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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论柳宗元诗歌中的客寓意识 《柳宗元研究》第十八期 加入时间:2015/3/26 11:12:00 admin 点击:2279 |
论柳宗元诗歌中的客寓意识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唐代士人因旅寓生活的频繁,其客寓意识亦更为浓烈。柳宗元也不例外,但其客寓意识的表达又有着独特之处。对长安的思念除包含有渴望归乡之意,也含有再回朝廷有所作为之盼。他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负罪窜伏”的“囚徒”,一个暂居于此的客居者,并且有意在心里拉开与贬地的距离,用异乡之眼去看待贬地之风俗,这种心态也导致其孤寂情绪的强化。诗中难以融入贬地的情绪表达,实际上是其客寓意识更强烈的迸发。 关键词:柳宗元;诗歌;客寓意识 Study on Liu Zongyuan’s Homesickness in his Poems Liu Cheng ( Abstract: Intellectual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strong homesickness because of the traveling life and Liu Zongyuan’s homesickness have much uniqueness. Long for back to Chang’an mean more dying to back to Central Government again. He was consciously trying to emphasize him as a prisoner, a guest that tabernacle this place, opening the distance with penal colony. This made him feel much lonely. The express that hard to merge into penal colony in his poems is the bursting out of his homesickness actually In fact. Key Words: Liu Zongyuan; Poems; homesickness
唐代士人的旅寓生活相对于前代而言,更加频繁,其对羁旅生活的情感体验和客寓意识的诗意表达亦随之丰富化[1]。作为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代表的“中唐元和五大诗人”[2]之一的柳宗元,体现得尤为浓烈。异常顺利的生活遭遇突变,由朝廷政坛新贵“流窜”为南蛮地方官十四载直至去世,柳宗元再未能重返长安任朝职。母亲因“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3](《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而于抵达永州半年后病逝,女儿和娘十岁夭折于永州,堂弟柳宗直三十三岁于柳州暴病离世,受自己所累的至亲在远离京城故乡之贬所一一离开人世。羁情与乡愁是其客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柳宗元的客寓意识中还有一些异于常人之处。长安,是他的故乡,是京城,是中央朝廷所在地,更是他曾经付诸政治理想且大获成功之地。渴望回故乡,更是渴望重回朝廷,施展自己的经世抱负。在其客寓意识表达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负罪窜伏”的“囚徒”,一个暂居住于此的客居者,由此他不断地在诗文中用故乡之美好来突显当下境遇的惨境与忧怨的心境,突出自己欲回到故乡、朝廷的渴望,并且有意识地在心里拉开与贬地的距离,这种心态也导致其孤寂情绪的强化。 一 独弃伧人国:客寓意识的勃发 柳宗元被贬之前,不论举业还是仕途都较大多数士人顺利。其诗文中客寓意识的勃发乃是“永贞革新”失败遭贬所致。 柳宗元大历八年(773)生于京城长安,贬谪之前大部分时间在长安度过。他不必像大多数士子一般,离开家乡到处干谒温卷,长期过着旅居的生活,过早地品尝羁旅的苦涩。在“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唐代,柳宗元21岁即进士及第。做官历程也无一般官吏在外任职、任满后回长安进行铨选再授官(或秩满考核不合格而落选)的波折,而是于进士及第后登博学宏词科,在朝任集贤殿正字、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按当时叙官的习惯”,走着当时“士人理想的进身捷径”——“由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任畿县令、尉,再到台、省做郎官。”[4]由此可知,贬谪前的柳宗元并未品尝过太多的客寓之味。[5]但使其“骤升”也致其“痛贬”的“永贞革新”,让他开始了一辈子的噩梦。一去不复返的贬谪之路让柳宗元的客寓意识逐渐勃发、加剧。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李纯即位为宪宗伊始即痛贬“八司马”,柳宗元出为邵州刺史,还未渡过长江又加贬永州。“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闲职,一任就是十年。元和十年(815)初被诏回长安,但回长安月余旋又刺柳,离长安更偏远。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 从一名朝廷新贵流窜至贬所十四年,再未真正回到中央朝廷任职,这对立志“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欲“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极沉重的打击。他渴望回到长安,回到故乡,回到京城,再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不甘在南蛮荒地终其一生,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着他。他只能在诗歌中反复地宣泄着一个客居者的羁旅愁绪,低吟着一个异乡人的思家之曲,酣做着一个远谪者的重返甜梦。 被贬往永州后,“悔念往咎”[6],柳宗元常常把自己定位为“负罪窜伏”(《献平淮夷雅表一首》)的囚徒。《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上广州赵宗儒启》等均如此表述。虽然《惩咎赋》、《唐故给事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等文似乎还是为自己及王叔文集团加以辩白,但“罪囚”的情绪确实弥漫在他这时期的诗歌中。他反反复复称自己为“缧囚”(《界围岩水帘》、《冉溪》),为“孤囚”(《放鹧鸪词》)。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定让柳宗元把外任生活描述为“囚拘”(《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读书》)、“囚羁”(《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羁囚”(《首春逢耕者》)般不自由。而这种情绪投射于外物,亦使柳诗中常出现哀鸣的“羁鸿”(《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独自“响幽谷”的“羁禽”(《南涧中题》)以及“畏漂浮”的“羁木”(《法华寺石门精舍三十韵》。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柳宗元真为囚徒。陈松柏先生指出:“贬谪永州的柳宗元,是一个可以任意阅读、任意遨游、任意著述、没有公务之累、可以推荐人才的‘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也正由于这样,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如果从柳著中搜罗证据,认定他在永州过的是‘羁囚’般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事实与认识的误差,就很难还柳宗元在永州的历史真相。”[7]笔者也不赞同仅据文本而表面化地按实柳宗元之“囚徒”身份,而应把它更多地当成柳宗元当时心境的外化。柳宗元《囚山赋》有云: 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晁无咎辨析此篇曰:“《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者。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井也。故赋《囚山》。”(《囚山赋》题下注)确为的见。时宗元贬永州已近十年,仍未被召回朝廷,故有恨群山囚己以至不能归之怨愤。此“囚”,对柳宗元而言,并非单纯指人身的不自由、受拘禁,而更多指一种被当权者猜忌打击而被贬离中央朝廷,致使自己的济世才能无从施展的状态。柳宗元认为这种才干的受拘迫才是真正的被“羁囚”。陈松柏先生所言:“一个贬官,享有了充分的学习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在贬地,凡事有求必应,受到了民众的普遍尊重,怎么与‘罪人’、‘羁囚’划上等号呢!”[8]似可待商榷。另外,“囚徒”身份的自我强调与“罪人”生活的渲染,或许是柳宗元以夸张方式表现自己谪居生活的惨痛,从而引起他人之同情以便获取权贵援引和朝廷“宽恕”之手段。 “囚徒”身份的自我认定,以及因“独被罪辜,废斥伏匿”(《答问》)而出现的“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答问》)的客观现实,让柳宗元心里产生了一种遭朝廷、世俗所摈弃的痛苦感觉。而贬所那异于中原的蛮荒之景,则更加重了这种遗弃感,在贬所他频繁与人提及。《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云:“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则称:“予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说自己:“今负罪屏弃。” 宣之于诗,这种情绪则更为强烈。“窜”“逐”“废”“弃”等字反复出现。“窜”“逐”表明被贬的狼狈: 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种白蘘荷》) 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 “弃”则借以传达哀怨的情绪: 独弃伧人国,难窥夫子墙。(《献弘农公五十韵》) 远弃甘幽独,谁云值故人。(《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 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这些字不仅用于自己,亦常加于他人及他物。其笔下之竹“嘉尔亭亭质,自远弃幽期”(《茅檐下始栽竹》),实乃柳宗元节操之自喻。而在痛悼与自己同遭贬谪的挚友凌准之作《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中,柳宗元悲愤道出:“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溘死委炎荒。”诗末结以“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不亦是柳宗元的夫子自道吗?凌准坐王叔文远贬连州,后因母亲与两个弟弟相继离世而伤恸致失明以殁,此状与柳宗元的母亲、女儿、堂弟逝于永、柳谪地,而自己也客死他乡,是何等的相似!读此诗,比对二人之生平际遇,岂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二 惜非吾乡土:客寓意识的凸显与强化 窜贬流放的生活,让柳宗元这个当时身处政治斗争中心的谪吏有了一种“囚徒”的自我身份认定,有了遭受世弃的强烈心理体验。而故乡的远去、亲友的疏离,必然会导致其“孤寂”愁绪倍增。 柳宗元在永州、柳州其间,常外出漫游,“长吟哀歌”以“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缓我愁肠绕”(《与崔策登西山》),所写山水游记大都弥漫一种幽冷孤寂的色彩。其诗亦如此。《南涧中题》写道: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羁禽”、“去国”“泪空垂”“只自知”“索寞”“徘徊”等词极力刻画出他独游时孤独无依、难觅出路之心境。与《南涧中题》相似,他的诗歌常是其独自出游的产物,极力塑造着一个孤寂独行者的形象: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寻愚溪》)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雨晴至江渡》) 正如其登柳州峨山欲望故乡,却被西北方向的的融州(今广西融水县)挡住了视线一样,家乡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柳宗元《柳州寄京中亲故》有云:“林邑山连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劳君远问龙城地,正北三千到锦州。”诗歌不直说柳州离长安多远,而叹柳州距锦州(今湖南麻县西)已三千里。其言外之意不外乎:长安不知与柳州相隔多远啊!也许柳宗元于其从弟宗一离柳赴江陵时所感慨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是最佳答案吧。 身处异乡的“羁情宦思”(《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深植于心、渴望用世的儒家信念使柳宗元渴望朝廷能“新诏释缧囚”(《界围岩水帘》),让自己“屏羁锁”(《构法华寺西亭》),摆脱客居他乡、“负罪窜伏”(《献平淮夷雅表一首》)的生活,重回长安。 长安之于柳宗元,具有双重意义:故乡——亲友所在且能慰藉心灵之地,京城——能让自己施展经世之才的中央朝廷所在。故重返长安对柳宗元而言极为重要。 因此,故乡也就常常出现于柳宗元的诗歌中,故乡与贬地,过去之美好与现在之失意,时常成为比照物,以彰显当下的落寞与对故乡的思念。如《种木槲花》:“上苑年年占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长安美好的自然风光映出自己远在天涯的“飘零”。另《春怀故园》云:“九扈鸣已晚,楚乡农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园人。”从眼前农村的春耕景物延伸至记忆中的故园,那里承载着柳宗元太多的甘甜往事,现在的自己则满是“束缚”与“煎熬”,有家竟不能回以至“故池水”也“空待灌园人”。回乡之梦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他甚至只能托春天把梦捎回长安,故《零陵早春》云:“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但这终究是一场“春梦”,梦中之境终是飘渺虚幻。 正因如此,异乡的风景再好,也无法真正“慰我飘零魂”(《种仙灵毗》),更无法留住柳宗元这个客居者的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即难掩此意: 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西亭构其巅,反宇临呀庨。背瞻星辰兴,下见云雨交。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羁贯去江介,世仕尚函崤。故墅即沣川,数亩均肥硗。台馆集荒丘,池塘疏沈坳。会有圭组恋,遂贻山林嘲。薄躯信无庸,琐屑剧斗筲。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悬蟏蛸。所赖山水客,扁舟枉长梢。挹流敌清觞,掇野代嘉肴。适道有高言,取乐非弦匏。逍遥屏幽昧,澹薄辞喧呶。晨鸡不余欺,风雨闻嘐嘐。再期永日闲,提挈移中庖。 贬地的陋室当然无法和故居相比,有时柳宗元也会觉得眼前的风景佳美,但“惜非吾乡土”,此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与鲍照《梦归赋》“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何其相似!正如柳宗元在《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诗言“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此地毕竟不是故乡,自己的“羁心”自然无法安定。以至于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反用晋代陆机的“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其一》)而有“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之叹。生活中虽时有“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般的潇洒,但这毕竟是暂时得之。如《构法华寺西亭》起笔尽写寻幽揽胜之乐,柳宗元也“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孱。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但至此笔锋突然一转,叹“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好景乐心,却不会长久,是因为极思故土而渴望返乡的“离忧”又涌上心头。何以看待这种暂得之乐?柳宗元于《与李翰林建书》中已作答: 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出游欣遇好景,或得“一笑”,却也只是“暂得”。因为这就好比常年囚居牢狱之人,碰到好天气,就把背靠着墙壁摩挲瘙痒,活动身体,自以为很舒服,但自己终究居此“寻丈”之地而“不得出”。这“暂得”之“舒畅”“岂复能久”?这恐怕能作柳宗元贬地之乐的极好注脚吧。或许也是他作为一个客居者最真实的想法。 客居他乡的“囚居”生活如此苦闷,重返故土的意念如此强烈,所以一旦有了重返长安的机会,柳宗元就迫不及待要和异乡道别。元和十年初,当柳宗元接到朝廷起用的诏书时,他自感“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 或许是改革派的无悔过之意触怒了当权者,刚到长安一个多月的柳宗元被远贬离长安更远的柳州当刺史。这一意外打击对柳宗元的伤害应该更大,其《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十年煎熬等来的机会在两个多月的欣喜之后终成幻影。他迷茫、惶恐得“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再上湘江》),且对重返长安不再像过去那样抱太大希望。在抵柳第二或第三年所作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中隐约流露出此种情绪: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吴闿生《古今诗苑》卷十二评曰:“盖恐其久谪不归。”[9]清人姚鼐云:“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而托词反平缓,故佳。”[10]可谓一语中的。此诗结句虽故作旷达,却难掩担心:自己的贬谪生涯也许会很长,或许会一直在这里,看到黄柑成林。孰料此语竟成谶言。柳宗元直至去世再也没离开过柳州,只能在九泉之下默默地守护着这些黄柑树。同写种树,其元和五年在永州所作之《冉溪》,所表达的情绪则相对积极许多,诗云: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虽身为“缧囚”,但柳宗元还是希望自己能学习寿张侯樊重,在南园种上漆树,待其长大成材后制做器具。用樊敬侯之典,以示不甘无所作为,欲通过长期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缧囚终老”,那么自己就种树待其长大吧!于无奈中透着乐观。而《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则对“坐待成林日”产生了恐惧,隐约现出些许绝望,心态已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或于赴柳途中已寓于诗,《再上湘江》所云:“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或可为证。 回乡无望,柳宗元只能“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在诗中抒发着“淹留值颓暮,眷恋睇遐壤”(《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的哀愁,感慨着“乡路悠且广”(《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的无奈。思归的愁绪无法排解时,他就登山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云: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身在贬所,望故乡而不能归,痛苦之状自不待言。“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11],柳宗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舒缓对家乡及亲友的思念。但“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自己只有一个身子一双眼睛,所以柳宗元就幻想着“化身千亿”,通过增加人数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思念家乡的强度。一个“我”还不行,还要化身千亿个“我”,来分担那种一个“我”所不能承担的相思之苦。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宣泄纸上。 三 异服殊音不可亲:难以融入异乡的客寓者 柳宗元在贬地特别是柳州刺史任上,“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政绩尤著,百姓至今思之。但“我今误落千万山”(《闻黄鹂》),既然是“误落”,即暗示自己当下不该居此,目前所处只不过是暂居地。柳宗元似乎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客居者,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离开的那一天,带着这种情绪,他自然无意真正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在他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客”字。如: 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静契分忧术,闲同迟客心。(《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仙山不属分符客,一任凌空锡杖飞。(《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溪居》)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早梅》) 作为“异域”之人,他以异域之眼观察记录着眼前的异域风俗,《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就以“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潜虺蜮,榛莽斗豺獌”显出永州地区异于中原的风俗及险恶的环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也描写道:“枭族音常聒,豺群喙竞呀。岸芦翻毒蜃,谿竹斗狂犘。野鹜行看弋,江鱼或共叉。瘴氛恒积润,讹火亟生煆。”《岭南江行》:“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所写亦类似。在柳州所作《寄韦珩》诗中则有更具体的描述: 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眸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 他眼中的永州与柳州,相对于礼仪中原而言,环境恶劣,民风野蛮,这让初到柳州的柳宗元感到极不适应,以至于盼望着“圣恩倘忽念地苇”,得以远离此地。 作于柳州的《柳州峒氓》一诗对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语言、生活和风俗习惯多有记录: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虽是客观记录,但柳宗元还是觉得“异服殊音不可亲”,在心里与之拉开了距离。 赵臣瑗《山满楼唐诗笺注》卷四评道:“‘不可亲’三字,是一篇之主……嗟嗟,此岂于不可亲之中曲求其可亲之法哉!言及此,其伤心有甚焉者矣。”[12]而朱三锡《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卷一:“通首极言柳州之恶,中四句皆异服殊音也。既曰异服殊音不可亲矣,而结又云欲投章甫作文身,是先生忧愤之极,以寓自伤之意耳。”[13]所言极是。当柳宗元说“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满足只在公庭上通过翻译来和当地土著接触而欲抛掉中原士大夫服饰、随土著习俗纹身以融入当地民俗生活的柳宗元。这时候的柳宗元,也许是故作旷达地泯灭他的客寓意识。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种无奈与“妥协”,不也正是其客寓意识更强烈地迸发吗? [1] 可参考李德辉《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71—174页。 [2] 可参考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本文所引柳宗元诗文,均出自《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只表明篇名,不另注页码。 [4]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5] 柳宗元曾于十二岁随父柳镇避乱于夏口任上,十六岁随父回长安。贞元九年(793)柳镇病逝长安,宗元服父丧三年间曾到距长安西北仅三百里的汾州看望叔父。贞元十七年其在集贤殿正字任满后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但留守长安,在京兆府负责文书工作。现存的柳宗元诗多作于贬谪以后,其此前的生活及思想,难以详考,但推测不会有太强烈的客寓意识,因此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四曰:“(柳宗元)贬谪以前之诗自有富贵气象,不似后来衰飒怨愤之态。” [6]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 [7] 陈松柏《“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之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20页。 [8]陈松柏《“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辩——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之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9页。 [9] 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0]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609页。 [11] 《悲歌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 [12] 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334页。 [13] 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