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漓贬谪文化的形成与“湘南—桂北”文化旅游品牌的建构

肖献军

（湖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由于受自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湖湘和岭南地区成了贬谪文化的集中地。自舜帝以来，屈原、贾谊、韩愈、柳宗元、苏轼等都贬谪于这里，并且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因有衡山和南岭横亘其中，历代贬谪人士自湖南入两广地区主要是走“湘江——灵渠——漓江”一线，这样使得湘漓文化相对发达。在环长株潭城市群及珠江三角城市群建成的今天，怎样以贬谪文化为中心建构“湘南—桂北”文化旅游品牌，形成湘漓文化长廊中的“第三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湘漓文化  贬谪文化  湘南——桂北  文化品牌

一 文化的歧视性与湘漓贬谪文化

随着一带一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提出，湘漓文化开始日渐受到重视，有人认为它是沟通内陆与海洋的丝绸之路。这一提法有相当见识，但不一定准确。它道出了古代湘漓水道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但却对其功能未有正确概括。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地域之间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导致了地域间地位的不平等。地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或者文化中心的区域，在中华民族版图内地位较高，反之则低。如长安、北京地区在一定时期就属于政治中心，江浙地区主要是经济中心，山东地区则是文化中心，这些地区在历朝历代都受到重视。还有一些地区，如湖湘地区、岭南地区，既不是政治、经济中心，又不是文化中心，不仅得不到重视，还受歧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①]应劭《风俗通》、东晋郭璞《山海经注》、宋罗泌《路史》也有类似记载。西羌、北狄、东夷祖先还可归之于人，而南蛮的祖先却是条狗。这显然是污蔑，并且这种看法居然还载入了正史之中。之所以这样写，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贬低南方文化以突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隋书·南蛮传》也载：“南蛮什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僚、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之所谓百越是也。”这些部落名称，或带上了表动物的偏旁，或直接与动物的名称谐音，这与把狗当成苗人的祖先无异。可见，在西羌、北狄、东夷与南蛮中，南蛮的地位又是最低的。

湖湘与百越地区遭受歧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受特殊的地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湖湘及岭南地区，东有幕阜、武功诸山脉；西有武陵诸山脉，几乎完全阻断了东西交通。又有衡山、南岭横贯其中，南北交通也受到了极大限制。交通上的不便利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在唐以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两地本土文化还处在极度蛮荒状态，能够在全国文化中产生一定影响的人物还没有出现，而此时的中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已经完全成熟。多山地和丘陵的地理环境使得本土经济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大规模的经济中心难以形成。虽然经济上极度落后，但依然受着各朝代苛捐杂税的盘剥，湖湘与两广地区人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反抗也持续不断。早在尧舜时代，就有三苗之民起来反抗，这种反抗在东汉时达到巅峰。仅以湖湘地区为例，进入正史的记载就有：

1东汉光武帝时，武陵蛮夷特盛，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帝遣伏波将军马援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群蛮遂平。

2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本年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

3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

4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5顺帝永和元年，澧中、溇中蛮反。帝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

6永寿三年，长沙蛮、武陵蛮反，后平之。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本来就极度落后的湖湘和岭南地区，在战争的破坏下，老百姓生活更是艰辛。除此外，湖湘和两广地区气候条件也很恶劣。韩愈贬谪阳山令时，写下了《县斋有怀》，其诗曰：“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瘴气、毒蛇、飓风，这一切都令中原人士闻之丧胆，几乎没有人主动愿意去这两个地区为官。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政权对周边地区带有一定歧视性，对湖湘和岭南地区尤甚。朝廷安排在这里的官员，也多具有惩罚性。这样，成不了政治、经济中心的湖湘和两广地区，成了贬谪文化中心。在中国历朝历代，湖湘及岭南地区都是贬谪文人的主要安置地。

二  舜帝南巡与贬谪文化的开端

湖湘及岭南成为贬谪之地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尚书·舜典》记载：“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孔颖达疏“陟方”曰：“升道，谓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国，故通以巡守为名。”《史记·五帝本纪》：“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帝王世纪》载：“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②]又刘向《列女传》载：“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③]舜帝南巡似乎与三苗的反叛相关。然而，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人对舜之南巡提出了不同看法。《古本竹书纪年》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④]《韩非子》中也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⑤]这种看法也并非完全无道理。按《舜典》载，舜帝南巡时已年一百一十岁。按《帝王世纪》载，舜帝南巡时也有了百岁。如舜真禅位于禹，禹未必会让如此高龄的帝舜去南巡，则舜之南巡，未尝不是为禹所迫。在先秦典籍中，认为舜帝南巡是“禹逼舜”这一看法虽不占主流，仅存于少量文献中，然而却开启了对舜帝南巡的质疑，也开启了湖湘和岭南地区贬谪文化的源头。李白《远别离》中写道：“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与舜帝相应的是二妃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她们是比舜帝更活跃的文学形象。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⑥]任昉《述异记》也载：“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这样，又给舜帝南巡事件增添了许多情感因素，包括别离、思念、凄苦、怨恨等，这些情感因素正好与贬谪文人心中的情感因素相契合。因舜帝与二妃的传说主要流传于湖湘和岭南地区，贬谪文人在经历这些地区时，无疑会受到历史上留下的人文遗迹的影响，于是舜帝与二妃形象密集地出现在贬谪文人的作品之中。

舜帝南巡之后，贬谪于湖湘和岭南地区的文人越来越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舜帝形象反复出现。《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怀沙》：“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不仅如此，王逸《楚辞章句》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⑦]《湘君》、《湘夫人》就作于屈原贬谪于沅湘期间。虽然此二篇是为祭祀而作，但却奠定了帝舜和二妃故事的悲剧基调。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以“湘妃怨”为题的文学作品很多，出现在诗文中的“帝舜”、“二妃”、“斑竹”等意象极多，而且大多出现在贬谪文人的作品中。

应该说在先秦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周天子并不具备多少行事贬谪的权力。湖湘地区大致属于楚地范围，地域的差异性并不大，除屈原外，实际贬谪文人并不多，岭南地区则是南越所辖范围，楚之势力还没有延伸到这里。后来，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国，开始出征南越，并开凿了灵渠。灵渠的开通首先具有的是军事意义。在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公元前214年），秦兵就攻克了岭南，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秦王朝版图。正真文化意义上的湘漓文化，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灵渠凿通后，虽然湖湘和岭南地区已归于两汉版图，但正如前所列，两地依然反叛不断，其中尤其以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的反叛为甚，光武帝甚至派出伏波将军马援才平息了这场叛乱。两汉时期，贬谪在湘漓地区还不盛行，除了西汉贾谊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东汉的蔡邕贬谪于永州，没有太多的文化名人进入到这里，出任于这里的多以武将为主。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政治重心南移，湖湘和岭南地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南方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以致于在后来正史中的《南蛮列传》也开始消失了，湘漓水道开始由军事要道向交通要道转变。但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贬谪到这里的文化名人依然还不多，谢灵运是其中名气最大的。

进入隋唐后，政治情形发生了变化，政治中心重新再次北移，湘漓地区也开始日趋稳定，不大需要太多的武将把守了。再加上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行及朝廷重内轻外的政策，大量的文官开始进入湘漓地区。宋之问、沈佺期、张说、李白、贾至、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吕温、王昌龄、李德裕、李商隐等一大批文人被贬谪于这里。除此外，还有杜甫等也在晚年流寓于此地。宋代也是如此，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吕大防等都曾被贬谪于湖湘、岭南地区。明代则有解缙、汤显祖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文人不大愿意来湘漓地区，但却不得不来，因而当他们抵达湖湘、岭南地区后，多数文人内心痛苦。但个人的不幸造就了他们文学上的成就，从以上例举的这些文人看，从屈原到汤显祖，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朝代文学的最高水平，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这一特征，在唐宋时期尤为显著。

一般而言，贬谪文人多怨恨，湖湘和岭南地区的文人也有这个特征。但是，因为传说中的舜帝与二妃到过湖湘和岭南地区，贬谪湖湘和岭南地区的士人多受其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直接与舜帝和二妃相关，这些文人受舜帝精神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文人在抒发贬谪之悲时，又加进了爱国、忧民等情感因素，从而提升了贬谪文学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对于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

三、湘漓文化走廊的重要性及“湘南—桂北”文化旅游品牌的构建

正如前所述，在湖湘和岭南地区，横亘着衡山和南岭两大山脉，南下岭南陆上交通十分不便。就整体而言，入岭南的交通路线有五条：“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⑧]其中，主要的有两条，一条在江西境内。此条路线由张九龄凿开。开元四年张辞官回家后，于本年十一月，以“左拾遗内供奉”的身份负责开通大庾岭[⑨]，自此，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韶州一线始通。然而，张九龄开通的这条道路，他自己并没有走过，自开元四年后数度往返京师与韶州之间，走的都是洞庭湖——湘水一线。原因是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韶州这条路线要由水路改陆路，或由陆路改水路，这得重新改换交通工具。又据《元和郡县志》载：“(韶州)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三千六百八十五里，取虔州、吉州路四千六百八十里。”[⑩]因而大多数文人自长安南下岭南，都不愿走此路。只有自江西或江南东道至岭南，才有可能选择此路。即使这样，有的文人还是宁愿走从岭南至湘江经洞庭再沿长江而下至江南东道这一线路，如刘长卿上元二年贬谪南巴后回归路线走的就是这一条。

另外一条在湖湘境内，也就是洞庭湖——湘江——灵渠——漓江——珠江一线，这是条主要线路，从这条线路进入岭南地区，不需要更换任何交通工具，因为是水路，相对而言少了陆路的颠簸，因而深受贬谪文人的喜欢。上面列举的这些文人，入岭南者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行进的。宋人周去非所提及的“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此二线从严格意义上说，乃是洞庭湖——湘江——灵渠——漓江——珠江之分线，其起始点仍在湘江，而终点在珠江水系。在古代，虽然张九龄、元结等人曾走过此路，但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文人还是走的湘漓水道。

这样，在湖湘和岭南地区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文化却集中分布在相对狭小的地域——湘漓沿岸地带。具体说来，主要有湖南之岳阳、长沙、株洲、衡阳、永州，广西之全州、桂林、梧州、贺州，广东之广州。这些城市文化的繁荣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原地区，而且还占据着当时文化制高点的位置。可以说湘漓沿岸一带是落后地区文化高度繁荣的典范，这条文化走廊长达两千余里，在这条文化长廊上经历的文化名人、创作的优秀作品，是任何一条文化长廊都难以企及的，因而极具开发价值。

这么长的一条文化走廊，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开发出来，其实并不具备多大可能性，湘漓文化走廊只能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事实上，由于湘江、漓江在交通上的主导地位日渐丧失，湘漓文化已经被陆上交通分成了若干极。第一极以京广铁路为中心，从岳阳至衡阳，包括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等城市，形成了环长株潭城市圈。湘漓文化长廊的这段得到了较好开化，一体化倾向日渐增强，文化旅游资源的共享也日趋紧密。珠江段则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中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形成了珠三角城市群，这一城市群从整体上看，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原生态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夹在两个城市群中间的，则是位于湘桂线上的城市和地区，主要包括衡阳、永州、桂林、柳州等城市。这一区域，有着极多的相似点。经济上都欠发达；文化上都侧重于对旅游业的开化及文化品牌的构建，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多次提湘漓文化，也提了若干年，但是相比起湘漓文化走廊的其他两个极，这一极的开发较为滞后。原因一是与这一极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但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极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区域。因而怎样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实现文化优势资源互补是当务之急，今天到会的诸位专家，相信也是抱此种目的而来。

目前，湖南永州有九嶷山、阳明山和舜皇山，零陵古城也正在建设中；广西则正在筹备大桂林旅游区的建设，如果能以湘漓文化为纽带，以贬谪文化和自然风光为核心，打造一个“湘南——桂北大旅游风景区”，相信能够极大地促进两地旅游的发展和文化品牌的构建，“湘南——桂北大旅游风景区”也必将成为湘漓文化走廊中的“第三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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