主任是桂系教育厅一个小头目，他大概估计我病将不起，通知我停薪！”正在穷病交迫、一筹莫展之际，“驻在湖南耒阳的‘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的队长向培良先生，是我在武昌艺专读书时的‘艺术概论’老师，他得知我病倒，约我去耒阳养病，名义上为该队音乐导师，只要我在精神好时去该队讲点音乐知识。他们安排我住在耒阳郊区大野禾塘。那里环境安静，空气新鲜，我住了八个多月，病情稍稳定才重返桂林，这是1941年的事了。”

1941年2月，陆华柏应向培良的邀请，到湖南耒阳，住在西门外离城不远的大野禾塘。开始几个月是“过着如同隐士一般的生活。因为疗养肺病，几乎整天躺在屋后一片林荫的新鲜空气里，读书（据陆说：当时桂林友人常寄《乐风》、《新音乐》、《苏联名歌集》一类的书刊来。）作曲（如庆祝湘北大捷的合唱《长沙大捷歌》及儿童歌剧《玩具抗日》等。），或做些漫无边际的幻想”，“夏天傍晚，夕阳把天边染得通红，云彩奔腾，瞬息万变，我躺在置于塘边的竹靠椅上，漫读从桂林寄来的报章杂志，或看四郊的小孩们玩耍”（见《杂忆大野禾塘》），生活过得倒也悠闲洒脱，既温馨恬静，又颇有田园般的诗意。但是日子长了，向培良的部下（即巡回戏剧教育演出队里的人）就开始有人嘀嘀咕咕：认为向不该用队里的经费做人情，养了象陆这样的挂空名、拿干薪、不做事的人，这些闲言碎语传到陆的耳边，听了自然不是滋味。当时他的病已稍有起色，为了减轻向的压力，便向对方提出给他安排工作的要求。正好这时湖南省政府要在耒阳（战时湖南的临时省会所在地）办一个类似重庆的中央训练团性质的短期干训团，培养战时所需的各方面基层干部，其中的艺术教育组刚巧缺乏教师，向便答应了陆的要求。此后，陆便结束了单纯养病的生活，由向推荐，到设在离大野禾塘数十里的小水铺（从大野禾塘步行数里到耒阳城后，有车可达）干训团艺教组任教。[41]

据陈效胥（剧教一队骨干）1941年初统计，剧教一队数年来在湖南举办的戏剧讲习班就有：衡阳一班（1938年12月），湘潭三班（1939年2月），祁阳三班（1939年5月），零陵三班（1939年7月），东安一班（1939年8月），长沙一班（1939年10月）。[42]

1941年6月，剧教一队参与由湘教育厅、省党部、三青团湘支团、省干训团四机关合议举办的“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艺术教育组”培训，全省每县四人（小学教师二人，三青团员二人），共办两届，每届十四个星期。[43]

1941年12月，剧教一队离开耒阳，赴衡阳、新开、茶皇、泉滨等处公演。[44]

1942年1月24日，剧教一队到达永兴，与湘教厅巡回歌咏戏剧队联欢，演出收入2700元，开支500元，汇2200到前线。[45]

1942年9月，剧教一队在衡阳民生大戏院连续公演两星期“李秀成”、“国殇”、“林友芬”、“面子问题”等四剧及音乐演奏会。[46]

1943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剧教一队与剧教二队合并为“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原议由剧教一队正副队长向培良、朱之倬接任合并后的正副队长，因两人坚决辞职，最终由剧教二队副队长曾鲁任新剧教队的队长。[47]至此，剧教一队在实体形式上结束其约5年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缺乏，现在已经很难完整恢复剧教一队在湘湖各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的全景了。但就是轻抚着这些残缺的史料，也能让后人深深触摸到当年前贤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宣传抗战摩顶放踵奔走呼唤，以文弱之躯在湘湖大地上所留下的对得起其身、对得起先人、对得起历史的厚重印迹。前贤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是今天的后人们应该永远感恩思怀、并存入民族记忆的。

希望能借此文抛砖引玉，共同发掘出更多的剧教一队当年的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