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近三年柳宗元研究概述（2013-2015）[1]

尹华君

（湖南科技学院 图书馆， 湖南永州 425199）

[摘  要]近三年柳宗元研究热度仍是不减，有近400篇论文发表（其中日韩有10余篇），有6部学术专著问世，有15篇硕博学位论文专论柳宗元。这些成果多集中于柳宗元的思想探讨、诗文解读、传播与接受、地域文化、版本与交游考释等方面，尽管有些论文属于低水平的重复之作，但多数论文能翻陈出新，能从新的角度取得新的成绩，既有研究领域的拓新，又有研究深度的深耕，时有佳作涌现，显示出柳宗元历久弥新的魅力。

[关键词]柳宗元；研究概述；繁盛；思想；诗文；地域文化

从王兆鹏[1]的研究来看，柳宗元属于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十大热点作家之一。在中国知网里检索获知，近三年以柳宗元为主题词发表的论文有390篇（131篇，169篇，90篇），而直接以“柳宗元”为题发表的论文有180篇（67篇，75篇，38篇），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足显柳宗元研究欣欣向荣之景。

近三年出版的柳宗元研究的学术新著有6部，翟满桂《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2015年上海三联书店），郭绍民《吏为民之役：柳宗元论集》（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伏清《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入学复兴》（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郭凌云《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2014中州古籍出版社），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尹占华《柳宗元集校注》（2013年中华书局，2015年三晋出版社再版）。另外，尚永亮、洪迎华精注精评本《柳宗元集》（2014年凤凰出版社），王晚霞《柳宗元研究》（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影印出版的《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属于《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户崎哲彦等十位日本学者出版的一套“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丛书”（2014年中华书局），肖献军《唐代两湖流域诗歌比较研究》等书与柳宗元研究息息相关，很值得关注。

近三年以柳宗元为主题词的硕博学位论文有51篇（其中硕士43篇，博士8篇），而直接以“柳宗元”为题的硕博学位论文有15篇（均为硕士论文），可以预见，如今这批以柳宗元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将是未来柳宗元学术研究的生力军。

近三年海外柳宗元研究也不甘落后，光日韩两国就发表了近10篇有关柳宗元的论文。日本一直是海外柳宗元研究的重镇，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检索得知，有6篇有关柳宗元研究的论文，他们是：马场英雄《嵇康的〈明胆论〉与柳宗元的〈天爵论〉》见2015年《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第54卷），太田亨《日本中世禅林中柳宗元诗接受的一个侧面——以五山版图籍为中心》见2014年《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63-64卷），久田麻実子《柳宗元人物描写与“天”》见2013年《东洋学集刊》（第108卷），小池一郎《柳诗注译》见2013年《同志社大学地域文化学会纪要》（第1卷），小池一郎《言语的生成与释义》见2013《言语文化》（第15卷）诠释了柳诗的语言美，高畑常信《汉诗研究——唐代诗》见2013年《德岛文理大学研究纪要》（第86卷）论述了如何从利用地方志更好理解张集、李白、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杜甫、王昌龄、崔颢等人唐诗。另外，户崎哲彦《〈柳宗元集〉新定本登场：尹占华〈柳宗元集校注〉》见2014年《东方》（第402卷），下定雅弘《柳宗元研究的重大突破：竹田晃编〈柳宗元古文注释〉》见2014年《东方》（第403卷），分别为中日两部柳宗元新著做了推介。韩国的柳宗元研究也值得关注，从韩国国立图书馆检索得知，近三年有2篇论文和1部新著问世，他们是：金宗民《韩国韩文散文中的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受容与变奏》见2015年《大东汉文学》（第42卷），宋基采《柳柳州文抄译注》见2013年《传统文化研究会》（第43-44卷），金哲虎《经典与创新：唐宋八大家的写作经典》（2014年出版）。

现从柳宗元的思想探索、诗文解读、传播接受、地域文化、交游考证方面概述如下。

一、思想研究方面

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思想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刘宁[2]从儒家修养方面探讨了韩柳的文以明道，他们的古文思想都反映了他们的身心修养，柳宗元的理性色彩略重，更讲究自我约束，讲求抉择与鉴别，更接近荀子“治气养心之术”中对自身不良气质的调节与治理，但缺少荀子“虚一而静”，至于孟子那种存心养气的修养传统，柳宗元更与之颇为疏离。宋瑞婷、邓佳[3]则从柳宗元善于在赠文序言中塑造儒圣形象来阐释了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旗帜，罗书华[4]从科举仕途角度阐释了韩柳的古文运动，科举的兴起，使得读书人有了接近文章、以道自任、壮大自我的愿望与机会，仕途的坎坷又使他们得以回到文章当中，使自我与道理与文章融合在一起，这便有了古文。

古文运动实质上是儒学的复兴和新儒学的滥觞，李长海[5]认为作为儒学革新的思想家柳宗元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相分为依据，以儒家尊者的身份，立足儒家，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改造儒学，为后唐儒学的转变和宋明理学的萌生奠定了基础。冯雅仙[6]认为，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理学兴起的基石，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琦露琴[7]介绍了李伏清新著中对柳宗元在儒学复兴中的重要贡献。

在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刘顺[8]认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关系”论推进了中唐的儒学转型，也深度影响了中唐的诗文转型，但三人天人论有别，韩愈是“天人相仇”其诗文为奇，柳宗元是“天人不相与”其诗文多骚怨与孤独，刘禹锡是“天与人交相胜”其诗文是多悲健与理致。陈维[9]也分析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的天人观，三人对天人关系的相异理解，并不只是在思想文本上的对立，其根源在于对政治语境的解读不同，韩愈更侧重从王道教化方面抽象出天的象征，使其更具有神性意义，而柳宗元、刘禹锡则更倾向于天人关系中人的环节，凸显出改革的意义。姚艾、刘生良[10]从首肯“天人相分”的哲学论分析了柳宗元的神话观，《天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体现唯心主义天命观的“符瑞论”就成了柳宗元攻击的靶子，神话只是柳宗元反对天命观的“载体”而已，柳宗元对神话的裁剪并非一个尺度，对一些美丽的神话还是首肯的，并非想消解神话的情趣。而康宇[11]则提出了柳宗元刘禹锡发起的“天人之辨”，使得隋唐再次兴起的“天人感应”思想退潮，对隋唐自然科学发展如古代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潮汐理论以及科学思维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雪芳[12]提出，柳宗元在批判“赏在春夏，罚在秋冬”和睦顺时令效法于天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指出人事在于“顺乎人心，合于中道”之“经”及赏罚要及时之“权”的“经权”观，这种经权观与其“天人不相预”思想紧密联系。

对柳宗元民本思想的探讨从未间断过。毛崇杰[13]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精髓是揭示了秦王朝“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而这一关键性结论常常被歪曲了，柳氏承袭了贾谊《过秦论》与司马迁恶评秦始皇暴政的观点，指出邦之兴亡不在于封建与郡县之集权与分权“制”，惟“仁政”与“暴政”才是“得天下”与“失天下”之关键；正如柳宗元《贞符》文中所说一样，君权“受命不予天”，而“于其人”，“于其仁”，“受命于生人之意”，这是先秦儒家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户崎哲彦[14]认为该文可窥见柳宗元特有的“生人为先”的思想，并见柳宗元之仁政思想近乎大乘教思想的慈悲观念。而刘泽华[15]则认为，柳宗元固有浓重的民本思想，但其思想中夹杂着浓重的帝王至上理念，柳宗元在上皇帝的表奏中对皇帝的称颂无以复加，颂扬帝王养育万物、万民的词汇连篇累牍，这看似矛盾，其实是儒家传统中天、道、圣、王四者合一，而王是全社会最高权威的表现。王基伦[16]也认为，柳宗元对宪宗皇帝从无怨怼，和许多唐代文人一样有着深深的“长安情结”，那里不仅是京城与故园，更是北返从政的希望。守道不如守官，陈松柏[17]认为柳宗元对唐宪宗是相当臣服与依赖的。忧国忧民与自身乐观快乐并不矛盾，马晓斌[18]认为柳宗元也是快乐的，《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饱含了柳宗元的忧国忧民思想，用石钟乳引出柳宗元对“产地好，从此就好”的质疑，进而论述真、善、美才是快乐之源。亲民爱民、惜民助民是封建士大夫民本思想的外化表现，骆正军[19]认为柳宗元有浓厚的贫民情结，他对贫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爱，而且还真真实实地体现了他不分穷富、贵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杨涛、曾长秋[20]则分析了柳宗元民本思想中蕴含着许多廉政思想，认为其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王亮[21]则分析了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具体包括民众决定历史观、官吏为民服务观、官吏为民负责观、养民利民观等，其思想不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今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永贞革新永远是柳宗元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直接影响了柳宗元的政治主张、思想高度与文学成就。阎琦、张淑华[22]老调重弹，认为革新有名无实，王、韦更是小人，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永贞革新之后柳宗元的思想转变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马佳佳、邵行红[23]分析了柳宗元贬谪永州后经历了痛苦的抗争与妥协的思想斗争，轻师名而重师实的抉择，最后倾注笔端，化为骚文，铸就文学成就。

如何对待儒家经典，这关乎一个士子的经学思想和学术涵养。康宇[24]就分析了柳宗元的解经思想，他引佛教心性理论入儒，在入世与出世中寻找儒释理论上的交汇点；他以“道”非《国语》，以求其中“圣人之道”，在从“义理”的角度对文本的批评中，大讲“中道”之大旨，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儒家解经学的诠释空间；中晚唐儒家解经思想的变新——心性化和平民化——其实就是新儒学的变革，下启宋明理学，才使得宋学有别于汉学。

统合儒释是柳宗元复兴儒学的方法之一。孙昌武[25]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真正对佛教教理有深入理解，特别是研习天台宗义确有心得的少数文人之一，他继承荀子以来“非天无神”的传统，基于“统合儒释”立场，吸收、借鉴天台宗提供的理论资源，针对宇宙观、历史观、人性论诸范畴的课题进行发挥，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成果，他的诗文创作深受佛教影响，对天台教典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体、事典等亦多所借鉴。礼佛还是斥佛，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变新儒学的问题，恰恰这个问题将文人相敬的楷模韩愈和柳宗元拉到了对立面。王昌昊[26]分析了韩柳为代表的中唐士大夫的佛教观，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方，视佛教为“异端”，要求反制佛教，清除佛教的现实危害，重塑儒家的思想权威和秩序；而以柳宗元为代表的一方，积极寻求儒佛义理的契合之处，要求“统合儒释”，从佛家理论中寻找可供儒门利用的思想资粮，这两种看似相悖的佛教观，只是在资源整合中方法的差异，前者是从儒家自身内部传统经典中找资源，后者则是把佛教资源引入到儒家自身资源系统中来，都是为了充实儒家自身，都是为了提高儒家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思维能力和水平。

儒家八目中修身为先。柳宗元的修身准则有一条就是恪守中道。李辉[27]认为，“中道”是柳宗元持身立命、知人论世的思想圭臬，正是以“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旨归，以“明道”为作文立说的要务，才成就了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刘亮红[28]就分析了柳宗元的“中方外圆”之道德修养论，一是植志笃道，二是固本养正，三是进退有度。在柳宗元的道德修养中，秉持大中之道是其重要一环，刘亮红[29]还提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修养有三：一是“去大惑”是道德修养的前提与基础；二是以经权合一为本质内容的“唯当之所在”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三是“以生人之意为己任”则是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此论完美体现儒学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理想。

改革派常有超凡脱俗之论，而这点恰恰容易被人理解为异端。周岩壁[30]提出，柳宗元笔下的孔子形象，在唐代文人学者中显得独具一格，孔子首先是一个现实的人，之所以获得圣人地位，是其主体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必然结果；柳宗元的这一观点在客观上质疑了自汉代谶纬之学以来加在孔子头上的神性光环，这一独特的孔子形象，是柳宗元在思想上具有异端色彩的具体表现，是其实证性的批判意识的直接产物。

百代皆行秦政法，儒家士大夫也不乏法律思想。张辉[31]认为，柳宗元有法律思想，他的一些朴素的唯物观和民主观对后世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对柳宗元的思想源泉的探讨，高会霞[32]提出了易学是柳宗元思想的来源之一，柳宗元的心性思想、大中之道都是易学的具体体现。梁静[33]强调了柳宗元的思想及诗文素养与其河东柳氏家族世代积累不无关系。

柳宗元是文学大家，也是品文高手。他的文艺思想之一是“奇味论”。马草[34]认为，柳宗元的“奇味”是一种风格论，是对文学审美风格的总体概括，是倡导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主张新颖别致的创新性风格，反对险怪艰涩的风格，同时崇尚壮丽的理想风格，寄寓着国家强盛的社会理想。

二、诗文解读方面

李杜诗，韩柳文。柳宗元诗文并茂，然以文著。柳文骈散结合，而今论者多将韩柳倡导之古文运动理解为反对骈文。谷曙光[35]提出，韩柳虽是古文泰斗，但兼擅骈偶之作，韩柳对骈文的态度是扬弃，而非抛弃，韩柳是唐代骈体文的改革者，而非反对者；韩柳骈文最显著的艺术特征莫过运散入骈、援古文技法入骈，韩柳的骈文与古文的参体互融现象显著，其文奇偶相间、单复并用，树立了瑰伟奇丽、卓荦精致的文章新风貌，为中唐骈文之新变，且对宋四六有一定影响。罗书华[36]提出，唐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并不是骈俪形式本身，而是文道分离的浮靡文风，韩柳欧苏不仅在理论上对骈俪相当友善，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甚至还是整个骈俪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禹明莲[37]提出，柳文尤其是南贬之后的柳文多以奇称，其法在题材选择上，传统题材能反意出奇、以文为史关注市井奇人奇事、自病自医以真见奇，在谋篇布局上，一字贯之、起结之妙、曲笔转换、不循常规，上承扬雄，援赋入文，下启苏轼，以奇为文。

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是柳文的精华之一，后人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解读乐此不疲。刘堂春[38]提出，《永州八记》揭示了主体在山水之美的发现、创造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山水美在有“奇味”，则凸显了审美客体的价值。

韩柳都是撰写祭文的大家，吴振华、邵行红[39]则比较了韩柳祭文的异同，认为其共同之处在于:内容上在表现哀情悲愁的同时，都寄托了深沉的身世慨叹；情感上悲怆动人，或直抒悲恸之情，或隐含哀怨之心；风格上寄托哀思，缠绵悱恻；不同之处在于:韩文气势雄健，柳文清洁明澈；韩文擅于变化，柳文缜密精悍；韩文言语奇崛，柳文平中见奇。

墓志文在柳宗元笔下也别有新意。刘城[40]分析了柳宗元所写的墓志文既深刻又有新意，既有文体的变革又有自身情感的融入，使得其文饱含感情超越前人。黄媛媛、戴伟华[41]则提出，正是由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大量撰写墓志文，使得元和时期的墓志已是一种成熟的文体，也成为一个墓志文的创作高峰。

从柳宗元留存的书信中可以窥见其交游圈与政治理想。程宏亮、叶永胜[42]认为，柳宗元书信揭示出柳宗元“天人相分”的哲学思考和行“中道”的方法论体系，表明柳氏具有坚定不移的儒家奋斗信念。

柳宗元的铙歌、平淮夷雅等雅歌曲虽然数量不多，但颇具特色。吴振华[43]着重分析了柳宗元的这些雅歌曲，他们不仅具有补苴罅漏的意义、重建礼乐秩序的价值，还有脱自己于政治泥淖的干谒意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艺术上锤炼精工，骨力坚劲，生动形象，意境雄浑，取得了超越魏晋而追攀《大雅》的成就。而苏瑞隆[44]则分析了柳宗元骚赋命名特点，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充分展现出柳宗元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陈戍国[45]从礼学视角来看柳宗元的诗文，认为柳宗元礼文学作品又多又好，有近百篇之多，内容上传统五礼除了军礼，柳宗元的诗文均有反映。

柳宗元以古文名而不以诗显，得东坡为隔代知己，其诗才得以“发明”。吕国康[46]以柳宗元永州诗分析入手，从诗中描写对象的变幻、写作时间的考证、艺术风格的美学意蕴角度论证了柳诗“远在灵运上”之论。

对柳宗元山水诗文的解读，曹章庆[47]从柳宗元山水审美思想立论，认为柳文的审美主要表现在旷远幽深的审美取向、弃恶取美的审美态度、苦乐并存的审美体验以及因人而彰的审美认识上。刘伟安[48]探讨了柳宗元幽怨情感与孤独高洁人格在山水诗文中的投射，显现出柳氏独有的幽怨冷峭的意境和孤高峻洁的格调。陈俊娟[49]则分析了柳宗元的山水诗文，认为其具有寂寞孤峭的意境、激愤幽怨的情结、高洁执着的人格坚守以及浓郁空寂的禅趣等艺术特色。

古诗当歌，柳诗尤甚。胡艳[50]从声韵学角度阐释了柳宗元大量的入声韵诗，以急促、压抑的特点表达孤寂、抑郁、悲愤之情。由于入声在普通话中已消失，如今人们常会忽略入声诗所表达的感情，该文为准确把握柳诗的情感提供了参考。

据考，柳宗元留存各类诗作148首，其中绝句41首。吴同和[51]专门探析了柳宗元的绝句，认为柳宗元绝句抒发了诗人被贬南方后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的失落之意和郁悒之情，绝少闲情逸致，所谓景为情驭，境以思偕者也。而对柳宗元七律诗，吴振华[52]从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与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对比中，概论了韩柳七律之异同：均取法子美，不过柳诗继承多于创变，韩诗创变多于继承，柳诗给人感动，韩诗给人启发。柳诗的风格也是发展变化的，王丹[53]提出，柳宗元离别诗《别舍弟宗一》是柳宗元生平遭际转折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作者一反写诗时“清峭”传统，转为“忧愤”风格的转型作品。子厚诗似渊明，董灵超[54]则分析了二者的不同：其内在风神却有很大差异，柳诗比陶诗潇洒冲淡，但缺少陶渊明那种相对超脱基础上的真旷达。柳诗好奇险，梁德林[55]分析了柳诗奇险特色：题材奇异、构思奇妙、语言奇特、用韵奇险，之所以奇险：一是好奇的个性，二是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三是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马连菊、陈向春[56]则分析了柳诗“峭”的成因：柳宗元受“苦吟派”影响下形成的情景搭配的出新能力恰恰是形成柳诗之“峭”的重要因素。

宋颖芳[57]则集中考察了柳宗元乐府诗的文献留存问题，探讨了柳宗元作乐府的目的、其献诗方式及其拥有怎样的乐府观等问题。

《江雪》时时被人称为压轴之作，对其解读更是层出不穷。李小荣[58]例析了以《江雪》为代表的唐诗在禅林的传播与接受，该诗有颂古、上堂说法、朝参暮请之用；之所以在禅林中传播如此之广，一是柳宗元自身的佛学修养高，二是苏轼的高度评价，三是两宋以来文字禅盛行有关。李君怡[59]认为，柳宗元《江雪》一诗的意境，由雪境、画境、处境、语境、悟境组织构造，形成其结构特征。

山水之胜人皆乐之，远可游，近可居，远游则形成山水游记，近居则化为园林艺术。周玉明[60]则从建筑学角度，研究了柳宗元提出的景观旷奥特性与当下的现代景观空间设计理论是互为可译的。赵翠萍、王慧香[61]则从园居生活角度分析了柳宗元的建筑理念和建筑审美成就。

三、接受传播方面

姚艾、刘生良[62]撇开了前人从审美范式、庄学精神、寓言文体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而从韩柳继承庄文奇崛戏谑的特点入手，韩愈的以丑入诗、戏谑入文，柳宗元的以文为戏、身世哀怨甚至自冠以愚都与庄子有密切关系。肖献军[63]则提出了柳宗元上承柳下惠，其“和”与“仁”思想就来源于柳下惠，而柳宗元因时制宜的求变思想与“和”之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柳宗元思想的主体。翟满桂[64]认为，柳宗元骚、赋、文多上承屈原，其骚赋创作，源于屈原骚赋为多，不仅在数量上少有人望其项背，而且创造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完成了自屈原骚赋、汉魏大赋向精短古赋的转折，以其卓越成就在唐赋中领袖群伦。认同此论的还有曹章庆[65]，他认为柳宗元是屈原怨骚精神的优秀继承者。而曹章庆[66]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分析了柳宗元与其师承者屈原“骚怨”的差异：一是意象选择从神奇瑰丽转向世俗怪异，二是意象表达由连类比兴变为整体象征和寓言，三是意象关系由主客融合转向部分反常乖离；造成这种差异的客体原因主要是时代、环境和风俗的变化以及历史审美风尚的变迁，而主体原因则主要是屈、柳神秘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不同建构。王亮、张伟[67]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上都上承谢灵运，有所创新而标榜千秋。成松柳、李雪容[68]分析了王维对柳宗元的影响，王维山水游记散文虽然数量不多，却启迪了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山水游记散文，王维散体化的有意尝试，对于中唐古文运动，也产生了影响。黄亚利[69]提出，唐传奇在题材的选择、小说笔法和尚奇风格三个方面对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用重要影响。

唐人对柳宗元的接受与传播多不见经传，这与柳宗元的贬官身份相关，而同时代的韩愈与柳宗元的交谊显得异常珍贵。李文博[70]分析了韩柳之间的交谊，他们在生活中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可恰恰是这并不多的交往，足以成为文人间相敬相惜而又互诫共勉的典型，足以被千古传颂。

宋人欧阳修对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多有沿袭，杨再喜[71]认为，作为“唐宋八大家”重要成员的欧阳修和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其一，两人同为“穷而后工”论的践行者；其二，文艺思想多有共鸣之处；其三，在文学创作风格上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欧阳修坚守儒家的“道统论”与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人的赠送序文主要上承唐人韩柳，张海鸥[72]认为，赠送序是因送别而作的序，是一种兴起于唐而盛行于宋的文学性和抒情性较强的应用文体，宋代赠送序的文体形态承唐而来，其语体承唐代李华、韩愈、柳宗元而来，并略有变化。温志拔[73]提出了宋人对韩柳接受的不同阶段，北宋前期，宗韩甚于宗柳，北宋中后期，重新发掘柳的价值，至于两宋之际始提出韩柳并重，南宋孝宗以后尊韩、崇柳，因不同的学术立场，各有所尚；这一变化，与其说反映了宋人对柳宗元接受的不同态度，毋宁说是反映了两宋学术史前后相沿的一个命题:文章之儒与道学之儒此消彼长中的多元学术世界。人们多说，苏轼是柳宗元的第一读者。认为在柳宗元的接受史上，苏轼有开山之功。苏轼抛出的陶韦柳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多能引发争议，徐涛[74]就分析了“柳在韦上”之论是以陶渊明诗为参照提出的，也与苏轼“平淡”的诗学追求有关。宋末诗论家严羽对柳宗元诗的推广居功甚伟。朱学召[75]认为严羽对柳诗有开创性贡献，他首次提出将柳宗元作为“元和诗坛”的代表性作家，开创性的从纯“诗学”角度探讨了柳诗与屈骚共同的情感基调，揭示情感意蕴是支撑作者扬“柳”而抑“元白”的重要情感原因；严羽还从“诗之外音”和内在情感两方面把握两者共同的“悲壮”、“凄婉”情愫，并开创了以“人”论诗之法，第一次提出“柳子厚体”和“韦柳体”。

明人茅坤是柳宗元文章接受史上重要人物之一，莫山洪[76]认为，有着与柳宗元相同身世经历的茅坤能客观评价柳宗元文章，认可韩柳并称，尤其肯定柳宗元在山水游记方面“公与山川两相遭”更甚一筹。唐宋派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派对柳文的评点颇高，杨贵环[77]认为，唐宋派赞评柳宗元文，表现了他们从唐宋古文上追秦汉古文，重道不轻文的文道合一的文学主张，在柳文评点史上有重要价值。

清人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中也有柳宗元的影子。王光福[78]认为，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说的一篇“正邪两赋论”，在《红楼梦》中意义重大，周汝昌先生曾对其一再论及，并且指出它和明代吕坤、宋代朱熹的思想渊源，其实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得更远一点:宋代的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唐代的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记》中，都曾发抒过类似的思想观点。

后人对前贤的诗文接受可分为有形接受和隐形接受，唐宋以降，文人对柳宗元的接受亦如此。陈庆元[79]分析了明人曹学佺《桂林山水可游记》就是对柳宗元《柳州山水可游记》的一种有形接受，这种有形接受，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在标题里，但在精神思想、构思写作等方面有实质性的接受；而陈衍《金门洪景星先生墓志铭》却是对柳宗元《捕蛇者说》的隐形接受，虽然柳文为说体文，陈文为墓志铭，但前者归结到苛政猛于虎，后者归于乐善好施，都是有关教化，两文在寓意内涵上有内在联系，这种隐形接受不仅要求撰文者对前贤哲文能灵活化用，也要求读者对前贤哲文了然于胸。

柳宗元诗文的翻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环节之一。辛红娟、覃远洲[80]论述了用“格式塔意象再造”法翻译古诗能事半功倍，以《江雪》为例，用此法能够通过音、言、象、意及其结构的高度整合，实现对原诗意义及意境的再现。王婷[81]提出，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柳宗元《江雪》的两个不同英译本，并讨论不同译者是如何以读者的需求为关注，来体现译者主体性的。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此诗一出，重新激活了历史对柳宗元的评价。韩柳地位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而章士钊《柳文指要》似有“扬柳抑韩”之嫌。赵鲲[82]认为，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是一部极端推崇柳宗元的著作，其中心是“扬柳抑韩”，其论证方式就是将柳宗元的思想与1949年后的“新社会”相互参证，观点的极端性完全背离了章士钊早年主张的“调和”哲学，是一部深富政治色彩的学术著作。

文献史料的发掘对今人研究柳宗元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是促进柳宗元接受与传播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柳宗元研究”成了这一成果发布的集散地。彭二珂集中整理校释了近20篇民国时期的柳宗元研究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绝好的研究材料。彭二珂[83]分析了柳宗元在民国时期的接受与传播——此时期柳文凭借其蕴含人生哲理和民本思想广受关注，认为柳宗元作为著名历史人物，其在民国时期对民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于在语文作文训练上起到了良好的师范作用，而且对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人生理想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在民国国文教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张勇[84]则从佛经内挖掘了大量柳宗元研究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柳宗元留存的诗文可信的约有600多篇，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偶有疑似柳宗元的佚文佚诗的发现。薛俊霞、吕国康[85]就论证了先发现的《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与《永州府志》所载柳诗《忆全正上人》都非柳宗元所作。杨贵环[86]列举了四种柳诗手批本，汪森所评《韩柳诗选》、汪立名所辑的《唐四家诗》、王庆麟、黄二梧与张鸣珂等人的评本，他们的批点注重对柳诗的风格、诗法等的评点，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尤其是，在手批本中的一些序跋、题识中包含着批点者、刊刻者的诸多批评，且有的批本还录有许多诗话中的批语，它们为我们今天解读、研究柳诗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四、地域文化影响

柳宗元长期谪居南方，对柳州、永州影响甚大。刘顺[87]认为南方的14年是柳宗元移植北方记忆，同时也是在与南方的本土记忆和本土问题的碰撞中更新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复制与增值中，柳宗元赋予了南方山水以独特的人文意义，而自身也最终成为南方记忆的组成部分，进入后人的追忆之中。刘儒[88]则论证了刘禹锡柳宗元诗文中不仅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而且保存了较完整的关于连州、柳州风物、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文献材料，尤为珍贵的是其中蕴含着对莫徭、黄洞蛮的真实记载，为研究者提供较了大量可信的民族史研究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是一部研究湖南古代地方文献的精品图书，吕国康[89]认为该书作者用石刻史料论证了历代前贤对永州的深远影响，很有说服力，诸先贤中尤以柳宗元、周敦颐和元结影响最为深远。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中原人士柳宗元长期谪居南方，落下了身体不适的怪病，而永州产的淫羊藿却能治好柳宗元的腿病，据载[90]柳宗元来永州不久双腿变得痿弱无力，走起路来很是艰难，零陵一位经验丰富的药农告诉他当地有一种叫“灵毗”的草药，能治腿疾，于是，柳宗元找到这种草药，亲自栽种、采摘和加工，按时服用，结果真的治愈了他的顽疾。山西沁水县西文兴为柳氏世居所在，据考为柳宗元家族避难之所。陈为人[91]用文学家的笔调历数柳宗元的身世文章，尤以现存于柳氏民居中的三雕艺术和隐士文化，足显柳宗元对该地的文化影响之深远。闫书广[92]则从史书和方志记载中论证了沁水历山一带是柳氏家族避难之所。

柳宗元给贬谪之地永州和柳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当地传统文化教育和旅游开发中的宝贵资源。姚从军、吴美玲[93]认为，柳宗元那种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居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无论发达和困顿都淡然处之的情怀，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李元雄[94]分析了以柳宗元民本思想为代表的永州地方文化，对永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贴近、亲切、自豪、吸收力和感染力强的优势与作用。周斌[95]认为，柳宗元柳州文学遗产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资源价值、宣传价值与文化价值，对柳宗元柳州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成为了发展柳州旅游业，提升柳州城市形象与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渔翁形象是柳宗元诗文中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也是柳宗元对永州地区文化影响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渔翁》和《江雪》二诗就是塑造这一形象的源泉。陈未鹏[96]就分析了后人对渔翁形象的解读，苏轼是柳宗元的第一读者，其解读尤其重要，可苏轼将柳宗元《渔翁》诗后两句视为蛇虫，建议删去，这其实是柳宗元、苏轼二人对于诗境有不同的追求，这既取决于诗人对于诗歌功能的定位，又与创作中物我关系中的情感位置、观物方式密切相关。“渔翁”形象在现代电视剧本《灞亭柳》中再一次重现，杨金砖[97]认为，骆正军教授的《灞亭柳》以柳宗元从永州回长安的路上，夜宿灞亭为故事的起点，对柳宗元的心路历程与跌宕生活进行了非常细腻的描述，尤其是大量采用“时空闪回”的叙事方式，打破了原有历史小说的固有写作模式，有较强的创新性，将渔翁形象提升了到新的高度。

柳宗元对永州、柳州地区的文化影响相对集中明显，推而广之，其对潇湘流域及漓江流域的文化影响也不可小视。潇湘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话题之一，王晓明[98]提出，潇湘情结是历代文士心中的情种，并在其作品中发芽开花，潇湘情结包含三大情愫：一是缠绵哀婉、忠贞不渝的爱恋，这在舜帝、湘妃和“潇湘妃子”林黛玉的爱情中得以体现；二是怀才不遇、流放贬谪的幽怨，这在屈原、柳宗元、秦观等人的经历中得以体现；三是寄情山水、避世隐逸的闲适，这在渔父、桃源以及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中得以体现。而王晓明在另一篇文章[99]中更进一步分析了潇湘意象中的人文精神，一是乡愁，即湘籍文人的怀乡与寓居潇湘文人的思归共同构成的乡愁；二是勇气，即曹雪芹和“潇湘妃子”林黛玉所表现出的反抗传统的勇气；三是潇湘意象群中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孤直清高的风骨；四是由屈原、杜甫、柳宗元等人作品中反映出的关怀民生的仁心。曾羽霞[100]就论述了柳宗元对荆楚文化的沿袭与革新——承屈原之骚怨，但对巫鬼文化的排斥、对蛮夷旧俗的摒弃、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显示了柳宗元对荆楚文化的开拓。胡菡[101]更是论证了柳宗元的辞赋尤其是永州时期创作的辞赋多源自于屈赋与汉赋。

文化的影响总是双向的，柳宗元深深影响贬谪之地的地方文化的同时，贬谪之地的地域文化对柳宗元的诗文创作也有勒痕。柳宗元贬谪永州与刺牧柳州期间，诗文创作前后变化颇大，足见地域文化对诗文创作者的反作用有多大。刘占召[102]认为，柳宗元贬谪柳州时期，创作重心由五古转向近体(七律、七绝为主)，刘柳唱和是柳宗元诗体转向的重要原因，柳宗元七言近体创作从严守格律法则到自由创作，内容从大量用典到描写即目所见，感情基调从悲苦愁怨到轻松戏谑，都受到刘柳唱和的重要影响。杨文榜、苏爱风[103]则比较了柳宗元永州和柳州两地山水诗的不同，在情感上是从感伤到绝望，在意象上是从清秀澄明到峻拔险怪，在诗体上是从平和的五古到凄怨的七律，在风格上是从简古平淡到险峻冷峭。纪兰香[104]认为南方文化对韩柳深有影响，在韩柳笔下的南方形象颇有差异，韩愈笔下的阳山、潮州是险山恶水、野蛮未化之地；而柳宗元笔下的永州、柳州则是山奇水清的游览佳境，究其原因既与他们的童年经历以及受到中原记忆的影响不同有关，也由于他们在南方贬谪时间的长短从而形成对南方的不同体验有关。邹莎莎[105]认为，柳宗元贬谪情感的体验与周围的山水、民情接近，浸染了当地的文化精神，他的诗赋在模山范水中，承载着怨愤感伤的情怀，异地风俗与文化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五、身世交游考证

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后奉诏返都，旋又出刺柳州，其间悲喜剧情反转多次，其时间经历新旧唐书有略记，具体实情有待后人详考。陈松柏[106]就详细考证了柳宗元追诏回都这一经历。他认为：柳宗元接到回都诏命是在元和十年正月初五之后，北归路上诗作可信的只有十首，追诏回都时柳之心态狂喜。

柳宗元的后嗣不旺，家学难继，为何至此？田恩铭[107]认为，柳宗元的无嗣之忧源于其士族身份，士族出身对士子的仕宦生涯所发生的影响渐小，他们能够守住的是“婚”的底线——士族家庭在婚姻上依然保持着门第观念。

要之，近三年柳宗元研究继续呈现出热闹兴旺之景，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已为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待今后更深更细的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