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国柳宗元研究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辞

尊敬的姚纪欢院长

各位先进、各位同仁：

   上午好！

   由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和运城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柳宗元研究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较长时间的曲折筹备，今天得以在古河东之地运城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及日本等地的代表60余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多篇。虽然这次会议的规模较之往届要小了一些，但从参会代表和提交的论文看，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同时，会议规模小一些，讨论会更为深入，更易于见出效果，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在此，我谨代表中

国柳宗元研究会，对所有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年会，按上届晋城会议的安排，原是要在广西柳州办的。柳州的蓝天强先生为会议作了很周密的前期筹备，我也曾前往柳州与当地政府领导作过商谈，可是，后来由于相关的人事变动以及一些特殊事件，致使会议的经费问题难以落实，期间虽经天强先生及柳州同仁的多次努力，仍然回天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学会秘书长蔡自新先生商量后，联系了学会理事、运城学院的万德敬老师。万老师热情很高，在向学院各级领导汇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迅速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联系各地学者，打电话，发函件，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在不长的时间内，即作出较为细密的相关安排。需要说明的是，在近几年中央反腐倡廉的大形势下，山西政坛可谓首当其冲，在举办会议、筹措经费等方面都遇到很大的压力，但对我们这次会议，运城学院的姚纪欢院长和相关领导却鼎力支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使得本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我提议，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运城学院的友善和支持，对万德敬老师及其团队为大会付出的努力，表示真诚的感谢！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已在广西柳州、湖南永州、山西永济、晋城先后举办了六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和很大的影响。在晋城会上，我曾说过，柳学会以前是三驾马车，因晋城的加入而改成了四轮驱动；而这次会议，我们又拓展了格局，由地方而高校，进一步凸显了会议的学理因素。我想，以后的柳学研讨会，我们在继续倚重柳州、永州、永济、晋城等地政府和学者的同时，还应适时约请一些高等院校参与办会，以不断提升柳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近几年来，各地围绕柳学研究，分别开展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就我所知，永州巿柳学会与当地文化机构密切合作，协力打造出由永州电视台制作的《潇湘讲坛》，蔡自新、吕国康、吴同和、郭新庆等先生和我都曾做过关于柳宗元的多集专题讲演。柳州柳学会则于今年8月份举办了纪念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1200周年的学术座谈。与此同时，两地学者分别编辑的《柳宗元研究》、《柳宗元文化通讯》，作为中国柳学会的会刊持续推出，信息量大，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此外，不少学者还推出了一系列较为厚重的研究成果。诸如翟满桂教授的《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上海三联书店，2015）、祁世坤先生的《柳宗元文化研读》（安立文出版社，2014）、吕国康先生的《柳宗元评说》（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吴同和、马重阳二先生合编的《柳宗元研究大系·晋湘篇》（现代教育出版社，2015）、蓝天强先生主编的《柳宗元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下定雅弘先生的《白居易和柳宗元》（岩波书店，2015）等，以及即将出版的郭新庆先生的《柳宗元评传》、陈松柏教授的《柳宗元辨》。这此著作，或注重个体考察，或进行综合研究，都颇具新意。值得特别称道的是，由西北师范大学尹占华、韩文奇两位先生编纂的《柳宗元集笺注》（中华书局，2013），煌煌十册，非常厚重，此书的出版，改变了柳宗元全集无笺注的局面，为广大柳学爱好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据的一个版本，应该说意义重大，功在学林。

本次会议，设置了几个研究主题，一是艺术史、思想史上的柳宗元研究，二是宗教史上的柳宗元研究，三是柳宗元园林文学成就研究，四是柳宗元古体诗研究和接受史研究，五是柳宗元与河东文化研究。这五个方面的议题，大致涵盖了柳学研究的几个重要层面，也一定程度地展示出一些新的趋向。从与会代表及其提交的论文看，这些方面多有涉及，而且在柳氏诗学、园林文学、接受史和河东文化研究等领域，还请来了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大家。我相信，通过这两天的切磋研讨，一定会使相关认识得到深化，为这次会议带来丰硕的成果。

对于今后的柳学研究，我个人有这样几点期待：

一是选题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常说：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不好，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在不少情况下，一个知识储备丰厚的学者，如果选题不当，可能会写出平庸的文章；而一个入道未久的新锐，如果选题好，也能事半功倍、取得可观的成就。长期以来，选题陈旧，缺乏新意，尤其是缺乏思想含量和文化内蕴，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柳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较为普遍也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研究质量。

二是材料使用的问题。现在大家都重视新材料的使用，这是对的，但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文献，既有数量上的限制，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而，在充分关注新材料的同时，我们还应将注意力放在旧材料的细读上，要从旧材料中读出新问题。而要从旧材料中读出新问题，关键在于视角的变换，只有改变了研究的视角，旧材料才能为新问题服务。否则，新材料也可能沦为旧观点的注脚。

三是回归文本，进行深入的诗文本体研究和艺术研究。近些年的柳学研究，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多是研究文学与外部的关系。诸如文学与文化、地域、家族、政治、宗教的关系，其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外部的问题，而文本的艺术构成方式等文学内部问题，较少受到应有的重视。柳宗元是唐代诗文大家，他的诗，在元和诗坛别具一格；他的文，在字法、句法、章法上都匠心独运，与韩文形成鲜明的对照。至于他笔下的语言、色彩、意象、结构方式、风格特点，都打上了柳氏的独特标记。所以，我很期待今后的柳学研究，能在柳诗、柳文之文本研究、艺术研究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这样柳学研究就能内外双重突破，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也有深度的掘进。其实，历代的柳集评点，特别是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如何在他们的基础上，以现代美学为导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其系统化，学理化，应是我们应该多加注意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是重视现代科技手段，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达到两翼丰满。所谓两翼，一指坚实的国学根底，一指对现代科技、特别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进行资料搜集、处理的能力。现在的情况是：上了些年纪的学者，往往具有较深的学术积累，但不大善于新技术的使用；而新锐的年青学人，虽娴熟于IT技术，但在解读文本、分析资料上不无欠缺。如何将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新旧兼备的格局，是对今日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柳学研究能否层楼更上的一种考量。近十年前，我曾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数据库、计量分析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的小文，去年，我又为《中国大学教学》写了一篇《E考据与文史教学的应对方略》的文章，其意都在强调对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新的技术手段，预示着一种前沿研究范式、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它的确能大大优化我们的研究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并给予研究以形而下的技术辅助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如果我们上了些年龄的学者能尽快补上这一缺项，无疑可以借助丰满有力的两翼，在古典文学研究、柳学研究的领地获得更大的收获。

  最后，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专家学者在运城顺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