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政治地理视域下湘漓文化的角色功用

陈建伟*

（桂林市委党校图书馆 广西 桂林 541003）

【摘  要】通过对各地山川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全盘控制，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是中国古代神话政治地理的基本路径。那些融合着科学、历史和神话混杂结论主要是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政治想象图景。舜帝南巡曾经开创了南中国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为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稻作文明，象礼仪，南海与西洋，甲天下，湘军，桂军，湘江战役这些湘漓文化元素在中国文化的南北整合中，历史性的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关键词】神话政治地理    湘漓文化   角色功用

一、地理立场与政治地理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中有一条虽然算不上核心指导思想，但也是我们不可能回避的原则：叫“不语怪乱神”。这是一种属于世界观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文化哲学。一切都要注重实际与实用，回避虚构与想象的东西。但我国远古的政治体制却又与神话密切联系，有着祭政合一的特色。三皇五帝时期的政治风格，也因古代神话传说的恍惚幻影而体现出谲诡奇丽的文化特质。对于像是占卜、星象、堪舆（风水）、相术、测字等这些带有世界性的命理学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阶层来讲，很多人介于信与不信之间。在公开场合，绝大数人表示不信，在私下场合，大多数人又是比较迷信。^[1]这不是属于两面性格的东西，而是我们民族文化认识论上的一种智慧。这是我们的文化早熟与发达的表现。孔夫子后来把这种的认识论概括为“敬鬼神而远之”。比如说我们公认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本身既是一个神农也是一个神医，同时因为打败了蚩尤也称为一代战神。黄帝生于公元前2717年，卒于公元前2599年，活了118年，在位99年。这在全世界的君王之中，那是绝对绝无仅有的。在他执政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他领导的国家完成了天文历法，井田，种桑养殖，舟车，冶炼，数学，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中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重大发明发现与规则的制定。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位君主只要在位期间完成了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伟大的君王。我们还必须明白的那就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将近5000年前，而在西方，被赋予了宗教与神话色彩的君主或者救世主，他们所完成的伟业，也仅仅是在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后不远。因为我国所能够创造的本身就是一种神话了，中华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神话与想象力的国度。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政治话语权中，宗教与神话也就不可能成为主导与主流的东西了。

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古代山川地理志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而这种虚实相间的空间图式之实质，则是服务于功利目的政治想象图景，有着浓郁的神话政治地理色彩，“怪力乱神”的东西很多，从西周时期的《山海经》到明朝末年的《西游记》，反映的都是这个东西。其实到了明朝，我们既可以在以东方朝贡体系所规范的“天下”组织“七下西洋”的大航海，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的“中华文化一元中心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小到在一个洞穴里面的做到“徐霞客”式微观探索。我们的地理与天文，应该是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的东西。

所谓地理立场，我们指的是我们古人是如何确定与把握自己在“天下”所处位置，如《淮南子.椒真》所谓“六合所包、通为一家、万物一圈”。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一文曾经分析春秋时代的地理形势，“在那个时候，大家但有种族观念而没有世界观念”^[2]当时人们的“天下观”也就是种族观，每一个种族或者族群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天下”的“中国”。 与中原关系密切的政权，处于南西北东边陲的少数民族都愿意自称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比如契丹人建了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骂对方是“索虏”“岛夷”。 “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3]

在远古阶段时期华夏各民族都抱有“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都习惯把自己的居住方圆视为“中国”，对于有关外界的知识也自然是详近略远、贵近贱远的。越是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就越容易产生怪异化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地理立场”，这是古人看待远方异人异物异地的最常见模式。以异域文化他者作为参照，越是距离自我设计文化中心遥远的地区，就越是显得怪异，幻想的色彩越浓重。越是被说得异常，就越能反证自我的正常，越是被描绘得丑怪。就越能反衬自我的优越与完美。中国古代的地理文本或者地理考察活动，从西周的《山海经》到元朝的郭守敬奉旨在南海黄岩岛进行“四海测验” 论述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等，虽然都会给后人留下浩瀚的科学实录，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结论主要是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政治想象图景。曾子曰：“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天地山川既然都是为圣人宗主天下而设定的，那么叙述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也当然是为圣人治天下所用。这就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观。

二、神话政治地理视域

所谓“神话政治地理”就是通过对各地山川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地理知识对于维系政治权力的绝对必要性也是通过祭祀活动而得到突出表现的。^[4]

所谓"视域"(Horizont)，通常是指人们的视力范围，因而它是有限的，它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即地平线。直接直观的视域是出发点，间接的视域是更深一个层次的东西。加达默尔说“我们首先可以从较古的时代以及从它们对其自身和对其起源的素朴态度中认识到这种融合的力量。这种融合始终是在传统的支配下进行的。”视域是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

上古华夏文化走向大一统的过程必然要求原有的分割状态的地方性知识重新整合。要获得对于历史的准确理解，人们必须尽力通过某个历史的视域，并且通过历史存在者本身和过去传统的视域来进行解释，而不能只通过人们的当代尺度和偏见来进行解释。在尧舜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形势的记录与理解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视域的“地平线”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神话政治地理视域是一统天下的“同心方世界观”。演变到后来的中华,中国的“中央情结”是用了几千年，直到明朝才逐步确立的。例如《山海经》中关于渤海的记录，韩国学者郑在书指出，若以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为中心，渤海应当位于东北方，但事实上在《山海经》文本中它出现于除了北方之外的所有方向。他由此认为《山海经》文本中所记载渤海是以渤海的北方一带或渤海湾沿岸的文化为中心来加以叙述的。“中国文化越是溯源到古代，其‘中国化’的色彩越加淡薄，而呈现出与周围文化共存的互文性的状态。”^[5]

在上古文化体系中，西域与昆仑是一个体现出重要地位的神话中心。昆仑有壮丽的宫阙、美丽的园圃，奇花异木丛生，珍禽怪兽群集。而长生的梦想，在昆仑也可以实现。许多精彩生动的古代神话，如夸夫逐日、黄帝食玉、祓除蚩尤、共工触不周之山西王母三青鸟等，都来源于昆仑。西王母是传说中的西方女神。以为西王母传说与古羌族文化相关。在西周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九万里，会见西王母。穆天子传其内容历史和神话混杂。天子出游，也许是上古时期的一项传统，上古传说中轩辕黄帝氏西行到过昆仑山，昆仑山上有黄帝行宫。周穆王这次西巡他到了塔里木盆地，又登上帕米尔高原，接受了当地酋长赠送的和田美玉。西巡行程的终极，大致已经到达中亚的草原地区。这篇6000多字的游记，很多东西都是原生态的，没有到过根本没办法描述，历史真实性的成分相当高。后来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唐代的玄奘，走的大致也是这样的线路。关于西域，关于昆仑山神话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到了盛唐时代，人们仍然在怀念昆仑“神仙国”的“自然”与“灵气”。这些神话资料集，而且在今天还是可称为东方精神源泉。对于上古神话及古代典籍的解释，不是“中国中心的”，而是以对许多“周边的”文化并存时期中多元文化事实的考察为根据的。

舜帝南巡，是有很多 “正史”、“正经” 记载的。而最早、最有权威的要算《山海经》、《尚书》、《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史记》至  于其它别史、杂史、野史、稗史，更是多不胜数。对于舜帝南巡至湘南的记载以《山海经》为最早。《山海经》总共十八篇，其中就有三篇定论舜葬苍梧九疑山。汉代的司马迁在阅读了大量史书后，“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才郑重结论：“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在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3幅帛书地图，这些地图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其中有幅《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这幅随葬于公元前168年的地图，在九嶷山中心绘有9根柱状物，柱状物有5个山一般的屋脊，旁注“帝舜”二字，意为“九五之尊”。这些史记与考古发现，都让舜帝南巡从神话走向现实。《史记》中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尽管国家远古的历史都会带有神话色彩，但是舜帝开创了中国德治文明的崭新时代，为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对于湘漓文化而言，一下子推进了2000年。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视域中，直到商朝，中国的疆域都还没跨越长江。舜帝的南巡的确定，必将彻底改变我们历史观与文化观，对于湘漓文化的角色功用。必须要在“神话政治地理”视域下给与重新定位。

按照古代的正史记载，也许也夹杂着神话与传说，舜帝南巡是坐着大象来的。按照今天的现状，我们当然不好理解，不过，那时处在一个温暖的地质年代，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大象。中原的河南，是古代九州之一，简称豫，就是大象。那时候天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大象。从中原坐着大象到苍梧。象在古代是象征太平的瑞兽，在朝仪中的使用可追溯至黄帝时代。人与象，非常友好和谐的相处。舜帝时期，刚好处在一个气候的变局阶段，开始进入小冰期，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与干燥，再加上农耕文化的兴起，导致森林的大幅减少，北方的象在逐步减少，野象群开始向南退缩。^[6]舜帝的南巡，除了以韶乐教化百姓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去寻找更多的大象，并且谋划建立驯服大象的人员与基地。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舜帝的南巡还应该走得更远。向南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在今天的中南半岛的越南与缅甸。这个设想，与后来的穆天子西行，是异曲同工的，就是用一种礼乐制度去开拓国家的新边疆，不管是岭南，是南海还是西域，我们都是用华夏的礼乐文明去开疆拓土的。

到了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开始成为军队的重器，大象退出战争行列。但是在重大的朝仪，娱乐，威慑性战争，以及大型运输上，大象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所设置的三郡名称上来讲，我们就很清楚大象的重要地位。桂林郡，除了地缘优势，还有就是提供桂皮等药品的原材料；南海郡，这是属于一种政治神话布局的需求。中国的疆域，必定要到达大海边，既然已经管控到了东海、北海（渤海）、西海（青海湖），那么一定也必须到南海。华夏疆域的顶层设计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四海之内”。最后一个郡，那就是很明确了：象郡，标的物当然就是大象。

在这以后，对于野生象而言，湘漓一带，是一个重要的集散枢纽。这里是有关中国大象的管控与进贡，这里就是重要的一路一带。湘桂走廊，是运送大象的陆路，成年的大象是没有办法通过湘桂运河进行水路运输的。秦汉以后，中国境内有野象分布的地方，一是云南南部，二是岭南西部的雷州、廉州府以及南宁府、太平府、思明府等桂西南左江流域，都有野生象。由于朝廷对于驯象的需求数量不少一个小数目（一般在100到500头之间），所以还需要藩属国进贡驯象在中南半岛主要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缅甸等。南宋广西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首长“广西经略安抚使”有两项很重要的公务（国家级的战略事物），其一是安南的“进象奏章”，其二就是“大理国”（包括云南与缅甸）的“马纲”。南宋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外国门之安南国”一卷中，详细记录了南宋年间，安南国“乞入贡”的几段历史。“绍兴二十六年乞入贡，许之。”安南国的朝贡被称为“象纲”。每一次“象纲”的进贡，贡礼为驯象，一般一次进贡为五头象或者十头象，另外还需有八匹骏马，还有沉香，珍珠，奇珍异果等。驯象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入，安南国派出包括正、副进贡使臣在内的进贡团50人。“象纲所过，州县颇有宴犒”。沿途还要给大象建造中途休息的象屋，并且提供食物，颇有劳民伤财的滋味。一直到静江府，大象与骏马等安置在今天的文昌门象鼻山附近。在交接仪式上，安南国使者对大宋国军队的威武雄壮大感赞叹：“吾至此，方见大朝威仪！”由于这次象贡，安南国正式得到大宋的承认，安南国使臣李邦正欣然题诗：“此去优成赐国名”。并且安南国王还被视为亲王待遇，而在这之前是被当做郡王看待的。^[7]

到了明朝，象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时期。明朝设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军事机构，与明代其他所有军事卫所的职责不一样，那就是“驯象卫”。《明实录》称设立驯象卫的目的只是“专捕象”，并无镇戍任务。^[8]到了明朝中叶，桂南地区只偶尔有“象出害禾”的情况了。这一方面由于气候变迁造成野象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驯象卫的大肆猎捕造成野象濒于灭绝。但是随着明朝朝贡体系的建立，朝仪所用驯象逐渐由东南亚各国所贡的成熟驯象承担。湘漓区域，是驯象由陆路运输，改为水路运输的一个集散区域。这些驯象在走完广西之后，进入永州，就开始改用水路运输。大象与战马，成为在几千年期间内湘漓文化圈最具特色的元素。象与马，象棋与马路，这在宋朝以后，铭刻在“中国象棋”与交通格局上了。由围棋到象棋，由驿道到官马大路，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嬗变，大家对这方面知道不少，但是，很少人知道这“象与马”跟湘漓文化的渊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里曾经是这象和马集中的大本营，曾经是当时国家武装力量之“国家之重器”与朝仪礼乐文化所仰赖的一带一路。

201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与湖南考古专家联合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在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按照学术界标准说法，全世界的人类，或许都是从非洲起源迁移过去的。但从道县福岩洞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来看，这里的人类有别于非洲智人,可能是东亚大陆自己的原始人进化而来的。^[9]在世界范围内，西亚以色列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化石是5万年前的，欧洲发现的是4.5万年前的。这意味着中国境内出现的现代人类的时间比上述地区早3万年到7万年。福岩洞的这次发现,给中国的人类进化史,尤其是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的连续进化这一观点提供了新证据,说明也许在东亚大陆存在一个内在的人类进化谱系。比方说，在这个湘漓圈南部的桂林，有着一万年前左右的甑皮岩人类遗址。

漓江流域所覆盖的桂林与湘江上游所覆盖的永州，同是稻作文化区，曾有过长期的行政一体化时代。以前有个错误的观点，想当然地认为，米粉是因为北方秦国来的士兵，模仿北方面食的面条制作的。根据历史常识我们知道，小麦原产于中东，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大麦起源于西亚。小米原产于中国北方，大米原产于中国南方。我们的史书记载周朝人吃粟（小米） 。可考的关于面条的最早文字记录是东汉时期的中国。当时的面条也是用粟米制作的。南方发端于湘桂运河流域用稻米制作的米粉，不管是模仿还是原创，都与今天的意大利式面条无关。最重要最关键的在于，对于稻作文明而言，湘漓文化圈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这里是华南（广东、广西、海南）与大西南（云贵川西藏东部），甚至还包括越北、缅北在内，一个两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这里是米粉的制作与米粉文化的发源地与发祥地。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之野范围广泛，涵盖湘漓大部分地区，古代永州、桂林同属舜帝过化之处。舜帝以韶乐教化百姓，驯化百兽，引来凤凰栖息的传说，是漓湘文化最早的“标签”。 春秋战国时，苍梧指楚地最南部，地理区划概念模糊，楚国后期楚国在洞庭之南赶走了三苗部落，设置了苍梧郡，苍梧的地理概念才比较明确起来。于是纪念舜帝的舜庙在那个区域先后出现。《水经注》记“衡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墓，楚灵王时，山崩墓毁”。“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典故说的就是他。在他执政期间，出现舜帝庙宇祝融墓的损毁，是上天对昏君的谴责，则是典型的“想象地理学”记载。但是，这有反映了国家与民众对伟大君主与清明政治的期冀，又是符合逻辑的。毛主席在1961年写过一首诗，表现的就是一种对“理想国”的追求：“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年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表明，从古到今，不管是”“神话政治地理学”、“传说地理学”或者“想象地理学，都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知识，也可以给我们积极的启示。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不同系统的传说资料记述文本确是各具独立来源和形成路径。^[10]

三．湘漓文化的角色功用

湖南在先秦时期是三苗故地,是今天苗、瑶等族的前身。三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与传说中的尧、舜等北方民族有密切关系，是蚩尤部落的后裔。尽管原先是所谓中华的部落，但是因为战败流落南方之后，直到秦汉时还任然被称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 壮族主要聚居在今天的广西中南部,傣族聚居在云南南部,布依族聚居在贵州西南部,黎族聚居在海南岛,这些少数民族都与百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由于峻岭、高山、大河的阻隔,先秦时期他们与中原的交往不太密切。他们的语言需要经过多次翻译才能与中原汉族交流,《汉书·贾捐之传》说：“越裳氏重九译而献。”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区域，这就是秦代设置的桂林郡的北郡址所在地的“湘漓”区域。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一曰相虑。”湘江下游入广西境内即为漓江,“相虑”是“湘漓”的别字。^[11] “湘漓”这个区域，短暂作为桂林郡的一部分，然后长期成为长沙国的零陵郡的始安县。历史学家张鸣凤在他的《桂故》卷一“郡国”开篇写到：“桂故荆属本南楚之境，为郡为国，皆以始安名。与秦所置桂林，虽土壤相接，然楚自楚，越自越名称昈分。”^[12]  但是，这个地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依然习惯称之为“桂林”。 在历史上第一个把我们今天桂林这个区域命名为“桂林”的，是东汉时期的大科学家张衡。张衡在四愁诗中，有一首就是专门写桂林的：“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地理与天文学家，张衡对桂林的地理方位与历史沿革应该有准确了解的。^[13]

站在不同地理立场上的“文化他者”的神话性建构存在着丑怪化和理想化两种模式：如果对文化他者的建构主要出于确证文化自我的正统性和强化文化自满的价值，那么被建构的形象必然走向丑怪化和畸形化；如果对文化他者的描述主要满足批判现实社会和文化自我的局限性之功能，那么他者形象的建构就会出现乌托邦化或理想化的色调。桂林这地方，由于他的“相离“的区位，往往更多被赋予了乌托邦的色彩。

在唐宋时期，虽然距离秦始皇设置桂林郡过去了1000年，但是桂林这个地方的官方法定名称不是叫桂州，就是叫静江。但是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士，在非官方文书场合，从张衡开始，都一致把这里叫做“桂林”， 体现出某种超现实的乌托邦价值追寻。唐太宗曾经这样写诗评价这个地方：“爽气澄兰沼，香风动桂林”。^[14]自南朝刘宋时期始安太守颜延之吟出“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的诗句，至唐代，柳宗元、宋之问、李商隐、韩愈、杜甫、白居易等都有了颂美桂林的作品。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地压坤方重，官兼宪府雄。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在唐宋时期，说起岭西的湘漓区域，大家都习惯用清朝古老的名字称呼他，称之为“桂林”，这就是一个具有香格里拉色彩的地方。很远，但是很美丽，是南方的“昆仑山”。正如韩愈所描述的那样：“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

两晋之后，始安郡改属广州。这虽然只是行政区划上的一个不大改动，但是这象征着桂林开始“脱北入南”。桂林不再是荆州或者湘州的附属地。南朝时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在岭南的进行了一次重大行政区域调整中，南朝（梁）天监6年，公元507年设置桂州，始安郡改属桂州。桂州当时辖境约相当今广西东半部，在当时岭南13个州级政治中心里，始安成为仅次于番禺(广州)的第二大政治中心。在此后近一千多年间的冷兵器时代，由于其“被山带江，控制数千里”的战略优势，以及其控御南疆少数民族和南海与西洋诸国的地位和作用。“自孙吴以后，湖广之间，事变或生，未有不争始安者”。 从北宋开宝三年到南宋开元元年，也即从公元970到1295年间，桂州获得了290的和平发展时期。全国分为十五路，广南西路是其中一路。在疆宋室南渡后，中国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南北朝局面，广西管辖了包括今天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治所在桂州城。广西成为拥有陆路与海域疆域最大的行政区域。这是一次中国政治体制与文化格局的大演变。在这以前，如傅斯年先生所概述的那样“夷夏东西说”。华夏文化差异的整合往往在“东西”之间进行：商与周；西周与东周；秦国与齐国的合纵连横；西汉与东汉；东晋与西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到了北宋、南宋，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各个区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江南、两湖、岭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与文化主脉所在，国家整体向“南朝化”过渡。到了明朝，这种“南制”、“北制”表现特别明显，国家有南京，北京，实行两京制，设置连政府机构都有两套班子。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区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广东则承担着与南洋、西洋，阿拉伯半岛乃至北非，欧洲的丝绸与茶叶贸易，湖广地区承接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功能，出现了他“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15]桂林与永州这个“湘漓圈”，则是这些大区域的战略支点.。江南的丝绸，瓷器，湖广的粮食，农产品，铁器等通过湘桂运河，湘桂走廊，湘桂古商道转运到桂江（漓江）边的大圩，然后运抵梧州，广州。在湘桂古商道的两头，连接着两座古城，一个是零陵，一个是大圩古镇。这是湘漓文化圈必定绕不开两处节点，一北一南，恰似相互呼应的“双子星”，光辉闪耀。这两座青石板路铺就的古镇，共同经历过往的兴衰，也正承载当下的梦想，是中国商道文化的百科全书经典篇章。唐、宋以来，湖广大量的移民迁徙到桂林生活。一个包袱一把伞，走到大圩当老板。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湘桂古商道逐步形成了许多聚族而居的古老村落，古民居建筑最有特色、受湖湘文化影响最深的县份，无论语言、生活习俗、民居建筑，都十分贴近湘南，相似于江右，村民的家族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与桂林其它县区有着明显的区别。

湘漓经济文化圈，还是中国重要的武器主通道与转运站点。明朝后期，抗击东北后金所需要的葡萄牙与欧洲国家制造的红衣大炮，火器等先进装备，也是在澳门订购后，汇集广州，然后通过沟通珠江与长江的湘桂运河，最后转运到辽东的。在这几百年的潜移默化中，这里造就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军事文化，军事人物，军事武装力量。清朝的太平军与湘军，民国时期的桂军。湘军的出现以及湘军平定太平军的战争，重绘了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军事图景。湘军的建制和效能表明,传统儒法并用的伦理—政治手段尽管可以实现某种军事化组织以应对国内暴乱,但无法从根本上响应近代世界的政治军事变迁。桂军与红军在湘江的那场决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战争。在湘江与漓江交汇交融的这个才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这个地方，或者由这里的人组成的军队所进行的这两场战争，中国跨越了两个历史过程。这既是划时代的、斗转星移的文明跨越,也是大尺度的、天翻地覆的政治跨越。这两个两场战争有本质关联。认清这一跨越，认清这两场战争的本质关联及其相互定义关系,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取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政治的文明内涵和文明前景,都至关重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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