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皇权和儒道

   ——在辽宁师范大学柳宗元讲座上的发言

郭新庆

【摘要】王权和皇权都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天命论和等级制是他们的命根子。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用来维持封建皇权统治。柳宗元批判皇权神道，他所追寻的儒道与传统的儒学不一样。作者反对随意炒作立言，不主张把儒学当成帽子到处乱套。认为否定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阶级本质，把封建社会说成是皇权家族之争，是帝王将相史观，好像在作“学术游戏”。

    很高兴回学校向大家介绍柳宗元。1974年我参加辽宁省组织编写《柳宗元诗文选注》，而后我又组织编写《柳宗元传》，从此与柳宗元结缘。我的专著《柳宗元评传》已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大家知道，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人生经历很独特，年轻时刚嶄露头角，三十三岁因参加永贞革新运动，不到半年失败遭贬。做为罪犯贬吏，他在永州待了十年；后来又改贬柳州做刺史。柳州是个偏远的荒蛮小州，人口不足万人，唐代也是放逐贬吏的地方，这时的柳宗元实际上还是个戴着官帽的罪犯。柳宗元在柳州四年，直到死也没能走出困境。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柳宗元一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的机会。

柳宗元的思想和为人与那个社会和传统的儒道不一样，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柳宗元是那个社会的另类。与许多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他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一、先说一下柳宗元反对随意立言

网上和一些学术讨论会经常会传出一些爆人眼球，雷人神经的东西，如果是青年人说说，人们大都不会在意，可一些挂着“博导”、“教授”的人来炒作，就让人有点不知所云了。讲到中国历史，有人说，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欧州人的说法，不适用中国社会。他们用“王权”和“皇权”区隔中国的历史。说“中华帝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斗争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辨析社会形态，是非常繁难的事情。但说封建帝王的家事之争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轴，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说二十四史可以为证，这更难以让人信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谓正史都是官修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说一下。隋朝有个叫王劭的人，私自在家著《齐书》，被人告发，隋文帝大怒，查收他的书，还要治他罪。但读了后，没发现有什么不利于当时统治的东西，就命王劭到朝廷里做史官。经过二十年，王劭著《隋书》八十卷，《齐志》二十卷，《齐书》纪传一百卷。唐代刘知几《史通》一书，批判儒家六经，指责孔子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永贞革新失败后，韩愈为史官作《顺宗实录》。韩愈因和宦官交好，写《顺宗实录》时对王叔文等人多贬词曲笔，还帮宦官隐饰史实。尽管如此，宦官对直笔的一些记述还是不满，多次逼韩愈修改。到最后“定无全篇”，“议者哄然不息”。我们今天在《韩集•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说《唐史》芜秽，莫甚于永贞。这样的所谓“实录”，你信吗？以此为证，显然是对历史的曲解。韩愈后来对人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结果遭到柳宗元的痛斥。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原始部落社会，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出现，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说中国数千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帝王私家内斗。这好像我们多少年前听说过的帝王将相史观的翻版。他们说董仲舒确立的“儒学”，一直影响中国历史，经过近代“洋务儒学、维新儒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这好像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好像儒学可以是随手拿来到处套用的东西，让人有点作“学术游戏”的感觉。这与古为今用的史观截然不是一回事。儒释道是中国三大传统文化，难道它们已改变了性质和作用，替代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和思想了吗？有些说法，表面上看来很雷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偏离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和思想，随便发声立言，这与古为今用的宗旨背道而驰。更别说一个做学问者的道德良心了。

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就反对剽窃。他说，当时的文人从古书里挑取一些华辞丽句，放在嘴边炫耀。一遇事便蜂拥而起，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欺蒙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以骗取一时之声誉。我们今天许多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剽袭偷窃别人作品，东抄西拼，乱发议论；甚至花钱买文章，欺世盗名；林林总总，远甚古人。柳宗元反对随意立言，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应该刻石警世。柳宗元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这是说，做学问的人要想创立新的说法，必要读尽天下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柳宗元反对随便没来由地标新立异。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浅尝辄止，看书只读些皮毛，连古人的原著都没看过，也没看懂，就东拉西扯，胡乱发议论立言，害人害己，遗害无穷。这对年轻一代尤其有害，它干扰和误导了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腐蚀剂，应引起世人的警觉和讨伐。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现今我们提倡国学，是为光耀我们中华文化，可许多媒体和学者，为哗众取宠，任意戏说历史，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的媒体甚至一味迎合一些低俗受众的口味，连雅俗共赏都不讲了。雅没了，俗就乱了，还谈什么提高全民族素质。再一点，我们现在许多年轻人，不认真学习，喜欢随意凭本能任意发声，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没有一点文化内涵，这更是让人可怕的事。文化没了，民族就危险了。人类不是纯物质性的动物，没有精神内涵的人和动物有什么两样。丧失历史和文化，会毁了人类自己。台湾“太阳花”学潮和香港一些青年搞“港独”闹事，除了政治背景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内在传统文化的缺失，这太让人触目惊心了。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吗！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其核心内容和精神是指儒学。大家知道，儒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可到现在实际上还没能真正讲明白。许多事情不能只说一面，而不讲另一面。如今的社会和学界，一些人为了博人眼球，故意发声炒作，我认为不妥。我不反对学术争论和批评。这正是我们现在学界最缺乏的东西。可我们说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不是指历史上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天命论和等级制，而是指那些有利于和谐我们现代社会的内容和精神。把封建糟粕与优秀传统文化，把宗教活动与宗教文化，把乡村民俗与神道迷信，不加区别地混淆、混同起来，显然是错误的。

二、说一下王权和皇权

⑴ 何谓王权与皇权

先解释一下王和皇帝。它们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古时三代，夏商周称王。周后来衰落了，下面的诸候国群雄称王，争为霸主。汉代以后，王成了爵位的最高封号。清代也是这样。而皇帝是秦始皇创立的。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也就是说比三皇五帝都伟大，为此合起来称皇帝。，自此就成了君主的称谓。在甲骨文和金文里，王是一个像刃口向下的斧、钺。君王用象征权力的斧钺称谓自己，以示力量最强，能力最大。古汉语“皇”字，上日下土。古时有皇天后土之说，其意说天地之大之盛貌。皇字的本意是大，大到什么程度，《诗经·大雅·皇矣》说：“皇矣上帝。”像上帝一样伟大。皇权是封建权势的顶峰。皇权与神权相结合，是一种极端的个人独裁。皇权把自己神化了。说自己是天子，人间的神。皇权权势无限，可以为所欲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充满了虚伪和血腥。为了争夺皇权，弑君弑父，骨肉相残，史已习见。可朝代的更替，无论是李旦，还是武则天，其封建统治的性质没变。

说到王权和皇权，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一下。《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一切都归帝王所有。土地是帝王的领土，臣民是帝王的奴仆。而封建礼教是维持等级制和社会差别的支柱。为此，刘邦一夺取天下，就让人制定礼仪。史书记载，汉代首次试用新朝仪后，刘邦感慨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因为他的皇权和威势得到了彰显。皇权社会，帝王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活着享尽荣华富贵，死了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死时用奴隶殉葬。考古发现，商代殉葬墓多时有三四百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张显皇威，用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戍岭南，七十万人修宮殿和造他的陵墓，还用几万人去修驰道。残酷的剥削和徭役，农民活不下去了，只有起来造反。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历史再往前翻，殷商王朝也是奴隶阵前倒戈灭亡的。皇权再大，也敌不过人民的力量。这是正史也无法掩饰的。殷商是这样，隋唐王朝也是如此。翦伯赞《中国古代历史漫谈》说：“农民起义只能推倒旧的统治者，不能推倒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农民起义的胜利者必然要转化为地主，反过来统治农民。”究其原因，按柳宗元“势”说的历史观，因为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出现，人们找不到别的出路。也就是“势”不到也。统治者掌控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实力，老百姓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弱势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应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历代统治者都用孔孟之道教化人民，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的骨髓里去了。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也与此有关。

无论是“王权”还是“皇权”都是阶级对立的产物。自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至汉初惠帝四年（公元前190年），其间一百六十九年，儒家学说一直被新兴地主阶级当作敌对思想加以反对。可统治者一旦政权得以确立后，就需要找一些崇拜物让人们来信奉它。皇权和儒道像一对孪生物。孔子是想借此维持和回复周王朝的封建统治。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接受和尊奉，因为它成了固统的工具。而董仲舒以后的读书人“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翦伯赞语）

⑵中唐时代的皇权

① 胡人血统

李唐王朝与其他汉人朝代有些不一样，皇室有胡人血统。这里说的胡人是指当时北方边地和西域少数民族。对此虽然历来史家有不同的争议，但从已有的史料看，起码也是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我国南北朝至隋唐间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不同民族通婚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史书有这样一句很著名的话：“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为此，唐代社会没有那么多禁忌和礼数，思想开放，吸纳四方。胡人对唐代社会时风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我们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能看得很清楚。胡饼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食品，东汉时已很流行。《续汉书》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唐朝时，胡饼更是宫里和俗间的所好。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离京城长安后吃不上东西，杨国忠从市场买胡饼给他吃。唐时还流行胡床，是一种像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折叠座椅，它是今天椅子的前身。胡人善歌舞。胡舞注重身体的姿态，也注重面部的表情，眼睛流波送盼，给人妩媚难忘的印象。为此，胡舞风行京师。刘禹锡有诗说舞人着胡服，如仙女登临。白居易诗说：“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这是说杨贵妃和安禄山都是跳胡舞的高手。而胡人入中国时，被华人所歧视，称胡人为“狐狸”的狐。胡人身上有异味，称狐臭。唐太宗忌讳人说他是胡人，而当时有个和尚却不知趣地劝唐太宗不要承认自己是老聃（dān即老子）的李姓，说“陛下之李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他原想让唐太宗胡人事胡神，谁知拍错了马屁，触犯了李唐怕人说不是汉传正统的大忌，结果被贬放到远州死掉了。

② 安史之乱

唐朝吸收了隋灭亡的教训，经初期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到唐玄宗后期，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一瞬间生出了二大毒瘤；外有藩镇作乱，内有宦官害权，唐朝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家衰败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唐玄宗。唐玄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皇帝，他从二十八岁登基，到七十八岁死，在位四十五年。唐玄宗一生有两件曜眼史册的事，一是开元盛世，一是与扬贵妃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唐玄宗也做了两件祸害唐朝的事，这就是宠用宦人，养痈藩邦，酿成了八年的安史之乱。说到藩患，应与唐玄宗的民族习性有关，这一点历来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其实唐玄宗喜欢而又被其葬送的安禄山也是胡人，他本姓康，因母亲后来嫁给突厥人随继父改姓安。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叛贼史思明，他是突厥人，名字是唐玄宗赐的。唐朝当时任用的边将和节度使大多都是胡人。习性相投，唐玄宗宠用胡人生乱。柳宗元出生前的十一年，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朝廷平息了安史之乱。在这之前的一年，六十二岁的李白死于避难途中的安徽当涂。李白比杜甫大十二岁。到柳宗元出生前三年，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五十七岁的杜甫又死在去岳阳的小船上。李白和杜甫是开元盛世的文坛代表，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仙”。这两个人的死恰好标志了一个时代的逝去。李白信道教，一身仙风道骨，被称为“谪仙人”。李白自己有诗唱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说自己不是山村野夫，要到朝廷去做官。他敢借醉酒在朝堂上当着玄宗和杨贵妃的面让宦官高力士给自己脱靴。要知道这不单纯是一种酒戏，因为当时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白敢如此放浪，说他以诗名傲世，不如说这也透着当时社会的宽容。后来李白被放逐出京，这种豪放旷达的声音和行经就不见了。所谓中唐，一般指由代宗大历年(公元766—779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公元820年)为中唐，其间五十几年，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柳宗元一生恰巧贯串了这一时代。

③ 藩镇

柳宗元九岁时，五大藩镇勾结称王称帝，公开与朝廷对抗。十一岁时，泾原平叛兵途经长安时，因没得到朝廷的赏赐发动了兵变。德宗慌乱中只带太子等一百多人逃出了京城。这时闲居在长安的卢龙节度使朱泚趁乱称帝，杀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七十七个王子、王孙和郡王、公主，给德宗朝致命的打击。元和十年，柳宗元在柳州时，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上疏要求赦免叛乱藩镇吴元济被拒，与宰相武元衡结怨。王承宗派人埋伏在上早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并把头砍下来带走了。在天子脚下，公然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朝廷重臣，藩镇横行猖獗可见一斑。

④ 宦官

唐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开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以致后来成了一张粘在皇权身上扒不掉的皮。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成了朝廷权力的实际执掌者，到后来，宰相也要依附于宦官，以至宦官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之权”。《十七史商榷》说：宪宗以后，宦官“劫胁天子如制婴儿”。皇帝称宦官为“阿父”，自己是儿皇帝，宦官变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唐朝从肃宗往后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是宦官拥立的。柳宗元时期的顺宗、宪宗和往后的敬宗、文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柳宗元死后十六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宦官几乎把当时朝中的大臣都杀绝了，遭害者有一千多人。我这里说一段插曲，“甘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鱼弘志欲废文宗。一天，翰林学士崔慎由在宫中当班，半夜时，有小太监召他到秘殿，见仇士良等坐在堂上说：“皇上久病，政令多荒坏，奉太后旨更立皇帝，你来写诏书吧。”崔慎由惊恐说：“我有亲族一千多人，兄弟家人三百，不敢做这种灭族的事。”仇士良默不做声，过后带崔慎由至一小殿，数落不敢出声的文宗说：“如果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坐在这里了。”元稹是大家知道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好朋友。有一次元稹奉召回京，住驿站时，半夜与宦官仇士良相遇，元稹因不让客房，被仇士良打破了脸。元稹因此被贬。这件事让元稹学乖了，他后来靠巴结宦官，做过宰相，结果遭人诟病。

⑶柳宗元反对皇权

商、周时，人信天命，好迷信，遇事喜卜，以此来推断福祸、吉凶。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就是用于记录占卜的。左丘明的《国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其中充斥大量的天命迷信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是儒家经典，它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历代受尊奉和顶礼膜拜。柳宗元在永州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作《非国语》批驳它。柳宗元说《国语》是诡异之说，说它背理错乱不通，尽讲些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柳宗元说这是文采华美外表罩着的陷阱！而当时一些文人，“好怪妄言，推天引神”，满嘴胡说八道，用天命鬼神骗人。我随便举一个小例子说一下。古代帝王有藉田之礼，也就是在春耕时，皇帝装模作样扶一下犁把，算是“劝农事”了。柳宗元说这是在欺骗老百姓，你真要为民求福，不如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来得实际。你说统治者听了会高兴吗？更有甚者，柳宗元竟敢作《贞符》，刨统治者的命根子，公开向皇权挑战。柳宗元一一戳穿罩在皇权头上的骗人把戏，竟指着皇帝的脑袋批贞符。大家可能不知道，《贞符》这类文章是专门写给皇帝看的。这里说的贞符，是统治者编造的种种瞎话，说上天把祥瑞赐给人君。史书有大量说帝王降生时天显祥瑞的故事。柳宗元说这是巫婆装神弄鬼惑乱人心，是瞎子说胡话。柳宗元尖锐指出：君王受命不在天，而在人；是要靠行“仁”政来求得。君王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能久长的，也没有依靠祥瑞而长命百岁的。宪宗皇帝本来就痛恨他，你说看了这些后会高兴吗？

历史上敢于像柳宗元这样公开挑战皇权的没见有几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应算一个，他写《原君》说：天下罪恶由君而生，“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称那些趋炎附势，迷信皇权的读书人是“小儒”，也就是眼光短浅的读书人。黄宗羲以后，康熙兴文字狱，一切反对的呼声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唐社会，士大夫能容忍宦官和藩镇祸害社会，却容不下柳宗元这些身份低微的人改变它。宦官和藩镇是皇帝身上的赘肉，再臭在他们看来也是香的。

⑷韩愈是皇权的维护者

韩愈的道统说讲天命，讲等级制，除此没有别的新东西。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统治者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他们用神权来震慑吓唬老百姓。自周代以来，统治者像行井田制一样，把人按贵贱等级划分成不可逾越的鸿沟。韩愈讲道统就是要沿用这些东西，来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信迷信天命，思想面很窄，表面心高气傲，其实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韩愈仇视老百姓，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说到底，韩愈的思想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大多都是学说别人的东西。韩愈没有柳宗元那样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对儒家经典也不甚精通，为此苏轼批评他说：“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国学大家罗根泽说：“韩愈虽自言重道轻文，而结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科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人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有道统虚名而已。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在韩(愈)之上，并不墨守儒言”。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

三、柳宗元说的儒道与董仲舒和韩愈说的不是一回事

⑴ 儒道是怎么确立的？

大家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其思想根基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确立的。孔子在世时，周王朝已现危象，礼崩乐坏，王权旁落。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回复周朝往日的天下。可当时的人们不接受他这一套，史书记载他像丧家犬一样四处奔走碰壁。一百多年后孔学传到孟子时，儒家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到汉武帝时，有个叫董仲舒的儒者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朝廷采纳了。董仲舒以后，儒学成了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甚至成了法律。儒学一度被尊为圣经，一时间注释圣经，整理编撰典籍风行。董仲舒信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他把这些东西附会到儒学里，孔子变成了神人，儒学圣经变成了天书。现在有人说董仲舒用迷信神道对抗皇权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有点让人感到滑稽。其实这句话最早出之冯友兰。他在《历史哲学》里说：“董仲舒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捡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改正。”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挺神奇，其实不过是为皇权统治编造的一些说辞罢了。

董仲舒因作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江都王的相国。可后来因灾异说险些丢了性命。当时辽东的汉祖庙和汉高祖陵墓中的殿园先后失火，董仲舒写了奏疏打算上奏汉武帝。不巧稿子让他朋友主父偃看到，被偷去送给武帝诬告他。武帝召集人议论此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老师的书稿，大批一通，“以为大愚”。董仲舒被判为死罪。后来武帝惜其才赦免了他。吓破胆的董仲舒，自此再也不敢以灾异说比附政事了。古人说的话不能都信,《汉书》说,董仲舒读书三年目不窥园.我就不信,整天住在那,怎么会一眼都不看,太夸张了。尽管汉武帝时儒学闹出这么大动静，可它还是没有真正形成独尊的天下。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曾聚数千有学问的能人，探讨学术方术，寻求治国良方。刘安让门人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流露与汉武帝思想不一样的内容。到唐代时，儒学已失传千余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又致使儒学和先秦典籍亡散殆尽；汉时虽有大量儒者撰述的经典，可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到柳宗元时，佛道盛行，迷信和谶纬之说泛滥，儒学越加不显。这才有了柳宗元辨析儒家经典的事。韩愈模仿佛教，创立道统说，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到孟子以后中断了。韩愈记述和确立了儒家这一发展过程，他以道统自居，被后来读书人接受了。可韩愈思想没有自己的东西，其核心只有两点：一是道统说，一是排佛，这是他一生扬名立世的命根子。儒学到唐代也没形成独尊的局面。唐代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皇帝曾亲自让三教在金銮殿辩论，并下诏给他们排坐次，而儒学也不是排在前面享受尊位的。直到宋代，尤其是朱熹以后，儒学才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⑵ 柳宗元论大中之道

唐代在韩柳之前，就有人研究儒经，他们反孔批儒，与董仲舒和韩愈的说法截然不同。永贞革新派中的陆质，是柳宗元和八司马等人敬佩的师长。陆质继承他老师啖（ｄàｎ）助的《春秋》之学，批判《春秋三传》。永贞革新派中的李景俭，著《孟子评》批判孟子。柳宗元和八司马等人追捧陆质学说，把它当成永贞革新的灵魂和行政指针。

① “天说”唯物论哲学是柳宗元大中之道的基石

柳宗元的《天说》是他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是批驳韩愈天能“赏功罚祸”谬说的。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在《断刑论》里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

② 反天命，反封建等级制是大中之道的主调

《封建论》是柳宗元的名作。这里说的封建一语，不是今人讲封建社会的的概念，而是指古代的分封制，即帝王把土地分给诸侯，或把土地和爵位赐给臣子。`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诸侯国，也称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中国奴隶社会有与井田制相伴的分封制，这些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拱卫着奴隶制国家。到周代，分封制进而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袭制。西周分封形成制度化，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百里为公、侯，七十里为伯，五十里为子、男。这些由亲戚受封建立的邦国，维护着周王朝。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行郡县制。可帝王私心不改，后来刘邦在汉初时还施行过分封诸侯，可他死后没几十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晁错因力主削夺诸侯王封地，遭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被杀的惨祸。后来汉景帝用朱亚夫率军平息了叛乱，虽仍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权在中央朝廷，诸侯王国只徒有虚名而已。封建之事，虽秦以来久不得行，可隋亡唐得天下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还是都极力想行封建，以求子孙相继，永固自己的家天下。太宗李世民曾欲分封诸子，让其各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都没能行的通。武则天做皇帝后，为了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可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以后，藩镇遍天下，严重威胁了唐朝的统治。柳宗元《封建论》就是针对藩镇作乱而写的。柳宗元反天命，反迷信神道，其论说太丰富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的介绍。

③ “利安元元”和“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是大中之道的精髓

官场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而等级制和天命论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也是构成皇权政治制度的链条。所谓君臣父子，上智下愚，所有封建礼教，都是由此引发和生成的。柳宗元反对封建等级制，主张官为民役。柳宗元曾和岳父杨凭讨论过举荐贤才的事，柳宗元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辨认人才更难。他列举了四种人：一是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二是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这差点；三是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这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第四种是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好像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却受人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享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做官的庸类。也就像我们今天靠关系做官的人。柳宗元说：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做官，尤其是做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

柳宗元主张官为民役。他认为：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认为这是“势不同”。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柳宗元年轻时就信奉官为民役的思想，他说，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柳宗元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柳宗元后来在谈到他刚进入官场时的情景说：他做蓝田县尉时，每天早晚在大官的堂下奔走，与差役没什么区别。官署里尽是些俗吏，不是谈做买卖，就是说经商亏赢。大家都在做生意。当时做官的为了求利，把官场当市场来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天下都这样，你得势，我跟着你；你无势，就离开你。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

四、宁死不屈的柳宗元

先让我们来看看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一些生活画面。永州很荒僻，人烟稀少，疾病流行，毒蛇、毒蜂遍地，令人生畏。刚来永州时，因为司马是编外官职，柳宗元在永州没有固定的办事和住的地方，只能在一处破庙里住了下来。柳宗元说：他整天“与囚徒为朋”，行如有绳索捆绑，处如戴脚镣和手铐，不敢越雷池一步。人像老鼠一样惊恐万状地挨着牢狱般生活，朝不保夕，一息尚存地苟活着。荒蛮里人与毒蛇野兽杂居，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薄粥也接不上。人憔悴的如干枯的树枝条，精神委靡不振，象石头一样，看不到有出头的一天。柳宗元无罪遭谤，精神压抑痛苦，百病缠身让人昏昏沉沉连走路都不知东西。柳宗元在永州得了一种怪病，犯病时，忽冷忽热，水火互至，肌骨一点点被消损掉了。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柳宗元遭遇到四次大火。火灾时人虽光脚跑出来了，可墙倒窗毁。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人整天迷糊，一句话都不说。火灾时人无处安身，一些老弱者被烧死了。早晨人不敢烧火煮饭，夜里也不敢点灯，人都在屋顶上，左右环视，彻夜不能安歇。痛苦的精神折磨，让他“人事百不记一”，整日除了忧惧，就是疲惫地昏睡。开始时一二日发病，后来一月发病二三次。由于服药太过，伤了中气，走路膝颤，坐时肢体疼痛或麻木。一遇北风晨起，寒气中体，人就发烧畏寒，头发脱落稀疏，猛然注视，怪异的样子让人害怕。柳宗元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他说：“一搔皮肤，尘垢满爪。忧恐悲伤。”都没法和人说。不到四十岁，人就像一个衰竭的老翁一样。后来贬放到柳州情况并不比永州好多少。柳宗元这时病的瘦削如箭杆一样，就差死神向身上拔毛了。可牢狱般生活并没有让柳宗元屈服，他顽强坚持读“经史诸子数百卷”。可每次拿起笔来想写点东西，“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不能成章”。读古人的书传，只看了数页，就看不下去了。等再翻看时，连名字都忘掉了。他常常是惊悸梢定，就伏案苦读。柳宗元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软话，梗着脖子，安贫守道，到死也不屈服。

为什么柳宗元这样的正人君子不被当时社会所容？为什么宋以后有些封建文人反对柳宗元，扬韩抑柳？因为柳宗元撕裂了天命论和等级制的伪装，扯掉了当官人的护身符，这是在掘封建社会的祖坟，是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他们说柳文“是非多谬于圣人”。同是遭贬，可明清有人说，苏轼遭贬是奸邪陷害，而柳宗元遭贬是他奸邪行为应该得到的惩罚。这显然是瞪眼说胡话，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上利于国，下利于民，所行之事没一件可指责的。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是“失节”，这些显然都是皇权思想和门阀世俗的传统思维作怪。这从反面恰恰认证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为文之道的进步性。而从另一方面看，当官的学柳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当然不会为他们所取。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时，他的朋友和亲人大多都亡故了，与他一起遭贬的刘禹锡等人也都量移或升迁了，唯有他一人还留在蛮荒的贬地。柳宗元一生穷困，到死连送走自己的钱都没有。柳宗元是活活地被封建皇权压死的。十四年贬放至死，是柳宗元人生最痛苦难耐的经历，可它却奇迹般地铸就了柳宗元的人生辉煌，使他成了那个时代以至以后的历史都没有人能摸其项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是有唐以来的大儒，他的思想光耀千古；他的文章同屈原的《楚辞》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永存史册。可柳宗元因为没能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居显位，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没能得到应有的张扬，他的历史地位也被人为地掩盖了。可今天还有人沿习传统思维理念，用世俗的观点评价柳宗元，说柳宗元只所以终生遭贬，是冒傻气，不识时务。用这种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一种人格价值的扭曲，这对当今官场，尤其是对青年人成长是非常有害的。试想我们的为官者，不为百姓办事，整天追名逐利，不讲原则，权钱交易，风行潜规则，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屈从世俗，中华民族还有未来吗？

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太丰富，太精妙了，他是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这次讲座只是一个引子。我在新浪网开辟柳宗元专栏，；我在湖南“潇湘讲坛”讲柳宗元的电视录相挂在百度网上。有关柳宗元更多的内容，欢迎去网上，或翻阅我的专著《柳宗元评传》查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