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柳宗元对屈骚精神的传承

                                                     翟满桂 

宋代严羽道：“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1]。这一评价实际上是一个文学传承的命题，她不仅直接把柳宗元与屈骚紧紧地连到了一起，而且将柳宗元上升到了唐人骚学典型代表的高度。涉及柳宗元与屈骚精神的关联，我们拟从基因、传承、嬗变的三个维度加以探讨。

一、基因论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晚期，柳宗元生活在公元800年左右的中唐时期。屈原“造为宪令”，希冀楚国复苏强盛，直言进谏被馋而遭放逐；柳宗元渴望改变大唐颓势，在唐顺宗朝擢升礼部员外郎，以新进朝官身份积极参与永贞革新的政治斗争失败而被贬黜。屈柳虽然时代不同，政治基因类似。他们都期盼通过自身作为而改变时代政局的理想息息相通，大起大落的仕宦际遇更是其二人共同遭具的政治生态。而且，屈柳放逐贬黜之地都在湖湘，无独有偶地形成了其二人共同遭际的地理环境。

屈原在怀王早期，曾官居左徒。这是一个具有实权的官职。他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给楚怀王提出自己的主张，影响怀王；他帮助怀王制定宪令，对内政诸多方面进行建章立制，纠偏补过，修明法度和选贤使能。这样着力的整饬政治，对腐朽没落的贵族阶级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屈原的改革招致他们的忌恨和围攻。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左迁为三闾大夫，后又放逐播迁江汉沅湘，成了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遭流放的第一人。中唐时期，面对权奸当道，吏治腐败，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的局面，柳宗元等一批年青热血的朝官，积极地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力图辅助唐顺宗扭转盛唐之后的颓势。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除了王叔文、王伾被贬官离京外，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均南贬为远州刺史，并在他们赴任途中，竟以处理太轻为由，再加贬为远州司马，形成历史上的所谓“永贞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共同的政治基因作用下，柳宗元对屈原的骚怨精神有着切身的体认。柳宗元从长安来到湖南，入湘的第一件事就是停舟汩罗江口祭奠。当年屈原自沉于湘江下游的汨罗江，柳宗元贬往楚南永州则恰恰是湘江上游。屈原被贬黜流放而身沉汨罗，令人悲戚；屈原坚持“美政”的思想情操，如日月之悬于中天，令人景仰。《吊屈原文》是柳宗元入湘后写的第一篇诗文。然而，柳宗元仅仅是为了吊屈？其实亦是吊已，屈原隔世千年恍如柳宗元之今生。柳宗元在文中敏锐地发掘了“骚怨”精神。“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衡若以荐芳”。“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2]。柳宗元视屈原为生命的同道知音，是自己向往与追求的偶像。可以说，读解《吊屈原文》是把握柳宗元传承屈骚精神之关键，屈原的骚怨精神成为柳宗元个人思想信念的承载依托。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3]。柳宗元与屈原既具备相同的政治基因，又恰恰生活在湖湘山水相同的地理环境之中，特别的赋予二人十分相似的创作历程和个人秉性。他们都曾有过得宠一时的机遇。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少写作，即使写，也多是一些奏折式的官样文章。他们真正的创作，大都是失宠、被贬时创作的。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都是失宠被贬后的作品，柳宗元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作品，也都是被贬永州之后的创作。柳宗元效屈骚作文，深得屈骚之魂。从《吊屈原文》发端，“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余涕之盈眶”[4]，直步屈原《离骚》、《九章》承袭骚怨精神，写下《惩咎赋》、《闵生赋》等赋文。《惩咎赋》名为“惩咎”实则毫无悔祸之意。自己抱有“处污以闵世”的壮志，希望“邀尧、舜与之为师”却事与愿违，遭受到严酷的打击。尽管经历了种种困苦，仍然要坚持理想的“大中之道”。《闵生赋》抒写怀才不遇的感慨：“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微兮，抗危辞以赴渊。”楚地的湘江、九疑山、苍梧之野，以及野死的重华、赴渊的屈原，这些自然山川、历史人物颤抖着他的心灵。“孰眇躯之敢爱兮，窃有继乎古先”[5]。反映了作者坚决效法古代仁人志士坚持真理、舍身取义的精神。屈原在《离骚》中尽情地倾诉：“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即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屈原精心设计，并毕生求索、锲而不舍的政治理想。不论受到怀王的器重，官居左徒之职；还是受到小人排挤，左迁为三闾大夫；抑或被放逐江汉沅湘，屈原都矢志不谕地坚持他的美政思想，并义无反顾的为之实践。中国古代，臣僚对君主怀有怨望或不平之气，不能直笔针砭，宣泄怨气，只是用隐笔曲笔借以讽谏。屈原常常借香草和神灵比君，一方面是抒发自己对楚怀王的怨望；另一方面，他也真切期望怀王真像香草和神灵一样出类拔萃，治国有所作为，使楚国国富兵强。屈赋通篇只有对君王如数如泣的哀伤、怨悔、希望，没有对君王的抨击和谩骂；即使在流放期间，他还对君王寄以厚望，规劝他回心转意，改变前非，一心一意地革新朝政。柳宗元如同屈原一样，也曾进入朝廷政治中心，同样也直接面对着君臣矛盾、忠奸对立这两大屈原母题。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与屈原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大凡物不得其平而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6]。韩愈将屈原精神冠以“不平则鸣”的文学宣言，其同道柳宗元更容易产生类似的骚怨精神情感共鸣。柳宗元南来楚湘之地，惟有屈骚精神相随相伴，支撑着他度过了忧愤抑郁的贬谪生涯。《新唐书》本传谓：柳宗元“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 [7]。柳宗元辞赋本身即是对骚怨精神的最好的诠释。

战国时期的屈原与中唐时期的柳宗元，虽然相隔一千一百多年， 二人的秉性也很相似，倔强着不肯向权势低头，即使在现实中失败了也不愿意随波逐流。屈原遭放逐后，抱定的决心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柳宗元面对革新失败和贬辱之灾，也抱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8]。“抱拙终身，以死谁惕”[9]。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投迹于边远荒僻之地，而不丧其神明，直以坚韧之心性追踪屈骚，发为高唱。这正见出柳宗元所执著的骚怨精神之顽强。

二、传承论

对人生现实特别是政治经历的思考，是柳宗元传承屈骚精神的载体，它既是十分沉重的，也是充满激情的。因而，柳宗元辞赋可按内容分为侧重于陈情和咏物两类。

侧重于陈情的辞赋是个体激昂情绪的宣泄。如《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乞巧文》等，围绕着往事经历，从“祟”、“咎”、“闵”、“梦”、“囚”、“拙”等多种角度、不同层面，如同火山喷发般的倾泻自己深深地反思。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政举时间仓促短暂，他们完全仰仗的皇帝顺宗因“中风失语”而病退，而一直与王叔文集团交恶的太子李诵继位为宪宗获得了宫廷夺权斗争的胜利，革新派的台面人物随即全部被贬“一锅端”。政治斗争的跌宕导致人生起伏的落差太大，使得柳宗元对自身的作为感到不可理喻。当他从叱咤风云的朝廷政治中心跌落到如同囚禁的流贬地，这样的思考无论怎样深沉都不为过，这样的情绪无论怎样激愤都可以理解。“浏乎以游于万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为利者，夫何为耶”[10]。“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以为师。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其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阿”[11]。“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12]。“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首丘之仁类兮，斯君子之所誉。鸟兽之鸣号兮，有动心而曲顾”[13]。“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14]。“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嚣混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15]。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这些陈情无论如何愤懑都留有着自身的底线，那就是象屈骚精神对国君坚持不二的忠诚一样，柳宗元始终怀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赤子之心不变。

侧重于说事咏物的辞赋显得沉重而又犀利。如《佩韦赋》、《瓶赋》、《牛赋》、《愈膏肓疾赋》、《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并序》、《憎王孙文》、《逐毕方文并序》、《辨伏神文并序》、《愬螭文并序》、《哀溺文并序》、《招海贾文》等，分别针对性急与性缓、瓶与鸱夷、牛与赢驴、治病与理国、尸虫与告阴状的小人、正曲与扶直、远小人与祸端、真与伪、命与利等事物。“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得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16]。“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17]。“人不惭愧，利满天下”[18]。“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倾，非一木之能止”[19]。“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匿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20]。“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达，法焉是专”[21]。“与汝异途，不相交争。虽汝之恶，焉得而行”[22]。“群小遂兮君子违，大人聚兮孽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23]。“黠知急去矣，愚乃至此。高飞兮翱翔，远伏兮无伤”[24]。“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25]。“善游虽最兮，卒以道夭。与害偕行兮，以死自绕”[26]。“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27]。这些铺叙和评议中，融注了柳宗元政治斗争君与臣、忠与奸的评判智慧，也始终没有离开骚怨精神的传统。

最值得提出来的是柳宗元的《天对》，这是为回答屈原《天问》而作的一篇大赋。屈原《天问》全篇仅374句、1565字，不仅是篇幅仅次于《离骚》的长赋，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神话史诗。《天对》是柳宗元企图穷究屈骚精神的一种尝试，他将《天问》中的172问归结为122条，在相距1100多年以后的时代，全面进行重新认识，努力加以诠释和回答。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保持了与《天问》一致的四言格式，力图在规整的文字范围内表达丰富的内容。《天问》曾经对大量的人与神的传说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关于鲧的传说，表现出屈原极大的不平。他对鲧为了治水而遭惩罚深表同情。《天问》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他的怀疑、愤懑，虽以“问”的形式出现，实际却是一种对现实的评判。从《天问》到《天对》，屈原怀怨愤之情问天，柳宗元抱贬谪之恨对天，两赋一问一答。柳宗元《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屈原《天问》而写。但是，柳宗元除了尽可能地解答屈原留下的疑问，也在痛苦深思的问答中表达出自己的理想。其实，柳宗元正是以屈原自况，通过与前贤对答的反复思考，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焦虑和批判。《天问》、《天对》作为诞生于湖湘大地的两枝文学奇葩，历来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唐代诗人李贺赞曰：“《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即开辟以来，可推第一”[28]。鲁迅评价《天问》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29]。郭沫若也称赞道：“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30] 。有趣的是，屈原只问不答，从战国时期一直到唐代，只有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以《天对》之篇汪洋恣肆，以赋对答赋问。南宋诗人刘克庄说：“子厚《天对》，真可以答《天问》”[31]。清代何焯也道：“定远云：柳州作《天对》，其文亦几于三闾也。题曰《天对》，似是未安，天尊不可问，故不曰‘问天’”[32]。一代伟人毛泽东也非常欣赏柳宗元在《天对》中的批判精神。他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33]。可以说，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都是作者对自然和社会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冥思苦想得以无限展开的精神升华。这种勇于批判、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三、嬗变论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柳宗元既然要推行古文，又如何传承屈骚精神，这是一个需要释疑的问题。

一是要搞清楚古文运动的主旨。唐代从贞观初到开元末的一百一十余年间，诗赋骈文成为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这从当时留存至今的策文全部都是骈文可见，以至于对当时的科举取士都有很大影响。经盛唐至中唐，骈文开始去赘典浮辞，开始走向平易流畅反映出了文学领域变革动向。柳宗元与韩愈辈适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文章明道、载道，共同推行古文运动的变革，才得以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然而，他们的主旨是要下决心改变糜华文风，意欲让圣人之道更好的光大，而不是单纯地去为了摒弃骈文。柳宗元早年的学习就是从诗赋开始的。“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34]。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词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苛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35]。柳宗元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这就是他与韩愈共同推行古文运动的基本理念。

二是要全面了解柳宗元对屈骚精神传承的成效。柳宗元永州十年砥砺没有沉沦不振，而是在屈骚精神的伴随下，在永州山水的滋润中进行了思想、文学的全面升华。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站在了唐代哲学思想的顶峰，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让山水游记获得诞生，为寓言杂文发展定型，这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份特别的贡献。柳宗元骨子里徜徉着的屈骚精神，让他对辞赋等传统文学样式运用更为娴熟。可以说，非文非诗而又亦文亦诗，限制少、容量大的辞赋，是柳宗元运用较多的一种文学样式。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还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来讲，辞赋成为其传承屈骚精神的重要载体。

三是柳宗元辞赋的嬗变。这是柳宗元传承弘扬屈骚精神至为重要的方面。

在四十五卷本柳宗元文集中，直接以“古赋”、“骚”冠以卷名的分别是卷五和卷十八，各有九篇、十篇，亦即后人称道的“九赋”“十骚”。其实，历来人们对柳宗元文集中有哪些辞赋作品看法不一。卷十五“问答”中的《晋问》，曾经被宋人晁无咎收入《续楚词》，其系词云：“枚乘《七发》，盖以讽吴王濞毋反；《晋问》亦七，盖效《七发》以讽时君薄事役而隆道实矣”。又如，明人茅坤选录柳宗元《晋问》时说：“即汉魏以来七之遗也。然所见不选，姑存之以见子厚词赋之丽云”[36]。到了民初，姚永朴指出：“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词赋也。”[37]就是说，不仅是《晋问》，还包括《答问》、《起废答》、《愚溪对》都被列入辞赋行列。冯书耕、金仞千也指出：“柳子厚《愚溪对》……亦为辞赋体，不应入论辩类。”[38]今人王基伦依姚鼐《古文辞类纂》十三体类的方式罗列柳文的骚赋类作品为三十二篇。[39] 这是以往人们多认为柳宗元文集中的骚赋作品应有三十多篇的通常看法。

马积高《赋史》对辞赋进行了创造性的系统研究，其成果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尤其是从艺术层面对辞赋的发掘最为精辟：“骚的基本艺术特征同《诗经》中的诗无二致。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除语言、结构等不同外，主要在于骚是不歌而颂的。骚之称赋，其理由即在于此；赋之得名，亦在于此；而与诗六义之一的‘赋’无涉” [40]。基于马积高对骚赋基本艺术特征的判断，我们可以将骚赋概括为述而不歌、大致有韵的文体样式。以此为据，深入分析柳宗元文集中的铭、碑诔、祭文、表状、杂题诸卷，除了“九赋”、“十骚”等三十余篇已经公认的骚赋文章外，卷十四“对”中的《天对》篇，源自《楚辞》传统，属有韵之文，乃为屈原《天问》直接作答的古今第一赋章。外集卷上“赋文志”中的《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等篇，是毫无疑问的赋篇。卷十九“吊赞箴戒”中的《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则与卷十八中的“十骚”无甚区别。箴铭赞和诔祭文约六十篇采纳了骚赋体表现手法，表状类六十多篇也多用骚赋文学形式。这样，柳宗元文集中的辞赋不仅是“九赋”、“十骚”，也不能局限于通常的三十余篇，必须将视野放开到一百五十篇的范围。这既是柳宗元研究中的重要事件，更是辞赋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应当说，长篇大赋只是柳赋当中的个案，可以藉此看出其对屈骚汉赋的沿袭与继承，但精短小赋则是更多的篇章，这是柳宗元竭力倡导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即使是应用到表状箴铭诔祭之赋，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自古中兴之主，必有命代之臣”[41]。“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君子不惧，为惧之初”[42]。“敌存灭祸，敌去召过”[43]。“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44]。

柳宗元辞赋形式多样，既有使用语气助词的骚体赋，也有中规中矩的四言诗体赋；少有上千言的汪洋大赋，多有十数行的精短小赋，身体力行地引导传统的汉魏齐梁堆砌名物辞藻的大赋，朝着真实抒发情感的精短小赋方向发展。

柳宗元的抒情小赋《吊苌弘文》是《吊屈原文》的姐妹篇。吊文高度称扬了苌弘为国捐躯的忠义品格和临危不顾的勇敢批判精神。章士钊认为：“子厚吊苌弘，实乃吊王叔文”[45]。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的“原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46]。这与苌弘的愿望是类似的。王叔文锐意革新弊政，失败后不幸被贬，继而赐死。这与苌弘筑城成周，以强周室，反而为周人所杀的遭遇，何其相似乃尔！“俟贞臣以为友”，身处囚籍的柳宗元通过吊苌弘，强烈地抒发了对王叔文“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的同情之心。

《惩咎赋》写得极为动情。这篇赋名为“惩咎”，实是咏怀，发抒了自己心中多年的压抑和困苦，也表明了以死明志的节操，却并无半点悔过之意。《梦归赋》是柳宗元怀乡之作。他因希冀量移恢复从政而更思念故园。“列兹梦以三复，肠一日而九回”[47] 。写得极其沉痛，令人叹惋。《闵生赋》是柳宗元抒写冤遭贬斥，怀才不遇的作品，要以屈原这样的“古先”为榜样，即使“一废不复”死于贬所，也要壮怀激烈，流芳百世。《囚山赋》形象地描述出一幅永州的群山图。柳宗元在永州的地理特征基础上，把自己的不幸与人民的悲苦联系在一起了。

骈散不拘是柳宗元辞赋的重要艺术特色，这与其倡导的古文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马积高说：“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都写过一些有现实主义光辉的作品。其中柳宗元尤为杰出。他的抒情小赋、讽刺小赋都能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如《囚山赋》《哀溺文》《乞巧文》《牛赋》《瓶赋》《起废答》，都能嘎嘎独造，几可与屈赋比美”[48]。

柳宗元辞赋有中规中矩的文体赋，也有使用语气助词的骚体赋，更有不少偏向于散或骈散不拘的赋。《对贺者》设“有自京师来者”，见面后说客套话，称柳宗元面容气色好，没有因为被贬而愁眉苦脸，因而改变安慰的初衷转致祝贺。柳宗元正言直叙内心苦闷，“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49]所用句式，有徘有散，语言铿锵，掷地有声，真挚情感自然流淌。

讽谕为旨的讽刺小赋是柳宗元辞赋的亮点。将俳谐讽刺作为艺术手段，以往着重自抒胸臆，刻画心灵，柳宗元变而为重在描绘形象、体物寓言，从而揭露并批判了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类的嘴脸与行径。如《骂尸虫文》，尸虫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潜窥默听”，刻意于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谗毁中伤、打小报告为职业、为能事的尸虫般的人物，在柳宗元之前和之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何尝没有，几曾断绝过？“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50]。自《诗经》而后，不少人对这类尸虫般的谮人，对他们“萋兮斐兮，成是见绵”的行为，曾多次予以指斥、诅咒，但以如此具体生动的笔墨，把他们的形象勾画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还是不多见的。《憎王孙文》借猿与王孙这两种动物势不两立的习性、特点，以爱憎分明的笔墨，一方面深情地赞美了象王叔文集团那样的在政治上主张革新进步者的德行，一方面则无情地揭露了以大阉强藩为核心的反动势力的罪行。《哀溺文》借一个由于舍不得扔掉钱而终于被水淹死的“永之氓”的事例，进而刻画了一个贪“大货”而被“世涛”淹死的“大氓”的形象，对他们的贪婪以至胜过性命的丑恶行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对他们葬身于名利场中的必然结局，表现了轻蔑的悲悯。柳宗元是一个特别爱好深沉之思的人，对人情、物理、历史都有一种探求底蕴的精神。其辞赋思致幽深，又力求文辞峻洁挺拔，创造了柳赋的独特风格。以致明代王文禄说：“柳赋，唐之冠也”[51]。马积高对赋的发展历史加以全面研究之后，为柳宗元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在辞赋方面的成就更是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的” [52]。

    述而不歌、大致有韵的辞赋

辞赋是诗歌发展的新样式，一度对诗歌的繁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战国后期的南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开展了中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春天”[53]。特别是进入汉代到唐王朝建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骈文形式的辞赋跨越文学领域而在应用性文章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柳宗元、韩愈共同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才得以逐步改变。他们所推动的古文运动，在文学理论上提倡“文者以明道”，强调“辅时及物”的文学功用；在文学形式上倡导和实践单句散行为主的文章体裁，对当时社会的骈文主流激烈的加以否却。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辞赋，可以从时代的主流舞台降尊纡贵，却不会就此消亡。就连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实际上也在倡导和实践古文的同时进行着辞赋的创作。在四十五卷本柳宗元文集中，直接以“古赋”、“骚”冠以卷名的分别是卷五和卷十八，各有九篇、十篇，亦即后人称道的“九赋”“十骚”。其实，历来人们对柳宗元文集中有哪些辞赋作品看法不一。卷十五“问答”中的《晋问》，曾经被宋人晁无咎收入《续楚词》，其系词云：“枚乘《七发》，盖以讽吴王濞毋反；《晋问》亦七，盖效《七发》以讽时君薄事役而隆道实矣”。又如，明人茅坤选录柳宗元《晋问》时说：“即汉魏以来七之遗也。然所见不选，姑存之以见子厚词赋之丽云”[54]。到了民初，姚永朴指出：“骚、七难、对问、设论、辞之类，皆词赋也。”[55]就是说，不仅是《晋问》，还包括《答问》、《起废答》、《愚溪对》都被列入辞赋行列。冯书耕、金仞千也指出：“柳子厚《愚溪对》……亦为辞赋体，不应入论辩类。”[56]今人王基伦依姚鼐《古文辞类纂》十三体类的方式罗列柳文的骚赋类作品为三十二篇。[57] 这是以往人们多认为柳宗元文集中的骚赋作品应有三十多篇的通常看法。

马积高《赋史》对辞赋进行了创造性的系统研究，其成果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尤其是从艺术层面对辞赋的发掘最为精辟：“骚的基本艺术特征同《诗经》中的诗无二致。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除语言、结构等不同外，主要在于骚是不歌而颂的。骚之称赋，其理由即在于此；赋之得名，亦在于此；而与诗六义之一的‘赋’无涉” [58]。基于马积高对骚赋基本艺术特征的判断，我们可以将骚赋概括为述而不歌、大致有韵的文体样式。以此为据，深入分析柳宗元文集中的铭、碑诔、祭文、表状、杂题诸卷，除了“九赋”、“十骚”等三十余篇已经公认的骚赋文章外，卷十四“对”中的《天对》篇，源自《楚辞》传统，属有韵之文，乃为屈原《天问》直接作答的古今第一赋章。外集卷上“赋文志”中的《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等篇，是毫无疑问的赋篇。卷十九“吊赞箴戒”中的《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则与卷十八中的“十骚”无甚区别。箴铭赞和诔祭文约六十篇采纳了骚赋体表现手法，表状类六十多篇也多用骚赋文学形式。这样，柳宗元文集中的辞赋不仅是“九赋”、“十骚”，也不能局限于通常的三十余篇，必须将视野放开到一百五十篇的范围。这既是柳宗元研究中的重要事件，更是辞赋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