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新变与作者情感融合的典范之作

      ——论柳宗元的墓志文

刘城

（广西教育学院 中文系，广西南宁 530023）

摘要：学界对柳宗元的墓志多有忽略，评价亦不甚高。柳宗元的墓志有沿袭传统之处，更有文体上的革新之功，如破文章制局的模式化，部分墓志用纯熟的散体、运以史传笔法以突出志主个性，有意识尝试摆脱墓志“称美而不称恶”铭法之约束，常籍墓志以达己意及于墓志中志奇人奇事。另外，把自己的人生境遇及生理、心理感受投射到墓志中，使之渗入作者的深沉感情，让墓志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他人而作的埋铭文字。文体的变革与情感的融入之完美结合，使柳宗元墓志超越了前人之作，而与韩愈墓志相比肩，堪称墓志文体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柳宗元；墓志；典范；新变；情感

韩愈、柳宗元所撰墓志颇多，但世人对二人的评价却颇为悬殊。韩愈墓志在中唐已有“时韩碑铭独唱”^[1]280之誉，后世又渐有“世之论韩文者，其首称碑志”之定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2] 1785}，古代众多金石类著作多以其为文体典范，当今学界的研究热情也未曾衰减。相比之下，学者对柳宗元的墓志鲜有关注，所论亦多失之公允。实际上，柳宗元的墓志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在文体新变上多有创获，而情感的投入更融化了墓志埋铭的幽冷之气。

一

柳宗元所作墓志今存约四十五篇，与韩愈相比，他对墓志文体的改革并非十分彻底。如喜用骈句，此尤见于妇女墓志。在铭文的选择上，多用传统、典雅的四言句式，铭文对志文无太大补充意义，一般作为志文的复述，增加文章的抒情意味。大部分作品重志主家世的极力渲染，突出家族的源远流长。不少墓志更多的是对志主进行履历式的记录，人物刻画过于简单以致志主的形象个性并无特别之处，这是柳文沿袭传统的表现。

虽有“尚沿六朝余习，多东汉字句，而风骨未超”（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2]483的一面，但柳宗元非凡的文学才华注定其在墓志的写作上也会有非同寻常之处。

在文章的制局方面，柳宗元多破模式化。唐代墓志最基本的要素为：讳，字，籍贯，家族溯源，祖述，履历，卒年，卒地，年龄，妻、子，亲友之悲，葬地，撰写目的。其出现的顺序大致也如此。结构的定型，导致墓志写作的模式化，多数墓志如同填空似的把各个要素填满。^[3]50—53而柳宗元有意变之。如开篇起首，传统墓志均先叙志主名讳后详写家族荣耀，而柳宗元的有些墓志起笔即介绍志主，去掉一切拔高家世的虚语，如《故永州刺史崔君流配驩州权厝志》云：

博陵崔君，由进士入山南西道节度府，始掌书记。至府留后，凡五徙职。六增官，至刑部员外郎。^{[4] 322}

有些则以志主的亲友前来乞铭开篇，如《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曰：

孟氏之孤曰遵庆，奉其父命书九篇，为善状一篇，来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将葬于某。敢请刻辞。^{[4] 260}

而《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则是以志主临终前对他人述说自己预感将不久于人世、感叹自己被贬之遭遇开篇，于唐代墓志中极显新意。元人李淦《文章精义》云曾云：“退之墓志，篇篇不同，盖相题而设施也；子厚墓志，千篇一律。”^{[2] 1176}显然对柳文的布局谋篇之力颇有失察。

用纯熟的散体，运以史传笔法，突出志主个性，亦为柳宗元所擅。如《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突出挚友吕温的学术、道德文章。《处士段宏古墓志》写出段弘古的磊落豪气。《筝郭师墓志》突出志主“天资独得”而“学者无能如”的音乐禀赋。《故秘书郎姜君墓志》把志主“乐以自放”的自然天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覃季子墓铭（并序）》则以“书”为核心，突显志主的才气。

记录志主时，柳宗元常避免自己主观描写或评价志主，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如删改或直接引用志主亲友所递的行状，《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君卒。命于守龟，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来以状谒铭，宗元删取其辞曰：……”^{[4] 257}《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故处士裴君墓志》亦如是。而《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更别具一格，志主的形象几乎借志主本人及其丈夫之语显现，柳宗元无任何评价。有些志主的个性则通过志主亲友的评价加以凸现，如柳宗元为其母亲所写的《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就是通过伯舅及父亲的赞扬来表现母亲的德行。以上均是通过他人表述或评价来写志主，避免作者“谀墓”的同时还使人物更显真实。清乾隆皇帝对柳宗元墓志的史家直笔颇为赏识，其御选的《唐宋文醇》曾评《故秘书郎姜君墓志》云：“铭勒金石，质之乾坤，夫安可以不直，若如白居易所云，铭功皆太公，颂德悉仲尼。则缪戾曷极，列其浮词，将并揜其实善，非所以为其人荣也。沿而袭之，千百人皆浮词，则一二人实善亦复并揜，则文之为用，或几于息也。韩愈以碑板擅当时，而刘叉尚攫其金曰‘此谀墓所得，不如与刘生为寿’，他可知矣。如宗元此文，庶几古之遗直。”^[2]1785

墓志受“称美而不称恶”铭法之约束，“显扬其亲”的文体限制让许多作家亦感无奈。柳宗元于此虽不如韩愈多有突破，但也勇于尝试。如他在墓志中对志主的迷信丹药致死毫不隐讳，如《邕州刺史李公志并序》志李位：“尝合汞、流黄、丹砂为紫丹，能入火不动，以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数日薨。”^[4]247写志主的死亡惨状表达对服食丹药的不满，可与韩愈之墓志名篇《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相参看。

柳宗元不似韩愈多于墓志发议论，变墓铭以叙事为主之法，但却也常籍墓志以达己意。如《故秘书郎姜君墓志》铭文赞志主“不矍矍于进取，不施施于骄伉”以讽世俗之“拳拳恐悸，蒙谄负义，得之拘拘，荣不盖愧”^[4]276。《故温县主簿韩君墓志》传达“惟友爱出于孝，移于忠，施于人事，无往不达”的理念^{[4] 281}。《东明张先生墓志》则谈自己对道教的认识。此种在墓志中“附加己意，未免乖体”^{[5] 145}的作法，使墓志更具包容性。

韩愈墓志求“奇”乃学界共识。但柳宗元于此却毫不逊色于韩愈，学者鲜有论述。

柳文之“奇”，一志奇人，如《故秘书郎姜君墓志》的姜崿：

好游嗜音，以生贵富，畜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载酒来，则出妓搏髀笑戏，观者尚识承平王孙故态。^[4]276

其“左弦右壶，乐以自放”的个性与韩愈《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中的郑群颇为相似。《筝郭师墓志》志音乐奇人郭师。《处士段弘古墓志》记颇有纵横家色彩的豪士段弘古。

二志“奇事”，如《故襄阳丞赵君墓志》就迥异于一般墓志。全文只以一句简括志主赵矜的生平，其余皆写其子赵来章寻找父亲墓地的经过。文中的占龟问卜，神灵托曹信指明其父之墓地，颇有些荒诞不经。柳宗元说：“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或许表明柳宗元写此文的动机，即欲通过赵来章寻父墓之举来彰扬孝道。后人似乎也有所察觉。王行《墓铭举例》评此文“叙其履历甚略，重在书其子之协卜而得殡，所以著其孝感也”^{。[6] 卷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则详论曰：“赵君之铭，则非铭赵君，直志其子之孝。造句怪特古郁，制局尤奇。……文虽怪岸，然以此表来章之孝，而其事复在柳州，安可无子厚为之润色！铭词神似昌黎。有是奇事，自有是奇文也。”^{[7] 85—86}此文略写志主生平，而借以表彰孝道，使之如同韩愈部分墓志般变成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平台。^[8]177—178韩、柳的这种尝试无疑扩大了墓志的文体的功能。明人王世贞曾于《书柳文后》云：“柳子才秀于韩而气不及，金石之文亦峭丽，与韩相争长。”颇有见地。

二

韩柳为文，以情倾注，即使为他人而所作的墓志亦不例外。真情的融贯，使得墓志埋铭不再冰冷。韩愈墓志多抒哀情，而柳宗元除此之外，更抒悲愤之情。

在为挚友凌准所写的《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中，柳宗元毫不顾及自己罪臣之躯，称赞凌准在永贞革新期间所表现出的果断和智慧，把凌准当时与敌对派（即今天的执政派）做斗争之事毫无隐讳地写出且加以赞扬，以失败者的身份为之，可见其勇气。在文中，他引用凌准临终之语：

凡予之学孔氏，为忠孝礼信，而事固大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无以明乎国，子道无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谪徙丑地；上之得罚于天，以降被罪疾。余无以御也。敢以鬼事为累。^[4]263

实可视为柳宗元内心无声的抗争：本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忠臣却变成了乱臣贼子，还要自称罪人，这对一个有志于为天下苍生计的仁人志士来说是何等痛苦！凌准和柳宗元一起参加“永贞革新”，最后被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州），老母亲留在故乡富阳忧愤而死，两个弟弟也相继亡故，凌准到连州不久也双目失明，于元和元年（806）卒于佛寺，遭遇又是何等地凄惨！文中“以连累出和州，降连州。居母丧不得归，而二弟继死。不食哭泣，遂丧其明以没。盖君之行事如此，其报应如此”中的“其报应如此”五字是如此的刺目惊心，更让人感觉到柳宗元内心那难以抑制的悲伤和愤懑不平。故柳宗元才会“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离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过，故哭以为志，其辞哀焉”。

    而在为母亲所写的《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柳宗元对母亲的愧歉之情喷涌而出，志文让人不忍卒读！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三十四岁得独子，五十五岁孀居，此后一直与柳宗元生活在一起。柳宗元仕宦生涯的每一步，无论顺途还是坎坷，她都陪伴在身边。最后以垂暮之年毫无怨言地跟随柳宗元来到荒远的永州，长期的颠簸，加上居无定所，水土不服，生病后“医巫药膳之不具”而不幸去世。柳宗元对于母亲为自己而遭累，一直都很内疚。母亲的客死他乡，更让他的痛苦无以宣泄，真是“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墓志抒悲愤之情，更有对上天赏罚不公的极度不满与呐喊。如《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的“呜呼天乎”^[4]325、“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苍天苍天，有如是耶？”^[4]326《万年县丞柳君墓志》：“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4]1390《亡姊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志》：“则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呜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阙其报施，独何咎欤？予一不知天之忍也！”^[4]337在为他人所作墓志中频繁的“问天”之举，除有为志主命运乖蹇鸣不平外，也有为自己无端受迫害的大声呐喊，在墓志的写作上可谓是开天地之创举，前无古人！这也与柳宗元所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4]644的文学创作观相符。

质问上天不公，为世间不平之事呼喊，也使柳宗元在为那些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下层文人而写墓志时，饱含深情。在《覃季子墓铭（并序）》中，学识很高、极具才华却困顿潦倒的覃季子在临终前所感叹的“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宇介而踬乎，将溷而遂乎”不也是柳宗元自己的呐喊吗？在许多墓志中一再标明别人来“乞铭”的柳宗元，在此文却称“戚其文不大于世，求其墓以石铭”。由别人来“乞”变成自己去“求”，角色的倒置足见出柳宗元对如自己一般怀才不遇、沉沦下僚的文人有着深切同情，写他们其实也是写自己。

这种同情之心，也让柳宗元墓志的写作对象扩展到了下层百姓，并且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之情，这也是他对该文体的一大贡献。他的很多传记都是“借为他人立传，反映中唐时代封建政治的黑暗和穷人的痛苦，而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政见。”^[9]186如《梓人传》写一建筑师，《种树郭橐驼传》写一善于种树的驼背之人，《宋清传》写一商人，《童区寄传》写一少年英雄。“作者在这些传记中发现和肯定了下层人物的某种高贵品质或某种高超的技能，这是很难得的。”^[9]187其墓志也如此。《筝郭师墓志》写志主琴艺之高超：“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资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孯，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如。”^[4]1345《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写一艺伎马淑：“及移永州，州之骚人多李之旧，日载酒往焉。闻其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莫不感动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远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4]1350通过用远居偏僻的永州之士人忘记自己所处之偏和遭受到的贬谪之辱来衬托其琴声与美貌。考察现存的墓志，在柳宗元之前，为女妓所写的墓志有五篇，而以一代文宗的身份为低贱的乐妓写墓志，在当时绝无仅有，需要非凡的勇气和眼光。另外，琴师、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柳宗元却能欣赏和发现他们的才华和特别之处，这也正是柳宗元对自己虽有济世才能却遭贬谪废置的自我怜悯与痛惜之情，怜人即怜己，悲人也悲己。

情感的投入，悲凉身世的折射，让柳宗元的墓志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三

柳宗元的墓志，有一点颇为新异，那就是柳宗元对人身体上的不适、疾病或死因，表现出特别地关注，并且如实写入墓志中，兹录如下：

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气逆肺，牵拘左腋，巫医不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容而终，年若干。^{[4] 346—347}（《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

未及征，气乘肺，溢为水，浮肤而卒，年六十。^[4]261（《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

道发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终于河南敦厚里。^[4]271（《故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

下广州，中厉气呕泄，卒于公馆。^[4]274（《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4]1346（《筝郭师墓志》）

     后饵五石，病疡且乱。故不承于初。^[4]232（《故永州刺史崔君流配驩州权厝志》）

至广州，病痎疟加廗，六月二十八日卒。^[4]256（《吕侍御恭墓铭》）

尝合汞、流黄、丹砂为紫丹，能入火不动，以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数日薨。^[4]247（《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并序）》）

年月日，尚书都官员外郎、和州刺史、连州司马、富春凌君讳准，卒于桂阳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尝学《黄帝书》，切脉视病，今余肝伏以濇，肾浮以代，将不腊而死，审矣。”^[4]263（《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

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4]276（《故秘书郎姜君墓志》）

碑志文体较为特殊，多受人之托，记述死者的“嘉言善状”、“扬善隐恶”是其通例，吴讷说:“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10]53故作者一般都不会在志文中写丑、恶之事物，如有需要，也会用曲笔加以回避。例如疾病和志主的死因，极少见于墓志，但柳宗元似乎有意写之，以显其求新之处。此可与韩愈诗歌相参看。韩愈做诗为避免前人的熟套，语言与意象力求新奇甚至突兀怪诞，如他把常人认为丑陋的如腹疼、肚泻、打呼噜、牙齿脱落等不雅观的现象或意象入诗。柳宗元在甚严肃的墓志中毫不忌讳地写下志主的疾病状况，韩愈诗歌审美求“丑”之追求，或许受到了中唐好“奇”风尚的影响。

除此之外，这又或许与柳宗元被贬谪后的身心状况有关。柳宗元被贬永州不到半年，即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就去世了，这对他的精神打击极大。与北方迥异的气候，过着“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4]840（《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生活，精神、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得柳宗元的身体急遽恶化，他在曾说自己“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4]779（《寄许京兆孟容书》），而且经常“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案胆，不能自止”^[4]790（《与杨京兆凭书》）。到了柳州，由于投身于繁忙的公务当中，柳宗元本来就很弱的身体就更差了，先是患了一种“奇疮”差点丧了命，接着又得了伤寒，加上精神上的苦闷，柳宗元的身体也越来越差，虽值壮年，却已形如老年。身体长期处于病态和精神的长期压抑，使得柳宗元似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敏感，这点在诗歌中也常有表现。如《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赠二君子》“骤歌喉易嗄，饶醉鼻成皻。”^[11]191《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存亡均寂寞，零落间惸鳏。夙志随忧尽，残肌触瘴痹。”^[11]95《寄韦珩》：“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11] 361}《觉衰》：“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11]91《茅檐下始栽竹》：“瘴茅葺为宇，溽暑恒侵肌。适有重膇疾，蒸郁宁所宜？”^{[11] 89}

由此可见，柳宗元在墓志当中对生理疾病的过分关注，除了与他求新求变的写作态度相关，还是他身体、精神长期受到折磨而在内心深处引起的一种折射，于此我们也可了解到柳宗元被流放在外十四年中所受到身心。在墓志中写生理疾病，在柳宗元之后，杜牧亦偏好，如：

韦公会昌五年五月头始生疮，召子婿张复鲁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托。墓宜以池州剌史杜牧为志。”复鲁曰：“公去岁两疮生头，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12]726《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并序）》）

数月，涣思正握管，两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识人，果以风疾废。^[12]738（《唐故歙州剌史邢君墓志铭（并序）》）

开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丧明。李为淮南节度使，复请为试评事，兼监察、御史支使。兄牧自冯翊迎医石至，曰：“是状脑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蜡塞管，蜡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无不愈者。”后二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冯翊别迎医，医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横去，牢不可断，是法名曰日脚，内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12]752（《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

其他如符载《尚书比部郎中萧府君墓志铭》：“丁毒腑脏，右体麻痹不仁，虽药膳充席，（疑）岐和叠迹，不得施其力焉。春秋六十二，十五年冬十月五日遘疾，十六年冬十月五日卒於浔阳湓城之私第。”^[13]7083也偶然为之。不知二人是否有意学习柳宗元的这种写法，但无论如何，他们笔下少了柳宗元墓志中与自己的灵魂深处息息相关的精神气息。

小结：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曾论：“自唐后碑刻，罕见俦匹。虽博大变化，不逮完白，而专精之至，亦拔戟成队。此犹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世人贵耳贱目，未尝考古辨真。雷同一谈，何足以知之。”^[14]613指出与韩愈的“奇变称能”相比，柳宗元墓志的特点乃“摹古擅绝”。康有为看到柳文承袭传统的一面，却忽视了更多的创新之处。柳宗元不但在墓志文体上有所变革，更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及生理、心理感受投射到墓志中，使得墓志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他人所写的埋铭文字，而是渗入了自己的深厚情感。文体的变革与情感的融入之完美结合，让柳宗元墓志超越了前人之作，而与韩愈墓志相比肩，堪称墓志文体的典范之作。

柳宗元所存文章，墓志的数量仅次于“表”、“序”二种文体，所占比重极大，且成就斐然。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却多有忽略，鲜有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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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

The good model of the epitaph that compromise the new change of style and author’ emotion

——Studies on the Liu Zongyuan’s Epitaph

Liu Cheng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xi Teaching College ，Guangxi  Nanning  530023)

Abstract: Academic circle often neglects Liu zongyuan’s epitaph and not  give it a high evaluation. Liu Zongyuan’s epitaph follow tradition but more innovation. Write the feeling of life experience, mind and body of Liu Zongyuan's own in the epitaph to make the epitaph not a cold record for other people any more. The well integration of changing written form and concentrating creative subject ’spirit make it as well as Han Yu’s and be the model of epitaph.

Key Words: Liu Zongyuan; epitaph; good model; style; new change; e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