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柳宗元大中之道

郭新庆

研究古代人物，尤其是古人思想，追本溯源是起码的基本功课，这也是老学界人强调的做学问要注重历史的观点。因为只有把人物及思想放到历史里去比对，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为此就得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和汗水，这也是对研究者眼力和胆识的考验。柳宗元是唐代的大儒，他一生追寻大中之道，这是他思想和为人的精髓，可一直以来没见有人对此做过更详尽的解读。为此，我试着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性的工作，以期引起柳学界同仁的关注。

儒道的渊源

所谓儒道，就是孔子之道。因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传承人，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后渐孔孟并称。宋时称孟子为亚圣，为此又有孔孟之道的说法。孔子是春秋时人，出身贵族。那时周王朝已现危象，礼崩乐坏，王权旁落。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回复周王朝往日的天下。而历史大势不是人为可以扭转的，按柳宗元“势”说的理论，孔子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孔子长期聚徒讲学，有弟子三千。孔子死后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儒家学派。儒字的本义是指性情温和的人，读书人大多性情温和，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读书人称为儒者。唐朝时就是这样称呼读书人的。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描述段太尉说：“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刘禹锡《陋室铭》诗：“谈笑有鸿（大）儒，往来无白丁。”孟子是战国时人，据孔子有一个多世纪。战国时，群雄争霸，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不同的方向、旨趣），指意不同”，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著书立说，自成一家。儒家战国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后世独尊儒学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此后儒家成了孔孟一派的专称。汉武帝时，有个叫董仲舒的儒者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朝廷采纳了。董仲舒以后，儒学成了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甚至成了法律。儒学被尊为圣经，一时间注释圣经，整理编撰典籍风行。董仲舒信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西汉末又出现谶纬之学（预测吉凶、神学迷信之说），这些东西附会到儒学里，孔子变成了神人，儒学圣经变成了天书。汉代其实并没有形成儒学独尊的天下。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曾聚数千有学问的能人，探讨学术方术，寻求治国良方。刘安让门人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流露出与汉武帝思想不一样的内容。儒学直到唐代也没形成独尊的局面。唐代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皇帝亲自让三教在金銮殿辩论，并下诏给他们排座次，而儒学也不是排在前面享受尊位的。直到宋代，尤其是朱熹以后，儒学才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儒家说的圣贤，都是纯理想化的完美之人。人之始祖，尧、舜、禹先圣，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贴近大自然生活，没有后来帝王天命论光环背后那些权术和诡诈，所以传留给后人的形象都是可爱亲民的。尧是传说中古帝陶唐氏的号，也称唐尧。舜称虞舜。古史说他们都是圣明之君，其实不过是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长罢了。《尚书》第一篇《尧典》记载了他们的一些事。据史家分析，说大概是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写的，后经春秋战国时儒家补订，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礼记•中庸》说：孔丘“祖述（师法前人）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把尧舜说成圣人的楷模。《孟子•藤文公上》说：“言必称尧舜”，这是后来称颂帝王的套语。如何看待圣贤，柳宗元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柳集》里有多篇说到这些事的文章。《舜禹之事》是说尧舜禹禅让的事。文中说的禅让是儒家的说法，其中的许多事由根本无法印证。禹代替舜，以至前此舜代替尧，不过都是远古部落推举制选头领时顺势使然。远古部落的推举制主要考虑的是部落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儒家说这是处于公心，为之把所谓的“禅让”说成是“官天下”。对此，春秋战国时已有不同的争论。《韩非子·显学》说：“胡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说尧舜之道是没有的事，儒家一定要说有，不是愚昧无知，就是说谎话骗人。《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尧这样做大概也是处于上述那样的考虑。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禅让并非像儒家说的那么温馨。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阻止尧儿子丹朱与尧相见之说。据此推之，远古人禅让受天下，不只是舜的意愿，应是民心所归。自夏以后，人类进入统治阶级社会，变成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在表面仁义道德背后充满了诡诈的血腥气，弑君弑父，兄弟相残，屡见不鲜。以唐朝为例，唐太宗就是杀兄逼父得位的。肃宗也是借安史之乱逼父自立的。据史料说，玄宗见儿子在灵武即位，不得已称上皇，而回宫后就被宦官李辅国劫持幽禁失去了自由。柳宗元时的宪宗是伙同宦官和藩镇弑父篡位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家天下”。柳宗元《舜禹之事》以曹魏代汉为例，详细对尧、舜、禹“禅让”之事做了论说。“魏公子丕，由其父（曹操）得汉禅。”曹丕在南郊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走下禅坛，曹丕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但后世儒家从正统论出发，说这是曹魏篡汉，讥笑曹丕不懂舜禹之事。可柳宗元不这样认为，他说曹丕这样说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禅让”必须“系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曹丕知道这一道理，所以他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柳宗元认为那些讥笑曹丕的人才不懂得这个道理。柳宗元说：“凡易姓授位（指改朝换代），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前一朝代被人忘记，后一朝代被人记住。这就是“系于民”的道理。如不是这样，仅凭尧的圣明，一日得舜就能把天下让给他吗？舜随侍尧二十八年，做了大量的实事，“使天下咸（全，都）得其用”。舜是凭实绩和威望得到“禅让”的。“受天下非舜意也，民心所归。”“舜之与禹也亦然。禹旁（遍）行天下，功系于人者多。”以此得到舜的“禅让”。汉末，宦官作乱，军阀横行，民生涂炭。曹氏父子排除祸患，消灭了蕫卓、袁绍、袁术等军阀，统一了北方，使自己强大了起来。曹家“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人心不思念汉朝）。”曹丕继承曹操的地位并得汉献帝禅让。柳宗元认为；“天下得之以为晚。”曹操死时，留有《遗令》给子孙，谆谆百言，细至家物小事，婢妾处置，都嘱托详尽，而独“无语说及禅代之事”。柳宗元挚友吕温读《三国志》说破此事。天下之事，势所使然。禅让大事，系之于民。儿孙能否代之，不是一纸《遗令》能决定的。曹操人称“一代枭雄”，他善用兵，又长于文学，诗写得气魄沉雄，慷慨悲壮。曹操是个大智者，他深知舜禹禅让之事的道理。“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曹魏代汉，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吕温作《诸葛武侯庙记》为武侯设告天下之辞说；“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百姓），曹氏利女（汝）乎，吾事之。”又说；“夫民无归，德以为归，抚（抚慰，安抚）则思，虐（欺压，残害）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要让百姓归顺，唯有利民抚民。吕温这里说的德与柳宗元讲的道相同。民与曹氏，思而不能忘，曹氏才得天下。柳宗元人心不思汉说，和正统论相对，这在历史上少有人能如此说。柳宗元朴素的历史观和民本思想为他一生追寻的大中之道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石。

柳宗元从《春秋》里都看到了些什么？

儒家认为，《春秋》是借叙史，宣扬政治主张，讲礼义纲纪，效法先王，举道德，明善恶，通过人事褒贬来张扬《春秋》大义。到唐时，儒学已失传千余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又致使儒学和先秦典籍亡散殆尽；汉时虽有大量儒者撰述的经典，可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到柳宗元时，佛道盛行，迷信和谶纬之说泛滥，儒学越加不显。中唐时，藩镇作乱，宦官干政，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有志的儒者苦寻儒学的真谛。韩愈排佛，为了与佛教争斗，他效法佛教创建了道统说。儒家所说的道统是指由尧舜禹而至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统系。韩愈以孔孟传承人自居，他在《原道》篇说：“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 （朱熹）朱自清说：韩愈指示了道统，给宋代以后的儒家“开了先锋”，但“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韩愈“重要的贡献”，是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我们把韩愈的思想抖搂出来看一下，其核心只有两点：一是道统说，一是排佛，这是他一生扬名立世的命根子。韩愈的道统说讲天命﹑等级，除此没有别的新东西。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蒙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以至成了人不敢触碰，不能逆声的膜拜物。统治者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用神权震慑来吓唬老百姓。韩愈讲道统就是要沿用这些东西，来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信迷信天命，也是寻道统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人事，焉能事鬼。”(《先进》)这不是说他不信鬼神，而是他说不清楚。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为智矣。”（《雍也》）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这是说，祭你不该祭的非本宗族的鬼，是谄媚。孔子实际上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认为，天神主宰着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及万物的生死。孔子信天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把人的主张能否实现，都归于命。进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韩愈信孔子这一套，在为史官时，不敢照实写史，说“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为此受到柳宗元的严厉批驳。韩愈排佛，也只是沿用前人都说过的佛教危及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的理由，如明代茅坤所说：韩愈并不明“佛氏之学”，“无一字论佛宗旨”。韩愈“独尊儒术”，排佛道杨墨等一切他说，思想面很窄，其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由于韩愈并未深究佛理从思想深度去论佛，以至后来也走向一般士大夫用佛道慰藉心灵求仙食丹的老路。韩愈的学生李翱有“不心动”的修养之说，这明显是佛教的东西，背后拖着禅宗“无念为宗”的影子。说到底，韩愈的思想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大多都是学说别人的东西。韩愈没有柳宗元那样深厚的学术功底，韩愈对儒家经典也不甚精通，苏轼批评他说：“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说：“韩愈虽自言重道轻文，而结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课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也主此说，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人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有道统虚名而已。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朱自清《经典常谈》）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

柳宗元是大智者，大儒者。细读其传世的《柳集》，其思想渊源深厚，他在古典经传上的功底少见有人可和他相比的。柳州奥古，动罹摈落，这是请代田山畺（jiāng）评说唐宋八大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采众家之长以寓其理。这是柳宗元独特的人生经历所铸就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柳宗元始终以叛逆者的形象面世，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柳宗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其慧眼所到之处，直刺时弊，散发出惊世耀眼的光彩。翻开《柳集》，随处都能扑捉到他忘我追寻的身影。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书都损毁了。《汉书•刘歆传》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久远），仲尼（孔子）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天下唯有易卜（算命打卦一类），未有它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好多是汉以后编撰整理的。古时书籍经典，多要靠人手书传流。历经时事变迁，许多都亡佚了。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因大多是借貂絮裘，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而后人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唐王朝自称是老子后人，推崇道教。《新唐书•艺文志》有注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天子诏书尊奉，士人学子无不风靡。而柳宗元却反其势，作《辩列子》﹑《辩文子》﹑《辩亢仓子》和《辩鶡冠子》进行议辩，说它们都是后人伪托和窜乱附益之作。《辩列子》开篇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言郑国，皆曰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以此观之，柳宗元当时看到的《列子》应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的本子，今本《列子》可能是晋人作品。刘向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而这在孔子之前有好几百年，《列子》说的子产﹑邓析，则大致与孔子同时，前人说后人的事，时间上显然抵啎不合。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因采众家之言，《列子》语温纯，尤质厚。《列子》有些小故事，寓言中有深意，如《汤问篇•愚公移山》。为此，柳宗元称道说：“虽不概于（不关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dài及，到）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所谓“遁世无闷”，是说甘心隐居而不感到苦闷，言行不被世人称许也不烦脑，这与柳宗元的心境相合。柳宗元最后告诫读书人说：“古之多异术（怪异的学问）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本名辛姸，字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文子》九篇，为汉人依托之作。其书杂取儒﹑墨﹑名﹑法诸家语，以解《道德经》。柳宗元在《辩文子》称其为“驳（杂乱）书”。说：“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指高处貌）而出其类。其意绪（思想脉络）文辞，叉牙（（参差交错）相抵而不合。”《亢桑子》也称《亢仓子》。亢仓子，《庄子》里的寓言人物，其书久已散失。唐时襄阳处士（没做官的读书人）王士元，杂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编成《亢仓子》，献给朝廷。柳宗元作《辩亢仓子》说是伪书。鶡（hé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冠子是春秋时的楚人，他隐居深山，以鶡羽为冠，故自谓其号。《鶡冠子》叙说《道德经》，兼杂刑名阴阳之说。汉代贾谊作《鵩（fú猫头鹰）鸟赋》，其辞嘉美，“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柳宗元）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韩愈有《读鶡冠子》文，可识不及柳。柳宗元读书考据经典真伪，绝不盲从，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见疑多问，举一反三，是古来读书之道。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些别人未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唐代之前，儒者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这已是定说，可柳宗元以为“未然”（不一定是这样），于是作《论语辩二篇》非之。曾参是孔子最小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参之死，《论语》有记载，这离孔子在世已经很远了，此时孔子其他弟子根本没有活着的。古时记载弟子时，一定要写他们的“字”，而《论语》“独曾子﹑有子不然”。曾子字子舆，有子字子有，《论语》唯他两人不是以字相称，为此，柳宗元判定：“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说《论语》是曾子弟子所为。篇尾进一步论定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最终）成其书者，曾子之徒也。”柳宗元在下篇，载《尚书》文数段，辩《论语》大意，说“孔子常常讽道之辞”。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者。”鬼谷子，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因其隐居在颖川阳城的鬼谷，自号鬼谷先生，世称鬼谷子。《史记•苏秦传》索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看来汉代就对鬼谷是否有其人存疑。柳宗元《辩鬼谷子》说：“《鬼谷子》后出，而险戾（lì邪恶乖章）峭薄（刻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为之慨叹道：“呜呼，其为好术（耍权术）也过（分）矣！”看来柳宗元并不欣赏鬼谷子其人。《辩晏子春秋》是儒墨之辩，凭柳宗元的学识，隐者尽现，明察秋毫。晏子，春秋齐国大夫，本名晏婴。《史记》有传，《汉书》称其人，列于儒家。而汉代刘向和后来都有人把晏子归于墨家。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齐人者所作。他说：“墨好俭（节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这是说，墨子之徒想靠编写《晏子春秋》来提高和增加墨家的影响。柳宗元进而说：“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这是判定晏子不是墨者，而是撰写此书的信奉墨家学说，故意把把晏子归于墨家。没有对儒墨洞若观火的功底怎敢出此狂言。究本索源，剖析宋代以后沿袭的抑柳之说，都是旧传统的偏见，不但站不住脚，也不堪细究。剥去这些薄雾，柳文透出的光彩更加耀人。

柳宗元遭贬，居荒蛮之地，冷眼看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洞若观火。永州十年，他仰天俯地，思今抚昔，对天地、人生、社会、历史，思之深，究之切；他在经书典籍里演义《春秋》，看透了那个社会和千古历史。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他们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那些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柳宗元著《天说》，反对天命，批驳韩愈天能“赏功而罚祸”的谬说，从而确立了他唯物论的哲学的基石；他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他议辩经典，作《非国语》，批判《国语》的“诬淫”之说；他非圣辱贤，责说《易经》卜卦，反迷信巫术；他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说它们是瞎子说瞎话的“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他甚至敢指着宪宗皇帝的脑袋，批驳符瑞之说的伪善，说：“受命不于天，于其民。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有施仁政，而不是装模作样骗人，靠符瑞享于天；他公开反对封禅，“经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他反对门阀、封建，作《天爵论》，扒光官本位的外衣給人看；他把那个社会翻过来说个遍。发誓：“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终生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传统的儒学不一样，从而构成了柳宗元思想的精髓。

大中之道德精髓是什么？

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之学，其学起于陆质所授。陆质与王叔文都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人，一个是政治上的引路人，一个是思想上的启蒙者。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旧唐书•陆质传》说：“陆质，吴都(今江苏苏州)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人名）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因小事），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这里说的赵匡和啖助都是离柳宗元很近的同时代人，啖助（公元724—770年），死时距柳宗元出生不到四年。赵匡生卒年不详，因师从啖助，不会差其前后。二人都是经学家，史书说，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曾任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著《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亦精通《春秋》。二人续承《春秋》之学，经陆质尽传，《春秋》之学得以重显。《春秋》是儒家经典，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可自孟子后因儒学失传，《春秋》大义就不被世人所知了。 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和吕温等人曾随陆质治《春秋》。柳宗元后来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叙说了他与陆质的交往：“往年曾记裴封叔宅（指柳宗元姐夫裴墐），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又闻韩宣英（韩晔）及亡友吕和叔（吕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韩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归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 柳宗元说：“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适后之（恰好生于其后），不为不遇也。”他庆幸生逢其时，得随陆质习《春秋》。其实柳宗元并未得陆质授业，他自己文中讲的很清楚，“未及讲讨，会先生病”。不久，陆质得病，永贞革新失势，柳宗元被贬出京城。陆质虽有较多的为官经历，也倾向革新运动，但他是学者型文人，他死后，门人世儒谥（shì）为文通先生。为此，《旧唐书•陆质传》被归在儒林传里。柳宗元从凌准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八司马中受陆质学说的有四人，柳宗元、韩晔、韩泰、凌准，另外还有吕温。柳宗元把《春秋》大义归为他说的大中之道。翻检《柳集》诗文，大中、中、中道等语，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柳宗元还用大中之道究佛法，这在他为浮图写的序和碑文里随处可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这里说的圣人之道和贤王之法，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明确：“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王侯的器物，这里指国家社稷）。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jiāo gé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不偏中道）。其法以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翼（辅），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偏离中道。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这也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庸之道，指处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核心是利安元元，这与韩愈所说的道截然不同。他还刻意强调说：大中者，皇极也。说自己主张的大中之道，位于最高的正中处。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不但是其思想﹑为政和处世理念的代表，而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象征。柳宗元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处世为人；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与貌、言、视、听、思，即“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相合。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春秋》传承复起于柳宗元时应是不争的事实。柳宗元一入陆质《春秋》之学，终生倾服不移。其实王叔文永贞革新时所持政见皆出其陆质《春秋》之学的指授。陆质死时，贬到永州的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祭之，文中详细叙说了陆质承继《春秋》的历史地位。孔子作《春秋》到柳宗元时已有一千五百年，其间“以为论注疏者百千人矣”，“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杂言百出，或隐或乖，让“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世人慨叹“圣人之难知也”。而陆质是“巨儒”，“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普通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移大矣哉”！柳宗元之所以推崇大中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辅时及物。他想改变那个社会的颓势，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可惜他参加的永贞革新失败了，陆质又死的早。虽“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柳宗元习《春秋》，得陆质之真传，大中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柳宗元以后所有的文章和行为里。由于有柳宗元的阐发和身体力行，《春秋》要旨得以光耀并让后人知晓，从而也形成了柳宗元与众不同的儒学思想。

《柳集》里有一篇《伊尹五就桀赞》，乍一读标题，感到怪怪的。伊尹是圣人，桀是暴君，伊尹多次归附桀，可柳宗元为什么还要赞他呢？细品文章，其意与《舜禹之事》同，也是说“圣人之急生人(百姓)”的。柳宗元说：“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伊尹胸怀远大，作事出于对天下的考虑，不只是想着为夏、还是为商，心里想的是老百姓。伊尹出身低贱，是商汤妻子的陪嫁奴隶。传说他曾五次去附夏桀，又五次回亳（bó商汤时的国都）从汤。伊尹知道桀不仁爱，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早晨去辅佐夏桀，到晚上就让天下人都感受到仁爱。就桀不得，返而从汤。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让百姓享受到仁爱的恩泽。就桀返汤，又就桀又返汤，即使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伊尹都不放弃。伊尹说；听我话的人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而我们的老百姓也就成为尧舜的百姓了。可伊尹最终也没能说服夏桀改变恶行，他只好辅佐商汤王去伐桀。商汤有了伊尹，“汤为尧舜，而人(百姓)为尧舜之人”。商灭夏后，伊尹治理国政，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宰相)。而夏桀这个暴君，被商汤打败俘虏后，流亡死在南巢。柳宗元赞扬伊尹说：“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大人无形，与道为偶。”柳宗元想做伊尹这样的人，为此作文以励志。正如清人吴闿生在《古文范》卷三说：“盖古伟大之人物，皆具伟大之志量、学识，而非仅以文字见也。” 苏轼说柳宗元“以礼乐为虚器”，这与有人说礼乐是“虚名”是一回事。苏轼认为柳宗元把礼乐看成是装门面的无用之物是大不敬的事。《礼记》说：“礼不下庶人。”《礼经》说：“刑不上大夫。”把百姓看成粗人，无需讲礼；而大夫是上等人，不能以刑对之。这样礼乐成了虚有其位的无用之物。 《新唐书·儒学传赞》说：“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恰与之相反，苏轼以为犯忌的事，柳宗元却认为是他为民之道的正理。

简而言之，柳宗元对儒学的解说和传统的说法不一样。柳宗元是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超过了他的前代，也一直影响着后世。“天说”唯物论哲学是大中之道的基石；反天命，反封建等级制是大中之道的主调；而“利安元元”和 “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是大中之道的精髓。柳宗元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他在《读书》诗里说：“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他的大中之道，吸纳古今，融通四方。柳宗元还用他的大中之道规范自己的人生和行为，他安贫守道，遭贬至死也不屈服，他是中国儒者的楷模，这在中国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是少见的。寻觅国人的心路历程，以柳宗元为史镜，太值得我们今人反思和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