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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序 《柳宗元研究》第19期 加入时间:2016/1/28 11:57:00 admin 点击:1757 |
《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序 戴建业 中国古代极少“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文大多出自曾经、已经或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之手:他们不是在庙堂上积极“立功”之余舒心地舞文弄墨,就是在贬所衙门点卯之后专心地创作“立言”,要不便是为了日后博取功名而用心地吟诗作赋,所以中国古代很多文学作品不是庙堂文学,便是贬谪文学,或者是广义的“行卷文学”。庙堂文学少不了妆点应酬,往往失之浮泛甚至肤浅;“行卷文学”是为了官人和时人叫好,自然免不了要投其所好;倒是贬谪文学常能抒写真情实感,古人将贬所出文学精品的现象归结为“江山之助”。其实,“江山之助”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人生遭际的巨变。原本就极有才华的士大夫,正当春风得意时突然遭到意外的沉重打击,正当一帆风顺时忽然跌入政治的险恶漩涡,因而对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加之创作经验和社会知识的积累,赋闲之后又没有多少人事的牵绊和干扰,于是,他们在贬所爆发出耀眼的天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写出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如柳宗元之于永州,又如苏轼之于黄州,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蚌病成珠”吧。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韩愈也许把话说绝对了一点,人生的得失未“必有能辨之者”。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孰得孰失”通常见仁见智。将相的高官厚禄与文学的万世流芳,好像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得于彼便失于此,失于此便得于彼。即使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再让柳宗元来取舍也同样颇费踌躇:到底是愿意身居将相高位春风得意,还是乐意“寂寂寥寥”一生枯槁?是愿意重返长安政治中心与他人勾心斗角,还是乐意身处遐荒永州专心致志于名山事业?从现存的作品来判断,柳宗元无疑要取前者而舍后者。他把永州的山称为“囚山”(《囚山赋》),把永州的水称为“愚溪”(《愚溪诗序》),对永州山水的态度就像囚徒憎恶囚牢一样,难怪他做梦也是梦见归去(《梦归赋》)。不过,不管柳宗元本人对永州的感受如何,永州百姓总用他们宽厚的胸怀给他以温暖,永州山水用它们的美丽给他以抚慰。永州十年最终成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他在这里写下了峻洁的“永州八记”,写下了深邃的《封建论》,写下了缜密的《非国语》,写下了凄惋的《捕蛇者说》,写下了孤峭的《江雪》……永州不仅不是桎梏他的“囚山”,反倒是成就柳宗元的福地,永州也因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永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内在于他的心灵历程,要是没有永州十年,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就将重估;要是没有永州十年,唐代文学中的散文史就将重写。 可惜,柳宗元的永州十年至今没有被系统研究, 我有幸参与了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记得七八年前翟满桂报考我的博士生,第一次我没有录取她,不是因为她考试成绩不好,而是我觉得她已经是很有 可以预料,后来的柳宗元研究者不能也不会跳过这部专著,这是对一部专著学术价值的无声肯定,也是对一个学者辛勤汗水的最好回报。 是为序。 2014.8.21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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