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
郭新庆:怨愤凝华的寓言小品 《柳宗元研究》第十八期 加入时间：2015/2/2 8:57:00 admin 点击：2042 |
论柳宗元美学思想（二）
怨愤凝华的寓言小品
郭新庆
和山水游记一样，中国寓言也是柳宗元创立的。人生是很奇特的事情，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往往是反着的，致使人生的命运有时也是扭曲的。故而许多名垂青史的人都是在逆境中成就的。左丘失明，邃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里的脚，古时指小腿。膑脚是把膝盖骨去掉，人就不能走路了。司马迁是在遭腐刑后，才写有《史记》的。腐刑是把男人生殖器破坏了，这在古时是一种极刑。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最残酷﹑最无人道的刑法。与柳宗元一样，战国时的屈原因被放逐了，才有华章《楚辞》传世。柳宗元一生遭贬，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可恶境生美，痛苦里铸就了柳宗元的人生辉煌。他在永州写的寓言小品和他的山水游记一样都是光耀千古的文章经典，也是后世没人能够企及的。可历来的中国文学史都对柳宗元的寓言说的比较简单，缺少对其内在特质的开掘。为此，我在这里从美学的角度做些解析，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人世间的事不是都能直言的，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小对大；对权势，对恶人﹑恶俗，以至亲朋﹑至爱﹑师长﹑上级等等，许多场合不能直言，直言遭忌，直言惹祸，就是对挚友﹑善人有时也如此。为此会有旁敲侧击，指桑说槐，转弯抹角，借古讽今，以他物说人事的。于是也就有了寓言这种东西。从古汉语解意看，所谓寓言，是指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交替，思想活跃，坏礼伤俗之风渐起，用寓言说事盛行。那时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流传下来，《庄子》最具代表性。《史记•庄子传》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释文》对此解注说：“寓，寄（托）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从这里看，寓言最早是借用托他人之言向人说理的，与后来讽喻时弊的文学不尽相同。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往往也用浅近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解经和说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司马迁的话说：《庄子》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hé开合），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比不上它）也。”翻看《庄子》一书，确实很热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游历滋蔓，口納百川。庄子推崇老子，谈玄说虚，“剽剥（攻击）儒（孔子）墨（子），虽当世宿学（饱学之士），不能自解也”。当时人不看重个人著书，往往一家一派合集一书。《庄子》书里，真正他本人的东西不多，多为师徒相继，代有增益（增加）。《庄子》寓言大多为只言片语，少见篇章之作。后人把这些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用委婉话劝说）故事称之为寓言。我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应自柳宗元始，此后再也没见有人写出如此精妙的寓言故事来。柳宗元写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大多又都是有实事指向的。其用语之精美，语言之犀利，似匕首，是刺枪，直刺时弊，直叉恶人﹑恶势力心窝。柳宗元写的寓言和他一惯为文简约一样，短小精悍，惜字如金。短短一二百字，假物为说，寓意深邃。他用冷讽热嘲﹑戏笑讽喻和劝诫等手段，把想要说的道理和训诫寄寓其中，说理入木三分。柳宗元的寓言，绵里藏针，柔中透刚，让人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之感。柳宗元寓言故事里塑造形象惟妙惟肖，有麋（鹿）﹑驴﹑鼠﹑虫﹑犬﹑虎﹑熊﹑人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他的寓言小品，针砭时事，柔婉而又尖锐。警世之语，让人震惊，沉思。他用寓言小品这种文学手段，把看似质若白水的生活场景写得让人看后涕泪皆飞，忍俊不禁。可静下来，又会有一种巨石坠水的震撼。这是更高层次的警世之作，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虚伪扒光了展示出来给人看，让虚伪者无地之容，让人在笑声中很容易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又在流泪笑过后受到启迪和教育。
《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由三篇短文组成。柳宗元借糜﹑驴﹑鼠三种动物的悲剧，讽刺那些色厉内荏﹑仗势逞威的人。千百年来，广为传布，几于无人不晓。《临江之糜》写“糜不知彼（指犬）”，依仗主人之势混迹其间，后被外犬杀食。“糜至死不悟”。《黔之驴》写驴貌似“庞然大物”，无异能，对老虎怒而蹄之，技止（黔驴技穷），被老虎吃掉了。《永某氏之鼠》写仓廪（lǐn粮仓）之鼠，持宠骄横恣肆，以为终世饱食无忧。后来主人换了，尽遭捕杀。柳宗元在《三戒》序里说：他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己能，“乘物以逞”，依仗势力与人交往，“出技以怒强”，为所欲为，终要招祸患。为此作《三戒》。柳宗元厌恶不学无术的门阀子弟，《三戒》也是讽刺这些人的。清人孙琮说：“读此文，真如鸡人早唱，晨钟夜警，唤醒无数梦梦（昏乱）。”
《罴说》与《黔之驴》相近，写“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他利用“鹿畏貙（chū兽名），貙畏虎，虎畏罴（熊）”，吹不同声音驱兽。最后罴至时，因无音可吹，被罴撕碎吃掉了。柳宗元嘲讽说：“今夫不善内而持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以此训诫那些没有真本领，靠投机取巧混日子的人。
柳宗元在永州作《蝜蝂传》，通篇仅一百六十七字，小文章。文中寓言故事里说到一种叫蝜蝂的小虫，《尔雅》称负蝂，自然界里为何物不得而知。“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áng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由于负重过多，被压倒爬不起来。“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写寓言都是为了言时事的。《柳集》注说：多藏必厚亡，财多必害己，古人所叹。蝜蝂遇物，愈贪而不已，然无所用，故受祸而莫救。又说：公之所言，盖指当时用事贪取滋甚者。章士钊经考证认为，柳宗元作《蝜蝂传》、《哀溺文》等是暗中对当政者王涯有所指摘，以史实和柳文相证，大抵去事实不远。王涯是柳宗元早年好友，永贞革新时与宦官一起谋立太子，政治上与柳宗元相左，其性情文字也迥异。王涯贪权嗜禄，柳宗元尤为不喜，自此再不见两人有交往。王涯任宰相时，聚货财，敛书画，当时无人不知。两《唐书》记栽说：王涯居永宁里，住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故第，藏有财宝“巨万”，“别墅有佳木流泉”。“涯宅书数万卷”，与当时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秘书省的藏书一样多。王涯敛书画到了疯狂的地步，凡前代书法名画，他都想尽办法弄到手，他在家里砌厚墙，凿洞把财宝书画藏进双层夹壁墙里。柳宗元死后十六年，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甘露之变被杀抄家时，珠宝字画昼夜取之不尽。当时哄抢的人群，砸破藏书画的墙壁，剔取装书画匣套上的金宝和书画的玉轴后，把书法名画都弃之毁坏了。当时王涯兼江南榷茶使，百姓恨之入骨，临腰斩时，争投瓦砾如雨。这些贪得无厌极尽私利的人，到死之日，一切荡尽。王涯这些人的下场柳宗元早就预料到。他在《蝜蝂传》借小虫蝜蝂警示那些贪婪敛财的脏官，告诫他们，如果“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早晚会象蝜蝂小虫一样跌地不起的。如还不知悔悟，“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贪取更甚，这就离坠地死亡不远了。蝜蝂小虫善负是一种天性，可人是有智商的，如果象蝜蝂小虫一样，“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其实人一旦贪婪成性，其智商和蝜蝂小虫没什么两样。柳宗元为他们感到悲哀。
《哀溺文》与《蝜蝂传》类似，说一善游者，中流“船破”时，因不舍弃缠在腰间的千钱，溺水而亡。柳宗元“哀之”作此文，以此来警诫那些“有大货之溺大氓者”。这里说的“大氓者”，当指朝中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前既没（淹死）而后不知惩（警诫）”，为贪图钱财，“以死自绕（环绕）”，说这些人为图财一直这么冒死环绕重复着。柳宗元这篇富有寓意的讽刺小赋，骚声古韵，肃穆里透着辛辣的讥讽，以小喻大，以时事寓朝政。表面巧无声色，内里如浅（jiān）流暗涌，象针铓一样刺向时弊和“大氓者”。
柳宗元《鞭贾》写于永州，是篇杂说，近似寓言，又象小品文一样，细读起来很耐人寻味。鞭贾是在市场上卖鞭子的商人。这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奸商。当有人问价时，本来五十钱的鞭子，必定要说五万。有人还价五十，他假装笑弯了腰；出价五百，又显得有点愤怒；出价五千，他就十分愤怒；一定要出价五万才答应。有一富家子弟，花五万买了鞭子，拿来向作者夸耀。仔细看去，鞭梢蜷曲不舒展；鞭柄歪斜不正；鞭缨甩起来也不随合；看鞭节,腐朽斑斑没纹理，用指甲一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举在手上，轻的象没拿东西一样。富家子弟说他喜欢鞭商说的发黄而有光泽的鞭竿，可让人用热水浇在上面，一下就变的干枯，现出苍白的样子。原来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打出来的。三年后，富家子弟在郊外和人赛马，用力抽甩鞭子时，一下断了五六节，自己也坠地受伤。再看那折断的鞭子，里面空空的，质地就象粪土一样朽烂不堪，简直一无所取。现今社会,追求“名牌”、虚荣，斗富、讲面子的人，常常也会花大价钱，去卖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炫耀，不但乐此不疲，还会象柳宗元说的那个买鞭人一样，执迷不悟。鞭商是用诈骗来谋利的，而买鞭者却只图其华丽外表的虚荣。如此简单的骗术竞让买鞭者痴迷不悟，看似笑话，其实会让人一笑后醒悟深刻的生活哲理。我们常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其实人类自身弱点所展示出的这些愚昧和可悲，总会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地上演着，只不过当事人浑然不觉罢了。柳宗元说鞭贾这件事，其实是为了讽喻时政。他说：“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这明显是在说那些伪装外表，粉饰言词，靠投机伎俩，获取高官厚禄的人；也直接触及了最高统治者皇帝。
元和初年，韩愈作《毛颖传》，遭人讥笑，非议蜂起。《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持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繆（pī miù错误）者。”韩愈弟子张籍有《致韩愈书》，责他好戏谑。就连赏识韩愈的裴度也作《寄李翱书》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chái同辈，同类）类云：恃（shì依赖；倚仗）其绝足（自喻千里马），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尓。”这里说的“制”，应是一种准则，含有节制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是说不过不及，保持适中的意思。古人为文，讲究文雅，不偏不倚，符合礼制。古文运动是对魏晋传到唐代时俗的一种反叛，韩愈不居守俗规，创新文学样式，作《毛颖传》，以寓意和戏谑言辞取笑时弊。此事贬在永州的柳宗元时有耳闻，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从省父经永州的内弟杨诲之那看到了《毛颖传》。他后来在《与杨诲之书》提起这件事说：“足下所持韩生（韩愈）《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当时人“为文多拘对偶”，官场为文也用骈体；韩愈《毛颖传》用寓言写传奇文，借给毛颖（毛笔）立传为名，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讥讽最高统治者和权臣；因不便直言，只好戏谑为之。柳宗元“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文张目。柳文说：读《毛颖传》，“若捕龙蛇，博虎豹”，与之搏斗，不敢有半点疏乎大意。真是不同寻常的好文章。而时俗文人，模仿抄窃，东拼西凑些没内容、没品味的东西，他们讥笑《毛颖传》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柳宗元说，自古圣人就不罪（嫌弃）俳（pái）。“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原本是古时艺人取悦人的东西，引之为文，自此后把游戏取笑的诗文称之为俳体。柳宗元认为，讥笑戏谑为文是数祖忘典，他举《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赞美开玩笑让人舒畅、快乐）和《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证之，说这些都是“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还列举事例，讲述“有所拘（拘束）”﹑“有所纵”的道理，借之来肯定戏谑的作用。他还用不同美食适宜不同口味，说明文章的多样性。柳宗元在收尾说：韩愈《毛颖传》是“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吴文治评语：“真一言九鼎之文。”这在当时有划时代意义，它冲抵时弊，开创了为文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柳宗元从别样的美学视角看人生，他创造美文寓言小品讽喻时弊，把讽刺才能和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柳宗元的文章像悬在恶势力和时弊头上的刺枪和匕首，让被讽刺的人如刺在喉，如芒在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虽被人恶心了，却又不能说出来。因为寓言设喻是虚的，文章里的动物和人都是泛指的，一切恶的﹑丑的都可以在这里对号入座，但又不能直说是指谁。可文章要说的事却是现实实际存在的，是可以具象的。所以才让被讽喻的人感到不安。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这不但影响了人的行为举止，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寓言借物说事﹑设喻说理，这与中国写意的山水画一样，把要表达的意思深藏在景物的后面。藏之越深，意味越浓，设喻越妙，说理越辟。柳宗元是疾恶如仇的人，他对恶人﹑恶势力痛恨入骨，对恶俗﹑陋习厌恶至极。可他是一个贬吏，许多事情是不能直说的，因而他创造了寓言小品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把他想表达的情感发泄了出来。柳宗元是语言高手，他把寓言的讽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柳宗元又是写骚赋的高手，他在寓言里融进了辞赋的元素，使文章增添了声响和色彩，其讽刺文学的光彩更加耀人。
在永州，柳宗元写了不少借寓言来抒发沉冤情感的东西，大都用骚赋为之，是情色并茂的华章。骚赋善抒情，以骚赋为文，多声色文彩。其色养目，其声悦心，其文真挚而朴茂，能使人读而得味。当世没有第二人能象柳宗元那样操骚赋来发声。明代宋濂作《渊颖先生碑》说：“古之赋学专尚音，必使宫商（指乐律）相宣（相得益彰），徵羽（指五音）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
《瓶赋》乃闲来之笔，是柳宗元一时性起，顺扬雄《酒箴》之意书就的。《酒箴》仅百字，一小赋，是扬雄“一时以文为戏”，拿去给汉成帝看的，有讽谏之嫌。文里没有评说，只是平实的把盛水的瓶子和盛酒的皮囊（鴟chī夷）摆出来给人看。水瓶“处高临深，动常近危”，一旦破碎，“身提黄泉，骨肉为泥” ；而鴟夷善变，“尽日盛酒”，“常为国器”，“出入两宫”。扬雄认为水瓶“不如鴟夷”。清人汪瑔《旅谭》说：《酒箴》是扬雄为文最好的，其文“妙造自然”。可能眼拙不见其妙，但世间名盖其实的事也不少啊！柳宗元反其意作《瓶赋》，说鴟夷蒙人眼目，“谄诱吉士”；“视白成黑，颠倒妍媸（yán chī美丑）” ；“败众亡国，流连不归（不知悔悟）”。而水瓶效法淡泊，“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普惠众生。就是“綆（gěng汲水用的绳子）绝身破”，“复于泥土”，也无怨无悔。这里“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柳宗元“宁为瓶之洁以病己（为难自己），无为鴟夷之旨以愚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读书人处世为人的准则，没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而柳宗元做到了。
《牛赋》也是柳宗元自喻之作，其意与《骂尸虫文》相近。文中“利满天下”和“常在草野”，明显是寓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等人。章士钊说：“子厚为文，善于持喻，然其妙处，在分寸不溢，一出口即如人意之所欲言。”这也正是柳宗元寓言为文的绝妙之处。柳宗元鄙视宦官和奸人，把他们比作“当道长鸣”的“瘦驴”、“劣马”，这些人“不耕不驾”，只因“善识门户”，“曲意随势”，而得势妄为。而柳宗元等人“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谪龙说》用语平实，“文字浅显易读”，白话一样的叙说，处处透着对贵少调戏遭贬人间龙女的愤怒，柳宗元厉声责斥他们：“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清人陈少章读后说：“此文子厚谪官后作，盖时有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处贬境，遭人非议，这对柳宗元早已习以为常。柳宗元为人很拗，至死都不愿与“非其类”的人同流合污。他幻想有一天能“化为白龙，徊翔登天”，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神奇瑰丽的神话色彩，飘然若仙的浪漫幻想，让柳文增加了亮色，也慰藉了那颗受伤害的心灵。
柳宗元寓言的韵味用“绕梁三日”这一成语来表述再恰当不过了。其实，古人的时尚并不比今人逊色。“绕梁三日”这一成语，是传说二三千年前，韩国民女韩娥为赚路费钱自己开演唱会的事。《列子•汤问》说：韩娥歌声婉转动听，听她唱歌的人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了这件事。韩娥唱歌会绕梁三日，而柳宗元的寓言更能传世千载，这远胜韩娥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