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冉溪》与《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看柳宗元寓永、柳之心态

刘城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学者鲜把《冉溪》与《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对比品读。二诗同写种树，但表现出的作者心态却已截然不同。前者作于永州，悲愤中不失积极进取，期待来日有所作为；后者作于柳州，已然对重回京城表示绝望。但或许正是这种绝望，促使了柳宗元更全身心地为柳州百姓谋福利，并成为柳州人民千百年来一直怀念的“柳侯”，此亦成为柳宗元政治生涯不幸中的大幸。

关键词：《冉溪》；《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柳宗元；心态

研究柳宗元诗歌的论著极多，但似乎很少有学者把《冉溪》与《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两首诗联系对比加以仔细品读。柳宗元这两首相隔十多年的作品，同为写种树，但表现出的作者心态却已截然不同。

一  《冉溪》：悲愤而不失进取之心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李纯即位为宪宗伊始即痛贬改革派，柳宗元出为邵州刺史，还未渡过长江又加贬永州。“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闲职，一任就是十年。就在抵达永州的第一年，柳宗元写了一首《冉溪》云：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①]

诗歌明显有着两种情绪，一是愤懑，二是期望。

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柳宗元21岁即进士及第，于进士及第后登博学宏词科，在朝任集贤殿正字、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走着当时“士人理想的进身捷径”——“由进士出身，授校书、正字，然后任畿县令、尉，再到台、省做郎官”[②]，并且积极参与到改革之中，为国家社稷、百姓民生尽着自己的一份力，丝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柳宗元生活的中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力日衰。而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为主要成员的改革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欲革除政治弊病，诸如罢“五坊小儿”、停宫市以打击宦官嚣张气焰，取消一批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罢免巨贪李实、起用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等贤官，并且遣散近千宫人及宫女。

但这样使“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的朝政改革却遭到了以当时太子即后来宪宗皇帝李纯为首的上层统治阶级及藩镇的联合反对、镇压，柳宗元自己也被流放到这南蛮之地，过着“罪囚”“羁囚”般的生活。“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就是回顾了这一段让人悲愤且失望的往事。既然“缧囚终老无余事”，那就在“湘西冉溪”这个地方“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吧。“寿张樊敬侯”，指的是汉代寿张敬侯樊重，《后汉书·樊宏传》云：

（樊重）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③]

说的是樊重想制作器物，就打算先种植梓材和漆树，耐心地待其长大。原典之意是指要想做成一件事必须要早有所准备，并耐心等待。柳宗元以此典入诗，当然不是真的仅仅学樊重种树以做器具，而是另有它指。其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怕“时人嗤之”，坚持培养人才，以期通过长期努力去实现自己欲“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伟大抱负，正如《易·系辞》所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冉溪》虽是一首简单的诗，却是柳宗元贬居永州的一个心态缩影，即悲愤中却不失积极进取，期待来日有所作为。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柳宗元于元和十年（815）一得到朝廷起用诏书时，迫不及待地要和异乡道别。连常常被其视为同病相怜并借以抒怀的屈原，此时也成为柳宗元怜悯的对象，《界围岩水帘》云：“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缧囚。”《汨罗遇风》道：“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这种对待屈原态度的转变可看出柳宗元的兴奋与一直以来没有被磨灭的壮志。

二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施展抱负却寓绝望之情

或许是改革派的无悔过之意触怒了当权者，刚到长安一个多月的柳宗元被远贬离长安更远的柳州当刺史。这一意外打击对柳宗元的伤害应该更大，其《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十年煎熬等来的机会在两个多月的欣喜之后终成幻影。

在抵柳第二或第三年，柳宗元写下了《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云：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④]

柳宗元在柳州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拥有着实权，虽然偏居远州，但至少可以实施自己的为政理想。他“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政绩尤著，百姓至今思之，世号“柳柳州”（《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而这首诗歌就是其大力倡导发展农、林、牧业并身体力行的一个“副产品”。柳宗元种了两百株柑树，来年春天他看到“新叶遍城隅”，不禁联想到日后会结出的柑橘，并又由此联想到“楚客”，即屈原。屈原曾作《九章·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注曰：“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南土，便其风气。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⑤]柳宗元以“楚客怜皇树”之典除了喻自己才德之美外，还有就是显示自己的“异”，才能异于众，遭遇也异于众。另外，他还联想到另外一个与柑橘相关的典故，《三国志·吴志·孙休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云：

（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柑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⑥]

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中，柳宗元不但要“方同楚客怜皇树”、和屈原一样爱惜象征高洁脱俗品格的橘树，还要“不学荆州利木奴”以种柑树来谋私利。柑橘之典，一正一反用之，以显其人格之高。可谓妙言！但此仅仅是为自显节操吗？恐怕柳宗元言外之意是：如自己这样有着高尚情操的人，难道一定要呆在这荒远之地以终老吗？自己难道不能再重返中央朝廷这个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吗？

相比在永州的“缧囚终老无余事”、“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而言，柳宗元在柳州却是实实在在延续着自己的施政主张。但面对着这一片亲手种植的柑树，柳宗元却开始担忧起来：“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宗元的这种忧虑，显然已经被后人所察觉。清人姚鼐《今体诗钞》云：“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⑦]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七云：“结句正见北归无望矣，悲咽以谐传之。”[⑧]而吴闿生《古今诗苑》卷十二亦评曰：“盖恐其久谪不归。”[⑨]真可谓一语中的。此诗结句虽故作旷达，却难掩担心：自己的贬谪生涯也许会很长，或许会一直在这里，看到柑橘开花、结果、成林。孰料此语竟成谶言。柳宗元直至去世再也没离开过柳州，只能在九泉之下默默地守护着这些柑树。这种对“坐待成林日”产生的恐惧，已隐约现出些许绝望，心态已较永州时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或于赴柳途中已寓于诗，《再上湘江》所云：“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似可为证。这种心态的改变也着实影响着柳宗元在柳州的诗文创作，虽然他在柳州所写的《献平淮夷雅表》、《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等文还是表现出济世之心未坠、祈盼能得到朝廷起用的昂扬精神，但更多诗作则带有比永州更浓重的哀怨之气，所写之景也敷衍着更多的阴郁之色，此种情绪下他眼中柳州之“穷山恶水”更是让其觉得“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恫氓》）。

三  小结

在《冉溪》中，空有“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虚职却不得干预政务的柳宗元，欲学樊重种树待其长大以做器物，暗喻着进取之意。而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中，掌握实权能善治一州的他，却开始担心自己滞留柳州太久以至橘树长大。这两首诗在对于树木成长的期待与担忧之中，足可见出柳宗元心境之变。永州的愤懑而不失积极进取转为在柳州的逐渐绝望，这或许是长期远贬南荒的生活及朝廷对改革派坚决的打击政策已经让柳宗元对重起之路慢慢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了吧。但也或许是这种对回归京城的绝望之情，促使了柳宗元更加用心、用力地为柳州百姓谋福利，成为柳州人民千百年来一直怀念的“柳侯”，此亦成为柳宗元政治生涯不幸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