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纾的韩柳文批评

    ——以林纾三部理论著作为中心

刘城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作为近代译界泰斗及古文大家的林纾，其古文理论之价值亦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他嗜爱韩柳文，一生沉潜玩味并多有理论阐发，其论韩柳文的涉及面之广、条目之多、论析之精，罕有学者匹及，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韩柳文研究法》一书更是较早罕见独以韩柳文作为整体以研究的论著，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可谓道夫先路。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关键词：林纾；韩柳文；批评

作为译界泰斗的林纾，其古文大家的地位也逐渐为学界所认识与肯定，他的古文理论更是被视为中国古文理论的集大成，其中《韩柳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及《文微》是其最具代表性之作。在这三本论著中，林纾除了理论上的建构与阐述外，最重要的就是立古文经典作为其理论之实证范例，其中韩愈和柳宗元备受林纾推崇，所论甚多，新见倍出。遗憾的是，就笔者目及，学界对此罕有专文论述。

一

马其昶序《韩柳文研究法》曰：

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徧天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世之小夫，有一得，辄秘以自矜，而先生独举其平生辛苦以获有者，倾囷竭廪，唯恐其言之不尽，后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1]

此言道出林纾数十年如一日地沉潜玩味古文，而《史记》《汉书》之外的唐宋大家文究竟何指？林纾《<震川选集>序》曰：“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2]由此可知，唐代大家当指韩愈、柳宗元无疑。林纾一生为“力延古文之一线”不懈努力，而唐代古文大家以韩柳为尊，故林纾对韩柳文尤加重视就不足为奇。张僖就曾在《<畏庐文集>序》说，林纾于1895年赴兴化校阅试卷时，“经月旦夕论文，稍栓其行箧，则所携者，诗礼二疏、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韩柳文集及广雅疏证而已”^[3]。 1913年，林纾辞去京师大学堂教席后，致书姚永概亦云：“古文因文以见道；非能问即谓之知道。盖古文之境地高，言论约；不本于经术，为言弗腴；不出于阅历，其事无厌。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与姚叔节书》）^[3]P16林纾于七十岁时写的《答徐敏书》又再次强调：“……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矣。”^[3]P30对韩柳文的喜爱，林纾可谓是终其一生。

二

韩柳文并举，是林纾最重要的文学观之一。二者并称，唐代已有，如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4]P81自宋迄清，韩柳并举多道于学者之口，但扬韩抑柳之声却不绝于耳，甚至一度占据上风。宋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责柳文于道之不纯，而清代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文派责柳文“义法”之疵，林纾对此加以辩驳：“虽然《全唐文》一部浩如渊海，何以后人不宗燕、许，而宗韩、柳？南北宋中，文家亦人人各有所长，何以后人但称欧、曾、王、苏六家？讵上下数千年，仅有此八家能文耶？正以此八家者有义法，有意境，入手者正，不至迷惑失次耳。”（《论古文虽为艺学然纯正者仍可载道—中央孔教会讲演（甲寅）》）^{[5] P186}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林纾更是着力为柳宗元张皇，为柳文争得与韩文“配飨”之地位，《柳文研究法》开篇即云：

似柳州者，为昌黎配飨之人，虽尊为与韩并，初未有发明其文章之妙者；至方望溪，颇有丑诋之词。……即昌黎之于柳州，《祭文》《庙碑》《墓志》，咸无贬词，当时昌黎目中，亦仅有一柳州，翱、湜辈均以弟子目之，未尝屈居柳州于翱、湜之列。且柳州死于贬所，年仅四十七，凡诸所见，均蛮荒僻处之事物，而能振拔于文坛，独有千古，谓得非人杰哉！”^[1]P57

并且书中反复强调：

        昌黎之文，虽裴度犹引以为怪，矧在余人。千秋知己，惟一柳州。^[1]P107

        西汉之文，柳州平日之所从事也。柳州处唐之中叶，舍昌黎外，莫与抗者。^[1]P107

林纾对传统之抑柳偏见进行反驳，认为韩愈心中唯有一柳宗元，可谓远见卓识。另外，林纾对扬柳抑韩之举亦表示不满，其于《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忌狂谬》批评祝枝山作《罪知录》惟尊柳宗元，然后云：

穆参军修为宋文开山鼻祖，一力宗昌黎、柳州，取径之正，信古之笃，用心之精，实在柳开之上。^[6]P105

可见，林纾并重韩柳。在此基础上，他对韩柳文多有发明，主要表现于几个方面。

激赏二人之善用字造语，此尤见于《韩柳文研究法》。如林纾说“用字造句，固是昌黎长技”^[1]P7，“无语不奇，无句不重，古色斑斓，满纸映发，是昌黎长技”^[1]P35，评韩愈《鳄鱼文》“最有工夫在能两‘况’字”^[1]P54。论柳宗元《零陵复乳穴记》“文无他长，专在用字造句”^[1]P115，《段太尉逸事状》“工夫在用一‘注’字、‘植’字，光色灿然动目”^[1]P81，并说《天问》之“造语之工，亦不易学”^[1]P89，于《说车》一文“须学其用字练字法”^[1]P94。他对柳宗元《梦归赋》喜爱有加，更是从“歘”、“滉瀁”、“鉥”、“儗儗”、“欲”、“喜”、“罾罻”等字词入手，详析柳宗元由极度思乡而梦归，把其入梦、归乡、幻境及梦醒后的神魂未定一一为读者道来，不仅点明字词的妙用，更把其与文章的布局及作者情感的流动联系在一起^[1]P69—70。在《春觉斋论文·用字四法》中还称许韩柳于古文中擅用“拼字法”。可见林纾对韩柳用字之妙独有心得。

赞赏韩柳擅长布置结构，并举韩愈之“五原”、《送齐暭下第序》，柳宗元之亭台山水记、《乞巧文》、《招海贾文》等文为代表。

指明韩柳文师承、新变及对后世之影响。如论师承，林纾看到韩愈《进学解》本于“本于东方《客难》、扬雄《解嘲》”^[1]P7，《平淮西碑》“模范全出《尚书》。……文法彷佛左氏”^[1]P44—45；柳宗元《晋问》“仿枚乘《七发》体”^[1]P89，《与李睦州论服气书》“其文神似《国策》”^[1]P124。论新变，他认为韩愈《送穷文》“盖源本于扬子云《逐贫赋》”，但韩文较扬文文气更厚，“描写穷之真相，亦较扬文为刻深，真神技也”^[1]P53。论影响，他指出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学韩之愈赠序文，但“王得其骨，欧得其神。归震川亦可谓能变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飞行绝迹邪”^[1]P22；柳宗元《守原》之法程，“吕东莱几奉为秘诀，苏东坡、王船山尤甚”^[1]P76。林纾有时甚至于一文之评论中兼用三者，如评《张中丞传后叙》“盖仿史公传后论体，采遗事以补传中所不足也……欧阳公述王铁枪事，殆脱胎于此”^[1]P10。林纾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推源溯流法”精到地运用于韩柳文之批评中，全面超越前人。

推崇韩柳某些文体之成就。一、史传文。林纾谓韩柳皆有史才，“柳州《段太尉逸事状》，与昌黎《张中丞传后叙》，均洋洋有生气，亦皆良史之才也。”^[1]P80并且对柳宗元未能为史官深以为憾。二、墓铭。林纾认为柳州之墓铭文“铭词亦古宕，可以比肩昌黎。……（《故襄阳丞赵君墓志》）文虽怪岸，然以此表来章之孝，而其事复在柳州，安可无子厚为之润色！铭词神似昌黎。有是奇事，自有是奇文也。凡事之愈猥琐者，行文须愈庄重，此《史》《汉》之秘诀，韩、柳可谓得之矣。”^[1]P84—86韩愈墓志一直被视为墓志文体的典范，清人储欣于《唐宋八大家类选》称：“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7]P936清人胡念修《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序》言：“封墓之文……唐贤既兴，首推昌黎。”^{[8] P6235}而对于柳宗元的墓志，学者多有非议，如元人李淦《文章精义》云：“退之墓志，篇篇不同，盖相题而设施也；子厚墓志，千篇一律。”^[8]P1176学界对柳宗元的墓志文至今亦未见多加阐扬，林纾于此却予以表彰，称其可比肩韩愈，尤见卓识。

能够体味韩柳文的文外寄托及牢骚愤懑。林纾认为韩愈的“《说马》及《获麟解》，皆韩子自方之辞也”^[1]P5，柳宗元的“《愚溪之对》，……此托梦神之言，以自方也”^[1]P88。韩愈、柳宗元十分重视文章的宣泄功能，韩愈《宋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9]P982于《送高闲上人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则亦要宣泄出来^[9]P1154。柳宗元也有相同论调，其《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云：“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10]644林纾深谙韩柳文之“不鸣不平”，故多加指明，他说指出韩愈之《伯夷颂》“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托而泄其愤”^[1]P8，《答胡生书》的“文之外象，是一篇愧过之书，其实昌黎身分不曾分毫贬损，仍是一副牢骚肚皮”^[1]P18，《答崔立之书》“本意在作史，仍是欲以文章自见，吐其前此为蒙昧所屈抑之气。通篇无一语不是昌黎本色”^[1]P17，“子厚初志，托二王以进，意亦欲尽忠款于王室耳。二王既败，悔愤交迫，往往取古人之怀忠贬死者，用以自方，因之多骚怨文字”^[1]P100；并说韩柳的“《王承福》、《宋清》、《毛颖》之类是文人为人作家传，及寄记讽刺，谐谑游戏”^[6]P58。可见林纾于知人论世之批评方面运用得极为娴熟。

对韩柳文能“以小题目为大文字”、枯窘题而能翻腾出新的艺术创造力推崇备至。林纾说韩愈之文“遇平易之题，偏生出无数丘壑，随步换形，引人入胜，又往往使人不测”^[1]P35—36，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空衍无可着笔”但却“灿烂作珠光照人，真令人莫测”^[1]P50。赞柳宗元《乞巧文》是“以小题目为大文字，造语横空盘硬，不下昌黎”^[1]P96，《小石潭记》“一小小题目，至于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1]P120。《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虽“枯窘题，能展拓如是，非大家莫能跂也”^[1]P114。韩柳文章的写作对象多本无可纪，但却能翻出新格局，也正由于二人艺术技巧及创作力之高，他们才能于人们易于作出平庸文之处，显出大家气魄。如林纾谓韩愈之《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若入庸手，便成一泥水匠之账簿矣。故古于文者，往往因难见巧，转俗为雅”^[1]P41，《刘统军碑》“惟昌黎蓄有劲气，故能如此，庸手实不易学”^[1]P43。

道出韩柳文创作的一些规律。此可使读者抓住文章关键，悟出为文之法。如指出“昌黎集中铭志最多，而赠送序次之。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然匪有同者” ^[1]P23，“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1]P120，“柳州《监祭使壁记》……柳州记不惟此一篇，然以下格式，及文之义法。多不能出此范围”^[1]P112。这种对文章规律性的总结，相比其他一般的点评之语，更能显出评论者的赏析能力及理论高度。

三

推扬韩柳文共有之擅场外，林纾还能辨出各自文章所长，且多二人的比较。

如文体方面，林纾各有所重。

于韩愈方面，林纾一重其赠序文，认为“赠送序，是昌黎绝技”^[1]P22，“韩集赠序，美不胜收”^[6]P68，“赠序一门，昌黎极其变化，柳州不能逮也。集中赠送序，亦不及昌黎之多”^[1]P109，“柳州集中，有‘序隐遁道儒释’一门，制词命意，固有工者，然终不如昌黎之变化”^[1]P111，并举《送孟东野序》、《送许郢州序》、《送齐暭下第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廖道士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高闲上人序》、《送杨少尹巨源序》、《送李正字序》等千古名作加以论说，点出各文之妙处。二重碑志体，林纾“窃以为汉文肃，唐文赡，元文蔓，而昌黎之碑记文字，又当别论，不能就唐文中绳尺求之”^[6]P56，认为韩愈墓志在唐代独具特色。除此之外，对一些经典之文，林纾亦不吝赞赏之词，如认为《毛颖传》乃“千古奇文”、“开古来未开之境界”^[1]P53，《论佛骨》一表“为天下之至文，直臣之正气” ^[1]P55。

于柳宗元，林纾一重其骚体文，其《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一》云：“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时心血，始有是至言。贾谊、刘向作《惜誓》、《九叹》，皆有所感，故声悲而韵亦长。东方、严忌诸人习而步之，弥不及矣。后人引吭佯悲，极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祟》、《惩咎》、《闵生》、《梦归》、《囚山》诸赋，则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斩曲几》、《憎王孙》，则又与《卜居》、《渔父》同工而异曲。惟屈原之忠愤，故发声满乎天地；惟柳州之自叹失身，故追怀哀咎，不可自己：而各成为至文，即刘勰所谓真也，实也。不实不真，佳文又胡从出哉？”^[6]P49在《韩柳文研究法》中亦说：“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1]P64—65认为柳宗元深得骚体文之精髓。二重其山水游记及亭台记。林纾曾于《文微·明体》中说“游记有二体，一为柳州之写山状水，一为庐陵之凭古吊今”^{[8] P6533}，“子厚记山水，色古响亮，为千古独步”^[8]P6551，他在《韩柳文研究法》更是称赞柳宗元游记：“癯然以清，则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昌黎偶记山水，亦不能与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长，昌黎于此，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1]P58—59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于文体之典范地位。另外，还赞“柳州之记池亭，其精妙处，不减于记山水也。”^[1]P111三重其论辩文，林纾曾云：“柳州聪明，读古书，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论》、《问守原议》、《剪桐封弟辩》，皆明澈醒人眼，造语极古，而析理又极明达，不着一闲话，于此见用意之精。”^[1]P75“《封建》一论，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今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1]P71

创作方面，林纾亦能辨析韩柳各自之长技。

学者多赞韩愈行文气势充沛，但林纾认为韩文之气势能收放自如，有雄健之气但又重含蓄，并非一泻而下。林纾于《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气势》中专有论述：‘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称昌黎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鳖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谓气势，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敛气而蓄势者矣。’”^[6]P76—77在《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忌直率》亦云：“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谓气盖一世，然昌黎之气直也，而用心则曲，关键埋伏处尤曲，即所谓‘势壮而能息’者。能息亦由会养。马之千里者，初上道时，与凡马无异，一涉长途，而凡马汗渍脉僨，神骏则行所无事。何者？气壮而调良，娴于步伐耳。”^[6]P89在《文微·唐宋元明清文评第八》又云：“昌黎文，行气妙能蓄缩”^{[8]P 6533}故林纾欣赏《原道》之“反复伸明，必大畅其所蓄而后止”^[1]P3，《答胡生书》“笔力备极伸缩，力量最大，奇巧百出”^[1]P18。。基于此，林纾甚至有些不满柳宗元之作，他批评柳宗元之“《宋清传》、《郭橐驼传》、《梓人传》，均发露无余。……文固痛快淋漓，惜发露无余，不如《蝜蝂》一传之含蓄”^[1]P95，《骂尸虫文》“泄露无味”^[1]P98，《捕蛇者说》“发露无遗，读之转无意矣”^[6]P61。对于昌黎此技，林纾可谓是推崇备至，在其著作中反复举例阐扬。

林纾指出柳宗元由于精于小学而擅长精细刻画，描摹物态亦能穷形尽相，独步千古。故《乞巧文》“言巧宦抱虚求进之工夫，描写精透已极”^[1]P97，《憎王孙文》“幽渺峭厉，能曲状小物，皆尽其致” ^[1]P98，《鞭贾》“偏于仄题中，能曲绘物状，匪一不肖，不惟笔妙，亦体物工也” ^[1]P105，《序饮》“短质悍劲，语语入古。且曲状情事，匪微弗肖。……子厚则穷形尽相，必绘出物状，以尽其所能”^[1]P110，《钴鉧潭记》“惟曲写潭状，煞费无数力量，非柳州不复能道”^{[1]P118—119}。

四

林纾对韩柳文的批评还散见于《中学国文选本》、《<古文辞类纂>选本》，《林氏选评名家文集》等众多古文选本，并不局限于《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及《文微》这三部理论著作。之所以选择以后三书作为讨论中心，是因为他们是林纾古文理论的代表与总结，其中以具体论析方式出现的韩柳文批评，因其作为理论之支撑，故又带有高于一般评点的理论色彩，具有某些规律性意义，所以可视为林纾韩柳文批评之代表。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民国时期，林纾为唐宋古文派之“宗盟”^{[10 P137}，而唐宋古文肇自韩柳，故林纾重视韩柳文，颇有正源流、立典范之意。这亦是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所做的努力^{[11] P196—202}。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林纾的韩柳文批评在韩柳文的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论韩柳文的涉及面之广、条目之多、论析之精，罕有学者匹及。其《韩柳文研究法》更是较早的罕见独以韩柳文作为整体关照加以研究的论著，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独具手眼、道夫先路，关于此，笔者另有专文阐发，兹不赘述。

注释：

[1]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版。

[2] 林纾：《震川集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3] 林纾：《林琴南文集•畏庐文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4]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5] 钱谷融主编：《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9年版。

[6] 范先渊点校：《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7]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8]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

[12] 张俊才：《林纾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