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潇湘(据录音整理）

尚永亮

（一）

各位朋友，承蒙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之邀，我这次来谈一下柳宗元其人其事以及他的思想、心理，性格和他的文学创作。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从文学史上可以了解到两个重要的并称，一个是韩柳，一个是刘柳。所谓的韩柳，指的是韩愈和柳宗元，这重点是从他们两个人的散文创作及其对古文运动的贡献着眼的。至于刘柳呢，则更多的是考虑到他两个的友谊以及共同的人生遭际。如果我们回首看一下，柳宗元和刘禹锡，两个人同一年进士及第，接着一起进入了御史台，做了监察御史。再接着呢，他们又一起在永贞元年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一场革新运动，革新运动失败之后，两个人分别被贬，一个来到了我们的永州，另一个呢就到了湖南的朗州，也就是现在的常德。他们在朗州和永州各呆了十年，到元和十年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被朝廷召回，回到了长安，可是席未暇暖，只隔了一个多月，两个人又分别被外放出朝，柳宗元就来到了广西的柳州，而刘禹锡则来到了广东的连山。

在他们路过衡阳的时候，互相分别，柳宗元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刘禹锡。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二十年来万事同”，也就是说刘柳二人在二十年来，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相同的，那么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刘、柳二人的友谊，以及他们同遭贬职承受人生苦难的共同命运，了解了这么个情况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看柳宗元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大约作于元和五年，题目叫《冉溪》，诗的前四句是这么写的：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什么意思呢，说少年时候志存高远，想追求功名，想得一个公候，那么就以身许国，不复谋身，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政治事业中去。可是风云突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呢，革新运动很快落败，所以说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那个壮心，壮烈之心，当年存在的这种壮志就象瓦一样碎裂掉了，碎裂掉之后呢，就被流放到荒远之地，象一个囚犯一样被拘禁起来，这是柳宗元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一个非常精当的概括。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方面的问题，我把它归结成了三句话。是什么呢？柳宗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双重理想的追求者，

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一个在人生逆境中的痛苦咀嚼者。

除了这三句话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

他还是一个自我品格的坚定持守者，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就先从第一句话讲起，也就是他是一个双重理想的追求者。

所谓的双重理想，当然不只限于两个理想，他有多样的理想，但是理想中比较重要的是两个。哪两个呢？一个是振兴家族的理想，另一个是复兴王朝的理想。我们先说第一个，柳宗元的家族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我们先看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河东就是现在山西的永济，所以他以后又被人称为柳河东，柳姓是河东的望族，是所谓的世家大族，这个世家大族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显赫的。自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而存在了。那么从魏晋时期就一直延续，就延续到了唐朝。唐朝的时候，世家大族也非常的厉害，有著名的五姓七族，哪五姓呢，一个李姓，一个王姓，一个郑姓，一个崔姓，一个卢姓，这五姓还不是天下所有的这样五姓都可以享受同等待遇，而是分地区的，比如李姓，它有两个地区，一个是陇西李，一个是赵郡李，所谓的王姓，就是太原的王姓，郑是荥阳的郑姓，所谓的崔，是山东的博陵崔和青河崔，所谓的的卢呢，是范阳的卢姓，这是全国的五大姓，如果能和这五大姓的人通婚，那你的身价就马上提升了。所以在唐初的时候呢，李世民就有感于这五大姓的力量太过强大，于是就打压这些旧的世家大族，把李姓作为唐朝的第一大姓提了出来，可是呢，尽管朝廷有这个政策，但是五大姓的力量仍然非常地强大，直到中唐的时候，还有它的余波。除了这全国性的五大姓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望族，比如河东三著姓，就有所谓的柳，裴，薛。也就是说柳性，裴姓，薛姓在河东地区那是最大的姓氏了。那么柳宗元就是这三大姓之一，所以柳氏一族一直非常地兴旺，从北朝一直到唐初。在高宗朝的时候，居官尚书省的人就达二十多人，最高的，比如柳宗元的曾祖柳奭曾经做过高宗朝的宰相，那是非常厉害了。可是到了武后朝，柳姓就遭遇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就日渐衰落，到了柳宗元父亲柳镇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衰微了。柳氏也就比较少有入朝为官者了，那么柳家的这么一个世家大姓和他衰微的情况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柳氏家族虽然衰微了，但是他的文化底蕴还在，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地地位。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柳宗远的母亲卢氏，就是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柳宗元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山东大姓崔氏，另一个嫁给关中大姓裴氏，而柳宗元则娶了关中大姓弘农杨氏为妻。大家想一下，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面，柳宗元是深感荣幸的，他终生保持着对他的远祖的德风、功业的一种向往。他一直以自己出身于这样一个世家大族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那么，另一方面，由于家道中落，柳家到了柳宗元的时候，子息不繁，因为柳宗元是独子，只有他一个男孩。所以呢？独子的柳宗元痛心疾首，就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柳氏一族给振拔起来，由此就表现出强烈的振兴“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了解了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的这种家族因素。

柳宗元希求公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社会现实的激发。大家知道在盛唐的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一个大的动乱，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政治经济给予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整个唐朝就由盛转衰。那么安史之乱之后，各地的军阀拥兵自立，不听中央调遣，于是就形成一种藩镇割剧的局面。这些藩镇，最重要的，也最对朝廷有威胁的是河北四镇。这河北四镇一直经过唐代宗，唐德宗，到了德宗，也就是柳宗元生活的这个年代，还非常地强盛。于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就发生一场著名的变乱。当时四镇反叛中央，中央调泾原兵去救襄城，泾原兵路过长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兵变，这场兵变就迫使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后来又从乾县跑到了梁州，也就是现在陕南的南郑县。这场变乱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最后以朝廷的妥协而告终。由于藩镇割据，藩镇强大，德宗早年还想平叛，可是后来力所不及，只好承认现状。那么经过建中之乱以后呢，唐德宗就不再相信朝中的大臣。认为这些大臣都是靠不住的，他就开始相信那些宦官。这些宦官从小跟着皇帝一起长大的，被皇帝视为是自己的私人。所以呢？就把兵权交给宦官来掌握了。这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大家想一想，由宦官来掌握兵权，那么朝廷最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再加上唐德宗这个人心胸非常地狭窄，而且到了晚年有点是非不明。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贤不肖的倒置，有才能的官员被沉落下僚，而那样一些善于拍马逢迎的官员被提拔到高位。整个朝纲混乱不堪，由此影响到当时的士风，整个士风也比较的浮薄。正是面对着当时唐朝的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政治状况，柳宗元萌发了强烈的投身报国、振兴王朝的欲望，所以我们刚才说他“少时陈力希公侯”呀，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家族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其人，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他的家在长安城的西南。据他后来的叙述，说家里有数顷田，还种了果树数百株，而且在长安城里的善和里，还有祖传的旧宅一所，在这个旧宅里面，藏了皇帝赐书三千卷，这说明他们家在文化的积淀方面，还是非常深厚。在柳宗元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卢氏曾经教他背诵古赋十四首，家庭的启蒙教育就为柳宗元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此后，少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各地，曾到过南至长沙、东至九江的广大地区，在游历过程中，广泛接触了社会现实，增长了见识，也了解了民情。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以后世界观和政治态度的确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呢，他的父亲明于经术、能诗善文，他的母亲比较崇信佛教，这样两种思想就为柳宗元最后统合儒佛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了，青年柳宗元更倾向于儒家的用世思想，他曾经跟随他的老师陆质接受春秋学，成为中唐著名的春秋学派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的儒学是个什么情形呢？当时儒学大致分为三个流派：

一种是章句儒学，

一种是经世儒学，

还有一个是以建立道统为目标的新儒学。

所谓的章句儒学就是从汉儒以来的这样一种传统的儒生，他们以注解儒家经书，在章句上下功夫为特点。

所谓的经世儒学，就是柳宗元等人代表的这样一个儒学。

所谓的新儒学，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儒学。韩愈是主张建立从周公孔子一直到孟子的道统的。所以这三个流派中间，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柳宗元的这个学派——经世儒学。

当时经世儒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主要观点，主要的方向，就是强调经世致用，重在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叫“从宜救乱”，就是根据时势的发展来救治社会的混乱，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大中之道”、“利安元元”、“辅时及物”。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柳宗元思想的核心。所谓的大中之道是什么道呢，就是以得当、以适宜为标准的道，如果你这个道虽然说得很好，但是不适宜，不得当，你这个“道”就不能解决问题。他另一方面提出了利安元元。元元就是老百姓，他的全部重心都在解决老百姓的现实问题，使得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他还要辅时及物。所谓的辅时及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要和现实事务紧密联系。那么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思想，简单的来说就是经世致用，同时，这种思想也形成了他日后参加革新运动的一个深厚基础。

接着我们看，柳宗元是在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时候，进士及第的。到了贞元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这个校书郎的官阶不高，是从九品上。接着他又被任命为蓝田尉，到了贞元十九年，也就是803年，三十一岁的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属于御史台，也就是国家级的监察机关，品级不高，正八品下，但是它的责权非常重要，它掌握哪些职权呢，就是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包括狱讼、军戎、祭祀、营作等等方面，它都负有监察的使命。用一句当时人们的话来讲，说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人们给他一个称号，叫什么呢，叫“入品宰相”。虽然官职不高，但是他们的职务非常重要，相当于宰相。从此呢，柳宗元随着官阶的提升，随着位置的加重，就有了一个更广泛的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他就和官场上层人物有了更广泛的交往，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如何为官理民也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想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的治国理念和为官之道，我们来举他的三篇文章为例吧。

一篇是大家都熟悉的《种树郭橐驼传》。这是一篇人物传记，写了一个小人物，这个人很有特点，是个橐驼，所谓的橐驼，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罗锅，背部驼得非常厉害，象两个驼峰一样，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郭橐驼。郭橐驼虽然是个残疾人，可是他有一手非常高的技巧，就是善于种树。别人的树种得都不怎么样，可是他所种的树呢，那是非常的繁盛，结的果实既多又好。柳宗元就很纳闷了，说你这个树是怎么种的，种得怎么这么好呢？郭橐驼就跟他说出了一番道理。他说我种树的时候，是把它根部的土培植好，打扎实。根基打扎实了，然后把水浇好，我就不管它了，由它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生长。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其他人把这个树苗栽下去之后，总害怕栽不好，然后不断地把那个土翻来覆去的倒腾，而且树苗长出来之后，还要去摇晃一下，看它是不是结实。同时，有时候还要把它的树皮给扒掉，看它是不是长得繁盛。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树木的天性，由于违背了树木的天性，所以这个树木就自然长不好了。柳宗元听了郭橐驼的这一番话之后，非常地有感悟。说你这番话真的可以移植到官理，就是做官去治理老百姓。他从郭橐驼的这番话就总结出了几条道理，认为种树要重“木之性”，那么同理，为官治民也须重视“民之性”。要按照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性情，让老百姓自由地生活，而不要去干扰他们，第二呢，为官者不能好烦其令，所谓的好烦其令，就是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你跑到乡里去，不时地把老百姓召来训话，结里就妨碍了百姓们的生理。柳宗元最后深有感触地说，这样一种做法，“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表面上你是爱护老百姓，其实是把老百姓给害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种树郭橐驼传》就反映了柳宗元的为官思想。

另一篇文章，是他的另一篇很有名的人物传记，叫《梓人传》。梓人是什么呢，梓人就是木匠，工匠。柳宗元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姓杨的木匠的故事，说这姓杨的木匠在当时非常地有名，他有一天到他家里去，这个杨木匠就跟他说，我比一般的木匠的工资要高出三倍，而且有时候别人请我还请不到。可是柳宗元发现他们家的床腿坏了，说这个床腿坏了，你怎么不修理一下？杨木匠说，这个我不会修理，要别人来修理。柳宗元就觉得这个杨木匠是不是说大话。你身为木匠，你连自己家的床腿都修不了。可是，有一次，这个杨木匠去为京兆尹的府署进行修造。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市长啦，给长安市的市长去修造官府，他就发现这个杨木匠非同一般。他站在中间，底下都是一些工匠和手艺人，听着他的号令，他向左边喊，你们开始锯，于是这些工匠们就开始锯，向右边喊，你们开始拿斧子砍，于是一批工匠就上去拿斧子砍，指挥得井井有条，而且干得不好的话，马上就把你给罢掉了，不用你了，干得好的，马上就表扬你，提升你的职位。最后造出来的官府和画在图纸上的图形非常地吻合，一丝不差。柳宗元感到非常地惊讶！他就由杨木匠的这样一个事件呢，联想到了为相之道，他总结出来了几个方面：

首先呢，要能知“体要”。也就是要了解全局，预知未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

第二呢，要选拔人才，用人惟贤。“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把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这是柳宗元总结出来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呢，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使这些官吏各尽其职，不要越职行事。真正做到：“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这就好比那位梓人善于运用众工而不夸张自己的才艺。只有做到这一点，相道就得到了，就可以理万国了。

他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啊，为相者者要“条其纲纪”、“齐其法制，要有纲纪，要有法规，就像梓人“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个人专断，而是由人来执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不妨说，柳宗元有了初步的法制思想。

第三篇文章，也是柳宗元在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文章，叫《送宁国范明府序》，在这篇文章里就表现出了柳宗元非常积极的民本思想。他在这篇序里边，引用范明府的话，说了这么几句：“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什么意思呢，说做官吏的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仆役。我们现在呢，是受人衣食，享受着老百姓的敬奉，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报答老百姓吗？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之先进的。是百姓养活了官吏，官吏是要报答的。如果不去报答，那就是犯罪。如何去报答呢？柳宗元说，要“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也就是说，对老百姓要讲究慈爱，讲究礼节，而不要去坑蒙拐骗，只有这样才能对老百姓有好处。这样一种思想在柳宗元后来到永州之后写的《送薛存义序》，又有了进一步的阐发，在那篇序里面，柳宗元进一步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说你知道官吏的职责吗，官吏的职责就是做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去役使百姓。

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思想，我们通过比较可能看得更为清楚，他的朋友韩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原道》。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韩愈也说了一些和柳宗元类似的话，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韩愈怎么讲呢，他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臣子就是要执行君主的命令，把这个命令推广到老百姓那里去；老百姓是干什么的呢，老百姓就是要把他们耕种的成果，收获的成果交给官府去。如果臣子不行君之令，那么就失其所以为臣了；民如果不拿出他们的产品，把他们的收获贡献给朝廷，那么就要诛杀。大家看一看，韩愈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和柳宗元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柳宗元的这样一种民本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何等震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了解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了解一下柳宗元的性格，柳宗元是一个性格非常刚直，正义感极强的人。那么，柳宗元这样一种刚直的性格源于何处呢？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源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的影响。柳镇曾经在玄宗的天宝末年做过太常博士，后来又历任晋州、长安、宣城、灵宝、夏口、九江等地州县的这样一些官职。职位都不高，可是柳镇这个人是广事交往，在当时很有名声。同时他性格特别的刚直。据史料记载，他当年做节度推官的时候，就议事非常地强硬，不为权贵所容，在晋州做录事参军的时候，当时的刺史非常地强橫，柳镇就和他据理力争，当一些无罪者被以棍棒相加的时候，柳镇就挺身而出，去抵挡这些棍棒，最后受到这个刺史的责怪。后来在朝廷的时候，他曾经为一件正直的事情挺身而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窦参，最后受迫害被贬官，贬到了四川的夔州。柳镇的这样一种性格，对柳宗元是会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作为儿子的柳宗元，跟着他父亲耳濡目染，自然会养成一种非常刚直，充满正义感的性格。

柳宗元的这种刚直性格和正义感，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件事情看得出来。柳宗元在朝为官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阳城事件。阳城是当时一个正直的官僚。阳城事件又和它前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官陆贽紧相关联，陆贽是贞元中期的贤相，这个人精于吏治，而且文章写得非常地好，品节高迈。刚才我们不是讲到那个建中之乱吗，在建中之乱的时候，他始终跟随在唐德宗的身边，为唐德宗出谋划策，所以唐德宗对他是须臾不能离。有一晚上，据说陆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唐德宗急得掉眼泪，让人赶紧去找，把陆贽给找回来，可见陆贽对唐德宗的重要。可是到了唐德宗的晚年，陆贽不受重用了。有一个权奸，裴延龄，就说陆贽的坏话，唐德宗对这个正直的陆贽也有些不感冒，于是就把他罢相了。贞元十年罢相，贞元十一年就把他贬到了忠州，去做了一个很低级的别驾官。据说呀，当时，唐德宗盛怒，众臣都感觉到惊恐，以为陆贽要得大罪了，没有敢于向他求情的。可是这时候，阳城出来了，阳城是什么官呢，是谏议大夫，阳城拍案而起，说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于是他就率领着几个拾遗官守着延英门，上疏论裴延龄奸佞，说陆贽无罪。而且阳城慷慨陈辞，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假如你让裴延龄为相的话，那么我就会取那个白麻把它撕坏，然后披在身上，痛哭于庭。这可是非常大胆的一个举动。后来由于唐德宗信任裴延龄，阳城自然被降职了，又在贞元十四年的时候，被贬为道州刺史。这个阳城被贬之后啊，群情激愤，在太学里面读书的一百六十多个太学生罢课了。大家联系起来，走上街头，来到了朝廷，进行请愿，进行示威，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还让阳城来做他们的老师。柳宗元当时刚到集贤殿去做书院正字，也就是校书郎，很低级的一个官吏，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地震惊，非常地振奋。他当时就写下了一封信，就是《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在这封书信里，表达了他对太学生坚决声援之意。他远引汉末的李膺、晋初的嵇康之事，大家知道，在汉末的时候，东汉一朝，那些清流，正直的士人，和那些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这个搏斗过程中，当时的李膺，杜密，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前李杜，作为太学生的领袖，振臂高呼，于是京城的三万太学生，就纷纷地响应，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后来到了正始年间，嵇康作为名士，也因为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结果就被加以罪名，要押赴东市杀头。这时候有两千多太学生同样走上街头，去声援嵇康，希望朝廷能够收回成命。柳宗元就联想到了历史上的这两个事件，说没有想到历史上太学生们走上街头请愿的这样一个活动，在今天能够让我看到，实在是太好了。你们在太学里学圣人的文章，就要养成圣人的志向，所以你们现在走上街头，“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这样一来，你们服圣人的遗教，居天子的太学，就可以“无愧矣”。你们就没有什么惭愧之意了，你们就成了士大夫的一个表率。最后柳宗元深刻的指出，太学生诣阙挽留阳城，其言其行，不止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国家，为了这样一个政体，所以他在信的末尾说，“勖此良志”，“努力多贺”。希望你们能够发扬你们的这样一个志向，我现在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坚决的声援。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声援太学生的信函。可是，从深层来看，这又何尝不是柳宗元明确表述政治观点的一篇宣言呢？这封信里表现出来的那震忭不宁的心情，那激情洋溢的文字，那向善如渴、嫉恶如仇的态度，既表现了这一事件对他的强烈刺激，也反映出他的刚直心性和事件性质的深层吻合。

我们了解了柳宗元的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正义感，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柳宗元性格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心高气傲。柳宗元是满腹才学的，他的学问非常地好，所以韩愈当时曾经非常赞赏柳宗元。在柳宗元死后，他写了一个《柳子厚墓志铭》，在墓志铭里记载了年轻时候的柳宗元，说当年啊，柳子是“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是说年轻时候的柳宗元，谈事说理的时候，非常地直接，非常地敏锐，可以争引先秦诸子百家。和别人辩论的时候呢，是理直气盛。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当时的影响和风采，也可以见到他的才学和心性了，韩愈这里说的都是表扬柳宗元的话。但是呢，从“隽杰廉悍”、“踔厉风发”这样一些词语看，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份。也就是说争论的时候，他一定要占到上风，使得其他的人都要屈服。那么，这样的一种性格，是什么性格呢？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同时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恐怕已为柳宗元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所以到了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他曾经反思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自己的性格过于刚直，于是就写了一篇《佩韦赋》，要用柔软的韦，来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韦是什么呢，韦就是那个熟牛皮，或是由熟牛皮做的皮绳。在战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西门豹，大家知道，西门豹性格过于刚直，所以最后他就用韦绳来约束自己，来舒缓自己的性情。柳宗元从西门豹那里得出了这样一个经验，希望能够 以“韦”的柔软来去除纯刚纯强的性格，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柔和。那么柳宗元达到了没有呢，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流于他的一种主观设计，而在客观上，他那种刚直的性格，过于根深蒂固了。所以一遇到事情，他还是会展示出他那种倔犟的，不肯服输的这样一种性格特点。而这样一种性格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造成了柳宗元内心的深重的苦闷。好了，我们下一讲再谈柳宗元的政治革新运动。

上一讲我们谈到他的“少时陈力希公候”，这一讲我们来看他的“许国不复为身谋”，他的“许国”，重点指的就是他在贞元二十一年参加的那场革新运动。

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这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是柳宗元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唐顺宗李诵继位。我们由这一年前推五十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了，这个时候下距柳宗元出生十九年。由于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的巨大影响，唐王朝迅速走向下坡路，盛唐时期的昂扬振作、高视阔步已成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强藩割据、宦官擅权，与此相对应，朝廷里君昏臣佞，贤不肖倒置，社会上士风浮薄、吏治日坏，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上一讲都已经谈了。所以发展到唐德宗贞元末年的时候，各类社会弊端已达极严重的地步。我们可以举上两个例证：

一个是当时朝廷执行的进奉制度。所谓进奉，也叫“献馀”。唐德宗到了后期的时候，视财如命，就让各地的官员，把他们的好东西进贡到朝廷中来，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月进奉一次，到了后来，甚至每天都要进奉了。这个臣子呢，也因此邀幸固宠，希望能够得唐德宗的青睐。唐德宗在国库之外，另外设立了“琼林”、“大盈”两座私库，专门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当时陆贽对这种进奉是很不满的，下面官员给他进奉的一些财物，陆贽都拒绝了，唐德宗就有些不满，对陆贽说，你也太过清廉了，各道给我们进奉东西，你一概拒绝，恐怕与事理不通。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这样一种政令，这样的一种接受进奉的态度，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了。

第二个例证，就是当时的宫市。什么叫宫市呢？就是由太监担任宫中物品采购者，到长安街头去采购民间的物品，拿到宫中，借机巧取豪夺。大家都知道，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叫《卖炭翁》，《卖炭翁》的一个注释，说“苦宫巿也”。就是因为被宫市所苦，所以写了《卖炭翁》来揭露它。《卖炭翁》大家都知道，它开头是怎么说的呢？是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这个老汉把炭给烧好了，烧好了之后非常辛苦地拉到了长安街市上，想要把它卖掉，天气非常地寒冷，他怎么样呢，“心忧炭贱愿天寒”。害怕炭卖得太贱了，还希望天气更寒冷一些，可见老翁的不易。可是最后呢，从宫中来了两个穿着黄衣服的宦官，要买他的炭。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一车炭，有千余斤重，可是被他们拉走的时候，只给了他半匹红绡一丈绫，挂在牛头上，就把炭给拉走了。这明明是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是一种巧取豪夺。

大家看一看，在唐德宗的晚年，整个朝政已经混浊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于是柳宗元等一批正直的士人，就挺身而出了，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刚好永贞元年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了。唐顺宗，也就是德宗的儿子李诵继位，而李诵是支持革新运动的，所以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受到革新派领导人王叔文等的赏识，被越级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礼部员外郎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我们先看礼部，礼部是当时六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和教育部吧。员外郎如同现在教育部的一个副司长，虽然品阶不是很高，但是能够直接接触到朝中的一些大事。尤其是得到王叔文的器重，于是他就跻身革新集团的决策层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柳宗元是冲锋陷阵，用我们第一讲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许国不复为身谋”。那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一个表现，他们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展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激切的进取精神。从史书记载来看，在王叔文柄政期间，柳、刘二人深受重用，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当时给他们一个称号，叫什么呢，叫“二王刘柳”。当时太子刚刚即位，于是王叔文就向顺宗皇帝举荐了刘柳等人，对他们的话是言听计从，而且对柳宗元特别的重视，与他计事，与他谋议方略。而柳宗元才高志大，锐意革新，而又为人赏识，官职得到超升，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他的从政热情和功名欲望。当然，后来革新运动失败以后，有很多关于他们当时的一些作为，都不见记载了。我们从历史留下的零星片断，可以知道，当时王叔文主要负责内事，即执政、发令。而刘柳呢，早有文名，同时又富于才干，起草各类的文书，联络内外的人员，制造各种的舆论。应该说他们是非常得力的革新干将。据仅剩的一条材料记载，说革新活动展开之后，刘禹锡当时极为繁忙，每天能够接到各地来的数千封书信，刘禹锡每一封书信都要亲自回复。在一个很大的绿珠盆里，每天用的浆糊，用的面，就有一斗之多。干什么用呢，就是用来封信封的口。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也足可看出他们忙碌的程度和热情之高了。

那么这场革新运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王叔文集团连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比如，罢宫市、罢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捐杂税，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贬斥贪官污吏，废除了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那么革新运动的这样一些举措有些什么效果呢？据《顺宗实录》的记载啊，这些举措使得“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说明大家是非常拥护的。而革新的矛头所向，则是夺取宦官兵权。

夺取宦官兵权是王叔文集团最重要的革新措施，正是这一行动，使得革新派与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并成为革新派失败的直接契机。从史料记载看，五月份的时候，王叔文他们就派了名将范希朝去任左右神策军的节度使，那么范希朝就去接管兵权了，这时候，那些宦官啊，还没有觉悟。他们原来统治的那些将军们就纷纷向他们汇报说，我们现在有新的将军了，不归属你了，这时候宦官才意识到，兵权被王叔文夺了，于是拒绝交权，并且联合了当时的各路藩镇，和旧朝的官僚，对王叔文集团展开了猛烈反扑。在这样一种猛烈反扑之下，王叔文集团几乎没有招架之功，节节败退。

八月五号，顺宗被迫退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李纯，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永贞内禅。李纯，也就是唐宪宗了，他一即位，马上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两天之后，就把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渝州是哪里呢，就是现在重庆市的巴南区。又把王伾贬为开州司马，王伾到任不久之后就得病而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整个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从刚开始发动革新到最后结束，有效的时间，总共只有180多天。二王被贬之后，到了九月，朝廷又下发了诏令，贬谪参加革新运动的八个主要人物，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当时被贬到了邵州，刘禹锡被贬到了连州。可是这样一种贬谪还不能满意，于是又把这样的八个人呢，分别贬为虔州、饶州、永州、朗州、台州，连州，郴州和崖州的司马。从此，历史上便出现了饱含悲剧意义的“二王八司马”这一名称。此后不久，顺宗于元和元年正月不明不白的死去，过了八个月以后，朝廷又下了诏文，严厉申明：“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也就是说，以后天下大赦，罪犯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有你们八个人不能得到赦免，不能量移。

由此看来，新的皇权对革新派已达深恶痛绝的地步，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因为事情很明显，这道诏令，不仅从根本上断绝了八司马回朝的希望，而且永久地将他们与二王一起划为不得翻身的政治罪人。

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革新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看，从革新派方面来看，首先，他们缺少一位精力充沛、刚明果决、能够把革新长期推行下去的君主，史书记载，德宗将死之际，顺宗已经得了重病，不能在身边伺候了，这以后呢，他的病情愈发地严重，得了中风症，不能说话，行动也非常地不便利。所以他登极之后，他不再把宰臣们请来共论大政了，事无巨细，都决于李忠言、王伾、王叔文。这里的李忠言是一位宦官，还有一个牛昭容是顺宗皇帝的嫔妃。那么李忠言、牛昭容，王伾、王叔文就成了革新运动政策的制订者。由于当时顺宗皇帝得病很重，不再去理朝政了，他平常就深居帘帷之中，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呆在他的左右，百官如果有什么事情要上奏，他只是在帘帷中间传出话语，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由于他这个病很厉害，很多事不能躬亲料理，势必造成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失去了对反对派的威慑力量，并直接兆示了革新运动的失败前景。

大家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假如没有一位精明强干的君主予以大力的长久的支持，任何革新运动都必将夭折。固然，唐顺宗是支持革新的，但他的身体状况却决定了这种支持的薄弱和不能持久，决定了他很难像其他有为之君那样以赫赫君权震慑臣下。既不能大有为，皇位也昭示出不能持久，这就不能不使众多首鼠两端的望风臣子匆匆然去投奔新的靠山了。

二是革新派因顺宗病重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也就是说王叔文靠王伾，王伾靠李忠言，李忠言靠牛昭容，把顺宗皇帝的旨意一层一层地转达下去，而一般的大臣是根本不了解内情的。

至于柳宗元、刘禹锡等，主要是采听外事，从而使得猜忌横生，流言四起，“物论喧杂，以为不可。” 按照常理，要进行一场大的革新运动，势必会触动众多权臣的既得利益，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即令支持革新的皇帝亲自坐阵，都难乎其难，更何况皇帝病卧于深帷之中，仅由几个亲近侍从传递消息，几个新进士人发号施令！其中详情，外人不能得知；二王诸人，平素为人所轻。这样一种情况，很难不使革新派在一开始行动的时候，就难厌众情而步履维艰了。

其次，革新派还存在一些与领导革新不相应而自身又难以完善的“先天不足”。一般来说，要领导一场大的革新运动，领导者不仅要有才干，而且要有超人的威望，这样才能服众，才有号召力。可是，王叔文集团中人大多出身贫寒，门第低微，属庶族阶层；除韦执谊等个别人在德宗朝官职稍高一点外，其馀都是顺宗朝的新进之士。譬如：我们说到的王叔文。王叔文出身低微，实是越州山阴人，即浙江绍兴人。后来到苏州做了一个掾，掾是一个小吏，实际上连官都达不到。他之所以被召至宫中，是因为他的棋下得好。到宫中陪顺宗（当时的太子）下棋。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是南方人，而朝廷重臣对南方人是非常轻视的，王叔文就称自己的先祖是前秦时期的宰相王猛。说自己是王猛之后，给自己拉了一个比较有势力的远祖。可是，籍贯能改，起自苏州掾和以棋待诏的身份却是不能改的，所以在朝廷中许多大臣对王叔文是看不起的。这样一种身份，就决定了王叔文等人虽官职得以超升，仍难以树立威望，为人尊重。史载：侍御史窦群“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尚书右丞韩皋依仗自己是前辈，对王叔文等人非常不满。对人说：“吾不能事新贵。”这些德宗朝的旧臣之所以与王叔文集团相对立，除了对他们的一些行事作为不满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瞧不起他们的出身，嫉恨他们新进握柄，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既然王叔文已为人轻视嫉恨，那么由他提拔的柳、刘等人自然也不会怎样受人尊重，这从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二王刘柳”，就可以看出了。

刚才我们从革新派一面来看，是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从反对派方面来看，除了士族阶层和旧朝官僚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几大势力，那就是宦官、藩镇和太子亦即后来的宪宗。

宦官和藩镇在德宗朝之飞扬拔扈、为害朝政的情形，前面已说过，而要革除弊政、开拓新局又必须对这两大毒瘤开刀；要触及这两大毒瘤，势必会遭到猛烈的报复和反扑；这样一种报复、反扑一旦得到一位更有力的人物——太子李纯的支持，那就足以致革新派于死地了。三月，大宦官俱文珍等便纠集旧派官僚，要求早立太子。如果把太子立了，对革新走向失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把它澄清一下。首先，就太子李纯而言，他有没有可能站到革新派一边或至少不表反对？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有三：一是王叔文等人资浅望薄，难以服众，不值得支持；二是反对势力大，而且多是握有兵权的宦官和先朝元老重臣，为了赢得他们的拥戴，他没有必要舍重就轻，去支持革新派；三是王叔文等属顺宗所用之人，并且已大权在握，如果站在他们一边，致使革新成功，那么到头来这革新之功究竟是记在他父亲的帐上，还是记在他的帐上？更为重要的是，王叔文等人既已被顺宗信用，就很难倾心于他；既然难倾心于宪宗，那么他们所握的权柄便是对宪宗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也没有理由对革新派予以支持。虽然宪宗对革新派的很多措施并不反对，并在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永贞革新的措施，但千年以来尤其是李唐以来残酷的宫廷政治教会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必须带领自己的一班人马杀出一条血路，哪怕所杀对象代表着正义，也在所不惜。

换一个角度看，王叔文一方自然不愿早立太子，因为这样一来，无异于给革新运动设置了一个更强大的对立面；从当时的时局来看，顺宗久病不愈，群臣没有依托，无论从李唐王朝的继承人考虑，还是从国家当下的政局考虑，立太子都势在必行。既然立太子已成定局，而太子被立以后又将大大加剧革新的阻力，当此步履维艰之际，王叔文等人只好从困厄中寻生路，派革新派成员、经学家陆质，也就是柳宗元的老师，去充任皇太子的侍读，借着给皇太子讲经的时候去劝说他。可是，陆质刚一开口，太子就发怒了，说陛下让你来为我讲经义，何以说其他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断绝了争取太子的最后希望。所以到四月份，册立太子。太子一立，王叔文非常郁闷，虽然口里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是很郁闷的。常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显而易见，这里流露的是一种沉重苍凉的英雄末路之感，这种感觉的过早到来，既预示了革新派的悲剧前景，也说明革新派与新的皇权之间存在着已趋明朗化的深刻矛盾。六月，叔文遇到一件事，他的母亲死了。母亲死了，过去是要守丧的，需停官守丧三年。如果要给母亲守上三年的丧事，那革新运动怎么开展呢？王伾力请叔文不要去守丧，要他来当宰相，可是反对派不同意。王伾请了三次，都不被许可。遂托病不出。八月，顺宗退位。

反对派一方则毫无疑问是太子的积极拥立者。宦官俱文珍等都是德宗朝任使的旧人，顺宗在为太子时就“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即位之后，又支持革新派将宦官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当此之际，这些对顺宗没有好感而又握有兵权、骄盈惯了的宦官，为自己的既得利益乃至生存计，便不能不一面破釜沉舟，一面匆忙寻找靠山，投奔新主，以捞取“拥戴扶立”的资本，这样一种目的和举动，既与一大批旧朝官僚的利益相一致，又与李纯欲扩展个人势利的需要相吻合，于是，几方面联合一体，利益均沾，紧锣密鼓地演出了一场册立太子而旨在对付革新派的政治闹剧。

此外，王叔文集团内部还存在一些失误：如打击面过广、革新速度过快、而且收受贿赂。据史书留下的文字记载：二王等用事以来，纳贿求官者极多。“叔文及其党十馀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有的人想见叔文他们一面，以至于借宿在他们家边的饭店酒馆的屋檐下。王伾喜欢纳贿，并且在家里做了一个大匮，这个匮没有门，只留一个洞，把收纳的金银财宝都放到匮子里面，到了晚上夫妇俩就睡在上面。像这样一些举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派人员的形象。而他们打击面过广，也构成了对君权以及相权的侵犯,特别是到了后期，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与革新派的失败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如果从整体上看，尽管革新的失败和他们的缺陷有关，但是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外部多种势力联合一致的严酷打击，导源于革新派与新的专制皇权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

综观历代政治斗争史，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已成定规，而这样一个定规在顺、宪易代之际表现得特别突出。唐宪宗之所以要起用德宗朝的官僚，而必致顺宗朝臣子于死地，关键就在于前者失去依靠后诚心归附，后者却直接构成了对自己权威的严重威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深刻指出：王叔文集团“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这就是发生在顺、宪易代之际，颇带悲剧性的一种现象。

换一个角度也许对问题看得更为明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以寒门庶族和新进之士的身份骤然登上政治舞台的，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数十年积聚而成的近似于铁板一块的官僚政治；要触动这一政治任何一个稍稍重要一点的环节，都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且不说他们自身存在什么样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也不管他们所倚赖的君主是不是真正的大有作为，仅就欲革新势必触犯众多既得利益者一点来说，便决定了他们在对整个官僚政治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自己也难逃脱由这破坏反作用于他们的必然性的悲剧命运。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革新家，几乎都没有好的下场。当年秦朝的商鞅，进行改革，被车裂而死。宋朝的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发起了著名的革新运动，到最后怎么样？最后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黯然回到钟山，度过自己的晚年。明朝的张居正，以改革著名，推行一条鞭法，可是到他死了之后，被抄家，甚至还要鞭尸，这都是改革者的下场。

我们打上一个比方：有如引爆巨石，为了自身安全就必须事先躲远，假如既不想或不能躲远，而又执意要引爆，那么等待引爆者的，必定是因巨石飞迸而导致的毁灭。事实上，王、柳、刘等人就正是这样的引爆者。他们以其激切的参政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冲上前去，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后退的馀地，从而在险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包括新的专制皇权在内的整个统治阶层的反扑下，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和沉沦，他们又以自身的沉沦和毁灭为代价，为历史的前进铺平了道路，为一代文化精神的到来开启了先声。这一点，进一步印证了柳宗元的话：“许国不复为身谋。”

一场从头到尾仅历时半年的革新运动就这样夭折了。负着天大的冤屈，顶着沉重的罪名，柳宗元扶持着年近七旬的老母，走商山，过洞庭，溯湘江，向永州彳亍而行。途经汨罗江口时，他缅怀先贤，写下了一篇沉痛无比的《吊屈原文》，表明了以屈原为效法对象的决心，这种决心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就是“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坚守着圣人的遗训，坚守大中之道，既使我一万次被贬，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信仰，支撑着在政治中落难的柳宗元。永贞元年冬，他终于抵达永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谪居生涯。

（二）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柳宗元参加革新以及革新运动的失败，这一讲我们来谈一下柳宗元谪居永州的这样一个生涯，在这样一个生涯里面，他品尝到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用他在《冉溪》中的那句话来讲，就是“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这里面的“缧”，是捆绑犯人的绳索 。柳宗元的意思是说，自己被贬谪到永州之后，就好像囚犯被绳索捆绑着，拘禁在荒远之地一样。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永州的情况。从《旧唐书·地理志》里面的记载看，永州距长安总共三千二百七十四里，在永州之下辖有零陵、祁阳、湘源三个县，但是人口却严重凋弊。在开元的时候，永州总共有二万七千五百九十户人，而到了元和年间只剩下八百九十四户，如果我们按照一户五口来算，那么也就是四、五万人。这样的一种情况，与安史乱后江南地区赋役骤然加重直接相关，也反映了在官吏重重盘剥下民不聊生、大量逃亡的现实。对这一点呢，柳宗元在他的《捕蛇者说》和《田家行三首》中都作了形象的、真实的描述。

永州从地理环境上看，在唐代仍属偏远荒僻之区。柳宗元曾经记载，说永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袵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馀。”就是说它在三湘属于最远的一块地方，而且呢，和百越地区的风俗有些接近。在这样一个地区里面呢，少数民族大概占据了一半左右，而且可耕种的田地大部分都是石田之余，石头非常多。他另一篇文章里也说到，永州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地荒凉，如果到野外去走一走的话，则会遇到蝮虺大蜂。蝮虺就是毒蛇，大蜂，就是大马蜂。如果来到水边的话呢，就有射工和沙虱。这个射工据说是古代的一种水中的动物，它可以含沙射影。那个沙虱呢，是水里面的一种生物。这种沙虱如果叮到人的皮肤里面，那是奇痒无比。如果被这些毒虫给伤害了，那么人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疮，对身体影响极大。而且永州这样的一个地方，比较的酷热，是“炎暑熇蒸，其下卑湿”。大家都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暑气蒸腾啊，那是非常厉害的，由于这个地方比较地暑热，而且比较地郁燥，所以就容易形成一种瘴气，瘴气是南方特有的一种毒气，据现代人的解释，就是山林里面的草木腐烂之后发出的一种有毒的气体。在史书中记载，说这个瘴气起的时候，那个山泽间是蓬蓬勃勃，郁结如火，久而不散。由此来看，整个永州的地理环境是石多田少，满眼荒凉。柳宗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整整生活了十年。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他来到永州，给他安排的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他的全称。什么是司马呢，唐朝的司马，主要是协助刺史来办事，但是更多的只是个虚名，没有什么实权。同时呢，他这个司马又是员外安置，员外，就是编制之外的“闲员”。这是一个“官外乎常员”而近似于“吏”的职位。大家都知道，在唐朝的时候，官和吏是有明显区别的，吏是被人瞧不起的，更何况柳宗元是有罪在身。他曾经说自己是“俟罪非真吏”，说自己是戴罪之身，并不是真正的吏。他还讲自己：“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自己被贬到永州之后，就好比沉埋于全死之地，整个后半生就处于这种流放的状态了，来到郡府，腰常常要弯着，遇到人，手就要叉在前面，对人表示恭敬。这实际上就是说的他在永州时受到的“政治待遇”。

以这样的身份，柳宗元初到永州，就只能寄居于潇水东岸的龙兴寺里。这个龙兴寺是一个比较破旧的寺庙了，据柳宗元在《闵生赋》里说，在这个寺院里，“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那个鸟啊，野鸭啊，就在庭院里飞来飞去，而在这个大堂里面生长着蒹葭。所谓的蒹葭，就是芦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杂草丛生，鸟鹊群飞的所在，居住的条件非常简陋。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条件里，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半年之后就病故了。他母亲的去世，对从小就依偎母亲长大的柳宗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他在永州居住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些房屋多是木建筑，特别容易发生火灾，五年之间，发生了四起火灾，而每一次火灾发生的时候，柳宗元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慌慌忙忙地逃了出去，所以他说自己，“一遇火恐，累日茫洋”，遇到火恐，心里就不安宁，振荡好几天。随着时间的延续，他又得了一种病，就是痞病，这个痞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种胃病。食物积聚在肠胃之间，不能消化，上下形成一种阻隔。这个痞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重的时候，一两天就要发作一次，轻的时候，一个月也要发作两三次。在几年之内，柳宗元的身体可以说坏到了极点，他说自己出行的时候膝盖就发颤，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下肢就麻痹，到了这种程度。用他的话说就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而且呢，这个痞病发的时候，还经常地忽冷忽热，就象水火交集在一起一样，对他的身体有着巨大的摧残。

这还只是人的身体遭到的一种损害，除了身体之外，柳宗元还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心灵的一种压抑。这种压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个呢，就是被抛弃感。他是朝廷的高官，是礼部员外郎，从那样的高位一下子被贬到了几千里之外的荒远之地，这本身就是一个抛弃。也就是说从高位到低位有一个骤然的跌落。到了永州之后，他首先遇到的一个环境，就是没有人交流。因为当时的永州文化还相对地落后，知识人不多，想找一个交谈的伙伴都找不到。还有一个语言，这个京城人到了南方之后，当地的语言，他听不大懂，也形成了一种障碍。所以到了永州之后，对柳宗元而言，就好比到了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他是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个“罪人”，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饱尝忧患的磨难，这个时候就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了。他们对社会来讲，似乎已失去了用处；而社会对他们来说，就象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此时此际，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他的第二个感觉就是被拘囚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被拘囚感，主要呢，是由三种原因来决定的。

第一个是自然环境的包围。因为遥远偏僻啊，草木丛生，所呆的地方呢，又相对地局促、狭小。这就使得人的视野，或者心境受到很大的空间阻遏，极容易形成被拘于一隅不见天日的感觉。柳宗元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这个处境，他说呀：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这里面，提到了个“圜土”，什么是“圜土”呢，“圜土”啊就是狱城，就是监狱，他把自己比喻成了监狱中的囚犯。而这个囚犯呢，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不过就是几丈的这个活动范围，始终不能从这里面逃出去。不就是一种被拘囚的感觉吗？所以这应该是柳宗元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

其二是朝廷的律令限制。在元和年间啊，我们查了一下史书，这个朝廷曾经反复地下文，下文的旨意就是说，左降官流放者不能够参加一些宴会，不能够擅自离开州县，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离开所在地的话，就要具名闻奏。同时呢，还规定，流人、左降官遇到家庭的丧事，比如父母亡故了，不能去奔丧。这就对柳宗元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限制。当然了，有时候也有例外。比如，元和十四年底，刘禹锡母亲死了，就被允许扶柩北上，但是多数情况就没有这个特例，比如元和元年，柳宗元母卒于贬所，他只能眼望“灵车远去而身独止”，与柳同时被贬的凌准，也是“居母丧，不得归”。所以贬官在贬所，行动是不自由的。

第三点呢，就是谪居时间的久长，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知道啊，这时间对人生是有巨大的杀伤力的，如果你犯的罪过比较重，被贬了，但时间比较短，就不太容易形成这种被拘囚感。如果你的罪过犯得很重，贬的时间又非常地长，熬白了双鬓等老了心，你最后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就容易产生一种被拘囚的感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什么呢？柳宗元这种情况，是“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故里，永无还期”。这是一种煎熬，所以柳宗元在这样一种煎熬中，那种被拘囚感也就势必日益浓重了。

流贬诗人的第三种感觉啊，就是生命荒废感。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又是宝贵的。正因为它的短暂，才益发见出了它的宝贵，也因为它的宝贵，才越发令人珍视。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大多具有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他们不仅重视生命的生理时间，而且更重视生命的现实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生理时间是有限的，不能延长的，但是呢，他们却希望通过在现实中的努力作为，来增加生命生理时间的有效性，以使自己在同样长度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的事情。可是，摆在柳宗元面前的现实却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侵袭，人的身心健康不断受到破坏，生命的生理时间可怕地缩短着；由于远离了他所熟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活动中心，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而在贬所，所任的官职又是有职无权，从而使得大好的生命空空地耗费在穷山恶水之中，因而生命的现实时间也在飞速流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虽希望从挫折中奋起，但是，作过多次的挣扎、努力，但是都如同石沉大海，前景渺茫，在永州的十年过程中，柳宗元曾经多次写信向他的故旧，向亲朋，向朝中的同僚去求援，希望他们在自己落难的时候，一施援手。可是最后等来的，却全部是失望。那么壮盛之年就这样缓慢而又迅速地度过，取而代之的是那惊心的白发和衰老的心境。 柳宗元曾经非常伤感地说，自己在政治摧伤和大病摧伤之余，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即使我的病好了，身体强壮了，那么悠悠人世，也不过再活三十年了。前面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与瞬息无异，往后看，即使再活三十年，那三十年时间也不足以把玩，很快就过去了。人生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不就是痛感生命的荒废吗？所以，这样一种生命荒废的感觉。可以说，对柳宗元也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刺激，形成他新的痛苦。

如果说，人类的天性便是追求自由、热爱自由，那么，上面的三个因素，也就是他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这三个因素聚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限制，对人性的无情压抑。虽然这种限制和压抑同时也激发了人对自由的更大渴望。但是呢？由于这渴望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就必然地导致了受本能驱使的欲念和受现实约束的行动，相对自由的精神和极不自由的躯体之间的冲突和搏斗，并最终把重重苦闷沉重地积压在人的心头。

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受到的另一重精神折磨，这就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由于柳宗元主要参政实践是在永贞元年进行的革新活动，而在这活动中，他又得罪了相当一批既得利益者，并且因为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不合理要求而得罪他们。所以在他被贬之后，墙倒众人推，各种流言、诽谤纷纷而起，甚至被那些政敌把他丑化成“怪民”，大有“世人皆欲杀”之势。这些流言、诽谤，有的来自政敌，有的呢？是来自想向上爬而苦于无路，于是就攻击失势之人以迎合贵意的这样一些人，有的则出于幸灾乐祸者之口。我们知道，柳宗元参加革新并且失败以后，已经被朝廷定为万死不赦的政治罪人，他们那批人中，有的是被杀了，更多的是被贬了，不仅已经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而且也难以东山再起了。在这个时候，攻击、责骂他们，既不会遭到反驳和报复，又可以博得权贵以及君主的欢心。于是呢，就有大批的人对他们进行泼脏水的活动，我们看一下柳宗元的好友，韩愈和柳宗元那是好朋友了，柳宗元，刘禹锡被贬的时候，韩愈恰好遇到大赦，从阳山转到了江陵任职，这时候他希望返朝，那我们看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一些诗，其中虽有为柳宗元，刘禹锡作开脱的话语，但是也有很多猜疑。比如他在一首诗里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说我们当年做监察御史的时候，很多都是才俊之士，但是我偏偏和柳宗元，刘禹锡交好，由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就把很多的话告诉他，可是，这些话后来就被我的政治对手知道了，他说，恐怕是他们把我的话语给泄漏，传到冤仇那里去了，他就疑虑自己的被贬与刘柳二人有关。至于对王叔文等人，韩愈则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他说，“小人乘时偷国柄，天位未许庸夫干！”把王叔文等人称之为偷国柄的小人，认为他们要颠覆国家的政权，是要窃取天位。韩愈抱这样一个态度固然有一定原因，但是呢，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它却无疑代表了当时对王叔文集团大加挞伐的社会思潮。与韩愈有所不同，柳宗元的另一个朋友元稹，他最早的时候对宪宗的内禅是不满的，这由他当时所作的几首诗可以看出。可是呢？时隔不久,在他任左拾遗后，写了一个《献事表》。在这个表中，他就改变了态度，说：

“陛下以上圣之姿，绍复前统，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党散。”

把唐宪宗说成是上圣之姿啊，说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打击，那是天下维新之举，而王叔文等人则是凶邪之党。如果联系到元稹此前对宪宗的不满和此后与柳宗元，刘禹锡的交往来看，那么我们很难说他在这里所说的是真心话，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迫于时事，人云亦云而已。可是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一，由于王叔文集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所以，韩愈、元稹攻击王叔文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柳宗元、刘禹锡也包含在了其中。

其二，作为柳宗元的好友，韩愈，元稹，都在时事变易之际，翻覆其手，那么对前面提到的那些革新集团的政敌和趋炎附势者来说，又该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柳宗元曾经在给许孟容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自己，说自己得罪以来，五年啊，没有见过故旧大臣给我寄过信，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我的罪过太重了，别人都为了避嫌把我视作怪人，所以我就和他们自然而然地断了交往。这些叙说，清晰地反映了柳宗元被贬后被人诽谤、攻击乃至冷落、歧视的情形。

在柳宗元这里啊，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凝聚着孤独、屈辱、悲伤和近乎绝望的苦闷。如果说，恶劣的自然环境曾经给他的躯体带来了直接侵袭；落后的文化环境曾经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尽管如此，还有治愈的希望和习惯的可能，那么，来自社会的歧视和舆论的压力就给他的精神带来了更为惨重的打击，并且在他的心灵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怀着这样一种苦闷，柳宗元就愤怒地发问，说“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说我是一个囚徒啊，我想逃到山林逃到江海却无路可逃，哪个地方可以容下我的躯体呢？

当然了，在长达十余年的废弃生涯中，为了排遣苦闷，柳宗元“闷即出游”，几乎走遍了永州附近的山山水水。在这样一个与山水往还的过程中，他目睹那些奇异美丽的溪流、泉石，也确实感到了很多乐趣。在他著名的永州八记中，他对永州一地的山水予以多角度、多层面的描摹、赞美。我们翻开永州八记就可以看到，那个涧水的清澈寒冽，游鱼的萧散自由，秀木的参差披拂，泉石的奇伟怪特，都间接地展示了他的愉悦。特别是在他游西山的时候，这种快慰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家读那个《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他登到了西山之上，攀援而望，箕踞而遨，数州的旷野土地，都在他眼前展现了，那么坐在山顶上，他就和朋友“引觞满酌”，喝着酒，颓然而醉，最后达到了“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样的一种程度，他说自己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就是和整个天地自然融合到了一起。这样一种感受，应该是一种身在桎梏之中而完全摆脱了桎梏，才产生的高度自由的境界。不过呢，这样一种感受是不多的，而且是暂时的，他之所以能够完全放松，恐怕主要是源于视角的改变，由低洼的地方上升到了比较高的地方，视野骤然得到了开阔，他是由上而下的俯视。在柳宗元更多的游览过程中，却不是这样，他游览的多数景点都是那些小丘啊，小潭呀，这个地势大多低洼，比较狭窄，视野非常地不开阔，这样就给人一种被围困、被拘束的感觉。虽然他也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快乐，却不宜久呆。用他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里的话说，那个地方的环境是什么呢，是“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因而不敢久留，匆匆“记之而去”。这就是说，这些小巧而美丽的景物并不能真正开释他郁闷的心境。

进一步说，柳宗元笔下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比如，钴鉧潭西小丘，这个小丘呢，非常地漂亮，柳宗元说，以这个丘的美丽程度，把它放到长安周边，那么，贵游之士都会争相购买，每一天增加千金恐怕都不可能得到。可是，这样美的一个小丘，被抛弃在了永州之地，农夫渔父都瞧不上它，出价四百，却连年卖不出去。这是一个被抛弃之地，其它的象永州龙兴寺的东丘，非常地深奥，也是一块弃地，小石城山非常地美丽，非常地壮伟，袁家渴林木参差，涧水百态，石渠风摇声激，美不胜收。可是，都是被抛弃的这样一些景点，永州的人很少到这些地方去游玩。所以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说，这块地是“唐氏之弃地”，这个唐是姓唐的唐，唐氏，唐家人抛弃的一块地，但是我们如果从广泛的象征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唐氏理解为大唐王朝，大唐王室呢？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之弃地”，那么柳宗元则是大唐王室的弃人，在弃地和弃人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呢？在这里，“弃地”如此之多，一方面固然与唐代永州的荒远僻陋有关联，是实际情况的反映；但是另一方面，恐怕又深寓着作者的主观意图，也就是说，他是有意识地专门选择这些弃地一再加以表现的，他是在借弃地来象征弃人的。在弃地与弃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内在关联：他一看到弃地，就会自然联想到自己被社会抛弃的命运；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就不由得将被弃的主观情感外射到所见到的弃地之中；而弃地的大量存在，无疑愈发加强了他由地到人，又由人到地的这样一种定向思维。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柳宗元在描写这些弃地的时候，他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先用对比、衬托的手法，极力突现自然山水之美，然后反跌一笔，表现出如此之美的自然山水竟然被弃的悲惨遭遇，这样一来就对被象征之主体不为世用流落远荒的命运作了精到的展现。

大概正是这样一种原因，柳宗元的出游往往是“蹔得一笑，已复不乐。”比如，他在《构法华寺西亭》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乐趣，说，“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可是紧接着写的是什么呢，是“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在《南涧中题》里，刚开始游览，已经领略到了“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乐趣，可是呢，马上又产生了“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的悲感。苏轼曾经认为柳宗元的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这一点，确实是柳诗的一个特点，可是我们往深处推进一步，马上就会发现，在柳宗元这里，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把他拖向苦闷的深渊。似乎可以这样讲，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就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这一点一步步导致了他的性格变异。

心理学告诉我们，刺激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也就是说，当刺激已达到他的极限的时候，以后的刺激就难以产生第一次刺激那样明显的心理反应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递减只是对刺激强度反应的递减，而并非受刺激者对刺激的感知深度的递减。事实上，由于刺激的反复作用，由于时间的沉潜力量，被刺激的人极容易形成一种固定化了的、潜意识的心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特征。柳宗元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使他对自己被抛弃、被拘囚和生命荒废的感受特别的敏锐、特别的深刻，另一方面，长期谪居所经历的各种忧患磨难，又使他对外界刺激产生了一种适应性，在感受上相对地迟钝和冷漠；一方面，他确实想摆脱拘囚环境，并为这个作过多种努力，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因为希望渺茫而不得不将巨大的悲苦沉潜在心底，用一种沉默寡言、反视内省的态度来应付并漠视外界的事变。柳宗元是学过周易的，周易里面有一句话，叫“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的话，别人不相信，你还想通过自己的语言去加以解释，那就行不通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沉默。所以，柳宗元在给萧翰林的书里面就写道，我读了周易的这句话，我感觉到说得确实是太对了，我身遭如此的大罪，被贬到了荒远之地，即使我每一家去说一句，说我如何如何受委屈，也无济于事，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一些病诟和责难。既然如此，我就不说话了，我就沉默下来，和那些树木，和那些自然界的土石为徒。柳宗元的这样一种自甘瘖默、思与木石为徒的态度，既可以当成他的一种心理防卫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由时间推移和刺激重复所造成的性格变异。我们都知道柳宗元在早期的时候，是非常善于议论的，他和别人谈论起来，那是滔滔不绝，性格比较急切，也相对外向，可是经过十年的贬谪生涯之后，柳宗元就一再地说，自己的性格，是要寂寞了，他非常地孤独，非常地内向了，所以他在诗里面曾经说自己是什么呢，说“寂寞固所欲”，说自己是自甘瘖默，那么这样一些句子，都展示出诗人性格向忧郁、向冷漠变化的轨迹。

柳宗元这样一种苦闷、悲凉的心态和日趋忧郁、冷漠的性格，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使他的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哀怨、沉重、冷峭的格调。如果我们作上一个比较，把他和韩愈、白居易这样一些大作家作比，我们就会发现，韩愈、白居易大多将关注视线投向社会政治，而柳宗元更多地把关注视线投射到自我的身上。前者是外扩的，后者是内敛的。前者注重的是所作诗文的政治针对性和社会影响力，而后者注重的则是文学作品抒悲泻怨、自我慰藉的功能。前者的取法对象主要是盛唐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而后者，也就是柳宗元，他的取法对象则主要是六朝的陶渊明、谢灵运，尤其是上古的屈原。金代一个诗人叫周昂，他写了一首诗，叫《读柳诗》，在这首诗里，他说了四句话：

“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

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

这首诗就说柳宗元少年的时候，最初的心愿是希望得到功名的，可是最后就被贬谪到了荒远之地，以至于伴和着骚人在泽畔吟唱，我现在读了柳宗元的诗歌之后啊，刚把书卷打开，还没有读完，我就把它掩上了，把它合上了。为什么呢，世间没有比这个更为悲凉的声音了。可以说，解读柳宗元诗文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他“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所内含的强烈的骚怨精神和悲凉气韵。

前一讲，我们谈到贬谪给柳宗元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在永州十年之间，他尝受了人生的沉重的痛苦，也产生了非常郁闷的心情，可是我们如果从另一方面看，这个贬谪又给他带来了思想上、文学上的丰富收益。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大家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讲的都是这个意思，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个话讲什么意思呢？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于是就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因为困厄而写出了《春秋》，屈原因为被放逐，于是就写出了《离骚》这样的篇章，而左丘明因为失明，所以就写出了《国语》这样的巨作，孙子因为膑脚，就是把膝盖骨给挖掉了，于是就修成了他的《兵法》，吕不韦因为迁谪到了蜀地 ，于是他的《吕览》就被世人所传诵了，韩非被秦始王给拘禁起来，于是就有了《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诗经》里面的三百篇作品，大抵都是圣贤发愤所创作出来的。

这段话成为我们论述那些愤怒出诗人和困境出诗人的一段经典之论。实际上，司马迁的《史记》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而这样一种成就和他遭受的人生苦难，和他受到的宫刑恐怕也脱离不开关系。这还只是讲人们受到的一些困厄，如果我们从流放的角度，从贬谪的角度来看，这样可以例举的人就更多了。从早期的屈原开始，屈原因为被流放，所以就写出了《离骚》和他的多篇经典的名作，他的《离骚》被后人称为什么呢？称为中国流放诗人的第一首悲怨长诗。屈原之后有了贾谊，贾谊往后有了谢灵运，谢灵运再往后，有了唐朝的象韩愈，象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再往后到了宋朝，有了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所有这样一些诗人，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这样一些诗人都有传世的名篇，而这样一些传世的名篇，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因为有了流放的经历才创作出来的。

也可以这么讲吧，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去除了这些流放、贬谪诗人的佳作，那么，文学史上的精品恐怕就所剩无几了。那么，对柳宗元来说，贬谪同样地起到了相当大的创作的促进作用。这些作用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如果把它归纳一下，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有了大块的时间，使他一方面反视内省，对前半生的行事做出总结，一方面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对相关历史、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达到超越前人的深度。柳宗元有一首诗，名字就叫《读书》，他说“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他说，由于我被贬谪了，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所以我就把读书作为自己的主要事情了，读书的过程里面，是上下观古今，把古今给它拉通了，有各种各样的的事情，起起伏伏，千万种路径都被我在读书的时候领会到了。遇到高兴的事情，我就独自的一乐，遇到那些悲戚的事情，我也要废书而长叹呀。这就说明，在贬谪环境中，给柳宗元带来了大量的空闲时间，让他去读书，让他去思考，从而就使得他的知识，思想都得到了丰富，得到了深入。柳宗元现存的作品总共是五百多篇，那么光是在永州一地所作的就达到了三百多篇，在这些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天说》、《天对》、《贞符》等等，都是他著名的政论文，这些文章也大多是针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而发的。再如他的代表作，就是大家熟知的《封建论》，在这篇文章里，它就论述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历史必然性。类似这样的作品很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柳宗元在思想意识领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是唐代思想家的最杰出的代表。

其二，借助生命力与阻力的碰撞，强化了情感抒发的浓度，提升了文学表现的强度。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生活太过平坦，那么他写出的作品往往就比较地平易，比较地浮华，没有一种深刻的思想，没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所以，韩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叫《荆潭唱和诗序》里面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什么意思呢，说过于和平，过于流滑的这些声音，往往比较地淡薄，而愁思之声，有了怨愤，有了愁思，这样的作品就非常地好，要妙就是好的意思，欢愉之辞很难达到工巧的地步，而穷苦之言就容易激动人心，容易产生比较好的美学效果。宋代的欧阳修也说过这样的话，欧阳修曾经说，“诗穷而后工”，就是诗人只有达到了一种穷苦的境地，他的作品才容易达到工巧和美好。南宋的一个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面曾经总结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他说唐人的好诗大多数是这样几种类型，远征，戍边，被迁谪，然后呢，羁旅在外和别离，只有这样的作品，由于他遭遇到了生活的磨难和冲击，所以写出来就能够使人感到非常地激动，能够激发人的意绪。

柳宗元的诗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它既是对贬谪生活的描写，也是对无罪遭贬的一种抗议，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水石相激的力度，就好比那个水流，如果没有石头在阻挡，平缓地流过了，激不起浪花，也没有什么声音。只有在激流中有了巨石，那么水流和石头相撞击就会迸发出非常高的浪花，也会发出一种激响，这样的一种力度在文学中就是通过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 ，最后迸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够感动激发人心。

其三，有了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的可能，从而进行深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对话，从更独特的角度表现出自然山水的美。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就和自然展开了一种交往的过程。他从元和四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进入了高潮期。从柳宗元的行迹看，最早是在永州法华寺建造了一个西亭，到了秋季的时候呢，便和友人过湘江，沿着冉溪往前走，伐掉了那些榛莽和茅草，一直向前推进，寻找到了更多优胜的景点。他游了西山以及西山西部的一些胜境，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中的前四记，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到了元和五年，他在冉溪造了一所房子，并且把冉溪命名为愚溪，相继创作了《冉溪》、《溪居》、《愚溪诗序》这样一些诗文。到了元和七年，他又进一步扩大游历范围，由朝阳岩顺水路向东南走，一直走到芜江，发现了一些世人罕知的处所，于是写出《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就是“永州八记”的后四记。到了第二年，他又作了《游黄溪记》。这样一些游记作品，可以说代表着柳宗元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这样一些山水游记里，我们发现，柳宗元写山水，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他一丝不苟的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也就是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把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在柳宗元的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于灵性，他给人应该是多方面的一种审美感受。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些游记精品，所以他既上承郦道元的《水经注》，使山水记在写法上得到了突破性的提高，又以孤独的精神和寂寥的心境，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创造出专属于柳氏的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来。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诗人不幸而江山有幸，柳宗元创作山水游记，本身除了想把那些湮没无闻的泉石草木之美传达给世人外，还在于借着这些描写来舒缓内心的哀怨和愤懑。可是呢，那些被当作听众和知音的山水，从此以后就不再默默无闻了，借用散文家的话来说，从此它就具有了文化品格，从此它就成了供人景仰的对象。现在我们一提起永州，首先想到的历史名人就是柳宗元，而一提起柳宗元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永州十年的这个生涯，以及他在十年中所描写的这些山山水水，从此，永州和永州的山水，可以说就有了一张烫金的名片。

其四，在逆境中坚持自我，执着理想，展示出一种孤傲的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用它在他的《江雪》一诗中的话来说，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是一首五言小诗，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诗只有四句：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千山万径的场景，千座山峰，鸟都已经飞远了，绝了，见不到鸟的踪影了，万条路径都看不到人踪，人的踪迹也完全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展现在画面中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孤舟，孤舟在江上飘荡，孤舟上有一个带着蓑笠的老翁，他在独自垂钓，而在这个寒冷的江面上，布满了厚厚的白雪，这首诗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个老翁，在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的情况下，独自垂钓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首诗是写实的，还是虚构的？ 有的人说这是一首虚构的诗，为什么呢？因为永州比较靠南了，它是在湖南境内最西南方位，这个地方一般的冬季不容易下这么大的雪，所以这首诗有可能是虚构。事实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雪，柳宗元在他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面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情，他有这样几句话，“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这里面就描写了他刚到永州的时候，下的一场大雪，时间是前六七年，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向前推六七年，我们算了一下，刚好是元和二年，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他也明确点出了二年冬，就是在元和二年的冬天啊，有一场大雪。从北向南，整个越过了重重峻岭，越过了这些峻岭之后，覆盖了南越中数州，而且由于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以至于数州的狗啊，都在苍黄惊迫中狂叫，而且狂叫了好几天，一直等到雪化了才停止。当然柳宗元这里面有夸张，没见过雪的狗是不是如此地狂叫，我们不大清楚，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场雪下得极大，那么这时候，柳宗元已经被贬到永州第三个年头了，他看到了这样的雪，然后他写这首《江雪》诗，不正相吻合吗？所以说这首诗，应该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接着我们再来看江，永州是有两条水系的，就是潇水和湘江，湘江源出岭南山区，流经永州附近，所以诗中的江有可能指湘江。但是呢，潇水和永州的关系更密切，潇水环绕永州南、西、北三面，在永州北部和湘江合流了，柳宗元曾经在他的诗里多次提及，所以这里面的江更可能指潇水。这里面的江和雪，我们都已经落实了，我们就知道，这首诗正是元和二年的时候，柳宗元看到了潇水之上遍布着雪，有渔翁在独自垂钓这个场面而写下来的。

这样的一首诗，曾经被宋代的范晞文赞誉为唐人五言绝句最佳者，最好的一首诗。也可以说这首诗是柳宗元诗歌冷峭风格和悲剧精神的集中反映。这里面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悲剧精神。现在我们把悲剧都给用烂了，认为灾难降临到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悲剧，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灾难降临到某一个人身上，这只是悲剧精神形成的一个基础，真正要形成悲剧的精神，是需要人对这种灾难，对苦难进行一种抗拒，一种抗争。只有在对苦难进行抗争的过程中，才迸发出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精神才是悲剧的活的灵魂。所以柳宗元在这首诗里面，表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抗争的精神，所以我们把他称为悲剧精神。在这首诗里，一方面写的是冷，主要是外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表现的是峭，是内在的骨力。所以，一外一内，一冷一峭，这就形成了我们把握《江雪》乃至其他柳诗的一个关键。进一步看，诗里面写了一个绝，一个灭，由此可见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一个“寒”，一个“雪”，就更给这清冷寂寥之境添加了浓郁的严寒肃杀之气，而那位渔翁竟丝毫不为这严冷肃杀所惧，仍然执意垂钓，那么他的意志的顽强、坚韧，他精神的孤傲、劲拔，就都在不言之中了。一方面，这里有冷，也有峭，是峭中有冷，冷以见峭，冷和峭二者的高度结合，就形成了一种迥拔流俗一尘不染的境界；另一方面，冷峭的格调反映了诗人精神的卓绝。从诗意看，孤舟垂钓的渔翁象征着贬谪诗人，也就是柳宗元，是不言而喻的，而渔翁不畏严寒坚执垂钓的精神也正应该是贬谪诗人不屈不挠的悲剧精神的典型写照。徐复观先生在评论南宋马、夏等人的画作的时候，说过一段话，说“他们奇峭的峰峦，盘根屈铁的树木枝干，这实在象征了在屈辱地位中，人格向上的挣扎；在卑微的国势中，人心向前的挣扎。”这话说得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宋人的某些画作，尤其是那些山峦的画作，那些折皱法，画出了那个山峦在一种境界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实际上是对人格有所象征的。柳宗元同样如此，他是受到了苦难的侵袭，受到了苦难的迫害，他迎接苦难，品味苦难，最后他还要超越苦难，那么，在他山水游记中那些突怒偃蹇的怪石，和奔腾咆哮的激流，雷鸣骤雨般的瀑布以及这首诗里面在寒冷的冰雪世界执意垂钓的渔翁，联系这些形象，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在一种屈辱、苦难的境遇中，贬谪诗人不肯降心辱志而努力挣扎的痕迹么？

这首诗如果从写法上看，就更有特点了，作者采用了层层排除和步步收缩的方法，他先写“鸟飞绝”、“人踪灭，而且是千山，万径，那个视野就非常地广远，看到的是远处的千山和万径，然后是“鸟飞绝”、“人踪灭”，这样一来就把多余的物和人剔出画面，接着视线就由远而近，范围由大而小，从“千山”、“万径”逐步地收缩，收缩到了一叶孤舟，然后又由一叶孤舟集聚到独自垂钓的“蓑笠翁”身上，最后就是他执竿垂钓的那个动作，我们仿佛就看到了那样一个鱼竿。这里面鱼钩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鱼竿下垂的那个鱼钩，表面上看，视野中的景物是越来越小了，但在读者的感觉中，独自垂钓的老翁的形象却越发高大起来。这就好比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拍电影的时候，那个镜头是可以由远到近地拉，那么，这个镜头就从远处逐步地向近处收拢，最后一直收拢到渔翁垂钓的这一点上，这一点就被加工放大，以致占据了整个画面，这样一种方法对突出主题是非常有效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电影，叫《姊妹坡》，在这部电影里，就讲述了这样的姊妹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地漂亮，非常地纯洁，但是后来得了白血病，卧在病床上，生命垂危之际，镜头就从病房拉了出去，然后在画面里出现了一片旷野，旷野中间有一棵树，这棵树在秋天叶子都已经落完了，最后只剩了一片叶子，那个镜头就把这一片叶子越拉越近，越拉越近，最后整个画面中就只有这一片孤叶在瑟瑟秋风中在飘，在晃。这个叶子，在某种程度上就象征了那个将要垂危的主人公的命运。那么，从这样一个电影，联系到柳宗元的这种描写，他实际上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表面上看，最后这样一个景点是很小了，可是由于使它占据了整个画面，所以它就得到了极度的突出，我们最后得到的这样一个整体印象，就是独钓寒江雪。而且这个独钓，是傲然独钓，那么，我们说这首诗反映了柳宗元的悲剧精神，应该是有道理的。

至于这首诗所用的字词和韵脚，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大家看，他用了绝”、“灭”、“雪”三个字，这三个字在《佩文诗韵》里都属于“屑”部入声。入声字已经在普通话里面消失了，那么从古人对入声字的解说来看，比如，唐代僧人写过一个《元和韵谱》，他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明代的释真空对平上去入四声有个论述，他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力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里面对入声的定义，都是说短促斩截，读来有劲峭之感。那么这样的一种短促斩截，有劲峭之感的入声字的选用，它的意义也就通向峭拔寒冷，从而有力地烘托了诗的肃杀气氛。

进一步看，我们还发现这是一首藏头诗，我们把它读一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它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是什么呢，是“千万孤独”，这是藏头诗，所谓藏头诗，就是把所说的事情分别藏在诗句之首，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这里的“千万孤独”四个字，可以说，就传达了作者的某种处境和特有的心理、思想。所以说首诗是非常精妙的一首小诗，可以说是柳宗元全部诗歌的代表之作，是他的精品。

前人对这首诗曾经有过很多精到的评述，比如，明朝的胡应麟说，“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重点强调它的内在骨力。吴昌祺说：“清极，峭极，傲然独往。”突出了它的清和峭，以及傲然独往的精神。再如俞陛云曾经讲，说“空江风雪中，远望则鸟飞不到，近观则四无人踪，而独有扁舟渔夫，一竿在手，悠然于严风盛雪间。其天怀之淡定，风趣之静悄，子厚以短歌为之写照。”又说，“子和《渔夫词》所未道之境也。”就是张志和那个《渔夫词》没有说出的境界。在这些评论里面，都突出了《江雪》这首诗的内在精神，似乎可以说，柳宗元创作了《江雪》，为他冷峭的诗歌风格找到了最佳的表现载体；而《江雪》中渔翁“独釣寒江雪”的坚韧意志，则成了柳宗元孤傲精神的最好写照。

当然，柳宗元的诗歌风格并不只是冷峭一种。除此之外，他还在艺术创造中有意追求一种萧散简远的意趣。于是，他的不少诗作，外貌就有些象东晋的陶渊明和中唐前期的诗人韦应物了。比如这样一些诗，大家也很熟悉，他写的《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诗写得非常地闲散，非常地淡雅。再比如《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说自己以前长期地被那个官帽子绶带所拘束，不得清闲，正好这次把我贬谪到南荒之地，那么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地游玩一下，闲的时候，和老农结邻，在我的屋子旁边就有一个菜圃。有的时候我到山林里面去穿行，就象隐居的隐士，早上起来去翻耕一下所种的菜畦，那个露珠就掉落下来，夜晚乘着船，船声就和溪石就发出了一种奏鸣。来来往往碰不到其他的人，于是在这样一个空旷的环境里，我长歌一声，静静地看着碧蓝的楚天。这样一种心境，就反应了柳宗元在贬谪的时候，除了苦闷之外，还有一定的闲适度。也表现了他的一种淡泊，悠远的情韵。

那么，这样一种闲散，淡泊、随意、自然，就是柳宗元诗歌的另外一种风格，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的苏轼。苏轼曾经把柳诗和陶诗、韦诗放在一起，作了一个比较。他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韦苏州就是韦应物，他们都有一个风格，什么风格呢，就是枯澹。“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认为这个枯澹，并不是真正的枯澹，外面看起来很枯澹，中间却非常地丰富，非常地肥美，表面上看起来很淡泊，实际上却非常地美妙。陶渊明、柳子厚的诗就是这种风格。

从风格的淡泊、古朴一点上看，部分柳诗与陶诗、韦诗确实有近似之处，也就是他们都能够以其接近自然、不事雕绘的风貌给人带来清新闲雅之感。然而，如果细加体味，柳诗和陶诗、韦诗在诗风上又是很有差异的：陶诗淡泊，比较接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远；韦应物的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了之后怡悦自得；可是柳诗就不一样了，淡泊中寄寓忧怨，可以见出峭厉；尽管诗人曾经有意识地要把这些痕迹给淡化掉，但是却不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意上多所经营，致使很多诗作仍然在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比如他那首《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这首诗整体的风格是淡泊的，晚上睡觉醒来，听到外面有那个露珠在往下滴落，于是就起身把房门打开，打开之后呢，来到了西园，在西园看到了一弯寒月，爬到了东岭之上。这个时候，竹根发出泠泠的响声，然后石泉也在鸣奏着，山鸟隔一段时间就叫唤一声。大家看，这样诗，是不是也很淡泊，也很悠然，可是到了最后一句，就出问题了，诗人就站在门框边，一直就那么站着，一直站到了天明。为什么站到了天明呢？心中充满了无穷的寂寞，这些寂寞没有谁可以言说，所以他就那么站着，把自己全部的寂寞都充塞在了诗句之中。我们说柳宗元的诗歌有一种寂寞、冷峭的情调和信息，在这样类似平淡的诗中也都表现出来了。

对柳宗元这种诗风进一步发挥的是金代的诗评家元好问。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里，曾经有一首诗写到了柳宗元，他这么写：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是谢灵运，谢灵运的风容，风华照映古今，可是发源谁象柳柳州，也就是柳宗元这么深呢？我们读柳宗元的诗是朱弦一拂遗音在，我们从他的诗作中，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却是当年寂寞心”，他的全部寂寞通过他的诗作传递出来了。这里，元好问把柳宗元和东晋末年，刘宋王朝的谢灵运给联系起来了，元好问就摆脱了苏轼的那个评价。苏轼是把柳宗元和陶渊明联系起来的，而元好问认为：虽然柳宗元的诗有些和陶渊明有点近似 ，但是从更多的方面来看，他却和谢灵运相似。大家知道谢灵运也从政，他是高门大族，后来因为从政被打击，贬到了永嘉去作太守。那么，柳宗元也是因为从政，政治革新失败之后被贬到了永州，他们俩的外在形迹是一致的。谢灵运被贬职之后，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可是整天到山林里面去游赏，写下了相当多的山水诗，中国山水诗的发端，一般认为就是在谢灵运这里。而柳宗元在永州谪居生涯里，也是把他的大量时间放在自然山水之中，写出了那么多，那么妙的山水游记。同时，他们都是希望借助自己的山水游记表现那种悲伤、寂寞的心绪。从这些方面来看，柳宗元不是和谢灵运靠得更近吗？所以，元好问在他论陶渊明那首诗下加了一个注，说“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也就是说柳子厚就好比是唐朝的谢灵运一样，而陶渊明呢，就好比是晋朝的白乐天一样，于是就把柳谢和白陶关合起来了。那么，元好问的这样一种看法，是不是准确呢？我们还可以另议，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认为柳宗元的诗文传递出的主要是他的寂寞之心，这样的一种寂寞之心，用我们今天所谈的《江雪》这首诗来说，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好的，我们谈柳宗元，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