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泯的信念 可贵的品格

——柳宗元人生价值初探

李跃峰

人，不外乎柳宗元，不管多与少、大与小、好与歹、直与曲都是有理想的有欲望的有信念的。况且，柳宗元是极有思想，又有渊博学识的当朝才子，自然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可他人生不畅，刚走上仕途，怀抱理想，信心百倍投身革新运动，刚取得一点成就，就累遭贬谪。他被贬永州，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但他仍未改初衷，还毅然坚守“无忘生人之患”的理想信念，再贬柳州任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他依然努力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兴办了许多利于人民的事，为柳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柳宗元年轻时就立志“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他在长期困苦的贬谪生活中，深刻地观察到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与艰辛，使他的思想更加坚定，所盼望的仍然是“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的美好愿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生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一、以民为本、体恤百姓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使他从京华喧嚣纷扰的氛围中走出来，有机会深入到民间深入到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感性地具体地了解到民生疾苦，而且身世之悲的他心更靠近民众，更深切地体会到民生的疾苦，从心里同情“民”，并自觉地为“民”代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

他自认为“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精神抑郁，困窘异常。为了排解忧愤，寻求心理平衡，柳宗元除了寄情山水，读书写作，常与村夫野老郊游耕作，写一些与田夫野老一起劳动的情景和乐趣，寻得心灵的寄慰。《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同情民间疾苦的诗文就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他抓住捕蛇者的悲惨遭遇以及底层民众民不聊生，十室九空的荒凉景象，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点出了“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状，体现出作者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他还在《首春逢耕者》中向田夫野老倾诉他欲进不能欲隐不得欲归无望的精神苦闷以及不堪回首往事的感慨。

柳宗元在与劳动人民广泛直接的接触中，耳闻目睹，亲身体察到劳动人民的疾苦，“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他还说：“稍与人间事，益知身世轻。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游石角过长岭至长乌村》）。在他的心中，劳动人民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以至高官厚禄变成了虚荣的飘渺的东西了。

柳宗元认为所谓的圣人，就应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可能多为百姓做好事。他的不少文章都流露出对百姓的关注与同情。他极力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限制官僚富豪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能让百姓尽可能地安居乐业，“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他想，应该发扬尧舜时期的好风尚，让百姓自己去谋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民利”。他的愿望依然是无需官吏去约束百姓，而是让百姓顺情适性，蕃生安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产生活。柳宗元认为，实现了“讼者平，赋者均”，对年老体弱的不欺不诈不残害，这样的官吏就是没有白拿人民的俸禄。官吏们都这样做，老百姓就能“不苦兵刑，不疾赋力”，像古代尧舜时期那样的风尚就会发扬，人民就能够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了。

柳宗元有一首《视民诗》，其中说“帝视民情，匪幽匪明。惨或在腹，已如色声。亦无动威，亦无止力。弗动弗止，惟民之极。帝怀民视。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意思是说：帝王应该经常了解和视察民情，要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才能明确事理使国家得以治理。才能有一个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其乐融融的景象。他描写出一幅“尧舜之道”的社会愿景，这不仅仅是他心目中所向往的清明的政治图景，也是他热切期望能够受到天子赏识而大展身手的祈愿书。

柳宗元在其“吏为民役”的思想指导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曾经做过一些对劳动人民有益的事。短短四年中使柳州“民业有经，公无负担，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他为柳州作出非凡建树，惠民善政之举，深受柳州百姓的颂扬。

柳宗元始终怀抱“利民”思想。这也是他的理想以及他在政治舞台上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处世观点。

二、伸张正义、歌颂忠贞

讲正气，尚忠贞，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柳宗元一生十分崇尚正直忠贞之士。对历史上为国为民坚持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无比崇敬，使他确立了“以中正信义为志”（《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人生观。他强调“凡居其位，当思直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与韩愈论史官书》）。对为国家安危敢直言进谏杀身成仁的先贤忠烈表示由衷的敬佩。他竭力宣扬勇于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仁人志士，对这些杰出历史人物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临危不惧伸张正义之举进行了高度的赞颂，对他们不幸的遭遇心感惋惜和同情，表示沉痛的缅怀，从中体现了他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义士的顽强斗志和坚定信念。

弘扬正气，歌颂忠贞，成了柳宗元许多作品的重要主题。韦道安，是柳宗元着意赞颂的一位忠贞之士，这位“儒士”在与敌斗争中却表现出了“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侠义气节。后来韦道安为维护地方安宁，以“举头自引刃”的壮举，同邪恶势力作了顽强的斗争。为了节义而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事发当年，柳宗元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闻讯之后写出了《韦道安》诗记述了其事迹，他在这首诗的结尾写道“烈士不妄死，所死在忠贞”，赞扬了韦道安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他还联想到在官场中有许多为追逐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利益而疯狂的施展权术争权夺利的风气，又发出了“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的感慨，进一步映衬出韦道安的高风亮节。

柳宗元还在青年时期，就对为国捐躯的刚烈之士十分仰慕，曾前往段秀实曾经任职的地方深入老校退卒中间采访，搜集了段秀实的许多事迹。被贬永州时写出了《段太尉逸事状》。

《段太尉逸事状》是柳宗元歌颂忠贞之士的名篇。柳宗元对能为民请命，为民造福，为民除害的段秀实鸣不平，在《段太尉逸事状》中称其为“仁信大人也”倍加赞赏，而对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的贪官污吏，则大加讽谕，大加鞭挞。

段太尉即段秀实。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反叛朝廷想自立国号。朱泚素知段秀实的名望，采用种种手段企图胁迫在唐王朝任司农卿的段秀实。段秀实义正辞严的将他痛骂一顿，并用象笏击打朱泚的额头，惹怒了穷凶极恶的朱泚，而惨遭杀害，后被唐王朝追任为太尉。

段秀实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一而以身殉国的英烈壮举，体现出他热爱人民热爱国土反对侵略维护统一不畏强暴和敢于牺牲以及治军理正的功绩，必然在当地军民中广为流传和颂扬。这些自然就深深感动和吸引了“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柳宗元。

柳宗元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就中唐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写下了一批能够体现中华民族脊梁骨的忠贞之士，满腔热情地赞颂了他们的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他的这些作品，就是为正义呐喊，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呐喊，是他一生坚持正道，弘扬正气的反映。

三、困顿之中 壮志犹存

柳宗元被贬永州时，身心两残的处境，把一个热心政治富于改革理念的青年才俊，从生龙活虎充满朝气的形躯，折磨成“百病所集，痞结伏积，或时自满，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已到了“穷饱厄，恒孤危”的地步。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老母卢氏去世，柳宗元悲痛欲绝。加之一道诏命上特地强调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一诏命，无疑使柳宗元重回政圈的希望成了泡影。但他壮志未曾泯灭，正如他在永州初期写的《江雪》一诗中的诉求。从《江雪》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超脱旷达之“意”。诗的本身就在“意”，而柳宗元所表现的“意”在哪？我认为他的“意”在等“周文王慧眼识金”。等待“明君的召唤”等待“量移”，等待“重返仕途”施展“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他同屈原、同姜尚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坚持理想、执着信念的早起典范。

在被贬的“羁囚”处境中，总抱有一些幻想。于是在元和四五年间，同他一起被贬的“八司马”之一的程异得以“量移”，柳宗元仿佛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曾多次投书在朝廷做官的许孟容、萧俛、李健、裴埙、赵昌、李吉甫等人，希望他们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当时朝廷的情形仍不利于柳宗元，所以这些请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他并未因此自丧其志，虽说心态常处矛盾之中，终归还是相信会有在被启用的那一天，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等人得天子诏书北上进京。柳宗元闻讯，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又一次点燃了他为国为民为朝廷效力的激情和欲望。北归路上，他所看到的风光也风和日丽惠风和畅了。路过洞庭湖畔的汨罗江，想到屈原，他为自己庆幸，“南来不作出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我不会像他那样悲绝，我已奉诏北归，将要得到天子的重用了，竟然有春风得意的神情。“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犹有半存心，来时承雨露”。其中对自己奉诏进京，已经流露出了感激皇恩之意，虽几经磨难，忧伤重重，但壮心依然。以求再展宏图。然而等待他的又将是一个十分更大的打击，柳宗元在这暴风骤雨中硬是挺直了腰脊。

四、身处逆境，心系国事

柳宗元遭贬南荒，身处逆境，还心系国事。他总期望国家能安康兴盛，百姓富足乐业。柳宗元又一次被贬到时为蛮夷瘴疠荒芜僻鄙之地的柳州任刺史。他虽内心十分痛苦，“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但他仍以宽广的胸怀，依然“虽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初衷未改，仍是抱着“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的处世态度。他极力办学兴儒，发展文化；推行教化，除巫戒杀；开挖水井，垦荒植树；释放奴婢，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薄赋轻徭，对柳州的经济、文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可以视为是他当年永贞革新政治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他身处困境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充分展现。

晚年在柳州，生活困苦，疾病缠身，精神压抑，前途无望紧紧困扰着柳宗元，但他心系国事，关心国家命运，关注朝廷讨伐叛乱的情况，时时牵动着他的心。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英烈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凶险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朝中显贵的丑恶行径。经过三年的讨伐，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宗元闻之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的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伟大胜利。

柳宗元一生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但他始终坚定信念不动摇，以宣传实践“大中之道”为己任，自强不息，坚忍不拔，通过奋斗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然而他被政治所抛弃，但他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

总之柳宗元一生信守“中庸”，处世低调，他始终有着坚定的信念，期盼着“正义”的到来。况味柳宗元的人生，可以说他是“半世沉沦”命运多舛，但他不泯的是坚持这样的信条，一句话，就是他一再重申的“以中信正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体验了生命的价值，这种不渝的信念和始终的守望，使他的人生为之生辉，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