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湘漓文化论略

翟满桂*

关于湘漓文化，需要一个基本的界定。今天，地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南北的湖南与广西地域，是历史上的湘桂走廊，是古越人与北方中原交往的重要通道。秦始皇时代开斫的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至今存留。永州市东安县坐果山和零陵区望子岗等两处考古成果近年面世。坐果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末到东周时期南溪河流域的中心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山地的聚落形态。望子岗商周遗址考古发掘证实，这里是湖南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古越人聚居地。再往上古时代追溯，由于岭南岭北生态条件和喀斯特地形的地理环境相似，近些年南岭出土的考古成果，包括道县富岩洞人类牙齿化石，道县玉蟾岩人工栽培稻和陶器，桂林甑皮岩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广东韶关狮子岩马坝人等，均以洞穴文明形态先后出炉，形成了南岭洞穴文明的新发现，完善了中华文明上古史的新续接，令世人震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发生在今天大致的湖湘和广西地域的优秀文明成果，都是湘漓文化的范畴。

一

湘漓文化从精神层面来看，有着三个特点：一是祖根文化。株洲炎陵县的炎帝陵、永州宁远县的舜帝陵，它们不仅仅是尚祖祭祀的实体，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农耕文化、孝德文化的景仰。二是迁谪文化。从楚国屈原、汉代贾谊到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等，历代的这些迁谪文人成就了湘漓文化的辉煌。三是变革文化。宋代周敦颐合天道、性命于一，鸣奏宋代理学之先声。明清之际王船山“道莫盛于趋时”，倡言追寻时代变革。清代魏源破“祖宗之法不可变”之陈腐，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新声。曾国藩、左宗棠等打造就了无湘不成军的局面。以至于在二十世纪中国大转折初期，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慷慨激昂的对湖南人高度赞扬：“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完全可以用历史来说话。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1]。如此厚重的湘漓文化精神，孕育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章士钊、陈天华、黄兴、蔡锷、杨度等一大批砸碎封建樊篱的志士英豪，更烘托出了毛泽东、蔡和森、李 达、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罗荣桓等一大批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天骄，又有近代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 “桂系”首领李宗仁、著名爱国将领，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为湘漓文化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可以说，湘漓文化精神以炎舜祖根为源头，以屈贾柳子为滥觞，以近代变革为主导，形成自身独有的地域文化风貌。

唐代柳宗元与永州、柳州的风云际会，成就了其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终其一生大致可分为长安、永州、柳州三个时期。长安时期主要为求学仕进，柳宗元21岁考取进士，早年得志，在唐顺宗朝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力主削藩、遏制宦官、关注民生，由于帝位更迭的恩怨而被新皇帝唐宪宗贬黜出京，成为中唐政治上“二王八司马”事件中的迁谪之臣。33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被贬至湖南，刘禹锡为朗州（今常德）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长达十年，嗣后又为柳州刺史四年，勉力治政，年仅47岁病故于柳州任上，时称“柳柳州”。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存世诗文多写于湖南永州、广西柳州，不仅篇幅数量达五分之四以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作品。他先后在汨罗写了《吊屈原文》，潭州（今长沙）写了《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衡州（今衡阳）与刘禹锡唱和，写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在永州曾作《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柳宗元曾向广西桂州李中丞推荐卢遵，作《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①]，李中丞不因人废言，卢遵得以任桂管属县全义令。“卢遵为全义，视其城，塞北门，凿他雉以出”[②]，卢遵任职县令，复开全义县北门。柳宗元又作《全义县复北门记》记载卢遵治广西全义县的政绩。柳宗元的友人曹侍御乘船路过广西象县，柳宗元写《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以诗相互赠酬交流情谊。在柳州写下《柳州峒氓》《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童区寄传》等不少诗文。尤其是永州十年、柳州四年，他寄情怀于山水，深入百姓进行了人文思考与探索。他“天人不相预”的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思想，在唐代哲学中独领风骚，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为其专辟章节加以介绍。他的“无忘生人之患”的政治思想、“好佛究法”的宗教思想、“化人及物”的教育思想，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好友韩愈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2]。柳宗元言传身教开化一方，确实帮助不少读书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据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衡湘以南的有l6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且基本上都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柳宗元的诗文风格鲜明，既有“雄深雅健”的答辩，“传示后世”的传记，也有“深得骚学”的辞赋，“独钓寒江”的诗歌，他还勇于探索，在不少领域独辟蹊径，创造“牢笼百态”的游记，“绘时鞭浊”的寓言。柳宗元首倡“观游”“为政之具”，将旅游纳入民生经济视野，奠定其旅游思想。他写下的《永州八记》，开创了游记散文之先河。他写下的《三戒》，有史以来让寓言第一次自标篇名、独立成篇，形成了又一种新文体。柳宗元与韩愈为代表的文学群体，拯八代骈文华而不实之弱习，宗秦汉文章有为而发之精华，共同倡导“文章以明道”的古文运动，两人身体力行，先后写下了八百余篇古文，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创立了有为而发、不平则鸣、言之有物、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这场文学革命跌宕起伏上千年，一直延续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相一时，文章千古。自宋代开始，“韩柳文章李杜诗”已经成为文人学子的共识。

二

柳宗元自强不息、变革图新的精神品格，对湘漓历代文化名流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章士钊和毛泽东。

  章士钊经历满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湖南人。他早年是反清斗士，后来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秘书长，当过农业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还当过律师，李宗仁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长。他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一生经历颠沛坎坷，一生与柳宗元文集相依相伴，自言“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 ^[3]。直至到老，章士钊仍然感到没有穷尽柳文的奥妙。六十年代前期，章士钊将其在中国人民大学古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的“柳宗元文选”讲义整理成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四十五卷，“依原集次第，逐篇加以说明，号曰‘体要之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下部赅括千年来之评论，分别项目，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交谊种种，各归部居，严加分析，号曰‘通要之部’”。“统合两部，名之曰《柳文指要》”。这部鸿篇巨著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出版，完全是毛泽东的关怀结果。早在章士钊开始写作之时，毛泽东就主动提出要替他审稿，还真的这样做了。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几经周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柳文指要》得以出版。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曾送他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纪念。这是七十年代初发生在文化沙漠中的奇事。今天回想起来，在当时那样一种时代环境里，如果没有毛泽东对柳宗元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章士钊柳学钩沉的偏爱，要出版这样一部书犹如天方夜谭。《柳文指要》由此而成为那个年代出版的唯一学术著作。

检索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柳宗元是毛泽东论述最多的古代人物之一。柳宗元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对于柳宗元的散文和诗作尤为心仪，这从他 1913 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柳宗元的条目。后来无论是南征北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曾经将柳宗元多次圈圈点点，反复评说，使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毛泽东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思想给予唯物主义的肯定。柳宗元在永州以一个苦行者的角色，对人们通常不涉足的哲学思想领域，包括老庄佛儒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他对前人哲学思辩的论争敢于驳邪祛误，坚持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为此，毛泽东常常在与人谈话中赞扬柳宗元。1963 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4]。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 年 6 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5]。1964 年 8 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6]。1959 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专栏刊登了《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有不同的看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7]。 1963 年 5 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 30 岁到 40 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辨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毛泽东对柳宗元在永州的探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次，毛泽东从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寄寓理想和希望。 毛泽东曾多次亲笔书写柳宗元的诗歌来表达激赏之情。如柳宗元的七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歌表达离亲别友的悲苦心境，语言婉约，感情深厚，深得毛泽东的偏爱。在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古诗作品中，柳宗元《别舍弟宗一》、《岭南江行》、《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江雪》、《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被多次圈阅以示赞颂。在毛泽东自己的诗词中，那些具有婉约之风的作品如《挽易咏畦（去去思君深）》、《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等，隐约可见柳宗元潇湘诗文的影子。柳宗元《黔之驴》讽刺寓言，一度被毛泽东反复引用。1942年5月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引用这篇寓言教育鲁艺出去工作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群众路线。同年9月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解放日报社论中，他把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大蠢驴，把生机勃勃、威力无比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者比做小老虎。“柳宗元曾经描写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是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者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这里，毛泽东强调力量对比不看表面现象，这又是一种寓意，鉴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说到这里，有一段现代公案不能回避，那就是柳宗元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被捧成了亘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这与毛泽东着手批林批孔，从柳宗元写于永州的《封建论》破题有关。早在1973年8月，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读书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这首诗的核心内容是最后两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推崇柳宗元赞扬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反对走老路回到周文王的分封制。这里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问题，再一个是柳宗元所写《封建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儒法斗争问题。

在坚决反对时行的唯心史观基础上，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势”的社会发展观念，并集中体现在《封建论》这样一篇享有盛名的史学论文之中。该文的中心议题是论述“封建制”的缺点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性，以及秦代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柳宗元从人类的远古时代开始论述，探求“封建”的本源，否认它是“圣人之意”。在一个“崇圣”的时代，肯定或否认“圣人之意”是需要胆量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柳宗元提出了一个“势”的崭新观念。所谓“势”，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并不是什么圣人意志的体现。接着，文章紧承首段“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之意，具体阐述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逐渐产生“封建制”的原因和过程。周秦汉唐任其驱使于笔下，逐层分说，力图从人类社会的本身去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在广阔的范围内，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得失利弊的比较，畅论了“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并分别以三个“或者”领起三段文字，依次批驳了“封建制”可以搞好政治、可以延长统治、圣人之意不可变革的三种错误观点。行文中既有对自己观点的正面论述，又有对反对者的论调有力驳斥，一正一反，两相结合，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量。末尾一段，笔法一变，由辩难转而为正面论述，由对史实的剖辩转而从道理上进行分析，仍以一“势”字篇首相呼应，收拢归源，气势磅礴，无可匹当。宋代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志林》卷五）。清代林纾将《封建论》誉之为“古今至文”。当然，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封建论》被曲解完全是两回事。

关于郡县制与封建制。汉代在全盘接受秦始皇郡县制的同时，也实行了封国制，就是也有封建制。这是当时根据统一和稳定需要，汉高祖分别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在采用郡县制的同时向封建制做了政治妥协。后来，汉代的封国制日益削弱，郡县制作为基本的政治体制逐步健全。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关于柳宗元《封建论》。这篇历史政论文柳宗元写于在永州的元和九年（814年）。自汉代至唐，人们以成败定得失，彻底否定速亡的秦王朝，并将秦始皇看做大逆不道的暴君。这在汉代来看可以理解，否定秦王朝是要给自己夺得秦天下的脸上贴金。而初唐的不少人也跟着汉人的否定思路走，只有到了中唐时期的柳宗元才独树一帜，对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加以完全肯定，认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并且高度评价这是公天下，“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至于秦王朝的速亡问题，他认为与推行郡县制无关，那是秦始皇施政的错误，“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柳宗元为什么第一个站出来为秦始皇翻案，力排众议肯定和赞扬郡县制？这与柳宗元所参与的永贞革新有关。唐代初年，边州地方设立节度使，可以自主扩充军队、收取赋税。后来，这些藩镇恶性膨胀，几乎相当于封建制的独立王国。发生于盛唐的安史之乱和中唐的建中之乱，既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盛极一时的唐王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藩镇制度弊端的大暴露，使得削藩成为柳宗元当年参与永贞革新的一个主要目标。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来到永州，经过反复思考写出《封建论》，彻底批驳封建制，赞扬郡县制，也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永贞革新的必要性。宋代苏轼评价：“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清代林纾更将《封建论》誉之为“古今至文”。

关于所谓的儒法斗争问题。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建国前，他对法家、儒家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有批判的继承。在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省、地（市）、县、乡、村的行政体制。平心而论，这种体制的源头就是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褒扬秦始皇贬低孔夫子日趋明显。1953年批判新儒家梁漱溟。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话：“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1973年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批判林彪的问题时，又提出要批判孔子。而从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其实是江青利用毛泽东对秦代推行郡县制的肯定，以及对林彪及其尊孔的厌恶，所打造的一场儒法路线斗争。

简要地回顾这一段历史公案，可见柳宗元与毛泽东在重要政治时期的密切关系，进而说明柳宗元在毛泽东一生的心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三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更是一名思想家。柳宗元来到永州、柳州，与广大民众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他的民本思想达到了当时思想家所能达到的上限，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闪烁着独特的光辉。他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人本思想”,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生人之意”,为政之道是“利民”,官吏是“民之役”等等。柳宗元其民本廉政思想深刻而系统，是永州、柳州十四年的砥砺，使柳宗元民本廉政思想逐渐充实完善，达到了封建社会贤哲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对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广西人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千年之后的现代人们纪念和宣扬。柳宗元的民本廉政思想在永州时期达到成熟，在柳州时期更付诸实践。元和十年，柳宗元迁谪柳州任剌史，这是一个有实权的地方官，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民众倍加关注，于柳州有更多利民表现，使之中原文化与湘漓文化进一步融合。

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新唐书·柳宗元传》：“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赊，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针，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佣，视值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柳宗元释奴讲求实效，能即赎的，不能即赎的，都分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甚至“出己钱自赎”。“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一年后，被释放的奴婢达一千多人。这是柳宗元到柳州后“利民”的重要举措，同时又是让民众自已创造条件使之“民自利”活动的一次体验。

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猪、牛、鸡、鸭，肥大蕃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记》）。通过重修大云寺，植竹三万竿，开菜地百畦，垦田若干亩。他不但大力倡导发展农、林、牧业，而且身体力行，在劳动之余写有《种柳戏题》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在永州愚溪时，柳宗元热心种植仙灵畦、白飤荷等药材，并种植海石榴、木芙蓉等花果。到柳州以后，他继续从事这类劳动，在柳州城西北种柑橘二百株，写下《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诗，以赞美橘树的品格自勉。表示不像东吴丹阳太守李衡那样，谋取私利，自留营生产业，而是为了贻惠后人百姓。经过他几年的辛勤经营，柳州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农、林、牧业都有了发展。     

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这是当时柳州的一件历史性大事。早在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令天下州县立孔庙，四时致祭。孔子学说一方面继续被确立为统治者教化人民的钦定理论，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重视文化教育的实践。柳州地区的文化当时还较落后。柳宗元到柳州所见孔庙，应当已有上百年历史。据《柳州县志》称，柳州人知学自柳子始。这说明，柳宗元对柳州的文化教育是有贡献的。尽管以前也有孔庙，但影响甚微，徒具形式。“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宗元对这一座损毁得几近没有的孔庙加以重新修建，其目的是以文化引导和教育民众。《柳州县志》载：“有唐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建学宫，崇圣教……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同时，柳宗元还亲自以文章教授后学，柳州当地人及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受过他指点开导的不少。柳宗元反对当地人的迷信做法，求医问巫，治病靠鸡卜，杀牲祭神，病还不好就“不食，蔽面死”（《柳州复大云寺记》）。

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如《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生动地描绘了西南山区少数民族部落生活的风俗习惯。柳宗元治柳四年，“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③] 。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④]。柳州的市民百姓尊重他、怀念他，便将“种柳”延伸到“柳馆”和“柳拂天”，以此来歌颂柳宗元。

柳宗元的重民思想发挥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形成为理论 ,通过自身的实践 贯彻为政治主张,提升为历史观念 ,是中华民族弥久不衰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2] 韩  愈《柳子厚墓志铭》

[3] 章士钊《柳文指要•总序》

[4]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5] 张文清《毛泽东在上海》

[6] 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7] 林 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

[8] 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