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学札记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何生风

一、柳宗元的年龄问题

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柳学研究者在著作或论文中都说柳宗元享年四十七岁，可谓以讹传讹。出现这种误算的原因，主要是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逝世于公元819年，这是历史记载的确切时间。那么，柳宗元就应该是46岁时去世的。韩愈为什么说是“年四十七”呢？推其原因，其一、韩愈可能是按所谓虚岁计算的。中国古代多以虚岁计算年龄，人一生下来就算一岁，而后每过一个春节就多一岁。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虚岁一般比周岁大一岁；其二、柳宗元生于唐代宗大历8年，而后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其中，代宗大历6年（大历8——大历14），德宗建中5年（建中元——建中5），德宗贞元21年（贞元元——贞元21），顺宗永贞1年（永贞元），宪宗元和14年（元和元——元和14）。如果将这些数字简单相加就是47年，但其中德宗贞元21年和顺宗永贞1年实为同一年，韩愈是不是有可能重复计算。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少文献中介绍古人岁数时是采用虚岁的算法，我们要引起重视，及时纠正。时至今日，不论是何种原因，我们都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表述柳宗元的年龄（用虚岁的说法时必须给予特别的说明），不能再继续误传下去了。

在正式的文献中，古人、今人的年龄的计算方法都应该是统一的。比如，毛泽东生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享年83岁；鲁迅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享年55岁。列宁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4年，享年54岁；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逝世于1616年，享年52岁。

2015年第6 期《读书》期刊中，有杨葵先生《大唐公务员柳宗元》一文，作者就没有采用传统的说法，“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819年卒，人生四十六载”，这是非常准确的表述。由此推算，柳宗元的生平事迹都要重新确定时间，比如，柳宗元及第就是在20岁，贬到永州的年龄是32岁。

二、柳宗元是否“贬后又贬”

柳宗元是封建社会被贬官员不幸的典型，这表现在他一是贬中加贬；二是一贬就是十年；三是被朝廷召回后又被外放到偏远的地方任职。但不少人把柳宗元的这种不幸遭遇理解成是“贬中加贬，贬后又贬”，这就不科学了。我们认为柳宗元由邵州刺史到永州司马可以说是“贬中加贬”，而从永州司马到柳州刺史就不能说是“贬后又贬”。为什么呢？

柳宗元在永州的身份是“左降官”。元和元年8月，宪宗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因此，左降官是唐代贬官处分中最为严厉的一种。被贬为左降官的大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官吏。因此，左降官的身份是罪人，在刑部留名备案。柳宗元在元和5年写给京兆尹孟许容的信中曾说：“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

由上可知，唐代对贬官最为严厉的处置就是定为“左降官”，不可能再“贬后又贬”了，再要加罪那就是判为流人了。所以，当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时，只能象罪人一样缄口不言，而当他到柳州上任后，就马上以一个臣子的身份给皇上呈上《谢除柳州刺史表》谢恩，说明他已经恢复了朝廷官员的身份。我们只要仔细研读柳文，就不难发现柳宗元结束十年贬谪到柳州上任后，就再没有将自己说成是罪臣了。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在《献淮夷雅表》中写道：“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有人将此话的意思理解成柳宗元说自己被贬了十四年，因而认为柳宗元从永州司马到柳州刺史就是“贬后又贬”，这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柳宗元是说自己从负罪被贬至今，已经有十四年未在京城里为官了，更简单地说，就是离开京城十四年了。

  当然，柳宗元对外放柳州刺史的结果是非常失落的，这在他到柳州后写的诗文中多有表现。比如，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中写道：“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中写道：“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都明显地流露出在柳州的极度痛苦之情。尽管如此，柳宗元外放柳州刺史是朝廷对他的重新任用，而不是再一次贬谪。

三、柳宗元与浯溪石刻

浯溪石刻是永州古代遗迹中最珍贵的皇冠，享誉中外。其中，元结《大唐中兴颂》，撰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0）八月，代宗大历六年（771）颜真卿书，并刻于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县浯溪入湘江口之浯溪东岸湘江南岸摩崖。因其文奇、字奇、石奇，被后人誉为浯溪“三绝”。

柳宗元一生可能有三次乘船经过浯溪（贬到永州、离开永州及赴任柳州），却没有留下石刻，这成了永州柳学人的遗憾。按时间推算，柳宗元公元805年贬来永州时，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已经面世30多年了，此时的浯溪应名声在外了。柳宗元是一个喜爱逢美景吟诗赋的文人，为何三过浯溪，既无诗文，更无石刻呢？笔者揣度以下。

被贬永州，初过浯溪时，可能是因为时令已是隆冬之时，加之同行的家眷和仆人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当地官员或朋友的接待，恐怕难以停船小游。尤其是随行的柳宗元的母亲年事已高，一路舟车劳顿差不多有三、四个月了，此时恐怕已憔悴不堪，柳宗元应该希望早一点赶到目的地，让母亲得到休息。

十年后，柳宗元获赦离开永州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经过浯溪时，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心情上都应该可以一游，吟诗作赋，还可以花点钱请人勒石存念，为十年的永州生活留下一点痕迹。然而，此时的柳宗元可能心情过于激动兴奋，恨不得早一天回到京城。这在《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一诗中可以看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而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柳宗元与被贬在湖南常德已十年不见的好友刘禹锡相约洞庭湖畔，结伴归京。因而，日夜兼程，怕误了约期。文献中有他们在湖北襄州的齐国信士淳于髡墓前留下了唱和为证：

生为齐赘壻，死作楚先贤。

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故意能和权。

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刘禹锡《题淳于髡墓》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

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

荒垅遽千古，羽觞难再倾。

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

                  ——柳宗元《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髡先生》

至于柳宗元赴任柳州，是否又一次乘船经过浯溪，不能确定。假如是，可能是失望的心情和规定的到任时间等原因，使柳宗元未能驻游浯溪，给永州人留下了深深的感叹。

当然，柳宗元未到浯溪的原因也可能十分简单。那就是，浯溪当时虽然已有《大唐中兴颂》石刻，但并不为世人所知，所以柳宗元就不知浯溪。因为，历代虽有有250多名文人学士到此游览，题诗作赋，铭刻石上。但在唐代，除《大唐中兴颂》碑外，少有其他名人碑刻。唐代以后则有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和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石刻，清人何绍基、吴大徵等名家题名刻石的浯溪新三铭等。碑林中还有清代越南使者途经此地留下的刻石四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