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与八司马

郭新庆

韩愈为什么反对永贞革新

        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其实这是极不公允的。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李实这已是不争的史实。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瞒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韩愈因此事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这里说的幸臣就是李实。新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的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他说的更加激切﹑刻薄罢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怨愤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可后世因其名望也沿习韩说。

        但历史自有公道。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复申说王叔文革新之公忠体国。他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他认为，王叔文革新，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韩愈以与王叔文政敌俱文珍有旧之故，其《顺

宗实录》于王叔文自多贬词曲笔，未可尽信。”详观史料，此语实为公允之说。《顺宗实录》对俱文珍又多有讳饰。如《旧唐书•俱文珍传》及《新唐书•刘贞亮(即俱文珍)传》皆以俱文珍为宦官中拥立宪宗之首，而《顺宗实录》则以刘光琦居首，以俱文珍次于刘光琦之后。其用心可见。尽管如此，宦官对直笔的一些记述还是不满。《新唐书•路隋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官不喜，訾(zǐ诋毁，诽谤。)其非责，帝诏隋刊正。”《新唐书》又说:“自韩愈《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旧唐书．韩愈传》说：“其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出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我们今天在《韩集•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我们观遍他留下的文字没见柳宗元有一丝的悔意。

王叔文之死是历史一大冤案

       王叔文是永贞革新的始作俑者，他也是柳宗元政治上的引路人。可惜只主政了半年，就从唐代历史上消失了。王叔文是一代儒者伟才，宪宗继位后被贬出京城，转年就被赐死杀害了。可韩愈和《唐书》却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又举不出一事证之，何也？韩愈《顺宗实录》里收录了王叔文可度支盐铁副使制说∶“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环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之大方，其言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yóu大道；重要得规划），宜继前劳，佇光新命。”这可能是柳宗元或刘禹锡等人写的，韩愈照录，因这是无法完全避掉的现实。北宋范仲淹说∶“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忘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体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清代冯景《读柳子》说∶“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爱，其过在专权自用，欲诛宦官，强公室，反为所胜被祸耳，亦无他殃民误国之罪。”又说∶王叔文“其人机辩，亦非无深识远虑者可比”。冯景也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列举出的都是堂堂正正的善行；说八司马“皆天下才子也”，可又都困羁于小人王叔文，这不合于常理，可却成了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一种定式。章士钊说∶“依史实观之，叔文即八司马，八司马即叔文。”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为政理念和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柳宗元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写给《与肖翰林俛书》说∶“与罪人(指王叔文)交十年，官又以是进。”可见心气相通，相知之深，绝非苟合之辈可论。而千百年来之所以延续扭曲的说法，是封建统治的传统理念和门阀士族的阴霾作祟。唐世重门户，而王叔文出身寒微，又以棋诏入政，自然会被政敌当成攻击成小人偷国柄，庸夫干天位的口实。王叔文曾自言王猛之后。王猛是十六国时的前秦大臣，出身贫寒。史书记载，他曾扪虱而谈天下大势，求为人谋士。后来，他得到苻坚的信用，累迁司徒，录上书事，入朝为丞相。他主政后，整顿吏制，压制不遵守法令的门阀贵族。王叔文把自己说是王猛之后，显然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份。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修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新唐书•刘禹锡传》说∶“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看来时人并不认同。永贞元年三月，与陆贽、阳城一起召回京的还有郴州别驾郑余庆和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韩皋。韩皋名德与陆贽、阳城同列，其从弟是八司马韩晔，虽召迁任尚书左丞，可他自持出身高贵，不肯亲附王叔文，其原因也在于此。《顺宗实录》载:“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居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人。”遂斥为鄂岳观察使。这些旧派朝臣看不起出身低微靠棋得势的王叔文，诬之为“暴起领事”，新旧矛盾之尖烈是不难想象的。唐代轻视艺人。《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著名画家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可身为画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不要学为父染习它。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可厚给财物，不能超授官职，也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对艺人多么轻视。柳宗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永州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六逆论》为王叔文正名。章士钊说∶“子厚之《六逆论》，明明为王叔文而发。”柳文里表面说史论前朝事，实际明显是为身边事在发感慨。所谓“六逆”之说，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即“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说这些是“乱之本也”。柳宗元举出其中与王叔文被污说相关的“三逆”，即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进行论说。柳宗元说，“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贱”妨碍了“贵而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同样，“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远而新者”取代了“亲而旧者”，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如果舍弃这些而听信上面那些谬说，“必从斯言而乱天下”。为此，柳宗元感慨道∶“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

       说到“择君置臣之道”，是否也暗涉立宪宗太子位之争，不得而知。但据常理，王叔文不至于因议立宪宗太子时“默不发议”，就遭致杀头之祸。顺宗二十三个儿子，邵王约为第八子，曾为国子祭酒，才名流闻，而暴死于元和元年。章士钊说，应于立储被宦官所害，可能宦官提名备储未成，因不得不杀之以灭口。另胡致堂说∶“伾、文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秘谋，未及为而败。”恐怕这才是让宪宗恨之入骨必杀王叔文的原因。说王叔文等人是小人偷国柄，也是不实之辞。王叔文与顺宗相交之深，史书多有不争的记述。《旧唐书•顺宗纪》称顺宗为太子时“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顺宗深恶宦官跋扈必定引起宦官的嫉恨，主政后支持王叔文削宦官俸禄﹑罢宫市﹑夺宦官兵权都是情理中事，这就更加激化了与宦官之间矛盾。王叔文等人，儒者风气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封建文人，不会用权谋，更少阴谋；少机变，用阳谋对宦官和藩镇的阴谋；仅仅依靠一个病弱的皇帝和“转相结构”的执政手段，在强藩横宦面前就显露出自己苍白﹑稚弱的致命处。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危败之时，为王叔文母丧事写《王侍郎母刘氏志》，全篇称道叔文，显然是借此写王叔文为之张目，其勇气和君子气概尽现。柳宗元敬佩王叔文的为人，虽因此遭贬，他也终生不悔。柳宗元在文中，赞王叔文“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说王叔文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弥纶(包括，统摄。)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从史料观之，王叔文是个很有气势的人，他在翰林议事，发狮子吼，众默默不敢对，旧臣高郢﹑贾耽也折服于叔文。史又称叔文与李忠言(太监)议事，忠言辄不敢置对。柳宗元与王叔文相交，在道不在利。他们共同追求的“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这里的“利安之道”，就是柳宗元终生奉行的“利安元元(百姓)之道”。他公然宣称∶“户部(王叔文)之道闻于天下。”但可惜的是行“利安之道”的大义之举没能彰显于天下。寻觅史料，元和初年曾有人试图为王叔文翻案鸣冤，可在宦官当道的天下，这些都与世无补，只能成为历史的余音在时空里飘荡着。

        柳宗元在永州作骚体《弔苌弘文》。苌弘，周大夫，史书说孔子尝从问乐。苌弘为强周室，后来被周人杀害了。“大夫死忠兮”，柳宗元这一弔赞其实是为王叔文而发的。“自古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这显然是说王叔文死的其所，他同上古的贤人一样会被后人传颂的。

八司马为天下奇才

        这是宋代王安石语，《唐书》和历代多主其说。而韩愈《顺宗实录》却说八司马等人是“欲侥幸而速进者”，这显然是诬枉之说。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按柳宗元﹑刘禹锡以贞元九年登进士第，至贞元二十一年已十二年；陆质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给事中前尝为左拾遗，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见《新唐书》卷一六八《陆质传》）；凌准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翰林学士前尝历崇文馆校书郎，邠宁节度掌书记，节度判官，浙东观察判官等职（见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实皆不得谓为躁进。以交王叔文而遭贬逐之‘八司马’中，柳﹑刘无论矣，据史传所言，韩晔有俊才；韩泰有筹画，能决大事；陈谏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凌准有史学；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理财（见《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程异传》；又《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程异传》。）；要皆各有所长。王叔文若徒为一佞幸，固无从引用诸人，而诸人亦不至与之为‘死交’也。”对柳宗元﹑刘禹锡史书多有评说。《旧唐书》柳宗元传后有评语说∶“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使）之詠歌帝载，黼藻(美化，文饰)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程异在八司马中为下乘，而在当时朝中群僚里，自是高流。程异遭贬时，李巽领盐铁事，以程异有心计善理财，请拔擢用之。元和初授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这期间，程异对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裴度平吴元济叛乱，全靠他调度运筹供应军饷。《新唐书•程异传》说∶“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敛，经用以饶(多，充足。)。”淮西之乱平后，程异即奏罢茶盐店，以减轻百姓负担。随后程异被升为盐铁使兼御史大夫。转年，宪宗用程异﹑皇甫鎛为相，但遭到裴度﹑崔群等人的极力反对，裴度说“程异﹑皇甫鎛，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旧唐书•皇甫鎛传》记述此事∶“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这里是指处理繁杂危难事情的能力)，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这算说了句公道话。程异为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自以非人望，久(一个多月)不敢当印秉笔”。可这时宪宗对程异已相当倚重，尽管裴度等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又“三上疏论之，请罢己相位”，宪宗也不理会。当时，西北边境军政不治，程异建议设置巡边使，并自请行。其用心良苦和内心压抑是可以想见的。但诏令还未下，程异就于元和十四年四月死了。巧合的是举荐程异的李巽也死于同一年。这时，柳宗元还在，可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字提及程异，按照柳宗元的为人行事，如此默然以对，这只能留给后人猜说了。程异性廉约，死时，家无余财。章士钊说∶“子厚平生挚友，凡享年长于己者，大抵多所建树，有禆于国。”八司马之才俊可见一般。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是中唐时一件重大政治事件，虽半途夭亡了，可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贞革新运动也是柳宗元一生值得称道的大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走了一条背离传统仕途的道路。对永贞革新运动历来纷争奇异，成了政敌和旧派士人指责柳宗元等人的口实。时至今日，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柳宗元坚持永贞革新运动的守正之道是不识“世态人情”的“愚拙”，是不识时务之举。其实柳宗元如寻势利而为，我们就看不到今天柳宗元的样子了。历史是一种博弈，正是因为有许多不惧恶势力的“愚拙”的坚守付出，以至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社会的发展。历史许多时候不是按对错演义的，往往是随势而就。逆势弄潮者，成功就铸就了人生的辉煌；而失势了，会遭厄运，以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让后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