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时期广西湘籍精英人士

才干及其贡献的综述

韦  芳*

(李宗仁文物陈列馆, 桂林市541002)

摘 要：千百年来，广西作为贫瘠偏远的落后省份，广西人向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善良朴实、诚挚待人的性情，无数中原和发达地方的优秀人才来八桂大地，推动广西社会发展。湖南与广西山水相连，两省人无地缘之分，湘省人尤喜来广西谋事做官，桂北因方言、饮食相近，省亲距离不远，受到湘籍人士的青睐。从清末到民国以来，广西执政者特别是新桂系集团为治理广西，行新政，用新人，求贤若渴，招贤纳士，任用湘籍精英人士为官，承担重责。这些人士把广西视为第二故乡，殚精竭虑，辛勤付出，以优异的业绩对广西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有着突出的贡献。

关 键 词：民国时期  广西湘籍精英人士  才干  贡献  综述

古往今来，广西人向来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善良朴实、诚挚待人的性情，吸引许多外省人纷至沓来，定居八桂，以湘籍人为最。湘桂血脉相通，尤其桂东北与湘省山水相连，湘籍人素有南下移民到桂省之习俗，大部分落籍桂东北，相互通婚、融合，乡音已改但骨子里却是湖南人的秉性。历代以来，湘籍人士学养优秀、性格倔强、韧性极强、血气方刚，在广西的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在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时期，贯彻“行新政，用新人”的人才政策。广西首任主席黄绍竑认为：“广西本来是一个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的省份，要以自己的财力，自己的人力，来完成革命的建设，本来是不很容易的。因而在创造财产，培养人才方面，必须特别注意。在那天下未定广西先定的时期，国内有很多技术、学术的人才，来到广西，愿意参加我们的建设工作，这是广西建设最好的机会。”盛邀全国有识之士到广西，李宗仁亲自到上海等地招兵买马，态度谦恭，许予优厚的待遇和重要岗位，许多贤能欣然受邀来到广西。其中湘籍人士为比较突出的群体，受到重视和重用，或主持关键机构，或担任高级幕僚，或领兵打仗……新桂系集团重大的历史阶段中都有湘籍人士鞍前马后、鼎力相助的身影。可以说，这些湘籍精英人士，在新桂系集团的成长壮大和执政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以蔡锷、杨东莼、邱昌渭、刘仲容、刘斐等人有着突出的地位，属于新桂系集团内湘籍精英人士。为此，本文拟就他们的才干及其贡献作一综述，追怀他们在广西发展进程奉献心力的历史。

广西新军的缔造者——蔡锷

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广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追本溯源，蔡锷居功至伟，是广西新军的缔造者。

蔡锷，湖南邵阳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1905年8月，广西巡抚张鸣岐邀请军事造诣高超的蔡锷来广西，负责编练广西新军。张鸣岐非常倚重他，委以他培养训练新军的重任。先后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兵备处总办、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讲武堂监督、广西混成协协统和干部学堂监督等十余职。蔡锷1910年10月离桂，在广西度过了五个春秋。在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军事整训下，军事素质差,组织纪律差,流氓习气重的陆荣廷老桂系旧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改造旧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蔡锷在龙州、南宁任讲武堂监督期间,耗尽了心血。1907年7月,他给友人写信说: “抵龙后……石、杨、袁三君已于日内抵龙,派充学员队长,以袁充测量局科长(月薪均百六十金,阶级少佐)。军界得此数生力军,足为前途贺也。延陵季子(指吴元泽)之办理讲武堂,丑态怪状,罄竹难书。海丰(指张鸣歧)以兄承其乏,辞之不得,勉强就道。数月以来,心力交瘁。第千荆百棘,俱能迎刃而解……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堵杀人之事层见迭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可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于办事大有效力也。”由此可见蔡锷的不徇私情、军纪如山。

蔡锷悉心培养了广西新军的大批军官，为广西在民国时期的军事地位打下人才上的坚实基础。“民国以后，桂系人才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担当国事，皆蔡公教泽所遗。”[①]作为广西新军的佼佼者，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核心人物都是蔡锷的门生，他们一生的起点从蔡锷主持的广西陆军小学堂开始。蔡锷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经常到厨房检查伙食,并要求教员与学生一同在食堂用餐,以密切师生关系。当时广西陆小的学生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服装整洁,纪律严明,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许。为增进学生的体质,蔡锷亲自为学生上体育课,带领学生锻炼。他的器械和游泳技术都很好,能作长距离游泳和长时间潜水,同学们说:“我们的总办真是文武双全!”李宗仁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时十分崇拜蔡锷，说他是人中吕布，因为蔡校长每次骑马,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翻鞍上马,而是先让马飞驰,然后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学员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疑为神人降临。李宗仁得到真传，骑马技艺与蔡锷如出一则。但李宗仁等广西新式军人在陆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与蔡锷是有关联的。

蔡锷1906年在广西加入同盟会。作为同盟会会员，蔡锷在新军中努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推动革命运动。以广西陆军小学堂为例。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踞的机关。”“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风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②]李宗仁就是在1910年在陆小歃血为誓加入同盟会的。当时陆小入会的学生共有五十余人，租学校附近民房成立“军事指针社”，每月集会两次。然而陆小的革命活动，蔡锷并不参与其中，但是默许这些活动的进行的，否则，辛亥革命一爆发，陆小学生踊跃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前往武汉增援。正如评论所说：“广西宣布独立时，蔡虽不在桂林，拿他‘种因’这一点来说，不能否认他是广西响应武昌起义的主要人物。”[③]

蔡锷是1910年11月离广西赴云南。在1910年夏秋之际，广西同盟会、各学校和咨议局一起发动了一场“驱蔡风潮”。因为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第二期200余名军官的甄别裁减中，根据汉文考核成绩并结合平时表现，最后取录的120人中湘籍学生占了90多人，裁减的大部分学生为广西籍，引起了广西籍学生的强烈不满，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排斥广西人，广西同盟会领导人耿毅提出“广西者广西人之广西，岂容蔡某排斥广西人”，并上报陆军部。后经切实访察，所控蔡锷违法纳贿各均无其事。蔡锷的离去对于广西军界来说，实在为重大损失。但是，日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广西军事力量在民国崛起，无疑，得益于蔡锷对广西旧军队的改造整训之功，对广西新式军人军事知识的培养之功。

广西民国的革命教育家——杨东莼

杨东莼，湖南醴陵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跟随李大钊、邓中夏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人。作为湖南人，他一生四次入桂，除了解放后一次，民国时期三次，两次办学，一次斡旋，每次都影响非凡，对广西的革命教育事业、团结抗战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广西党史专家姚兰认为：“杨东莼三次接受桂系邀请到桂，其接受的任务之重要和工作的时间之久，在上千名到过桂林的文化名人中无人可比拟。”[④]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雄心勃勃，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处心积虑地想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模范省”。为此积极延揽人才来广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广西省的骨干力量，于1932年在桂林良丰西林公园开办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李、白设立师专的目的，是想利用九一八之后全国及广西新的民主形势，也想培养一批新的青年来做他的骨干，对内统治广西，对外与蒋介石争夺领导权”。[⑤]由于杨东莼是国内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新桂系首脑们非常仰慕他，以广西省政府名义邀请他担任首任校长，给予他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杨东莼第一次到广西从事进步活动。

1932年10月杨东莼到桂林广西师专履职，他利用蒋桂矛盾，新桂系急于培养政工干部的需要，“聘请了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学者来校任教，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师专开设的课程和主讲人有：朱克靖讲‘世界大势’，王伯达将‘社会发展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农村经济’，廖庶谦讲‘自然辩证法’，金光奎讲‘教育概论’，杨东莼在‘伦理学’的课堂上就着重讲唯物辩证法”。[⑥]这些课程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向学生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教学主张启发式教育，提倡自由研究。图书馆购置当时所能购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订阅进步报纸刊物，也购置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中不难看出杨东莼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而学生通过自由阅读、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思想迅速进步，了解革命形势和前途，树立革命人生观。在当时国统区的高等学校中，像杨东莼这样系统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的学校，属万绿红中一点红，独物。薛暮桥回忆道：“杨到广西后白崇禧亲自接见，因为他知道杨在大革命时期是有名的共产党员。”[⑦]出于联共反蒋的意图，白崇禧对杨东莼办学极为信任。广西师专在杨东莼校长两年的主持下，“学校实际上成了一所马克思主义学院”[⑧]，在广西师专工作过的薛暮桥称之为“小小的革命据点”。这无疑违背了广西当局创办师专的意旨，1934年4月，杨东莼被迫辞职离开广西，前往上海。到1935年，广西师专培养了近500青年，其中的大多数倾向进步并走上革命道路，为广西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和干部培养。

1936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牵头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时杨东莼居上海，1935年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关系，按照党的指示，参加了救国会，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北上抗日”为名，通电全国，呈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称兵反蒋，发动“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南京当局采用分化瓦解手段，先解决了广东问题，派大兵包围广西，逼其就范。但李宗仁、白崇禧坚持反蒋，并以联合各党派团体抗日为号召，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个人到广西来共商救亡大计。李宗仁电邀“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救国会经过研究，认为沈老入桂不宜，而杨东莼到过广西，与李宗仁等有旧谊，便于开展工作，遂决定派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广西走一趟。因为李宗仁、白崇禧借救国会以自重，更深层次的是通过救国会了解中共对时局、反蒋的态度。由此，杨东莼是肩负有重要历史使命到广西的。广西当局面临两大问题，一为是否“开府”问题，二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问题。杨东莼在会见广西当局、参加广西各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联席会议上，当时国内形势，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认为“开府”必然导致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清楚而透彻地说明救国会对时局的主张,也就是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有与会者说，杨东莼的发言，无异于“舌战群儒”，与会者都默默无语，认同他的观点，“开府”不再争论。更重要的是杨东莼以他高屋建瓴、富有远见的分析，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广西深入人心，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接受，有助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杨东莼学识渊博，高度的政治敏锐、极强的才干，给李、白、黄留下深刻印象，1939年3月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开学，杨东莼成为学校教育长的不二人选。

广西当局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要革新旧的干部培训制度，创办一所新的培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的学校。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两顾茅庐，请杨东莼先生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兼任校长。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的领导下，杨东莼接受任职。他向黄旭初提出条件：地干校的人事安排、训练计划、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措施都由他直接向黄负责。这样，杨东莼全权处理地干校工作，负责整个校务。他聘请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任职。地干校的整个教育实施贯穿集体主义教育精神、民主精神和民主工作作风。对学生训练有六个要求：一是提高学生自动精神；二是养成学生自觉纪律；三是唤起学生战斗的工作精神；四是实施集体自我教育；五是实施战时生活，强调动员精神；六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并力求两者的密切联系。“‘干校’的训练方式，可归结为：课堂授课；大报告与小组讨论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干校’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是吸收‘抗大’的精神和做法的，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来说，当然是崭新的最进步的。”[⑨]杨东莼在办学中，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同时也达到广西当局组训基层干部的要求。干校自1939年初到1940年底,共办了四期,培养干部1400多名，其中不少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正是由于杨东莼高超的领导艺术，广西地干校成为国统区新型的干部学校，有“南方抗大”的美名。

《广西建设纲领》的初稿撰写人——邱昌渭

邱昌渭先生，湖南芷江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最早进行地方自治与议会政治研究的学者，有很高的造诣。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

由于邱昌渭是留学美国，在地方自治和地方执政体系研究学富五车，而恰恰正致力于闭门建设的广西，缺乏这方面人才。时常驻广州的李宗仁如获至宝，亲自宴请。邱昌渭1935年应邀赴桂到1945年，任第四集团军秘书处处长、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广西民政厅长等职，此间十年，一直在广西重要职能部门任职，作为智囊人物襄助广西“模范省”建设。可谓是民国时期客居广西的湘籍官员常青树。

邱昌渭在广西十年间，正是广西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当时，广西当局在广西正进行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全面改革行政建制，军政合一，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兵民一体的建设新秩序。在其政权构造中注意“吸纳地方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参政，营造文人政治和开明进步的形象”[⑩]，所以，广西当局在坚持以军控政的前提下，延聘各种专家、学者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专家学者参政成为广西当局执政的一大特色。他们运用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专业知识施政，为政府各部门出谋划策，参与研究各种施政方针、政策，制定各种建设方案。邱昌渭初到广西，就受李宗仁委托，成为《广西建设纲领》最早的起草人。

《广西建设纲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桂系治理广西的最重要施政纲领，被称为“广西宪法”。李宗仁让邱昌渭起草，赋予他信任和厚望的。邱昌渭按照广西当局给的施政要点，结合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自治县案例和外国政治学理论，拿出《广西建设纲领》草案，李、白不满意。交由“广西六君子”重新起草，“六君子”在保留邱昌渭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把“广西建设”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全文共16条，广西当局极为赞许，颁布施行。[11]

然而，邱昌渭在广西是一个学者官员，其专业和研究擅长于地方自治，学以致用，无疑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归宿。“命运的因缘际会与体验的设身处地，让他思考地方自治的路径与方法。他所服务的广西省，时有地方自治‘模范省’之称，‘曾经地瘠民贫，盗匪如麻，向称难治的省份，不到数年的工夫，居然能够夜不闭户，生产增加’，这为他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1935—1945年，可谓邱昌渭人生的黄金十年，地方自治成为他理论思考的中心。”[12]邱昌渭的十年是为广西地方自治工作奉献的十年，但他最大的体会是政令统一是地方自治的必须保障。在广西“总司令部与省政府是平行的机关。总司令部从没有委派过行政官吏，从没有破坏过省政府的行政系统”[13]严格执行政令统一，要求各级官吏依照法定的手续与程序，各司其职，各职其守。建立这么一套规章体系，邱昌渭是有贡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41年，他撰写出版《广西县政》，分11章，对广西概况，县制改革，县行政区域及县等级的划定，县各级组织及人事制度，县财政、教育、建设、卫生等事业，以及民团制度和地方自治实施等问题进行详尽阐述，对广西县政的行政系统运转有指导意义。居于邱昌渭在广西的职任和地位，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很好的试验和实施推广。

邱昌渭服务广西十年，对李白黄十分推崇，印象美好。他在主持广西教育厅长职务时，从未接到李宗仁或白崇禧的手令，让他任命或撤换人事。他认为广西产生了李白黄三位先生，形成三位一体的美谈，是其他地方不容易有的天生条件。邱昌渭由衷地赞美：“在广西，我所看见的，是李白黄三位先生的精诚一致，与夫尊卑有序。他们不仅告诉我们怎样做事——共信与互信的重要，并且对于我们树立了怎样做人的榜样——容忍、宽大、谦让、诚恳等等是人与人之间和睦气象所由生的美德。”[14]

新桂系的高级参议和特使——刘仲容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5年经留苏同学王公度介绍到李宗仁身边工作，十余年受到重用，是新桂系的高级参议和特使，在新桂系各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最为突出的是在新桂系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充当特使，为两者之间建立统战联系。

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当时新桂系正与广东陈济棠联合酝酿反蒋，刘仲容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很前瞻地向李宗仁进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刘仲容的意见与李宗仁不谋而合，李宗仁十分欣赏刘的才华，收至麾下，随即派刘仲容到上海、华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联合抗日的情况，并取得联系，承担对外联络任务。刘仲容是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交际甚广，他与国共两党的人都有深交。所以，新桂系大部分与中共的联络工作，由刘仲容负责。

1935年冬，李宗仁为探测各方面对于抗战时局的态度，派刘仲容西北行。刘仲容第一站到天津，与中共秘密党员谢甫生、南汉宸、王世英见面，刘向他们介绍了李宗仁愿意联合抗日的意向及两广情况。中共中央对广西抗日主张表示赞赏和支持。刘仲容还在天津设立电台，这让新桂系与中共可以快捷互通消息和意见。随后，刘仲容到西安，见到了杨虎城将军。次年春，他返回南方。刘仲容的西北行获得重要信息，对于急于探窥各方动向，以决定未来走向的新桂系来说如及时雨，一是中共方面对广西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抵制内战；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新桂系因此与中共中央、西北军、东北军建立联系。

在西安事变中，刘仲容作为桂系代表驻西安，不仅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还特地拜见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聆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对广西的期望，刘仲容马上电告李、白，而李、白随即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赞成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而后李、白联合李济深等16人通电全国，呼吁西安事变政治解决、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这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促动作用。

西安事变后，刘仲容在征得李宗仁同意下，接受周恩来邀请访问延安。1937年1月，作为桂系代表的刘仲容踏上延安的土地。刘仲容受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接见。毛泽东仔细询问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对李、白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他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毛泽东的话语对刘仲容影响巨大，通过他的领会和精准汇报，李、白联共抗日更加坚定。1937年5月刘仲容受中共委托，回桂林向李、白转达中共关于联合各方面力量准备抗战的主张。很快，中共代表张云逸来广西，由刘仲容安排与李宗仁会面，一同与四川刘湘代表张斯可，签订《川桂红联合抗战协定》。协定的签订加强了中共与桂系合作。其中有刘仲容的牵线搭桥之功。

“七七事变后，李宗仁再次派刘仲容为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派驻秘密代表的少数地方实力派之一。直至1938年2月，李宗仁才把刘仲容从延安调到徐州前线工作。自此，刘一直在白崇禧身边，以‘军政部参议’的身份‘公开和秘密地’同共产党保持联系。”[15]解放战争、国共和谈时期，刘仲容都利用他特殊的身份担任中共与新桂系的中间人，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赞扬。刘仲容亲身感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心向新中国，1949年留在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从事外交人才培养工作。李宗仁回归祖国，刘仲容参与其中各项工作，再度立下功劳。

在新桂系历史上，刘仲容作为新桂系对外联络工作的骨干人物，智慧超群，灵活机敏，广交朋友，收集情报，使新桂系面临重要历史抉择时，找准定位，不偏离方向，特别是抗战时与中共的联系，率先缔结联合抗战协定，提升新桂系的抗战形象。刘仲容是新桂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也是广西民国史上“楚才晋用”的范例。

从广西走出的湘籍军令部次长——刘斐

刘斐，湖南醴陵人。1917年参加桂军，其才华受白崇禧赏识，送入广西南宁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和第3路指挥部参谋，参加统一广西战争。刘斐是随从白崇禧的少校参谋。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参与指挥北伐战争。1926年11月辞职，被李、白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春刘斐返桂，仍服务广西军界，任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抗日军兴，七七事变后，刘斐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次年改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1940年刘斐升任军令部次长，晋陆军中将。1949年4月作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成员赴北平和谈。1948年底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从刘斐先生在民国的人生轨迹看，牢牢定格在广西，与广西当局，特别是白崇禧有着密切之关系，他的成长、建功立业在广西，是从广西走出的湘籍军令部次长。

新桂系非常注意人才培养和储备，输送亲信或桂省子弟到国外学习军事、政治、理工科等方面专业，希望回来服务广西，增强自卫、自治、自给的力量。如刘斐、程思远、韦永成等都留学国外。刘斐留学日本军校七年，养成丰富的军事理论和实战训练经验，以其优秀军事才华，成为我国现代著名军事家。刘斐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在日本学习军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日两国，最后必将一战。中国只有坚决抗日才能生存。他预见和判断和新桂系集团主张如出一辙。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由于蒋桂矛盾加剧，蒋介石企图剪灭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广西当局所处形势和环境很不利，李、白面临严重危机，因此他们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刘斐从速归国回桂。刘斐回到广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利用这一职务，一方面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一方面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在抗日战争中，刘斐先后担任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军职，负责拟定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的重担。他参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等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决策。在台儿庄大战中，他和白崇禧一起协助李宗仁指挥，全面分析战局，吸收以前会战的教训，制定保证大战胜利的作战思路：，我军应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部队装备轻快的有利条件，，将没有形成合围之势的敌军逐个击破。刘斐在前线时刻观察战局发展，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制定战术，提供给李宗仁发布战斗指令，如汤恩伯部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伺机侧翼攻击日军，调擅长防守的孙连仲部固守台儿庄运河一线。等等，无不显示刘斐的军事才能。

刘斐因为抗战离开广西，但还是新桂系集团重要骨干，依旧受到李、白倚重。李宗仁任代总统时，组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坚持要加上刘斐。“何应钦通过电话与蒋介石商洽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和谈代表团。名单交到李宗仁手里后，李又加上了刘斐的名字。”[16]不论李、白对刘斐多么的信任，但刘斐却下了选择新道路的决心。1949年8月13日，刘斐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

结语

湘人客卿广西，把他乡当故土，与广西人志同道合，共同奋斗，无私地奉献他们的才智、年华，为广西的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民国时期服务广西的湘籍精英人士，和知人善任他们的广西当局，都值得敬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