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乡愁与《晋问》

王　良

[摘要]历来，柳学界一致认为：柳宗元的先辈，因家世迁徙，早几代就宦游长安，离开了祖籍河东，再莫能就绪。《晋问》通篇是他对山西故乡的乡愁的真实表露。《晋问》通过真实的三晋地理形胜之美，名物名产之丰，古帝尧、舜遗风和文公之盛辉煌，引申出他“辅时及物，物为人用，民先君后”的治国兴邦的要言奥道，充分反映了他爱国、爱民、爱家乡的高尚情怀。本文要旨就是，论证柳宗元本人在其生前不但回过河东，而且不止一次。时间并非是他入仕之后，而是他入仕之前，为其父导制的五年间。

[关键词] 柳宗元;乡愁;《晋问》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在大唐京都长安城的亲仁里，“其先盖河东人”。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永济市人。故世称籍贯是河东解人。

综观其一生，柳宗元从来没有因其“家世迁徙，莫能就绪”，世居长安出生地而自称，而是常以其古土河东郡望祖籍为自豪。由此看来柳宗元对其籍贯的称谓，是出自他内心的一贯本意，又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称谓。对此，在他的“遗草文稿”中，也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柳宗元集》中，凡有十多次自述。同时，在他生前的政客、名士和好友圈中，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况且，在他死后，其好友刘禹锡，尊其生前遗信“吾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之托，整理完成了柳宗元“遗草”四十五卷，曾尊称谓《柳河东集》。这不仅是尊重了其生前对古土河东郡望思乡愁肠的一种慰籍与追思，而且是对其“文章在册，功德在民”，“生而昭爽，后且不亡”的敬重。

对此，柳学界传统地沿习着一种世俗观点，认为柳宗元的先祖早已是“家世迁徙”，早几代已离开了河东祖籍，历代宦游，“莫能就绪”，世居在长安并繁衍了数代。至于柳宗元本人，是在世居长安的亲仁里出生。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随其父柳镇宦游江南，从未入过太学，可谓自学成才，少有奇名。他文以辞采华丽为工，早立大志。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因为其父守制未入仕。贞元十四年（798年）再登博学鸿词科入仕唐室，初授集贤殿正字，曾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因积极参与了顺宗朝王叔文、王伾集团的政治革新，升迁为礼部员外郎。这在当时的朝官中，柳宗元是最年轻、最有希望的朝官。“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正当他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之时，永贞元年（805年）九月，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彻底失败。柳宗元“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寄许京兆孟容书》）。先贬邵州刺史，同年十一月再加贬永州司马，而且是“于众党人，罪状最甚”的戴罪之身的编外闲员，没有官舍，寄寓于永州城外破庙龙兴寺。没有自由、又不能离开永州贬所半步，就连他年迈母亲死于永州的龙兴寺后，也不能北还长安为母送葬。元和十年（815年）春，柳宗元终于盼来了奉诏回师长安，不久又被出放为柳州刺史。此次出放柳州刺史，其官职较永州司马闲员，可谓是一方长官。但此地比永州之地更为遥远荒蛮，他深感前景未卜，无奈垂泪远行。柳来到了柳州任所之后，“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寄许京兆孟容书》），勤勤勉勉，政绩卓卓。“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终以政治失意、家破身残、百病所集、痞结伏积，无尽的孤独与愁肠耗尽了他的精力。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初八“弃于时，寄于此”，卒死任所。时年四十有七。在他死后，其柩移至长安万年栖凤原先人墓侧安葬。由此来断定，柳宗元的一生，从来没有回过河东祖籍；柳宗元本人也与河东古土没有直接的关系。后人之所以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只是把他与河东祖籍强硬地挂靠在一起而已。这种世俗的观点，似乎成为了一种定论，一直影响着柳学界。

那么，柳宗元在其生前，一贯世称“河东柳宗元”或“柳宗元河东解人”。在他死后，后人严肃而谨慎地尊其遗愿，追思贤者，热情地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又是何故？这就是我们当今柳学界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认为：后人称柳宗元为柳河东，是对柳宗元本人主观遗愿的一种尊称，一种追思，并非是他生前名讳的称谓。而柳宗元生前一贯自称为“河东柳宗元”或“柳宗元河东解人”，必定有其历史的原由。况且，对于河东柳宗元的称谓，又不是在他入仕成名之后，为了显耀家声，而是在他入仕之前发自内心的乡愁。

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为父守制居家长安亲仁里，年方24岁。时任当朝一品大员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封邠宁王，是他叔父柳缜的顶头上司。柳缜是柳宗元最亲近的大叔，彼此往来很密切。邠宁节度使在长安城内修建了一座邠宁进奏院，也就是邠宁节度使的驻京办事处。邠宁王张献甫特邀柳宗元为其作《邠宁进奏院记》。当时，柳宗元为父守制刚期满，初试博学鸿词科未第，居家无事。于是应邀作记，挥笔而就，并在壁记的文末，毫不避讳地赫然署名“河东柳宗元”。由此看来，柳宗元以“河东人”自称是发自内心的，也是一贯的乡愁。

尤其是，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后，“自遭责逐”，贬黜在永州荒蛮之地。“继以大故”，其母卢氏病死在永州龙兴寺，又不能北归长安为母送葬。“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每逢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盛，加以众疾，动作不常”。“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柳宗元正是在“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寄许京兆孟容书》），连累了家人之自怨。其母亲卢氏又在他来到永州的元和元年（806年）五月卒于永州的龙兴寺之自恨。其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又逢永州多火灾，书籍焚毁。忧恐众疾，又不能对人言语。孤独忧恐，悲伤绝望，折磨得柳宗元精疲力竭。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此时，柳宗元对古土河东祖籍的思乡与愁肠更为激烈。虽说“所读书随又遗忘”，又不能尽意文章。但对河东故乡的永远眷恋，常常牵挂在心头。对故乡河东的山川地理、历史掌故、物产人文、风土人情、历历在目。只因罪大，世人不肯与之亲昵，深感万分孤独。

元和三年（808年），就职宪宗朝史馆的吴武陵，因冒犯时任宰相李吉甫，坐事流放永州。在永州与柳宗元相遇。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吴武陵，河南濮阳人，后迁居信州（今属江西）。原名侃，后更名为武陵。早年在家乡信州时，他是积极拥护永贞革新运动激先锋，曾冒犯过时任信州刺史李吉甫。元和二年（807年）中进士，以史才直史馆。著有《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

时年，昔日信州刺史李吉甫拜为宰相。吴武陵“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同以“辅时及物为道”，沦落蛮荒的永州。可谓天涯遇知音，同为沦落人。

吴武陵“美其齿少”，比柳宗元小几岁。但他“才气状健”，是个有超轶之才，且豪爽仗义之人。他不忌世俗观念，常与柳宗元郊游山水，以解忧闷；以文交友，相互探讨学问，交流思想。“日与之言”，深感与之交往“可以兴西汉之文章”。于是，柳宗元在吴武陵的鼓励下，始作于贞元元年（805年）的《贞符》，终于在元和三年（808年）完成了这一部传世名著。当他的又一部论著《非国语》脱稿之后，首先就拿给吴武陵看，得到了吴武陵的充分肯定。并作《论〈非国语〉书》以阐明了他读《非国语》的看法与观点。

所以，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烔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也就是说，自从吴武陵坐事永州之后，“日与之言”，“有助我之道”。尤其是看了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之后，尤如在深井之下，抬头见到了太阳，心朗目舒。而且吴君是一位超轶之才之人，还尊称柳宗元为老师，柳宗元自当不敢受用。从此，吴、柳二人彼此相互尊称，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之间无话不说。

有一天，吴武陵与柳宗元在一起畅谈。当吴武陵问道，柳先生您是山西人吗？柳宗元毫不加思考地随口应答，我是山西人。吴说您既然是山西人，那么山西的历史掌故您可知晓，我可真想了解一番，您是否可说来？柳宗元没有托辞地说，可以。于是，话题拉开，这便是当今我们在柳宗元文集中看到的《晋问》由来。

《晋问》，起初是由武陵的“问晋”而引发的。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吴、柳之间的闲谈。通过闲聊，一可以解柳宗元的心头忧闷；二可了解一下柳宗元祖籍晋之河东的历史人文。但问晋者是否有意，然而答者必有心思，从而勾起了他对故土河东的乡愁。

因为晋之河东是他奋怀思恋的故土，那里的山川沃土孕育了河东柳氏大族。河东柳氏自“晋之乱，柳族之分”，始有“北柳与南柳”之别。《河东柳氏族谱》也有了“西眷”与“东眷”两大支系的记述。

河东柳氏自秦并天下，迁山东六国大族充实关中，迁柳氏于河东解梁城（今属山西永济市），始居解梁，厥后昌大，代有闻贤，史称“河东世泽”。

当衍至第十三世，西晋吏部尚书柳轨之子柳景猷，仕西晋侍中，生有二子。长子柳耆，号西眷，任西晋太守。次子柳纯，号东眷，仕西晋太常卿，平阳太守。由于西晋末“八王之乱”，柳氏兄弟二人，分别侍奉着两位诸侯王。长兄柳耆，侍奉汝南王司马亮，居守河东本土，“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史称“北柳”，族谱记为“西眷”，柳宗元为河东西眷柳氏之第十四世孙。胞弟柳纯，侍奉楚王司马玮，“去其土，代仕江左”，“寓居襄阳（今属湖北襄阳），世居楚”，“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历史及柳氏家谍”（《故银青光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史称“南柳”，族谱记为“东眷”。

所以柳宗元拘囚永州之后的忧伤、孤独、及众疾折磨，多火惧恐，加之他的亲母离去，常独自思恋故乡河东，思念亲人，追思先祖。他说：“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送澥序》）”。“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与杨京兆凭书》）。当柳宗元每想到此，其“奋怀旧都”之情，“日以滋甚”（《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

正在他万分忧伤、恐惧、千万孤独的愁肠之中，好友吴武陵在闲聊之中来“问晋”，他多年来积闷在心中愁肠一吐为快，似乎心情朗爽了许多。但柳宗元静思下来之后，深感这次闲聊并非是一次闲谈，而且具有深意。于是他就把这次吴、柳对谈，以祖籍河东尧舜故都为重，设吴子问晋，以柳先生对答的形式，成功地模仿了西汉古辞赋家枚乘《七发》古辞赋文体，把吴、柳的问与对的晋之掌故，归纳为了七个层次的发问与对答。以图径志式的三晋古河东帝都风土题材，不虚构、不假设，真实地展示了晋之河东的地理山川之美及三晋名物、风土人情和生活生产的真切实景，从而诱发出他辅时及物、物为人用、民先君后的深刻政治思想要言奥道。

《晋问》在取材上，突破了以往七体文中，没有涉及地理、历史、人文的题材，《晋问》是一个创举。在其《晋问》的结构上，每有一答必设一问，以衬托气氛。而且是每一问，又不是简单地对答者的否定，而是在否定之后，又不断地提出新的思路与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而诱发治国理政的奥道。同时，在每一层的问与答之中，都是以三晋河东之实为据，以引经历史据典为证。故设吴子问晋，与柳先生对答的手法，显得在一种轻松而自然的环境中畅谈三晋，论道及物，以晋问上苍、谁主沉浮，故命题为《晋问》。这便是“问晋问物问上苍，三晋名物对乾坤”。

《晋问》全文共2756个字，先后有十次对白。成功地模仿了西汉古辞赋家枚乘《七发》的体例，着重从七个方面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层层推进，诱发和论道。

《晋问》开篇，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切入主题，顺理成章。吴子问晋，虚心请教，愿闻其详。柳先生坦然对答、循序诱导。

柳先生首先真诚地毫不避讳地回应了吴子问柳先生是晋之河东人氏，对其三晋的掌故是否了解时，柳先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非常愿意回答吴子所想知道晋之河东的一切有关问题。于是便侃侃而谈。首先赞美了三晋形胜之美，表里险固之胜。然后，在吴子不断地追问下，在善意的否定之后，又提出了新的思路与欲求。柳先生通过晋之金铁甲坚刃利；晋之名马，其强可恃；晋之北山，有异材；晋之河鱼，可为伟观；晋之盐宝，以利民；以引深到“利民”与“民利”的物为人用之民本与民生理念。从而诱发出“物为民用，民先君后”的理政主张。最后以古帝尧、舜故都的晋文公霸业之盛，进而歌颂唐尧、虞舜遗风的“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的盛世，诱发当时的宪宗皇帝“今主上方致太平，动以尧为准”，方可“举晋国之风一诸天下”的治国理政兴邦的“要言奥道”。

《晋问》的全文着重从七个层面进行了诱发和论道，可见柳宗元的文学功底博厚无穷，曾被中国历史文坛及中国柳学界公认为一部传世佳作。

1981年8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山西进行视察。在太原湖滨大会堂给省直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问道：“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他有一篇传世佳作《晋问》，你们都看过没有？《晋问 》专讲的是一千多年前山西的地理形胜，名物名产及悠久的历史和风土人情。这是山西历史上，山西名人对外宣传山西的一部名著。”胡总书记说：“当时，山西有煤能冶炼出好铁，从而能打造出甲坚刃利的兵器。晋北有大片的草原，放牧养马，驻兵上万。西汉武帝主要是靠晋北搞牧业起家的。那里还有大片的森林，曾经很是繁荣。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滥伐树木，如今沙化严重。那时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鱼的名贵品种繁多。由于当今的工业污染，如今改变了模样。山西的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运城地区的盐宝资源，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或将来，都是国之宝，民之需的宝贵资源。如同五谷，民之一日不能缺少。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尧、舜遗风千古传承，晋文公霸业之盛，千秋传颂，这都是山西非常优秀而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当时，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唐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长、著名的柳学专家姚奠中教授，现场聆听了胡总书记的讲话，深有感触。

2010年7月10日下午三时许，笔者在山西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所长，时任山西省姚奠中研究会会长贾克勤先生的引荐下，专程拜访了年高98岁的姚奠中教授。

当笔者提到柳学界一致认为柳宗元一生以来根本没有回过河东，对于柳宗元世称是河东解人或后人称柳宗元为柳河东表示质疑的问题，姚奠中教授对此进行了赐教：

（1）柳宗元自称是河东解人，即今山西省永济人，是一贯的，也是在其生前众人所公认的。而且是有历史根据。比如：在他入仕之前作《邠宁进奏院记》中，署名为“河东，柳宗元”。在《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中，称“柳宗元，河东解人。”在《晋问》中，开篇首肯自己是“晋人”，即晋之河东人。在《四门助教厅壁记》中说：四门助教“河东柳立，余与立同祖于方舆公”。方舆公即柳宗元的七世祖柳增习。如今，四门助教河东柳立的“四门坟冢”，在今永济市蒲州镇西文学村遗迹犹存。就是在唐顺宗朝时，“以宗元任御使，尚书郎，封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太夫人就是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因此，后人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就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

（2）至于说柳宗元一生是否回过河东一说，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对于柳宗元一生就没有回过河东的论断，是一种世俗的观点。

因为，人们对柳宗元的研究，只注重了柳宗元自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再登博学鸿词科入仕唐室，官至御史、尚书郎。后因永贞革新失败，遭贬黜永州司马，又流放柳州刺史，最终死于任所的二十一年间，在政治、文学方面的研究。而对柳宗元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登进士第，当年其父柳镇卒于长安，宗元为父守制，一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入仕之前的五年间，其生活、游历的研究甚少。只是以《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中他说：“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徉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为根据，认为柳宗元自“家世迁徙”，离开了河东祖籍，就再也没有回过河东。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柳学研究领域。至今，没能改变这种观点。作为柳宗元祖籍的山西学者，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1981年8月17日，聆听了胡总书记的报告，深受启发。同时，我又反复细读了柳宗元的《晋问》。对《晋问》所谈到的晋之疆域、地理地貌、自然生态环境，及金铁、名马、木材森林、河鱼、盐宝等名物的历史考证。和对晋之历史的晋文公霸业之盛和唐尧、虞舜的历史遗迹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柳宗元的《晋问》之文，并不是纯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而且真实途径志式的叙述与高深博厚的文学创作。

凡是深研过柳宗元文学的专家学者，均一致认为，柳宗元无论是对其诗、书、论、词、赋等每篇文章，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博引和现实情绪的碰撞，都是有感而发，从不虚构。在他每篇文章中的记述、论述，或描述、或倾述，都是面对现实，旁引历史，引深说道，充分体现了他以史为高的文学风格。《晋问》就是一部最具典型的佳作。

同时，《晋问》具有很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思想研究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之外。在其对柳宗元的生平研究价值，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由此可以证实：柳宗元本人不但回过河东，而且在山西境内还亲自走了好多地方。在《晋问》中可得到有力的证实。他到过晋北边塞草原，亲眼看到过三晋名马，万马奔腾的驯马场景；他穿越过那里的大片森林，亲自体验过伐木工人，攀山爬崖伐木的景象；他到过著名的运城盐池，亲眼目睹了采盐工人和盐商，产盐、运盐的热闹而繁忙的场面；他还亲自登过沁水历山，海拔2358米的舜王坪，才有了“以登夫历山之垂，如川之归，如山之摧，如云之披”的真实感受。其结论是，柳宗元在生前一定是回过河东，回过山西。

至于柳宗元何时回过河东，游历过山西老家的美丽山川和形胜。据山西省社科院、中国家谱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吉先生，通过查阅正史、方志和金石录及姓氏书等文献提供的资料线索。加之笔者对柳宗元遗族世居的沁水县西文兴村和永济市西文学村、河东柳氏的历代金石碑记以及西文兴村柳增寿提供的《河东柳氏族谱》等文献的考证与研究，认为：柳宗元是在他中进士之后，为父守制居家，入仕以前，因追思河东郡望先祖荫德，寻根问踪，怀着对河东古土的切切眷恋与愁肠，曾几次回过河东古土。

况且在广西柳州市地方志编纂的《柳宗元图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柳氏族人第二次来到沁水山中，是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被贬谪夔州任司马，夫人卢氏即柳宗元之母率家族又一次‘隐王屋山间’”。此时，柳宗元刚满十六岁，居长安。其母卢氏率家族又一次隐于王屋山间，那么，柳宗元也只有随母卢氏来到了王屋山的沁水山中，这是很自然的事。不然，柳家有难，父亲柳镇罪贬夔州，母亲卢氏率家族来到了沁水，十六岁的柳宗元是不可能独自留守在长安。

（3）柳宗元作《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称，“家世迁徙，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这并不能认定是柳宗元没有回过河东的依据。他说的是，因其柳氏先祖在京为官，柳宗元先祖一大家人，宦游长安世居，早在上七世就已离开了河东祖籍。从此，柳宗元这一大家人就再没迁徙回到河东世居。其家世自离开河东，就再没有回迁河东，并就因此而断定，柳宗元本一人生就没有回过河东。

柳宗元的先辈因家世迁徙早已离开了河东祖地，宦游长安，并世代居住在长安城，这是客观事实。也不能由此肯定，自家世迁徙至长安以后，从此在柳宗元的先辈人之中，就没有一个人重返故土看望其河东的亲族先人或走亲访友，由此断绝与河东亲情往来，这不符合河东柳氏名门望族传统的家风。

至于说到了柳宗元本人，在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也不可能河东柳氏族人中就没有一个人去长安为其送葬，这也不符合河东柳氏家训“情见乎亲，亲见于服，服尽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途人”的训诫。

在柳宗元父亲柳镇过世之后，他为父守制居家，根据唐朝的惯例，凡居家为父守制期间，一不可入仕，二不可喜庆。根据柳宗元自幼随父宦游各地，善郊游，广结友，立志兴尧、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情格，又不可能久居长安，闭门不出。况且，在柳宗元的心中，永远割舍不下的就是对河东古土的眷恋与向往。因此，借机重返河东古土祭拜先祖，访故人，游历河东山川名胜，深入了解故乡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成为了一种可能。加之，早在贞元四年（788年），柳宗元十六岁时曾随母卢氏回到河东王屋山的沁水山中隐居过一年。这次重返河东，除去他对父亲去世之后的忧伤之外，没有来自政界或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压抑，而是有目的为日后入仕实现远大理想进行一番社会调研，积累经验，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有人要问：那么柳宗元说“闻其间有大河、条山……”如何解释？这不正说明柳宗元只是听说河东故乡有一条黄河，有一座中条山，而且是在长安潼关之北。如果说他回过河东，应该知道河东故土有黄河和中条山之名胜，以及地理位置，为什么还听是说的呢？

笔者认为：“闻”在这里的运用，并不是他对河东古土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才听别人这样说的。而是他以才学高名入仕之后，柳宗元一直是称自己是河东人，而且是河东柳氏名门，又是先朝宰相柳奭之后。当时的朝廷大员及名士曾在柳宗元面前说河东郡望之事，在感情上想拉近与柳宗元的关系。此话说得多了这更使他对河东郡望的敬仰和思念。而且柳宗元作《送独孤申叔亲往河东序》是在长安，他入仕不久为独孤申叔去河东任职抢先于他先回到了河东。河东那个地方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很多文人名士所向往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古土，如今你到了那里凭着你的才华，一定很有作为。如果有了好的作品，一定寄来让我看看。可我已入仕唐室，身不由己，不能随你同去，更不可把家人再迁返回河东。因此，他“奋怀旧都，日以滋甚”，不能就此作为柳宗元一生没有回过河东的依据；而是常听众人这样说河东，更加大了他对古土河东故乡的思恋与乡愁。

所谓乡愁，是人们对故土的一种无以割舍的眷恋。虽说河东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出生地，但河东故土都是河东柳氏士林盛族族人世世代代的永恒挂念。尽管说是柳宗元先辈，因家世迁徙，莫能就绪。但“天地易位，四时易乡”（《荀子·赋》）。河东古土，“专乡独美其福”（《汉书·文帝记》），河东柳氏“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事评事柳君墓志》），在柳宗元的生前死后一直是永远割舍不下的乡愁与愁肠。《晋问》从这层意义来考证，就是本文所要阐明的柳宗元的乡愁与《晋问》的要旨。如今，在沁水县西文兴村的柳宗元遗族世居，还完整地保存着非常精美又极为珍贵的明朝嘉靖年间散文家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史称《古文八卷》）的浮雕木刻，这就是柳宗元生前死后对河东古土乡愁的文化积淀。

《古文八卷》其书，在明代流传颇广，唐宋八大家之名，遂亦家喻户晓流传至今。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生前一贯称之谓河东人。其死后，“文章在册”，“是为不朽”，世称“柳河东先生”。《古文八卷》图刻又永恒地镶嵌在柳宗元遗族世居的西文兴村的古建之上，以示昭昭，更有愁肠，为世人难解。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杨柳枝》词中说：“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这正是柳宗元河东乡愁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