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美学思想

 郭新庆

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家比较刻版，他们像用度量衡一样使用语言，缺少浪漫的风趣和情感。其实不然，真正的大智者，他们在孤独和寂寞里蕴蓄的情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站在高颠上赏日月，观沧海，在历史的时空里畅游、思想。大家对美的追求和解悟，是穿越时空和现实的。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为思想家往往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叛逆者，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往往不为时人所接受。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屈原有这样的慨叹，柳宗元也为此慨叹过。做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和诗人的柳宗元，其深邃的思想，别样的文学韵味，常常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一生遭贬，他在诗文里凝结的美，带有一种苦涩的情感，是一种更深幽的美。柳宗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他的为人和行止一直深受后人的称道。可不知什么原因，许多写《中国美学史》的人很少提及唐代，甚至对柳宗元只字不提。这里除了传统的惯性思维而外，柳宗元远离主流社会，思想影响被弱化和遮蔽了。另外，我们对柳宗元研究缺少开拓性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细究柳宗元诗文，其间透出的思想和对美的追求，是那么的强烈、耀眼和感人。

把山水当知己

“美学”这个字眼，是西方人发明的，至今才二百五六十年的时间。美学是一门依附哲学的新兴学科，它研究的范畴与哲学和文艺理论交织在一起，很难有更明澈地界定。中国美学更是这样。要从哲学的角度理清美学的概念是很难的，就像人类探讨生死、命运一样，至今也没有一个更令人信服的解说。中国的美字就很奇妙。据《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说：“美”字，从羊从大。羊为古代膳食的六畜之首。有“羊大则美”之说，这里是说羊大肥美。古时论说美，《诗经·邶风·静女》说：“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胎。”说情人赠送的礼物，不是因礼物美而美，而是因为礼物是美人送的才让人感到美。屈原用美人比喻贤者。古时诗人习惯用诗歌讽喻时事，称之为美刺。这里的美，是指称善；刺，是指讽恶。古人把美好的文章称美文，美好的言词称美言，说美好的事情为美谈，美好的称呼为美称。以至用美字形容和称道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如：美德、美丽、美观、美满、美睡（睡得甜美）等等。所有的美好的事物都与人相关，是人发现了美好事物的特质，才使美得以显现的。美是人发现的，美也是人创造的，所以它有很明显的时代特性。柳宗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有一句名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是说美好的事物自己不会显现，是人发现了它的美才使它得以彰显的。晋人王羲之《兰亭集序》描述兰亭美景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致使兰亭名扬古今。所以，柳宗元说，兰亭美景假使没有王羲之赏识，那些清澈湍激的泉水，茂盛的长竹，也只能被荒芜掩埋在空山之中。而他为邕州马退山茅亭作记，也是为了不“使盛迹郁堙（yù yīn掩蔽不为人知）”。

在永州，柳宗元住在法华寺庙里，由寺庙西亭望西山，始有西山宴游；寻山往西，游钴鉧潭；又由潭西游鱼梁上的小丘；继而又向西至小石潭，随有四记。由近至远，三年后，柳宗元在西山乘船去袁家渴游览；自渴西南不到百步，得石渠；继而游石涧；最后是小石城山，转年去更远的黄溪。柳宗元在永州有九篇游记，《永州八记》最为世人称道，其内容相系，自成体系，是作者刻意用心之作。与以往游记不同，柳宗元的游记“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山水而写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寄托到山水里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刘大杰语）柳宗元把山水作为知己，借景写人，借物写心，景物里充满了感情色彩，字里行间都或隐或显着作者的影子。柳宗元笔下的山水与他的性情和遭遇相融相谐，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高洁﹑幽深﹑凄清的美。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说：“自余为僇（lù）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zhuì lì恐惧不安）。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钴鉧潭记》末尾说他居夷地小潭而忘掉故乡，山水愉悦，令人忘忧，隐约透出凄苦的伤感。《钴鉧潭西小丘记》所记小丘不足“一亩”，似袖珍一样的笼中之景。因为是“弃地”，“货而不售”（没人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瞧不上眼）”；而如居显地，“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柳宗元买下小丘，少作修饰，“佳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站在丘上四处望去，高山﹑浮云﹑溪流﹑鸟兽，争显其能，显现在小丘之下。柳宗元为发现小丘美而欣慰，其遭贬难言之隐也苦涩地从纸背流出。《小石城山记》写山石，“借石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柳宗元感慨道：夷地奇伟之石，“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没人赏识）”，这难道是为慰藉象我这样有才能而遭贬的人吗？造物者为何“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啊！心中郁闷之情，借景抒而无遗。柳宗元借景自喻，他用山水美景不为人知来比喻自己被贬弃和埋没的处境。他描写的景物或隐或显透着自己的影子和情感，这是前人的游记所没有的。

柳宗元在山水的描写上，观察细微，体验深切，不但用笔精炼，语言清丽，还巧妙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段。他笔下的山水﹑景物都写活了。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颜色﹑声音﹑动静﹑远近，……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处处都充溢着诗情画意，令人神往。柳宗元的游记篇篇称绝，其用语之精妙，巧夺天功。他写山石的奇形怪状，说如牛马下山饮水，如熊罴争奔登山。写游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尓(chù忽然)远逝，往来翕忽(xī迅疾貌)，似与游者相乐”。鱼﹑影、人互动，静动相间，虚实相衬，以少胜多，以鱼拟人，鱼知人意，“与游者相乐”，凸显出高超的美学意境，让人读后心旷神怡。他说鱼“若空游无所依”，象在透明的空气中游弋，是极写潭水的清澈，又让人有飘若如仙的感觉。写树，“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遂”。凄清、幽遂，其境静的让人骨寒。写山，他不直写山之高峻，而是用周围山水景色来烘托它。他坐在山上眺望四州，“凡四州之土壤，皆在衽席（坐席）之下”。山之高大，不言自显。说山下景色“寸尺千里”，是以小喻远。人眼看到的景色在千里之外，又仿佛在咫尺之间。说“山之特立（出众），不与培塿（小土堆）为类”，是作者自况也。顿时，浩气冲天，“悠悠乎与颢（浩）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赏美景都到了忘我的境地，“悠悠乎”，“洋洋乎”，不知不觉把自己与万物融化为一体。柳宗元写泉景更是一绝，他在《石渠记》里说：“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这是用声音写形）。……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越过）石而往，有石泓（hóng深潭），昌蒲（水草）被之，有青鲜环周。……清深多鲦（tiáo）鱼。……其侧皆诡（奇异）石﹑怪木﹑奇卉﹑美箭（竹子），可列坐而庥（xiū休息）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山泉景色灵动，人被如诗画般的情境陶醉了。风吹草木，韵声在崖谷中振荡。被吹动的草木静下来了，可它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有声有色，意趣无穷，人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随之在时空中飘荡。

柳文记山水最奇崛，为文奇特突出，神奇绝妙。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柳宗元作《游黄溪记》，最称奇文。文中记的黄溪发源于湖南宁远县北面的阳明山，向西流经零陵县东北，折北后又向东北流入祈阳县与白江汇合入湘。黄溪在永州州治东七十里处。《游黄溪记》开篇云：“北之（往）晋（山西），西适（去）豳（bīn古地名，今陕西彬县），东极（到达尽头）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美好的）。环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水名），西至于湘（江）之源，南至于泷泉（水名），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这样的文势：“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此下也都如之，用“滇最大”，“邛都最大”，“筰都最大”，“白马最大”等等不已。据此后人说柳宗元《游黄溪记》仿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并由此引发了一番争议。韩愈和刘禹锡推崇柳文，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柳宗元谙熟司马迁为文，柳文里有他的影子是很自然的事。《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说的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小国的所谓“君长”，其实都是一些部落的酋长。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不过一个县域大小。可他的国王却问汉朝使者，夜郎与汉朝谁大这样的话，一时成了千古笑谈。这才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柳文用这以小喻大的文势，是要突显永州山水之美，其用语远比司马迁那段文字富有文彩。清代戴敦元《萧穆类稿》说：“天下总此义理，古今人说来说去，不过是此等话头，当世以为独得之奇者，大率俱（全，都）前世之唾余耳。”《清史稿》本传也有这样的话：“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此说不尽然。其实“后人所发议论，不必前人曾未发过”，关键是有无新意和亮色。屈原《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忧虑，担心）。往者余弗（fú不）及兮，来者吾不闻。”而同样感伤命运，慨叹忧患，唐代陈子昂却用不一样的话语吟唱，一出口，就让人记住了。致使传唱千载还情思撼人。清人刘大櫆评《游黄溪记》说：“山水之佳，必奇峭，必幽冷，子厚得之以为文，琢句炼字，无不精工，古无此调子，子厚创为之。”说柳宗元游记是创新，这应是说到点上了。也正是继承和创新才使这些文学样式有了新生。清代林纾说：“《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昌黎不能及也。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柳州穷极山水之状，无不备肖。”阳朔，古县名，在今广西。俗有“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称，这里以阳朔代美景。《游黄溪记》说黄溪之美自黄神祠始，“祠之上，两山墙立”，花草树木掩映其间，随山势起伏，缺口处是悬崖绝壁﹑洞穴、流水。水下“小石平布”。有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形如剖开的大坛子，两侧悬崖绝壁。潭水墨绿色，而流进来的水却象白色的虹霞，“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旁边又一水潭，“石皆巍然”，湍急的流水穿行于奇形怪石间。“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hú天鹅），方东而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清人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说：“游黄溪不过十余里，却写得如千岩万壑，幽峭深邃平远，无境不备，手有化工，不同画笔。”读此种文如读画，令人应接不暇。

柳宗元在柳州有游记两篇，《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和《柳州东亭记》。细读品之，与永州诸记明显不同。与此前“简古”为文相比，《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有四百八十余字，为柳文游记之最。又一改凄清﹑幽遂的文风，文里哀怨之气也不见了。写景平铺直叙，环视浔水，山情水貌，奇景奇状，分层一一道来，就象一幅环状的画卷，既让人赏心悦目，又一目了然，俨如推介柳州山水的导游词。明代茅坤评此文说：“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澹宕风雅。”柳州虽小，刺史乃亲民之官，虽同为贬境，但已非司马闲职。柳宗元每日劳于民事，少于出游，自然不再有永州时的闲情逸致。《柳州东亭记》不是游记，是柳宗元为柳州城南修建东亭所作的碑记，但它用写游记的手法描写小亭周围的景色，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游记是人赏游之作。文发之于景色之美﹑之奇。景色愉人，人在景色里自娱。赏景是为了陶冶情操，寄托心志，这是游记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游记里如果没有人，景物就失去了灵魂，也不会有灵气。而不同心气的人，看景物也是不一样的，为文自然就有了高下。近代有人评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说：“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古人文章，有云属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实从熟处生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也。”章士钊对此赞许说：“寥寥数十字，非读书得间，且于文境有体会者不能道，‘从熟处生出’一语，尤探骊（黑龙）得珠。”高洁﹑深幽﹑凄清是柳宗元游记的主调，这与他为人和心境相关。古人为文，千态万状，变幻莫测，寻源穷根而论，无过“从熟处生出”，进而随心所欲，得心应手，以至出神入化，达到“文入妙来”之境。短短数百字小文，字凝句炼，篇篇写的绝世傲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其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有如到深水龙嘴里探寻宝珠一样。“从熟处生出”一语，揭示了为文之道，不解其中甘苦的人是不会说出如此绝妙的话语来的。

赏景分雅俗高下之别。魏晋时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避祸，整日寄情山水，纵酒装疯，强为谈玄说远，“口不臧否（褒贬，评论）人物”。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显然不能与柳文游记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相语。与柳宗元有同样遭遇的屈原，长年放逐在山水间。屈原用楚地特有的文学样式骚体诗赋记述和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文入妙来”的楚辞，千古咏唱如新。而柳宗元的游记里虽然也充溢着骚体的东西，可它已是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学样式了。柳宗元游记正因渗蕴流动着骚体诗赋的东西，才使他所描摹的山水出神入化地融入了他的心绪里，致使他的游记，如丝竹，如墨玉，有声有色，如诗似画。此乃神来之笔也。这柳宗元游记美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古人专门用文字记述出游的应始之《水经注》，这是北魏人郦道元为三国时《水经》一书所作的注。《水经注》是一本地理书，专门记述古时的河流水道。书中有风土景物的描述，也有志怪、征实（考证）之文。《水经注》用语精美，大都是作者亲历过的，所以文字写的很有质感，有时感情发泄，不能自己，让人读了荡气回肠。可惜《水经注》对山水的描写都是一些片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是柳宗元最终确立了游记这一崭新文学样式。柳宗元传世的《永州八记》等文，字字珠玑，如诗如画。就象他自己在《愚溪诗序》里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这是后世没人能企及的。

怨愤凝华的寓言小品

和山水游记一样，中国寓言也是柳宗元创立的。人生是很奇特的事情，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往往是反着的，致使人生的命运有时也是扭曲的。故而许多名垂青史的人都是在逆境中成就的。左丘失明，邃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里的脚，古时指小腿。膑脚是把膝盖骨去掉，人就不能走路了。司马迁是在遭腐刑后，才写有《史记》的。腐刑是把男人生殖器破坏了，这在古时是一种极刑。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最残酷﹑最无人道的刑法。与柳宗元一样，战国时的屈原因被放逐了，才有华章《楚辞》传世。柳宗元一生遭贬，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可恶境生美，痛苦里铸就了柳宗元的人生辉煌。他在永州写的寓言小品和他的山水游记一样都是光耀千古的文章经典，也是后世没人能够企及的。可历来的中国文学史都对柳宗元的寓言说的比较简单，缺少对其内在特质的开掘。为此，我在这里从美学的角度做些解析，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人世间的事不是都能直言的，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小对大；对权势，对恶人﹑恶俗，以至亲朋﹑至爱﹑师长﹑上级等等，许多场合不能直言，直言遭忌，直言惹祸，就是对挚友﹑善人有时也如此。为此会有旁敲侧击，指桑说槐，转弯抹角，借古讽今，以他物说人事的。于是也就有了寓言这种东西。从古汉语解意看，所谓寓言，是指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交替，思想活跃，坏礼伤俗之风渐起，用寓言说事盛行。那时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流传下来，《庄子》最具代表性。《史记•庄子传》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释文》对此解注说：“寓，寄（托）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从这里看，寓言最早是借用托他人之言向人说理的，与后来讽喻时弊的文学不尽相同。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往往也用浅近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解经和说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司马迁的话说：《庄子》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hé开合），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比不上它）也。”翻看《庄子》一书，确实很热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游历滋蔓，口納百川。庄子推崇老子，谈玄说虚，“剽剥（攻击）儒（孔子）墨（子），虽当世宿学（饱学之士），不能自解也”。当时人不看重个人著书，往往一家一派合集一书。《庄子》书里，真正他本人的东西不多，多为师徒相继，代有增益（增加）。《庄子》寓言大多为只言片语，少见篇章之作。后人把这些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用委婉话劝说）故事称之为寓言。我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应自柳宗元始，此后再也没见有人写出如此精妙的寓言故事来。柳宗元写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大多又都是有实事指向的。其用语之精美，语言之犀利，似匕首，是刺枪，直刺时弊，直叉恶人﹑恶势力心窝。柳宗元写的寓言和他一惯为文简约一样，短小精悍，惜字如金。短短一二百字，假物为说，寓意深邃。他用冷讽热嘲﹑戏笑讽喻和劝诫等手段，把想要说的道理和训诫寄寓其中，说理入木三分。柳宗元的寓言，绵里藏针，柔中透刚，让人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之感。柳宗元寓言故事里塑造形象惟妙惟肖，有麋（鹿）﹑驴﹑鼠﹑虫﹑犬﹑虎﹑熊﹑人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他的寓言小品，针砭时事，柔婉而又尖锐。警世之语，让人震惊，沉思。他用寓言小品这种文学手段，把看似质若白水的生活场景写得让人看后涕泪皆飞，忍俊不禁。可静下来，又会有一种巨石坠水的震撼。这是更高层次的警世之作，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虚伪扒光了展示出来给人看，让虚伪者无地之容，让人在笑声中很容易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又在流泪笑过后受到启迪和教育。

《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由三篇短文组成。柳宗元借糜﹑驴﹑鼠三种动物的悲剧，讽刺那些色厉内荏﹑仗势逞威的人。千百年来，广为传布，几于无人不晓。《临江之糜》写“糜不知彼（指犬）”，依仗主人之势混迹其间，后被外犬杀食。“糜至死不悟”。《黔之驴》写驴貌似“庞然大物”，无异能，对老虎怒而蹄之，技止（黔驴技穷），被老虎吃掉了。《永某氏之鼠》写仓廪（lǐn粮仓）之鼠，持宠骄横恣肆，以为终世饱食无忧。后来主人换了，尽遭捕杀。柳宗元在《三戒》序里说：他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己能，“乘物以逞”，依仗势力与人交往，“出技以怒强”，为所欲为，终要招祸患。为此作《三戒》。柳宗元厌恶不学无术的门阀子弟，《三戒》也是讽刺这些人的。清人孙琮说：“读此文，真如鸡人早唱，晨钟夜警，唤醒无数梦梦（昏乱）。”

《罴说》与《黔之驴》相近，写“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他利用“鹿畏貙（chū兽名），貙畏虎，虎畏罴（熊）”，吹不同声音驱兽。最后罴至时，因无音可吹，被罴撕碎吃掉了。柳宗元嘲讽说：“今夫不善内而持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以此训诫那些没有真本领，靠投机取巧混日子的人。

柳宗元在永州作《蝜蝂传》，通篇仅一百六十七字，小文章。文中寓言故事里说到一种叫蝜蝂的小虫，《尔雅》称负蝂，自然界里为何物不得而知。“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áng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由于负重过多，被压倒爬不起来。“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写寓言都是为了言时事的。《柳集》注说：多藏必厚亡，财多必害己，古人所叹。蝜蝂遇物，愈贪而不已，然无所用，故受祸而莫救。又说：公之所言，盖指当时用事贪取滋甚者。章士钊经考证认为，柳宗元作《蝜蝂传》、《哀溺文》等是暗中对当政者王涯有所指摘，以史实和柳文相证，大抵去事实不远。王涯是柳宗元早年好友，永贞革新时与宦官一起谋立太子，政治上与柳宗元相左，其性情文字也迥异。王涯贪权嗜禄，柳宗元尤为不喜，自此再不见两人有交往。王涯任宰相时，聚货财，敛书画，当时无人不知。两《唐书》记栽说：王涯居永宁里，住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故第，藏有财宝“巨万”，“别墅有佳木流泉”。“涯宅书数万卷”，与当时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秘书省的藏书一样多。王涯敛书画到了疯狂的地步，凡前代书法名画，他都想尽办法弄到手，他在家里砌厚墙，凿洞把财宝书画藏进双层夹壁墙里。柳宗元死后十六年，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甘露之变被杀抄家时，珠宝字画昼夜取之不尽。当时哄抢的人群，砸破藏书画的墙壁，剔取装书画匣套上的金宝和书画的玉轴后，把书法名画都弃之毁坏了。当时王涯兼江南榷茶使，百姓恨之入骨，临腰斩时，争投瓦砾如雨。这些贪得无厌极尽私利的人，到死之日，一切荡尽。王涯这些人的下场柳宗元早就预料到。他在《蝜蝂传》借小虫蝜蝂警示那些贪婪敛财的脏官，告诫他们，如果“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早晚会象蝜蝂小虫一样跌地不起的。如还不知悔悟，“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贪取更甚，这就离坠地死亡不远了。蝜蝂小虫善负是一种天性，可人是有智商的，如果象蝜蝂小虫一样，“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其实人一旦贪婪成性，其智商和蝜蝂小虫没什么两样。柳宗元为他们感到悲哀。

《哀溺文》与《蝜蝂传》类似，说一善游者，中流“船破”时，因不舍弃缠在腰间的千钱，溺水而亡。柳宗元“哀之”作此文，以此来警诫那些“有大货之溺大氓者”。这里说的“大氓者”，当指朝中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前既没（淹死）而后不知惩（警诫）”，为贪图钱财，“以死自绕（环绕）”，说这些人为图财一直这么冒死环绕重复着。柳宗元这篇富有寓意的讽刺小赋，骚声古韵，肃穆里透着辛辣的讥讽，以小喻大，以时事寓朝政。表面巧无声色，内里如浅（jiān）流暗涌，象针铓一样刺向时弊和“大氓者”。

柳宗元《鞭贾》写于永州，是篇杂说，近似寓言，又象小品文一样，细读起来很耐人寻味。鞭贾是在市场上卖鞭子的商人。这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奸商。当有人问价时，本来五十钱的鞭子，必定要说五万。有人还价五十，他假装笑弯了腰；出价五百，又显得有点愤怒；出价五千，他就十分愤怒；一定要出价五万才答应。有一富家子弟，花五万买了鞭子，拿来向作者夸耀。仔细看去，鞭梢蜷曲不舒展；鞭柄歪斜不正；鞭缨甩起来也不随合；看鞭节,腐朽斑斑没纹理，用指甲一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举在手上，轻的象没拿东西一样。富家子弟说他喜欢鞭商说的发黄而有光泽的鞭竿，可让人用热水浇在上面，一下就变的干枯，现出苍白的样子。原来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打出来的。三年后，富家子弟在郊外和人赛马，用力抽甩鞭子时，一下断了五六节，自己也坠地受伤。再看那折断的鞭子，里面空空的，质地就象粪土一样朽烂不堪，简直一无所取。现今社会,追求“名牌”、虚荣，斗富、讲面子的人，常常也会花大价钱，去卖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炫耀，不但乐此不疲，还会象柳宗元说的那个买鞭人一样，执迷不悟。鞭商是用诈骗来谋利的，而买鞭者却只图其华丽外表的虚荣。如此简单的骗术竞让买鞭者痴迷不悟，看似笑话，其实会让人一笑后醒悟深刻的生活哲理。我们常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其实人类自身弱点所展示出的这些愚昧和可悲，总会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地上演着，只不过当事人浑然不觉罢了。柳宗元说鞭贾这件事，其实是为了讽喻时政。他说：“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这明显是在说那些伪装外表，粉饰言词，靠投机伎俩，获取高官厚禄的人；也直接触及了最高统治者皇帝。

元和初年，韩愈作《毛颖传》，遭人讥笑，非议蜂起。《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持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繆（pī miù错误）者。”韩愈弟子张籍有《致韩愈书》，责他好戏谑。就连赏识韩愈的裴度也作《寄李翱书》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chái同辈，同类）类云：恃（shì依赖；倚仗）其绝足（自喻千里马），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尓。”这里说的“制”，应是一种准则，含有节制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是说不过不及，保持适中的意思。古人为文，讲究文雅，不偏不倚，符合礼制。古文运动是对魏晋传到唐代时俗的一种反叛，韩愈不居守俗规，创新文学样式，作《毛颖传》，以寓意和戏谑言辞取笑时弊。此事贬在永州的柳宗元时有耳闻，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从省父经永州的内弟杨诲之那看到了《毛颖传》。他后来在《与杨诲之书》提起这件事说：“足下所持韩生（韩愈）《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当时人“为文多拘对偶”，官场为文也用骈体；韩愈《毛颖传》用寓言写传奇文，借给毛颖（毛笔）立传为名，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讥讽最高统治者和权臣；因不便直言，只好戏谑为之。柳宗元“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文张目。柳文说：读《毛颖传》，“若捕龙蛇，博虎豹”，与之搏斗，不敢有半点疏乎大意。真是不同寻常的好文章。而时俗文人，模仿抄窃，东拼西凑些没内容、没品味的东西，他们讥笑《毛颖传》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柳宗元说，自古圣人就不罪（嫌弃）俳（pái）。“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原本是古时艺人取悦人的东西，引之为文，自此后把游戏取笑的诗文称之为俳体。柳宗元认为，讥笑戏谑为文是数祖忘典，他举《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赞美开玩笑让人舒畅、快乐）和《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证之，说这些都是“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还列举事例，讲述“有所拘（拘束）”﹑“有所纵”的道理，借之来肯定戏谑的作用。他还用不同美食适宜不同口味，说明文章的多样性。柳宗元在收尾说：韩愈《毛颖传》是“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吴文治评语：“真一言九鼎之文。”这在当时有划时代意义，它冲抵时弊，开创了为文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柳宗元从别样的美学视角看人生，他创造美文寓言小品讽喻时弊，把讽刺才能和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柳宗元的文章像悬在恶势力和时弊头上的刺枪和匕首，让被讽刺的人如刺在喉，如芒在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虽被人恶心了，却又不能说出来。因为寓言设喻是虚的，文章里的动物和人都是泛指的，一切恶的﹑丑的都可以在这里对号入座，但又不能直说是指谁。可文章要说的事却是现实实际存在的，是可以具象的。所以才让被讽喻的人感到不安。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这不但影响了人的行为举止，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寓言借物说事﹑设喻说理，这与中国写意的山水画一样，把要表达的意思深藏在景物的后面。藏之越深，意味越浓，设喻越妙，说理越辟。柳宗元是疾恶如仇的人，他对恶人﹑恶势力痛恨入骨，对恶俗﹑陋习厌恶至极。可他是一个贬吏，许多事情是不能直说的，因而他创造了寓言小品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把他想表达的情感发泄了出来。柳宗元是语言高手，他把寓言的讽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柳宗元又是写骚赋的高手，他在寓言里融进了辞赋的元素，使文章增添了声响和色彩，其讽刺文学的光彩更加耀人。

在永州，柳宗元写了不少借寓言来抒发沉冤情感的东西，大都用骚赋为之，是情色并茂的华章。骚赋善抒情，以骚赋为文，多声色文彩。其色养目，其声悦心，其文真挚而朴茂，能使人读而得味。当世没有第二人能象柳宗元那样操骚赋来发声。明代宋濂作《渊颖先生碑》说：“古之赋学专尚音，必使宫商（指乐律）相宣（相得益彰），徵羽（指五音）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

《瓶赋》乃闲来之笔，是柳宗元一时性起，顺扬雄《酒箴》之意书就的。《酒箴》仅百字，一小赋，是扬雄“一时以文为戏”，拿去给汉成帝看的，有讽谏之嫌。文里没有评说，只是平实的把盛水的瓶子和盛酒的皮囊（鴟chī夷）摆出来给人看。水瓶“处高临深，动常近危”，一旦破碎，“身提黄泉，骨肉为泥” ；而鴟夷善变，“尽日盛酒”，“常为国器”，“出入两宫”。扬雄认为水瓶“不如鴟夷”。清人汪瑔《旅谭》说：《酒箴》是扬雄为文最好的，其文“妙造自然”。可能眼拙不见其妙，但世间名盖其实的事也不少啊！柳宗元反其意作《瓶赋》，说鴟夷蒙人眼目，“谄诱吉士”；“视白成黑，颠倒妍媸（yán chī美丑）” ；“败众亡国，流连不归（不知悔悟）”。而水瓶效法淡泊，“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普惠众生。就是“綆（gěng汲水用的绳子）绝身破”，“复于泥土”，也无怨无悔。这里“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柳宗元“宁为瓶之洁以病己（为难自己），无为鴟夷之旨以愚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读书人处世为人的准则，没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而柳宗元做到了。

《牛赋》也是柳宗元自喻之作，其意与《骂尸虫文》相近。文中“利满天下”和“常在草野”，明显是寓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等人。章士钊说：“子厚为文，善于持喻，然其妙处，在分寸不溢，一出口即如人意之所欲言。”这也正是柳宗元寓言为文的绝妙之处。柳宗元鄙视宦官和奸人，把他们比作“当道长鸣”的“瘦驴”、“劣马”，这些人“不耕不驾”，只因“善识门户”，“曲意随势”，而得势妄为。而柳宗元等人“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谪龙说》用语平实，“文字浅显易读”，白话一样的叙说，处处透着对贵少调戏遭贬人间龙女的愤怒，柳宗元厉声责斥他们：“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清人陈少章读后说：“此文子厚谪官后作，盖时有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处贬境，遭人非议，这对柳宗元早已习以为常。柳宗元为人很拗，至死都不愿与“非其类”的人同流合污。他幻想有一天能“化为白龙，徊翔登天”，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神奇瑰丽的神话色彩，飘然若仙的浪漫幻想，让柳文增加了亮色，也慰藉了那颗受伤害的心灵。

柳宗元寓言的韵味用“绕梁三日”这一成语来表述再恰当不过了。其实，古人的时尚并不比今人逊色。“绕梁三日”这一成语，是传说二三千年前，韩国民女韩娥为赚路费钱自己开演唱会的事。《列子•汤问》说：韩娥歌声婉转动听，听她唱歌的人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了这件事。韩娥唱歌会绕梁三日，而柳宗元的寓言更能传世千载，这远胜韩娥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