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迭后》诗中的“一台二妙”非指柳、刘

一一与尚永亮教授商榷兼及下定雅宏教授的《商山》诗论

祁世坤

 在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尚永亮教授有文《柳子厚书法造谐与承传论略》，文中提及柳宗元《迭后》诗，指出“首句‘事业无成耻艺成’，既包含因政治失败导致的失落之感，也不无因‘艺成’而产生的对自己书法的肯定。由此追敍二人在朝共事，挥翰起草之经历，劝告对方‘火急’习练，以获取被古人艳称为‘一台二妙’之卫欢和索靖那样的名声”。我给这次会议的拙著《柳宗元文化研读》中有篇《柳诗（商山临路有孤松）、（迭后）之我见》，指其“一台二妙”非指柳、刘，实指刘家的孟、仑二童。显然这同尚教授的看法相左，为此想同尚教授商榷，于此陈述我的思路和理由。

尚教授有此定论，也就肯定了刘禹锡诗句“近来渐有临池意”是本人的表述，这里就从这“临池”二字说起。柳、刘之间围绕孩童习书之事互有赠答诗八首，如第一首的“临池寻已厌家鸡”，第二首的“日日临池弄小雏”，第三首的“将雏向墨池”，第六首的“渐有临池兴”，第七首的“小学新翻墨池波”，其主体都应是指的孩童，言及孩童习书的心态和进步过程。如若第六首“近来渐有临池兴”是指刘禹锡，显然有点说不通，况且此句上句有“昔日慵工记姓名”，用典是指项羽昔日学书不成，说是写字无非是会写名字就行了，显然这不应是指刘禹锡，以至他“近来渐有临池兴”。在此句之后连有“为报元常当抗行”句，亦是用典。当年王羲之曾说，我的书法和张芝比，好似大雁一摆儿同行，若同钟繇比，还得努力才能赶上。若因为有此一句，就说“近来渐有临池兴”指刘禹锡，又显得牵强附会。况且在《迭后》诗中，柳宗元已经表明他们“事业无成耻艺成”，且因“南宫起草旧连名”，已经有了名声。他们同在台省员外郎任上，用“一台二妙”喻比，也不是现在才追求的事。因此我在《柳诗（商山临路有孤松）、（迭后）诗之我见》一文中，标题即是“《迭后》诗中的‘一台二妙’非指柳、刘，这是柳宗元赴柳后心态变化所决定的。”对此一论，我在该文中作了详细论述。这“一台二妙”是指刘家的孟、仑二童，如同刘在第五首诗中指柳宗元小女为卫夫人一样。这里都是柳、刘之间以孩童习书一事，互赠答诗，寻求童趣。所以之前我还有一文《童趣的寄托》（见《走近柳宗元》一书），专就此事敷衍成篇。况且尚教授亦说，（迭后）“两首柳诗为二人论书诗的尾声，刘无和作，大概戏谑之意已尽。”这说明柳、刘互赠答诗，充满了戏谑之意，以“一台二妙”喻比孟、仑二童，也是一种童趣的寄托。

这里还想说的是，在这次会上，日本学者下定雅宏教授有文，《柳宗元（商山临路）诗写作时地初探》，针对“尚永亮教授认为此诗当作于柳宗元由永州贬所返京途经商山时，否定了韩醇的说法”。作者认为，“柳宗元赴柳不会经过商山”，并说“此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作者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尚教授作为主要论据的刘禹锡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率尔酬之》一诗的作年。言明柳、刘二次南贬同行途经洛阳，不会经过长安之南的商山。我在《柳诗（商山临路有孤松）、（迭后）之我见》中，标题之一即是：“《商山临路有孤松》是柳宗元‘诏追赴都’时作，是他感恩报国的心态反映”。文中指出“学者大多认为是柳宗元二次南贬初出长安经商山之作”。也提到日本学者下定雅宏编註《柳宗元诗选》 ，对此也采用传统的说法，即“自长安赴柳州途中作”。而我持据的正是尚教授的《柳宗元诗文选评》中，指其诗为“（由贬所）回京时取近路，经汉阳一一善谑驿一一襄州一一武关，沿初贬时的原路返回，再经商山所见有感。”我在拙文中就此专题对柳宗元“诏追回都”一路的心路历程作了叙述和探讨。下定雅宏教授论证，指其刘禹锡《赴连州》诗无疑作于永贞元年，并非尚教授说的作于元和十年，这样此诗就和柳 、刘二次南贬毫无关系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二次南贬途经商山的论断。但他说也不敢完全肯定二次南贬不经商山，却又怀疑柳诗《商山临路》中的商山不是长安之南的商山。据证为与刘诗《赴连州》的永贞元年同期的《伤我马词》文中有句“背商颜，趋昭丘”语，指其商山疑为商颜（山）。又据他人的认证说，商颜非商州，乃商原，亦名许原，在陕西大荔县北。肯定了刘禹锡永贞元年的那首《赴连州》诗是由陕西大荔往洛阳，这是商山一说。还指出，十年后，柳、刘有可能再经商山返朝。尚教授持据的是元稹诗《呈梦得、子厚致用》，说是此据也“不一定证明《商山临路》诗是作于这时的”。作者还指出，“除了上面的地名考证以外，有一点解释上的理由，我认为此诗作于离开长安赴柳州时，第五、六句说‘幸逢仁慧意，重此藩篱护’，两句承诗题‘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认为柳宗元借此表现受皇帝恩顾，能够为王朝藩篱尽力。”

这里先说商颜山，下定雅宏教授引《刘禹锡诗编年校註》（高志忠编）“自陕西大荔至湖北当阳，必出潼关向洛阳下襄阳也，是诗（赴连州）作于贞元二十一年无疑”。我以为这商颜同潼关间隔有关中平原和渭河，此山当在渭北高塬，和潼关一北一南，出潼关为何要由南绕经北山，实在是南辕北辙，这不可能，由此可见这商山绝不是商颜之山。二是藩篱说，《辞海》解释，藩篱是“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围栏”，这同柳诗的题解是相同的。下定雅宏教授引用《秦始皇本纪》“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此藩篱是其引伸意，指为屏障，喻比为王朝尽力。对此二句，我在拙文中对一些专家学者的解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同下定雅宏教授的看法大体相同。显然这种解释已经远离了柳诗题解，有牵强附会之嫌。下定雅宏教授在其文后部分说，“对于柳宗元作《商山临路》诗的时和地，目前可以说是有两种可能，一是韩醇以来的旧说，二是尚教授提出的新说，我以为还是依靠旧说较稳妥。”而我正相反，我以为还是依靠尚教授的新说较为可信 。

                  2015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