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商山臨路》詩寫作時地初探

 下定雅弘(日本 國立岡山大學名譽教授)

   柳詩中有五古《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楥遂其生植感而賦詩》一首: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這是一首以物自況的詩作。自韓醇注柳集謂其為“赴柳州道中作”後,古今學者都將其看作是元和十年(815)三月後柳宗元遷柳途中的作品。歷來學者這樣認定的理由很明確,是根據《柳集》作品排列的次序。

《柳宗元集》卷四十二排列次序如下: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

《商山臨路有孤松……》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奉酬楊侍郎……二首》是剛到長安時作的，從這兩首詩,特别是其二的六言詩可見，柳宗元當時已察覺到自己很可能会再次被從長安貶逐。

一生判卻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冶長雖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

至于《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顯然是他們在衡陽的歧路詠别。那麼,《商山臨路有孤松……》應當是離開長安後、到衡陽前的作品。

但眾所周知,尚永亮教授認為此詩當作於柳宗元由永州貶所返京途徑商山時,否定了韓醇的說法。[1]之後,尚教授的看法遂成為學界定論。

但我認為,柳宗元赴柳州時不會經過商山，此看法不一定是對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尚教授作為主要論據的劉禹錫詩《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詩見贈率爾酬之》一詩的作年。尚教授說：一,此詩作於元和十年劉禹錫赴連州途中經過洛陽时。二,柳宗元遷柳州時與劉禹錫一起走路,因此宗元也應該經過洛陽。如此則柳宗元不會經過長安南方與往洛陽的徑路正相反的商山。

    但與此尚說不同,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2]將《赴連州……》詩編於永貞元年而說;“禹錫以永貞元年(805)貶連州刺史,中途再貶朗州司馬,其出京時固但知赴連州也。……據前後數詩之次第,此詩自應為永貞元年(805)之赴連州,而非元和十年(815)之再赴連州”。[3]但此說還是不完整。瞿教授接著說:“然本集卷二十《傷我馬詞》云:「予之獲譴於闕下, 背商顏,趨昭丘」,其取道商州不經洛陽甚明,何以與此詩題之途經洛陽相抵觸?未詳其故。姑識以俟知者“。

就《傷我馬詞》的“背商顏，趨昭丘”,尚教授說:“瞿氏亦頗感此點難以為解,乃云:禹錫初貶“取道商州不經洛陽甚明,何以與此詩題之途經洛陽相抵觸?未詳其故。”今按:若不以劉集“前後數詩之次第”唯一依據,而綜合攷慮多種情形,將此詩定為禹錫再赴連州之作,則不僅眉目朗然,且亦與實際相符。[4]“尚教授又說:“據《漢書‧溝洫志》師古注:“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5]又據《文選》注王粲《登樓賦》引《荊州圖記》說:“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劉禹錫由“商顏”而至“昭丘”,已明確說明了他當年走的是途經商山的藍田、武關驛道。而柳宗元與劉禹錫同日被譴、所至之貶所相距不遠、則其與禹錫同行的可能性最大。“。[6]

    對此高志忠教授提出了不同見解。他在《劉禹錫詩編年校注》[7]中, 推翻了自己舊著《劉禹錫繫年》[8]中《赴連州途經洛陽……》詩作於元和十年的見解而解決了瞿蛻園教授說“未詳其故。姑識以俟知者”的問題。

他說:“按:『商顏』非『商州』,乃商原,亦名許原,在陝西大荔縣北。《史記》卷二九《河渠書》載: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山下。……水穨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徵在馮翊』。司馬貞《索隱》:『音徵,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集解》引服虔曰: 『顏音崖。或曰商顏,山名也』。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 『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商顏在同州,非商州甚明。『昭丘』,即楚昭王墓,在湖北當陽縣東南。王粲《登樓賦》: 『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文選》李善注引《荊州土記》曰: 『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自陝西大荔至湖北當陽,必出潼關向洛陽下襄陽也。……是詩作於貞元二十一年無疑”[9]。

　　尚教授引《漢書》卷二十九《溝恤志》,高教授引《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但其來源都是以“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為開頭的同一個事情。文字差不多都一樣。而且《漢書》的師古注本身明確說:“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漢書》云:“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注:“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史記》云:“自徵引洛水至商顏山下”,集解引《漢書》的應劭注云:“徵在馮翊”。然則,師古說的“商顏,商山之顏也”絕對不會是就終南山支脈的“商山”的說明,而是就馮翊縣的商顏山的說明。高教授說得完全對。

那麼，劉禹錫永貞元年被貶朗州時沒有經過商山,確實經過洛陽。《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詩見贈率爾酬之》詩無疑作於與寫《傷我馬詞》的同一年即永貞元年。元和十年劉、柳赴連、柳時，兩人經過洛陽的可能性幾乎消失了。

    事實大概是這樣,永貞元年,劉禹錫先經過陝西大荔往洛陽,參加在洛陽的宴別後,再貶朗州司馬, 向襄陽下。此時柳宗元取哪條路, 與劉禹錫同行不同行,我們不可以知。

十年後,元和十年初春,劉、柳有可能經過商山返朝。尚教授說:“元稹《留呈夢得子厚致用》一詩,題下自注“題藍橋驛”,此詩作於元和十年初春詩人由貶所奉詔返朝過藍橋時。由於元稹是和柳、劉接到的同一詔書而返朝的、并已預知了柳、劉必經商山的行程、所以當他先期經過藍橋時、纔會有留呈二人之作。由此便進一步旁證了柳宗元此次的返京路線。“[10] 此見解可以贊同。劉、柳、李(景元)三人有不少可能經過商山和藍橋返朝。但是這不一定證明《商山臨路》詩是作於這時的。

元和十年春天，返朝後不久,柳宗元被任柳州刺史,劉禹錫被任連州刺史,他們從長安到衡陽同行、在衡陽分的手。柳宗元元和十年三月後,離開長安赴柳時,不是經過洛陽,走過了終南山的支脈商山。

那麼,柳宗元作《商山臨路》詩的時和地,目前可以說有兩種可能。一是韓醇以來的舊說,二是尚教授提出的新說。我以為還是依靠舊說較穩妥。

    除了上面的地名考證以外,有一點解釋上的理由我認為此詩作於離開長安赴柳州時。後四句說；“幸逢仁慧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四句承詩題“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楥,遂其生植”。柳宗元借此四句表現受皇恩，我能夠做王朝藩籬還可以活下去的感謝天子、安慰自己的心情。

我以為這裡的“藩籬”意味著諸侯、刺史。其例子: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其疏云;“昔周公傷彼夏、殷二國叔世，疏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輔,之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云;“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等。《謝除柳州刺史表》(卷三十八)云;“聖恩弘貸,謫在善地。……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與此詩後四句意思相通。

就此詩的詩意與情調,尚教授說;“被斫傷的孤松遇到了有仁愛之心的好人,被用藩籬保護起來,不正像今天自己遇到了支持者,而得以由貶所被詔返京城麼?”[11]。尚教授的看法有可能對,但也有可能不對。作為詩意的解釋,我以為拙見也有成立的十分理由。

综上所述，关于《商山臨路》詩的写作时地，我認為還是舊說比較自然、可靠。請博雅各位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