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吴武陵之异同及成因之剖析

     骆正军    

摘要：柳宗元与吴武陵，在被贬永州期间，交往甚密，结下了较为深厚的情谊。他俩遭遇相似而惩处有别，意气相投而品性各异，爱才惜才相当而行事风格相左，志趣相类而成就悬殊。其形成之原因，主要可归纳为四点：即先天遗传基因的优厚、后天所处环境的磨砺、良师益友的支助及自身奋发的努力。总之，他们就像一对被贬永州的唐朝政坛双子星，尽管各自的质量、能量、密度与光亮度上有所不同，但都在静谧的夜空中不停地闪烁，相互辉印，弥久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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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与吴武陵，在被贬永州期间，交往甚密，结下了较为深厚的情谊。他俩遭遇相似而惩处有别，意气相投而品性各异，爱才惜才相当而行事风格相左，志趣相类而成就悬殊。其形成之原因，主要可归纳为四点：即先天遗传基因的优厚、后天所处环境的磨砺、良师益友的支助及自身奋发的努力。试剖析如下：

一、柳与吴之间的异同

（一）遭遇相似而惩处有别

唐代时期，永州地处“夷獠之乡”，常有朝廷被贬官员前来。如李幼清——元和元年（806）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剌史，因不满贪赃枉法，痛骂时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李锜；元和二年(807)，被李锜诬陷，流放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元和三年(808)正月，宪宗以群臣上尊号大赦，李幼清量移永州司马。元克己——生平里籍不详，曾任侍御史。元和年间被贬永州，与柳宗元有过交往，曾同游愚溪钴鉧潭等地。

南承嗣——曾任涪州刺史。刘辟反，以无备谪永州，后以赦移澧州。涪州设置于唐武德元年（618），治所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中心），辖涪陵、乐温（今重庆市长寿县）、武龙（今重庆市武隆县土坎镇）三县。刘辟是西川“代理节度使”，野心勃勃，元和元年（806）正月反叛，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攻陷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朝廷派重兵进行清剿，刘辟节节败退，向西而逃，准备投奔吐蕃，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九陇镇）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被捕。后被押解到长安，与整个家族和所有党羽一起被斩首。西川叛乱彻底平定，南承嗣因为事前防备不够，被贬谪到永州，两年之后由于大赦才量移到澧州（今湖南常德澧县）。

王翰——唐代边塞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与王昌龄为同时代之人。王翰登进士第，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复举超拔群类，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出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坐贬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司马，卒。他的诗作，大多洋溢着豪放与壮丽，可惜很多已散失，载于《全唐诗》的仅有14首，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为《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其中，不仅流露出作者对战争的厌倦情绪，也表现了一种豪纵的意兴。

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凡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唐代到底有多少官员被贬？据尚永亮先生的研究，就全国而言，“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其中，位于“江南西道的永州有24人次”。[1] 柳宗元在他的《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中，也曾说过：“永州多谪吏”[2]——“永州有很多被贬谪的官吏”。曾经有学者按古籍中的记载，不完全统计了湖南历代贬官的人数及地区分布，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永州有80人还多，占了湖南总贬官数的一半以上。

柳宗元与吴武陵同为贬官群中的一员。柳宗元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20岁中进士，31岁晋升监察御史里行，33岁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被贬到“夷獠之乡”的永州。宪宗元和十年（815）正月他43岁时奉诏赴长安，“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当年的六月他被任命为更加偏远的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在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吴武陵（约784一835），初名侃。今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人。唐元和二年（807）进士，拜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因得罪权贵李吉甫流放永州。元和七年，吴武陵遇赦北还。吴武陵北归长安后，元和八年（813），任史馆修撰，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元和十二年（817），任宰相裴度的幕僚；长庆初年（821），先后任尚书员外郎、户部员外郎；长庆二年（822），主持北方边境盐务；长庆中（823），任忠州（今四川临江）剌史；宝历元、二年（825、826），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防御判官；大和二年（828），回朝任太学博士；大和中（830）出任韶州（今广东韶关）剌史；大和八年（834），因赃罪贬为潘州（今广东茂名）司户参军，死后葬于广西梧州，生年大约53岁。[3]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吴武陵与柳宗元虽然都被贬来到永州，遭遇相似，但所受到的惩处，则有着极大的不同：吴武陵得罪的只是权贵李吉甫一人，遇到恩赦就能很快回到京城，因此他被贬的时间较短，只有四年。

而柳宗元乃是 “二王刘柳（即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集团的核心干将，他们实施“革新”的一些举措，不仅阻碍了新太子李纯的顺利上位、接掌皇权，而且开罪了执掌朝廷大政的一些宦官、重臣，并与执掌地方军政大权的藩镇要员结怨，受到他们的群起攻讦。

永贞革新集团的执政时间，实际只有146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集团的骨干成员们，死的死，贬的贬，新皇上唐宪宗还特地下诏，明确指出：“王叔文之党既贬，虽遇赦无得量移。”[4]因此，柳宗元到永州，一呆就是整整的十年，其中虽然有过数次大赦，而柳宗元都不在赦归之列。

（二）意气相投而品性各异

据《新唐书·吴武陵传》记载，吴武陵被贬永州之后，与同贬此地的柳宗元相遇，“两人意气相投，同游永州山水。”在《柳宗元集》中，涉及吴武陵的诗文就有《濮阳吴君文集序》、《贞符并序》、《同吴武陵送杜留后诗序》、《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晋问》、《复吴子松说》、《小石潭记》、《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与李睦州服气书》、《与杨京兆凭书》等十三篇。从中可见，他们二人交往之多，交情之深，交谊之厚。

马晓斌先生在他的大作《柳宗元吴武陵交游考》中，认为：“柳宗元和吴武陵短短四年的互动、交游，就永恒地联系了。他们一起苦撑、一起等待、一起奋斗、一起呐喊，最终，用他们不寻常的、有人格魅力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5]

柳宗元与吴武陵，虽然惺惺相惜、意气相投，但在个性品质方面，两人却各自相异。柳宗元在他的《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中说：“吴武陵，刚健士也。怀不能忍，于是踊跃其诚，铿锵其声，出而为之诗，然后慊于内。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衔匿而未发且久，闻吴之先焉者。激于心，若钟鼓之考，不知声之发也，遂系之而重以序。”[6]

柳宗元认为，吴武陵是个性情刚烈、直爽的豪士。李幼清被贬来到永州，众友相聚，听到他所倾诉的蒙冤获罪详情，富于同情心的吴武陵忍无可忍，当即站立起来，赋诗一首，语调铿锵，字里行间，表达出内心无比强烈的愤慨。

而柳宗元对李幼清的往事和遭遇，早就有所耳闻，谙熟于心，就像钟鼓在不断的撞击，但奈于自己“谪吏”的身份，隐而未发。此刻，在吴武陵爱憎分明、一吐为快的言行感染之下，方才写下此篇序言，把李幼清冤案的来龙去脉誊录在案。两人一“直”一“曲”、一“莽”一“稳”的品性，由此即可见一斑。

对吴武陵之性情，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古人或今人，都曾有过类似的评说。《新唐书·吴武陵传》说：“淮西吴少阳闻其才，遣客郑平邀之，将待以宾友，武陵不答。”[7]

据野史记载，长庆年间，李渤出任桂管观察使，上表奏请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按照惯例，副职上任时，要拿着弓箭袋前去表示谢意。过了一些日子，李渤在球场设宴（款待来宾），酒喝到高兴时，吴武陵听到一些妇女聚在看棚上围观，吴武陵觉得这是一种耻辱，非常生气，想报复一下，于是借酒登上高台盘坐，并撩起衣裙就撒尿。

李渤喝了酒，听说后异常愤怒，命令卫士把吴推到衙门斩首。当时有一个衙门校官叫水兰，知道他们都喝醉了，出面巧妙地周旋，并派了许多人保护吴武陵。李渤大醉，人们搀扶着他回去睡觉，到天亮才醒。听到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惊奇地询问。家里人说：“昨晚听到球场喧闹，又听说你命令衙司斩杀吴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怕闯出祸来，所以才这么哭。”

李渤非常惊慌，立即命人前去衙门打听。水兰把情况作了说明：“昨晚虽然奉了使君的严命，但没敢那么执行；吴副使现睡在衙院客房里，没有让他受到惩罚。”李渤这才明白自己的失误，赶紧前去衙院，与吴武陵相见，并主动坦承自己的过错；宾主之间互相自责、宽谅，更加尊重对方。李渤为了答谢水兰，特意上奏，请求让水兰任宜州州长。[8]

野史中还说，吴武陵虽然有才华，但性情强悍暴烈，左右的人都对他有些畏惧、害怕。此后，他曾经做过韶州的刺史，犯了贪赃罪（也有人说是被栽赃陷害）。皇帝敕令广州的幕吏前往拘捕他。这个小官吏年轻气盛，自负也是科举出身，一点也不给他留情面，严厉追逼。

吴武陵感到非常气愤，因此曾在《题路左佛堂》诗中写道：“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诗中，将奉命办案的“官吏”比喻为“逐风的雀儿”，视自己为“落难的鹰鹯”；讥讽小人眼下虽然得志，自以为能够“展翅千里”，没想到“黄昏日落之时”，照样“委身于低矮的蓬蒿”，永远登不了高枝；反衬自己人格的高尚，像诗仙李白所说的“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见他无论何时何地，性格中、骨子内，都洋溢着一股永不服输的傲气。[9]

唐·孟棨的《本事诗》卷四：“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吴武陵至是粗人”；章士钊先生认为，吴武陵“固儒而侠者” [10]；

笔者认为，吴武陵晚年是否贪赃（或遭权贵构陷），另当别论；但历朝历代这么多人，评说其个性刚烈、率直，当可视为定论。正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性情刚直卓而不群的人，往往容易横遭物议；品行高洁如玉石之白者，最容易受到污损。《后汉书》中的这一祖训，符合自然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千古恒定的真理。

而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期间，面对官场强力的打压和来自敌对方面的唇枪舌剑，他申诉无门，倍觉无奈。“人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尽管骨子里未曾低头，但他能充分吸取教训，自我反省，委曲求全，写下《惩咎赋》、《解祟赋》等不少诗文，以及写给朝中故旧上司、重臣的许多书信，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自责，其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外柔内刚”、“外圆内方”的品性，十分鲜明和突出。

柳宗元迁任柳州刺史之后，虽然英年早逝，但其晚年的归宿，比起吴武陵来说，无疑胜过许多——其中当然与品性各异，密切相关。

（三）爱才惜才相当而行事风格相左

柳宗元与吴武陵，在永相聚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来往甚密。他们不仅为对方的才干而誉美之词有加，相互敬重，相互推崇；而且对年轻一辈的才俊们寄予厚望，特别赏识、珍惜和刻意培育，并不遗余力地大加举荐。

柳宗元在写给他岳父（原京兆尹）杨凭的书信中说：“去年吴武陵来，（武陵，元和二年中进士，三年谪永州。）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十数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从中可见柳宗元对吴武陵的赞誉和推崇，一是认为吴武陵算得上青年才俊（“美其齿少，才气壮健”）；二是觉得吴武陵前途远大（“可以兴西汉之文章”）。

吴武陵复归长安后，曾经向宰相斐度陈述柳宗元的不幸，说“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旧唐书·吴武陵传》）。他在给工部侍郎孟简的信中，直言不讳地陈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旧唐书·吴武陵传》）[11]

吴武陵希望能帮柳宗元从边地调回，助其尽快改变境遇。谁知正当事情稍有眉目之时，柳宗元已病逝柳州，尽管吴武陵的所愿最后未能得偿，成为终生的遗憾，但他为友“两肋插刀”、仗义执言的豪侠之性情，也格外引人注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的《柳宗元全集》，共收录文章537篇，诗歌142首。其中，写给“下第（即落榜）秀才”的有7篇，写给“登第者（即考中进士）”的有3篇，写给“登门拜访、讨教秀才”的有12篇，涉及“师道”话题的4篇，写给妻弟杨诲之的2篇，合计28篇，占文章总数的5.21%。

柳宗元通过书信的交流，使年轻学子们深刻反思过去的不足，从而奋发向上，有所进步，有所追求。他不仅是当年那一代青年的良师和益友，而且其书信中所蕴涵着的师道观、人才观、学习观、教学观和育人观等思想，基本上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和教训来谈的，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们所接受。

廖有方、崔黯和韦中立等人的登第，虽然由于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但也与柳宗元的“口讲指画”，有着一定的关联。因此，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2]，其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吴武陵对杜牧的刻意关照、提拔后进之言行，也十分令人敬佩。杜牧（803——853），字牧之，著名诗人，比吴武陵要年轻一、二十岁。据《新唐书·吴武陵传》记载：大和二年（828），吴武陵任太学博士，在春闱（进士考试）之前，礼部侍郎、主试崔郾要去东都考录进士，许多公卿们都去长乐为他饯行，吴武陵最后一个才到。

他向崔郾热情地推荐杜牧，说：“若其人，真王佐才也”，吴武陵拿出袖中一块写好字的搢笏，朗诵给崔郾等人听——那是杜牧所写的大作《阿房宫赋》，文辞警拔，而吴武陵的声音吐字宏亮而且语句流畅，座上的客人都大为惊叹。

吴武陵请求道：“杜牧正在你处应试，请给他第一名。”崔郾婉拒，说“已经有了人选”。吴武陵一直问到第五，崔郾都没答应，吴武陵勃然作色地抢白他：“不这样的话，你就把赋还给我。”使得崔郾不得不改口答应：“唉，就按你说的来吧。”杜牧后来果然获得了很好的名次。[13]

此外，大和二年的进士南卓，也是后起之秀，曾经撰《驳史》三十卷；吴武陵读后，同样对其赞赏有加、佩服不已。

《李愬雪夜入蔡州》，所记载的夜袭蔡州之战，不仅在中外军事史上被人广为津津乐道，而且因为曾经入选过中学语文教材而家喻户晓。

李愬（773－821），字符直，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从小慈孝过人，与兄李宪坚持为父庐墓（守孝）三年。历任太子右庶子，坊、晋二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太子詹事。

元和十二年（816），李愬任左散骑常侍、邓州刺史、御史大夫、随唐邓三州节度使，奉命与田弘正、李光颜等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于次年（817）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淮西。战后以功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八州观察使、上柱国，封凉国公。后任武宁节度使，大破叛乱的李师道，连续十一战皆胜。元和十五年（820），任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旋即改任魏博节度使。长庆元年（821），田弘正遇害，李愬欲派兵为其报仇，因病重未果，只得返回洛阳养病，任太子少保。同年十月卒，赠太尉，谥号武。[14]

吴武陵曾向李愬推荐李景俭与王湘，认为，李愬应当向朝廷拜表，让这两位年轻才俊担任他的副使。

由上诸多事例，可见柳宗元与吴武陵，同是爱才惜才之人，但因其个性而致行事风格相左：一个委婉曲折、反复阐述，谆谆善诱；一个直截了当、不遮不掩，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宁折不弯。

（四）志趣相类而成就悬殊

柳宗元与吴武陵，在永州虽然相互交往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友：吴武陵凡有所作，即呈“师”指教——将柳宗元当作自己的老师一样去虚心请教，使柳宗元“一观其文”，甚觉“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觉得，阅读吴武陵的文章，如同身处深邃的井底，抬头仰望正午的太阳，十分耀眼炫目——评价与推崇极高。

而柳宗元呢，也是“每为一书”——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请吴武陵过目，而吴武陵“大光耀以明之”的赞誉，让柳宗元觉得实在难以为情（“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 [15]

柳宗元写成《非＜国语＞》的初稿之后，“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生怕给后世的学者，带来负面影响，除了曾经送给其表兄道州刺史吕温，书函请教之外；而且“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收藏家中数月才拿出来，向吴武陵请教与切磋，必须“足下乃以为当”——得到他的认可、肯定之后，柳宗元“然后敢自是也”——这样才觉得已经比较完美、精炼，方敢保留，“则宜垂于后”——适合流传、垂范于后世。[16]

马晓斌教授认为：“吴武陵对柳宗元由消极而积极的转变，功不可没。当他‘坐事流永州’，见到久仰其父、早闻其名的柳宗元，由于立场、观点、遭遇、爱好等极为相似，两人很快成为同类人、合群人。”[17]他俩经常同游、同饮、同醉，可谓十分难得的知音。

吴武陵大约活了51岁，《新唐书．艺文志》载：吴武陵有书一卷，诗一卷，今存二首。《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与旧唐书，都有《吴武陵传》，可见其在历史上，也是公认的颇有名气之人物。

柳宗元47岁病逝于任所——柳州，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成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一生留传的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中骈文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诗140余首，存诗较少，但却多有传世之作。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

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婢、带头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柳宗元在佛学、易学、医药学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卓识与贡献，可谓大师级的人物。永州、柳州等地的老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由上可见，柳宗元与吴武陵这一对文友，虽然志趣相类，但其成就还是比较悬殊。

二、柳与吴之间异同的成因

概而言之，柳宗元与吴武陵之间异同的成因，可归纳为四点，即：先天遗传基因及家庭教养的优厚、后天所处环境的磨砺、良师益友的支助及自身奋发的努力。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前三项是外因，是他们二人之间差异形成的必备条件；而后一项内因，则是他们灵魂深处发生转变、重构的关键所在，如同恰当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孵化成小鸡，但是再恰当的温度也不能使鹅卵石孵化成小鸡一样。

（一）先天遗传基因及家庭教养的优厚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柳氏从北朝时开始，就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之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此后，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经衰落，柳宗元的曾祖、祖父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后来任过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

因了柳宗元家庭出身的优厚，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详细介绍了父亲柳镇一生的经历，以及“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品质，赞扬父亲“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

柳镇明经出身，深明经术，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且能诗善文，是唐代社会里积极活跃的“文章之士”。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习文的影响很大，也为他做人立下了楷模，他人格上的优点，也被柳宗元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河南范阳著名的卢姓家族，虽家道早已没落，但也是士绅之后。她贤惠聪敏，而且见识不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七岁即通《毛诗》和刘向的《烈女传》。卢氏信佛，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

她孝敬长辈，抚养孤幼，操持家务，备受艰辛而无怨无悔。柳宗元４岁的时候，父亲柳镇在南方外放为宣城县令，他家住在京西南的庄园里，母亲卢氏教授其“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卢氏还“以《诗》、《礼》、图、史”等授诸女，可知这个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有益于少年柳宗元的成长。

母亲卢氏不仅是柳宗元的文化启蒙者，也是他道德观念的教养者。柳镇55岁病亡后，柳宗元又早年丧妻，一直是母亲卢氏在主持家务，母子长期共同生活。后来柳宗元被贬永州，她已年近七十，沉疾濒死，仍跟随前来南方，说过“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之类的话，可见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传统美德，其豁达大度的胸襟和不同凡响的人品，从小熏陶了柳宗元，对他日后的成长与成才，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柳宗元的叔父，在邠州（今陕西彬县）的邠宁节度使府中担任参谋，“自少耽学，颇工为文”，虽然跟柳镇一样，宦途坎坷，但能诗善文，“讽咏比兴，皆合于古”，与柳宗元感情甚好，情同手足。他的才学、见识、气魄和胆识，对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以及成长与成才，同样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后天所处环境的磨砺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唐王朝早已由盛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各种社会弊端，日渐形成。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

兴元元年（784），柳镇调任鄂岳沔都团练使判官，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

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曾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

柳宗元十七岁时，回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五度应试，终于在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时应试及第。但因父亲柳镇去世，守孝三年。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博学宏词科及第，开始步入仕途。

贞元十七年（801），柳宗元调为蓝田尉，被留在京兆府做文字工作；两年后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柳宗元被贬来到永州，写过一首《笼鹰词》，虽然只有十四句，但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诗的前面8句，介绍苍鹰如何搏击长空，迅若霹雳闪电，猎扑狐兔，傲视百鸟的英姿，跟他当年“超取显美”的经历，是多么地相似；接下来的4句，讲苍鹰身陷囚笼，羽翼脱落，眼见得草中狸鼠为患，却无能为力，一夕十顾惊恐不已的那种神态，与他自己被贬后身心遭受摧残、苦不堪言的情境，极为相同；后面2句，则表明自己始终没有自甘堕落与沉沦，而是以笔写心，继续关注着生民与大千世界，也迫切地期待着能够重返京城，再展宏图。

（三）良师益友的相助

在柳宗元的师长一辈中，陆贽的影响也相当重要。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他是德宗在位时任用的贤臣之一，而且也是朝廷中革新意识最强的官员之一。柳宗元将他视之为自己效仿的宗师与楷模。

来自朋友圈的影响力，同样不可低估。柳宗元求学、中举、步入仕途的这三十来年，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虽然政治局面低迷、沉闷，但由于他很早就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年轻一代中堪称出类拔萃，因此，当时长安的文人雅士都以能与他结识作为荣耀。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反亦相成”。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王叔文、刘禹锡、吕温、韩泰等人，对柳宗元的成长、甚至终其一生，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即使对他持批评意见的朋友，如韩愈、李翱等人，也能促使他不断反思，日益成熟与清醒。

他曾经写过一篇《师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意思是说，不拜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凭什么来取得进步和成功呀！不结交朋友会怎样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呀！……假如对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佣人和乞丐也可以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与其相反，即使对方是公侯也要离开。内可以借鉴、参考古代的贤哲，外可以考察周围的各种事物；老师也好朋友也好，都应该敬重千万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说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师友之谊、师友之道。

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刘禹锡，是几乎能跟他比肩而立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除了有着同年之谊外，在生活道路、思想倾向、政治态度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因此二人的友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后来二人同时流贬，仍保持了密切往还，创作上诗文唱和，学术上相互磋商。

刘禹锡不仅替柳宗元抚养遗孤，还写了两篇祭文《祭柳员外文》和《重祭柳员外文》；而且将柳宗元遗留下的诗文，代为收集编刻。他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说：“贞元中，上方响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灿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

其意思是说，唐德宗贞元（785）年间，皇上非常看重文章。（那些好的文章）就像日月一样光芒，普照万物。天下的文士们都争着发挥其所长，与时而奋笔，如同满天的繁星非常灿烂，而光芒清新纯正，让人望而起敬的，不过金木水火土屈指可数的五大行星而已。河东柳子厚，他就是让人望而起敬的行星之一啊！

柳宗元一生的诗文，为刘禹锡所收集整理，并编集成册，题为《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可以说，没有刘禹锡，就没有柳宗元后来的功成与名就，也谈不上柳宗元千百年来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四）自身奋发的努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要使道德规范“内化”为一种坚定的信仰，关键还在于自身。柳宗元从小就怀有经国济世的远大志向，自视甚高。他曾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的理想是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目标。

柳宗元所受的教育并不“正规”，但却相当宽博而实际。他的双亲不仅给了他儒家经典和子、史书籍等广泛知识，又教习他写作诗文。时代动乱中的阅历，更给了他许多实际的人生经验。这不只对他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极其有益，更培养和锻炼了他的品行和人格。

柳宗元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时再次应考，终于应试及第，与刘禹锡等三十二人为同榜进士。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曾经提到过，发榜之前，德宗皇帝御览名册，曾向主考官询问，这位柳宗元是否“以朝士子冒进者乎？”主考介绍了他的情况后，皇上发出感叹，说“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充分说明柳宗元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而获得成功，并因此步入仕途。

他在长安时，一心一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以实际行动从事政治革新，匡时济世。革新失败后，在绝望之余，只好转移目标，重新从事文学，“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在受挫之后，不仅没有自甘沉沦，而是把挫折当作目标转移的起飞点，通过永州十年的拘囚，使他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眼光远大；在斗争艺术上“褒贬讽谕”，更为炉火纯青；在精神境界上“吐尽胸中块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他虽然身处逆境，且健康状况也逐步下降，却把全部精力用于读书求识之上，在给友人的信《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悖稍定，时即伏读。”已经病成战战兢兢、无法控制的状况了，稍稍安定还要伏案攻读，其精神是多么感人。

在《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中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意思是说，我虽然陷于身败名裂的处境之中，所写下的文章著作并没有为环境而屈服，假若对治国安民有万分之一的作用，纵然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他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能否顺应人性，安定民生，能否发扬光大“圣人之道”，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虽然不能活到很老的年纪，但他的道德寿命也可以说相当长久了。他这种“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內”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的确已经到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五）吴武陵差异之成因

柳宗元在《濮阳吴君文集序》中，提到过吴武陵的出身来历。 “邑有闻人濮阳吴君，弱龄长鬛而广颡，好学而善文。居乡党，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教子弟，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贤士，率与亢礼。”

大意是说，吴武陵的老家本为濮阳，后来才到信州居住。他的父亲未成年时，颌下就留有长须，额角宽广，好学上进，文章写得很不错。虽然居住在乡下，但与邻居们以信义相交，和睦相处；对子女后代的家庭教育，讲究忠孝、仁慈为本。因此，许多官绅人士，都对他们家以礼相待。

吴武陵写过一首《贡院楼北新栽小松》的诗：“拂槛爱贞容，移根自远峰。已曾经草没，终不任苔封。叶少初陵雪，鳞生欲化龙。乘春濯雨露，得地近垣墉。逐吹香微动，含烟色渐浓。时回日月照，为谢小山松。”[18]

此诗的含义，大体上是结合他自己的家庭出生环境和遭遇，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远大的志向、抱负等等。“移根自远峰”——从遥远的大山深处走来；“草没”、“苔封”、“叶少”与“陵雪”——吃苦受累，艰难的生长环境；“鳞生欲化龙”——幼年立志，祈望通过进士及第，走上通顺的仕途；“乘春濯雨露，得地近垣墉”——得到过许多贵人的帮助和指点，获得过成功的机遇；“逐吹香微动，含烟色渐浓”——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名气；“时回日月照，为谢小山松”——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家乡桑梓的厚爱与栽培。

何书置先生在他的《柳宗元研究》一书中指出，两件事：一、李吉甫在吴家乡信州当刺史时，吴赴举乏资，向州牧告哀求助，李赠布帛数端，吴嫌少上书李，出言不逊，并退还赠礼，李不悦。二、元和二年，吴入考进士，主司崔豳重到相府送放榜名单，遇李在座。李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及第。这样，放榜时，吴成了最末一名进士。李弄巧成拙，岂肯罢休？次年，进封赵国公的李不知抓住吴什么把柄，结果把吴流放到了永州。[19]

由此段话，可知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吴武陵之中举，有某些偶然的因素在内。

唐玄宗时，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心腹，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选有文学的朝官充任、入直内廷，批答表疏，应和文章，随时宣召撰拟文字。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翰林学士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书写。

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书写，只是一般的诏书。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者，即等于暂代中书舍人，因此，充学士者经中书舍人，往往即能升任宰相。

吴武陵中举之后，刚刚步入仕途，便充任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其身份可谓十分显赫。可惜却未能抓住机遇，因得罪权贵而被贬到永州，从此离开统治集团的核心层面，一生宦海沉浮，最后老死荒州。

笔者觉得，吴武陵与柳宗元相比，在后天所处环境的磨砺及自身奋发的努力方面，虽然相差无几，但其先天遗传基因、家庭教养方面，没有柳宗元那么优厚；良师益友支助方面，因其个性耿介、刚烈，也没有柳宗元那么广泛和坚实，尤其是没有一位刘禹锡那样的终生挚友，鼎力相助，以至于其作品保存、流传下来的，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柳宗元与吴武陵，就像一对被贬永州的唐朝政坛双子星，尽管各自的质量、能量与密度上有所不同，但都在静谧的夜空中不停地闪烁，相互辉印，弥久而永恒。

参考文献：

[1] 尚元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 [M].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6]、[15]、[16]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7]、[8]、[9]、[10]、[11] 、[13]、[18]吴武陵[DB/OL] wyw.5156edu.com/html/z3465m9861j2072.html-快照

[4] 骆正军.柳宗元贬永期间河东阶段的心态剖析[J]湖南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9-15

[5]、[17]马晓斌.柳宗元吴武陵交游考[J] 湖南永州：柳宗元研究，2012年11月，第十五期

章士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M].《柳文指要》776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12]王力主编．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2；972页、970页

[14]李愬http://baike.so.com/doc/1780045-1882298.html [DB/OL]360百科2016-05-27

[19]何书置.柳宗元研究[M]26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男，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教授，已退休，主要从事地方文化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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