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疑白云绕斑竹：以李白为代表的游永文士简考

张伟

一、唐代漫游风尚与游永文士考

唐代是一个充满着浪漫情调的时代，漫游之风，惟唐最盛。诗人漫游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有唐一代，大部分诗人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漫游经历。唐代诗人热衷漫游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广事干谒，寻求仕进之途；二是仕途失意，寻求解脱之法；三是醉心山林，寻求心灵之居。而第一个原因又是主要的因素，正如安旗评价李白时说：“唐代士人漫游成风，除了其它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广事干谒。”[1]正因为此，许多优秀的文士都曾经漫游潇湘，涉足永州。

由于漫游永州文士人数众多，且情况比较复杂，只能选取有诗文传世的文士作为代表。笔者根据永州各方志记载，校以《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唐五代卷》、《唐才子传校笺》、《唐代诗人丛考》等著作，制成《唐代游永文士考表》于下：

二、游永文士涉永诗文特点

（一）游永文士涉永诗文内容相似

纵观《唐代游永文士考表》中15位文士的涉永诗文，可以发现他们内容上大致相似：绝大多数与九疑山和舜帝有关。为何诗人们的诗文内容这么集中呢？我想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九疑山是中华民族始祖舜帝的葬所。《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山因此成为炎黄子孙向往的圣地。舜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把伦理道德观念引入社会管理，使之成为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最先举起舜文化大旗的是孔子。出于建立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孔子十分推崇舜确立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把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作为一种统治制度即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自从孔子举起舜帝的旗帜，经孟子补充完善，于是舜帝的人格、作为及其伦理道德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源头，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推崇舜帝，都派员前往九疑祭舜。上述15人中，就有4位是专程奉皇帝敕命祭舜的。

二是九疑山有着奇异秀丽的自然风光。九疑山自然风光如诗如画，主要具有四大特色：山奇——九疑群峰拔地而起，层峦叠翠，万千峰峦，竟然无一不朝向舜源峰，所以自古就有“万里江山朝九疑” 之说；洞异——九疑山属喀斯特地貌，奇岩怪洞甚多，主要有紫霞岩、玉琯岩、桃花岩、凤凰岩等，其中紫霞岩被徐霞客列为“楚南十二大名洞”之首；水秀——九疑山是湘江发源地之一，水流清澈，瀑布众多，山光水色，交相辉映，美妙绝伦；林幽——九疑山有大面积的原始次森林，特别是石枞、香杉、斑竹被誉为“九疑三宝”。历代文人无不被九疑山的奇秀风景所迷住。如刘长卿的《斑竹岩》：“苍梧在何处，斑竹自成林。点点留残泪，枝枝寄此心。寒山响易满，秋水影偏深。欲觅樵人路，蒙笼不可寻。” 诗人笔下奇异的九疑山竟然如桃花源般秀美而“蒙笼不可寻”！

三是九疑山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娥皇、女英万里寻夫，泪染斑竹的动人传说，成为历来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庄子》中那位八百岁高寿的彭祖，曾南游苍梧而迷恋于此，在此升天。宁远至今有彭祖塘、钓矶仙迹的地名。“何侯，名真元，尧时人，隐居九疑山中，寿皆百岁。舜南巡，止其家，封为何侯，今之虞庙即其故居也。”还有前引的据说是唐虞时期的《仙人方廻歌》。以致康熙版《永州府志》说，“仙真羽客往往蜕形于此。虞帝南巡不返，至今有舜陵在焉。” 李白在《远别离》中这样咏叹：“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二）游永文士涉永诗文主题相近

在唐代，永州山水尚处于原始荒蛮状态，因远离中原、京城，故被人称为南蛮之地。正如柳宗元所言：“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钱起就曾告诫朋友：“探幽无旅思，莫畏楚猿吟”。（《送郭秀才制举下第南游》）但对于喜欢冒险、追求刺激的唐代诗人来说，幽奇险怪的自然景观往往成为招引他们的最大诱因。因此，对清秀险怪的永州山水的咏叹就成为了他们诗文的一个共同主题。

诗人们大多抓住了永州山水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清秀”、“险怪”的神韵特征，进行反复抒写。如写永州山水的“清秀”：

赤岸杂云霞，绿竹缘溪涧。向背群山转，应接良景晏。沓障连夜猿，平沙覆阳雁。

——宋之问《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

澹然吟高秋，闲卧瞻太清。萝月掩空幕，松霜结前楹。

——李白《秋夕书怀》

扁舟傍归路，日暮潇湘深。湘水清见底，楚云淡无心。

——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日落江清桂楫迟，纤鳞百尺深可窥。

——刘长卿《赠湘南渔父》

如写永州山水的“险怪”：

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

——李白《悲清秋赋》

白日如无路，青山岂有人。烟收遥岫小，雨过晚川新。

——朱庆余《望九疑》

青烟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风雨细。

——刘言史《潇湘游》

泷水天际来，鼻山地中坼。盘涡几十处，叠溜皆千尺。直写卷沈沙，惊翻冲绝壁。淙淙振崖谷，汹汹竟朝夕。

——戴叔伦《下鼻亭泷行八十里聊状艰险，寄青苗郑副端朔阳》

笔者曾在另文论述过，永州文学历来就有悲壮哀怨和隐逸高蹈的主题。与对清秀险怪的永州山水的咏叹相对应的是，游永文士的涉永作品也大多充满了“哀怨”之气。柳宗元可以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因为他是贬谪之人。但这些漫游文士并非贬谪之士，按理说他们的诗文不应充满“骚”气，不知他们是被永州幽奇险怪的山水所迷惑，还是被虞舜、屈子的“哀怨”所打动？

其实我们稍加考辨，就可以发现这些漫游永州的文士也大多是仕途上的失意之人，我们可以看看李白的游永情况。李白一生是否到过永州（零陵），古今学者说法不一。永州各类地方志无专门记载，但1960年代的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均认为李白到过零陵。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论文有吕国康《李白是否到过零陵》[3]、龙震球《李白未至零陵辨》[4]、何书置《李白到过零陵辨》[5]、刘友竹《李白两游苍梧及有关作品考索》、《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题的补正和辨析》[6]、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7]、郁贤皓《李白的潇湘之情探微》[8]、吕国康《李白的九疑情结》[9]等。集中起来，有李白未到过零陵说、到过一次说、二次说、三次说等四种观点。

笔者赞成吕国康、刘友竹先生的二次到过零陵说，尽管二位先生的论据及对李白作于永州的作品看法不一。李白第一次游永是开元十二年初出蜀时，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所谓“南穷苍梧”，就是指到潇湘一带，亦即到达今天永州九疑山一带，从他的《远别离》可以看出显然是为凭吊舜帝而来。但同游的“蜀中友人吴指南”突然死亡，显然是乘兴而来，沉痛而归。同时从他同时期的《郢门秋怀》中的“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等诗句可以看出李白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只是我们对李白为何心情不好的原因尚不大清楚罢了。[10]而他第二次游永州时，失意之情就非常突出了。肃宗至德二载(757)冬，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事件被判流放夜郎，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次年，当他溯江而上到达洞庭时，雪上加霜的是又正遇好友崔成甫“卒于江介”。乾元二年秋，李白再次赴永。但他此时的心境基本上象寒雁似的凄楚，《秋夕书怀》就反映出这种心情：“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他虽有与好友（卢象）相逢的短暂快乐：“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赠卢司户》）但却始终摆脱不掉失意流落的凄苦心情，“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将自己比喻成一片飘零的落叶，充满了无限的凄凉无奈之感。

其他文士的境遇也相差无几，宋之问是被贬泷州参军和流放钦州时两过永州；张谓由京官外放潭州刺史多年；刘长卿、戴叔伦大历间长期在湖南幕府任职；刘言史大历贞元间长期漫游潇湘间；刘禹锡长期被贬朗州连州，游永是凭吊亡友柳宗元。[11]他们自身的遭遇、内心的愁苦情绪，是形成哀怨主题的内在因素；而永州感伤发愤的文化、文学传统和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他们的诗歌中客寓意识明显，哀怨之声不绝。请看他们的作品：

遥望零陵见旧丘，苍梧云起至今愁。惟余帝子千行泪，添作潇湘万里流。

——张谓《九疑作》

枫林月出猿声苦，桂渚天寒桂花吐。此中无处不堪愁，江客相看泪如雨。

——刘长卿《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清猿未尽鼯鼠切，泪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潇湘游，九疑云入苍梧愁。

——刘言史《潇湘游》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刘禹锡《潇湘神》

三、游永文士对永州文学的影响

无庸置疑，游永文士对永州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的游客身份，又注定了他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文士们漫游永州，寻幽探胜，寄情山水，享受永州奇山秀水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之余，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不管他们游永是出于何种目的，永州山水确实给他们以心灵慰籍，所以许多文士流连于永州奇山异水之间，乐而忘忧，乐而忘归。李白对永州山水一直念念不忘，笔者统计，在他的诗歌中，“九疑”、“苍梧”、“潇湘”三词，共出现了31次。戴叔伦涉永诗歌近10首，除大历间两次巡游永、道外，后赴桂州任过永州也写下了诗篇。客观上说，漫游文士确实是永州山水的发现者和宣传者，他们创作的大量诗文也起到了宣传永州、推介永州山水的积极作用。

但是游永文士毕竟大多是匆匆过客，滞留时间短暂，没能深入永州，因此也不可能全方位了解和宣传永州山水。细察上表，我们发现15人中有4人是奉敕祭舜，有4人是赴任路过（宋之问第一次是逃离贬所），有3人是巡按属地，1人凭吊亡友；只有李白、刘言史、郑谷是真正意义上的漫游，而三人滞留时间都不长，如李白乾元二年秋至零陵，当年冬天就回到了岳阳，来回不过3个月。这些事实注定了他们不可能象柳宗元一样“自肆于山水之间”，有悠闲的心情去发现、探寻，甚至开发。他们的游永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徜徉于九疑山、浯溪等已经开发、知名的胜景；而真正全方位描摹永州山水，提升永州山水知名度的任务，只能留待元结跟柳宗元去完成了。

同时，这些文士的短暂滞留和极强的目的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永州，与当地文士交往。从史料来看，基本上没有他们与当地文士交往的记录。李白第一次游永情况不够清楚，我们无法知道他“南穷苍梧”的具体内容。刘友竹先生认为是由于“现存的李白集中没有这次‘南穷苍梧’时的作品，这当与李白作品大量散佚有关”。[12]第二次只是见了好友卢象，与当时永州诗僧怀素有过交往，写有《草书歌行》赞颂怀素的草书，但目前学界对《草书歌行》的真伪尚有争议，且无其他资料佐证，[13]因此，李白与怀素的交往情况也不好妄加评判。而其他的文士除了与当地官员偶有诗文来往（如戴叔伦）外，都没有与当地文士交往。当然，作为永州的匆匆过客，他们如飞鸿一样，能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足迹，就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当那些宦永、谪永的文士在永州长期定居下来后，才能够真正去发现永州、开发永州，永州文学才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