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祁世坤谈柳宗元书法

大连郭新庆

承蒙抬爱，运城万德敬老师转来永济祁世坤老师《柳宗元〈叠后〉诗中“一台二妙”非指柳、刘》一文，嘱命阅复。为此，仅就此问题谈点个人看法。柳宗元自幼对书法用功甚力，尤善草书。刘禹锡诗说：“柳有草圣之目。”子厚善书，梦得不善书。柳宗元在永州时，刘禹锡后辈子弟殷贤写信和柳宗元说书法事，这才有柳刘戏说书法一事。《柳集》诗部有叠诗二首。《叠前》诗：“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瓊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前二句写梦得子弟，后二句写自己看小女在地上练字的喜悦之情。《叠后》诗：“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这首诗显然是说柳刘二人的事。“南宫起草旧连名”，指柳刘二人同在礼部为员外郎。如今遭贬了，正好趁机习练书法，以取“二妙之声”。所谓二妙，是后人对晋人卫瓘(guàn)、索靖的称谓。卫瓘、索靖都善草书，一为尚书令，一为尚书郎，同在尚书台为官；而柳刘恰同在礼部做员外郎。“连名”和“二妙”正相对应。此诗说柳刘事是显而易见的。另从常理上说，柳宗元不可能把哑哑学语的小童与“一台二妙”作比。章士钊对此诗有评说：“南宫起草，指子厚旧与梦得同为礼部郎。二妙，同《晋书》卫瓘、索靖、一台二妙事，促其努力学书，此全由儿郎揽入自身，藉申友谊矣。”柳刘是生死之交的挚友，为此诗里才会有如此之戏语。章士钊又说：“更知梦得诗‘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之为谑(xuè)浪(戏谑放浪，开玩笑又不使人难看)，而欲追比卫瓘、索靖、一台二妙之为峻诮(险峻，高绝)。”诗中“为报元常欲抗行”句，元常是三国时魏人，大书法家，后人誉之“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抗行是并行，抗衡，不相上下的意思。这是说刘禹锡追比前贤的高远之志。祁世坤老师在引用柳诗时，把“叠”字改为“迭”字，我认为不妥。从一般字意解，一是更替，轮换，多指时代, 时间；一是重叠，层。“叠”字与“迭”字虽是同音的异体字，但仅在“叠”字解“慑”(shè),即“使恐惧”时才通用。叠诗应是同体同韵，或体韵相近的诗。柳诗《叠前》、《叠后》，是诗的前折诗和后折诗的意思。二妙之一是卫瓘，不是卫欢。“瓘”的本意是玉名，古时多用于人名；欢的繁体字是“歡”，是喜欢的意思，两字是不通的。古代男女相爱，女子称男子为“欢”。古诗《子夜歌》：“欢(指男子)愁侬(女子自称)亦惨，郎笑我便喜。”刘禹锡《踏歌词》：“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痴心女， 唱尽新词欢不见，只闻鸟鸣心凄凉。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准备功课是很繁难和痛苦的，要能耐得住寂寞。不然说出的话会莫名其妙，南辕北辙。探究古人心灵里的东西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现今，学界比较沉闷，浮噪，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少见，祁世坤老师勇于辨异求真之举，令人佩服，看了让人鼓舞和兴奋。学术问题是越辩越明的，愿此风昌行。我的专著《柳宗元评传》十四章诗歌与书法，有一节专门谈柳宗元书法的，现附在后面，以助我说。

 也说柳宗元书法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真正迈入文明的时代。《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治理，管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契就是刻，最初的文字是用刀刻的，故而称书契。由结绳到书契，是划时代的变化。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写作。《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墨子•尚贤》篇说：“书之竹帛。”毛笔出现后，人们在竹片﹑丝帛﹑纸张上写字，书法后来成了汉子书写的艺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王逸少（羲之）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旦闻其书，翻以能自蔽也。”后人沿此说，文人多称羡书事。寻古沿习，琴棋书画成了古时读书人的雅事，自小都会接受这样的熏陶。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书法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名家。可历史有时很奇异，华文传世，而载文的墨迹却不见了，就连柳宗元亲手书写的众多碑刻也被时光隐匿得无影无踪了。今人痛惜之余，只能从《柳集》和古贤的评说里找寻它的踪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曾以诗与刘禹锡论说书事，这里说的书是指书法。两个大顽童相互以书嬉戏，至今看来还是那么妙趣横生。其事的起因，大概是刘禹锡后辈子弟殷贤给柳宗元写信说书事，随之柳宗元作《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崙二童》诗给在连州的刘禹锡，诗曰：“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这里的庾安西是指庾翼，因作过安西将军而有此称谓。庾翼少时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还比他后进。柳诗里以庾安西影刘禹锡。庾翼曾在王羲之纸背题字，柳宗元借此说刘禹锡也应在他的书纸上题记。“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己厌家鸡。”显然是柳宗元听殷贤之言，刘家子弟近来不喜欢自家书，而好子厚书，才有此句。这里孟崙二童是刘禹锡之子，家鸡指家书。刘禹锡得书后，作诗《酬家鸡之赠》说：“日日临池弄小雏（喻孟崙二童），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喻手指握笔状）敛手徒。”官奴是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小名，在此借指孟崙二童。“元和脚”是柳宗元创新的书法样式，因没有墨迹传世不得而知。其猜想，字式难学，因此都敛手不敢下笔。柳宗元得此诗后，作《重赠二首》诗，其中有一句曰：“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答刘禹锡前诗“姜芽”之句。这里用《庄子•天运》效颦（学皱眉）典故。西施有心病，两手捧心皱眉，这本是病态，可乡里丑人以为美，效仿之。柳宗元以“捧心人”讽喻拙劣的摹仿。刘禹锡得而答诗二首，其《答前篇》曰：“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柳宗元这时未有儿子，唯有一小女，为此刘禹锡在诗里戏之说，小儿弄笔，不能嗔责；而你没有儿辈，只能向女中求卫夫人了。卫夫人，卫铄（shuò）。工书，尤善隶书，师锺繇。王羲之少时，曾从之学书。柳宗元随后又有诗二首答之。其《叠前》诗曰：“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汉王充《论衡•感类篇》有“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语，柳诗借之用鸟迹喻说娇女在庭院满地涂鸦字迹，从中透出柳宗元看娇女弄土习字的愉悦之情。刘禹锡《答柳子厚书》有“小章书仅千言”句，章书，谓书法之章草，“小章书”是指用章草作简札书信等，可洋洋洒洒千余言不止。参看《刘禹锡集》外集卷七与柳宗元论书法的篇章，可知刘禹锡深服柳宗元书法之精妙。柳宗元死后，刘禹锡《伤愚溪》诗有“草圣数行留坏壁”句，用“草圣”相称，可见推崇之至。可惜柳宗元的章草书法在中原传留的绝少，到宋代已少有人知晓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可惜的事。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王羲之，东晋人）变案靖法，稍以华胜，……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静没了）。”幸而唐人赵璘还留有唐时草书的记载，他在《因话录》里说：“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草章，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 赵璘是柳宗元同时人，柳宗元死后二十年他还在世，其评说应是真切的。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七也有这样的记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之，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皆习其书。”刘禹锡代李表臣作《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云：“箧（qiè书箱）盈草隶，架满文篇。锺索继美，班扬差肩。”这是李表臣回忆他少年时看到的情景，可见柳宗元勤于书法，钟爱草书和隶书之勤。据书家考证，王羲之作行草，不离隶法。柳宗元学王书，独钟爱草书和隶书就不足为怪了。差肩，即肩挨肩。是说屋里堆满了碑帖和锺、索、班、扬等名家的书牒。这里赞誉柳宗元一小就书法和为文兼能。传说柳宗元作《笔精赋》论“永字八法”，可惜有其名而文佚，后人有说是伪造。这件事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五记载说：“宗元名盖一时，善书，尝作《笔精赋》，略曰：勒不贵卧，侧尝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当蹲而执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右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罨（yǎn覆盖），磔（捺）趔趯以开撑，此永字八笔，足以尽书法之妙。”古人智慧让人折服，一个简单的“永”字，生化出汉字的八种笔画，成了书法楷体点画用笔的定式，汉字不论繁简，包罗万象，都囊括在其中。八法依永字笔势而得名。为此，后人干脆把书法称之为“八法”。八法有不同的源说，柳宗元道尽笔精之妙。侧（点），须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勒（横），逆锋落笔，缓去急回，忌顺锋平过；努（直）不可过直，过则木僵无力，宜直中见曲；趯（钩），象蹲一样驻锋突然提笔，力在笔尖；策（仰横），发笔向上用力，直到收笔；掠（长撇），直画起笔，锋轻宜肥，力要送到；啄（短撇），落笔左出，快而峻利；磔（捺），逆锋折笔铺毫缓行，笔势含蓄。掌此八法，书生其神，笔出其妙。柳宗元对书法研究之精到，《柳集》里也留下不少这样的佐证。柳宗元贬在永州时，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论李睦州论服气书》，曾追述幼时学书法的往事，得名帖名书，嗜之如命，“伏而攻之”。柳宗元以工书自诩（xǔ夸耀）。《柳集》卷三十一《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说：“仆蚤（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写在尺余木板上的书信）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羲之）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词尤鄙近。”可见渉猎之广，用工之勤。这里的永嘉是西晋怀帝年号，永和是东晋穆帝年号，其间有半个世纪。章士钊说：“由永嘉之终，核至永和之始，相距不过三十一年，如此短距离之书法变化，子厚一目了然，则子厚之精于书法至于何等？不难想像而得。……吾揣子厚书法，直由汉分胎息而来，气象浑穆。”追究古时书法演进的历史，柳宗元论及的永字八法显然是效仿王羲之的变法，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唐人韩方明作《授笔要说释义》，据他说：张旭始弘八法，以之传授于人，其所由来，则展转上溯，而推源于王羲之。唐代李阳冰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是大诗人李白的从叔，李白晚年依阳冰以终。李白死后，李阳冰编白诗并为作序。李阳冰善长篆书，有碑刻《恬亭铭》等存世。李阳冰说;王羲之少攻书多载，十五年偏（于）攻永字，以其能赅（包括）八法之势，以通一切字也。柳宗元正是据此，依永字点画，写成书法流传之系统。观《柳集》这些记述，好像柳宗元学书法没正经通过师承，而是自己伏攻书法名书，博览魏、晋名人手札自学成才的。为此，柳宗元学书法还走过弯路，自己说“形纵而理逆”，“为天下弃”。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范成大，诗与陆游、杨万里齐名，也工于书法，他在《骖鸾录》里说：“《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为子厚自书，颇擅楷法。”看来柳宗元墨迹在宋代还有传留，范成大亲眼看到才会这样说。由此我们知道，柳宗元不但章草有名，楷书也写的好。叶玉甫说：“曾在湖南，获见有意流通之柳碑，失之交臂。”清人李元度称：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除般舟外，尚有弥陀、大明两和尚碑，又云峰和尚于中院大律师塔铭。可惜今都逝而不见了。

早先古人为书都是实用性的。随性之作，情起而为，气到而止，看不到故意操弄的痕迹，纸背透出的是质朴、古雅的墨香；不像后来一些应酬和卖弄的书字，装腔作势，涂鸦书怪，故意出彩。柳宗元书小草章，大都也是用于尺牍简札、碑文铭志和往来公文书等。史见不同本是常态，对柳书亦然。宋代王观国《学林》卷七有《柳子厚书》说：“赵璘《因话录》曰：‘（书法大家）柳氏前有公权，后有子厚。’……欧公《集古录》，有子厚书《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弥陀和尚碑》。欧公跋曰：‘书既非工，而字画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窃借其名以为重。’观国尝于南嶽山间，见此子厚二碑，详观之。乃子厚南贬时书也。子厚书体格虽疏，静好藏锋，类崛笔书，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尝言其善书。大抵士人文章称著，则并其书亦为世所贵重，子厚尝以文称于朝矣，及其南贬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学其书，此古今之常态也。”柳公权（公元778-865）书史上四大楷书家之一，是柳宗元同族，比柳宗元小五岁，元和中才举进士，而书名得显是在柳宗元死后的穆宗长庆年以后的事，说柳公权书名在柳宗元之前显然不符合史实。《柳集》里不见与之有任何交往的字迹，只有卷三十八一篇，是元和六年代柳公权兄公绰作的《代柳公绰谢上表》。宋人因扬韩（愈）抑柳（宗元），对柳书的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柳宗元的书法因遭贬和其文名罩着没得大行其世。章士钊说：“子厚在元和中，不仅本国人从游学书者众，而且声势远及国外。近沈乙庵（曾植）言：‘日本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子厚，唐人当时称之曰橘秀才。’”可见柳宗元书法在元和中的影响。时过千载，《柳集》里论书之文和他用诗与友人论书的情景还是那样鲜活，闯入眼际，依然那么撩人，他与刘禹锡二人相互谈书嬉戏的童趣让人忍俊不禁。柳书虽没留下只字片纸，可寻着历史的隧道，仿佛看见持毫作书的柳夫子就站在面前，此刻我们好像朦朦胧胧懂了些“元和脚”的样子，由此激起了更加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