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宗元另一种解读

郭新庆

一、从乱世里走出来的柳宗元

很高兴再次到潇湘讲坛讲柳宗元。这次十讲，分生平、思想、文学和为人三个部分，从不一样的角度，用不同以往的观点，全新解读柳宗元。第一讲我们说柳宗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大家知道，一个历史人物的形成无外乎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一是家庭和家族的熏陶，再就是个人不一样的人生经历。柳宗元的人生很独特，年青时刚崭露头角就遭贬，一直到死都没走出困境，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他能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看透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做出别人不敢做的事，这就不足为怪了。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盛时期，从开国至灭亡，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间。历史往往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许多事情是悖谬的。唐朝是诗的国度，也是文学昌盛的时代。“韩柳文章李杜诗”。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这是唐代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可与之相对，盛世却思想沉寂，当时阴阳五行附会之说风行，佛道和谶纬迷信浸漫着社会。这里说的谶纬，是秦汉以来，巫师、方士、神学家编造的一些预卜吉凶、迷信附会的邪说。当时整个社会，上下都迷痴这些东西。对唐代的历史，史界一般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划界，分为前期和后期。柳宗元是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相交汇的中唐社会。前面是盛唐，经济发达，社会安康；后面是衰世，社会一片乱象。中唐的提法，最早见于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他在那里把唐代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所谓中唐，起始代宗大历年(公元766—779年)，终至宪宗元和末年(公元820年)，其间五十几年，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柳宗元一生恰巧贯串了这一时代。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权社会，一切都归帝王所有。土地是帝王的领土，臣民是帝王的奴仆。帝王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李唐王朝与其他汉人朝代有些不一样，皇室有胡人血统，出于陇西拓跋族，虽然历来史家有不同的争议，但从已有的史料看，起码也是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我国南北朝至隋唐间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不同民族通婚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史书有这样一句很著名的话：“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为此，唐代社会没有那么多禁忌和礼数，思想开放，吸纳四方。唐朝吸收了隋灭亡的教训，经初期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到唐玄宗后期，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一瞬间生出了二大毒瘤；外有藩镇之乱，内有宦官害权，唐朝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家衰败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唐玄宗。唐玄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皇帝，他从二十八岁登基，到七十八岁死，在位四十五年。唐玄宗一生有两件曜眼史册的事，一是开元盛世，一是与扬贵妃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唐玄宗也做了两件祸害唐朝的事，这就是宠用宦人，养痈藩邦，酿成了八年的安史之乱。说到藩患，应与唐玄宗的民族习性有关，这一点历来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其实唐玄宗喜欢而又被其葬送的安禄山也是胡人，本姓康，因母亲后来嫁给突厥人随继父改姓安。史思明是突厥人，名字是唐玄宗赐的。唐时许多节度使都是胡人。柳宗元出生前的十一年，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朝廷平息了安史之乱。在这之前的一年，六十二岁的李白死于避难途中的安徽当涂。李白比杜甫大十二岁。到柳宗元出生前三年，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五十七岁的杜甫又死在去岳阳的小船上。李白和杜甫是开元盛世的文坛代表，一个是“诗圣”，一个是“诗仙”。这两个人的死也恰好标志了一个时代的逝去。李白信道教，一身仙风道骨，被称为“谪仙人”。李白自己有诗唱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说自己不是山村野夫，要到朝廷去作官。他敢借醉酒在朝堂上当着玄宗和杨贵妃的面让宦官高力士给自己脱靴。要知道这不单纯是一种酒戏，因为当时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白敢如此放浪，说他以诗名傲世，不如说这也透着当时社会的宽容。后来李白被放逐出京，这种豪放旷达的声音和行经就不见了。好日子过到了头，祸乱就出来了。安史之乱，让昔日的繁华成流水落花，一切美好的辉煌都化作梦里烟云。与盛世李白的豪放不一样，中唐这时生出了一个新的时代面孔凸现在人们面前，他内敛不狂放；儒雅不世俗；他倔强不屈没有软骨，这就是柳宗元。

下面我先来说说藩镇之乱。柳宗元出生后，安史之乱已经平息了，可藩镇之患却深深植根于唐朝的社会里。到宪宗时，藩镇由玄宗时的九镇增至四十八镇。开始时，藩镇只授给军权，可后来节度使逐渐坐大，集经济、军事、行政于一身，统领少则数州，多则十几州，成了游离朝廷之外的独立王国。唐德宗故息藩镇，他在位时，有的藩镇终身占据一地也不离开。藩镇间有时相互攻伐，又时常结伙一起向朝廷发难，还会与朝臣勾结争利。到后来藩镇沿袭世袭制，父子相承，或由亲信继承，再逼朝廷下诏承认。他们在所辖州县，任意所为。元和末年的韩弘，镇据大粱二十多年，从不向朝廷交赋税，他库存的粮食就够当时朝廷一年养兵用的。那时社会矛盾错纵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皇权与藩镇政权平时是共生相容的，只有到矛盾突起时才发生战乱。永贞革新带头闹事的藩镇韦皋，他在四川经营了二十一年，四川是天富之国。韦皋一方面加倍征收赋税，向皇帝送丰盛的财物固宠：一方面给士兵大量赏赐安抚他们。士兵结婚﹑嫁女﹑有丧事，都供给花费。士兵用命，使他得以安稳坐镇西川。韦皋自己任用官吏，年头久的幕僚就去做刺史，卸任要回幕府，而不让去朝廷，那是怕泄露他的所作所为。有时府库充实时，他也会宽待百姓，三年免一年的租税。韦皋死后，蜀人心服他的智慧又害怕他的威势，都画像供奉他。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七日，韦皋死，刘辟自做留后，因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就造反了。柳宗元小时候是在藩镇作乱的战火中度过的。从三岁时起，屡屡遭遇藩祸。他九岁时，藩镇田悅与李纳、朱滔、王武俊、李希烈等五人勾结，纷纷称王称帝，公开与朝廷对抗。十一岁时，泾原平叛兵途经长安时，因没得到朝廷的赏赐发动了兵变。德宗慌乱中只带太子等一百多人逃出了京城。这时闲居在长安的卢龙节度使朱泚趁乱称帝，杀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七十七个王子、王孙和郡王、公主，给德宗朝致命的打击。十二岁那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李怀光本来是平定安史之乱名将郭子仪的部将，他奉诏救驾，因不满朝政，也与朱泚勾结反叛了。握重兵的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不随意就刀枪相见。柳宗元十三岁那年，随父在夏口经历了平息藩镇的战事，事后他曾代一个称崔中丞的人写表称贺。刘禹锡后来在编《柳集》序里记载了这件事，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这件事一时成了当时人们传颂的佳话。元和十年还发生了在京城诛杀朝臣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上疏要求赦免叛乱藩镇吴元济被拒，与宰相武元衡结怨。王承宗派人埋伏在上早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并把头砍下来带走了。同时遭刺杀的还有御使中丞裴度，幸运的是裴度侥幸逃过了一劫。在天子脚下，公然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朝廷重臣，藩镇横行猖獗可见一斑。武元衡曾因政见不同与柳宗元等人结怨，柳宗元后来再次遭贬不用也与武元衡有关。武元衡遇刺时，柳宗元在柳州，当听到武元衡的死讯，一向待人宽厚大义的柳宗元并不是幸灾乐祸，以怨相报，而是作诗《古东门行》谴责这件事。柳宗元对朝廷的无能表示不满，嘲笑宪宗只会安抚死者，讥讽“万金宠赠不如土”。

我们再说说宦官之害。宦官是封建社会的寄生物，他们本来是非人性制度的受害者，可反过来又变成了祸患社会的毒瘤。宦字本意是指“仆隶”，即仆人和奴隶。春秋末年，吴越经常相战，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所败，越王勾践与大臣范蠡被吴国抓去做了奴隶，就是当时称为宦的这种人。上古人还把战争俘虏的女人，入作官婢、妾媵（yìng），也就是小妾，实际上是性奴隶，称“宦女”。战国时，贵族和国君身边的门客也称之为“宦”。这些人亲随国君左右，穿宫入室，为防男女宫乱，后来才用阉过的男从。秦始皇宠信的赵高，就是亡国后受宫刑才来服侍于宫室的。开始宦人是不参与政事的，秦以来虽屡有宦官干权的事，可还没形成气候。到了唐代，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开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以至后来成了一张粘在皇权身上扒不掉的皮。玄宗儿子李亨安史之乱暴发时，被宦官李辅国拥立为帝，就是肃宗皇帝。肃宗把军权交给李辅国，使其权倾朝野，以至人不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后来肃宗的儿子代宗李豫继位，尊李辅国为尚父。李辅国被杀后，代宗又信用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他让鱼朝恩作“天下观军容使”，还管着“判国子监事”，权势远超以往。到了德宗朝，这一弊政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唐德宗李适是对柳宗元影响最大的皇帝。他在位二十六年，死时六十四岁。柳宗元青少年时代大多都是在德宗朝度过的。德宗即位时，原想有所作为。他罢岁贡，不收生日礼品，约束官员清廉，并对藩镇叛乱进行征剿。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突发不测的泾原兵变，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逃到奉天城，又差点让朱泚陷城虏获，这更让他胆战心惊。后来回到长安，他对藩镇一味姑息迁就。德宗疑心大，猜忌功臣，又不信任文臣武将，他罢去了郭子仪等人的兵权，让宦官来掌控军队，自此成了定制。军权全归宦者。为了监控各地军队，朝廷还派宦官担任的监军使到天下诸道节度使的军中去。中唐以来，还设置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和宣徽使，执掌机要，传宣诏令。朝廷官员的进退升迁，也常被宦官操纵。据《资治通鉴》说：当时宦官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从宦官操纵的神策军里选用，朝中大臣的任用也受宦官干涉。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是内朝权力的执掌者，成为与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相。到后来，外大臣的宰相也要依附于宦官，以至宦官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之权”。《十七史商榷》说：宪宗以后，宦官“劫胁天子如制婴儿”。皇帝称宦官为“阿父”，自己是儿皇帝，宦官变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唐朝从肃宗往后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是宦官拥立的。柳宗元时期的顺宗、宪宗和往后的敬宗、文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柳宗元死后十六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宦官几乎把当时朝中的大臣都杀绝了，遭害者有一千多人。“甘露之变”的主事宦官仇士良，柳宗元应知晓其人。《新唐书•仇士良传》说，顺宗为太子时，仇士良服侍东宫。宪宗继位，仇士良开始得势，出任监军。元和﹑大和年间，数为内外五坊使，与官吏勾结，飞扬跋扈，残害百姓，“暴甚寇盗”。“甘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鱼弘志欲废文宗。一天，翰林学士崔慎由在宫中当班，值夜未半，有小太监召他到秘殿，见仇士良等坐在堂上说：“皇上久病，政令多荒坏，奉太后旨更立皇帝，你来写诏书吧。” 崔慎由惊恐说；“我有亲族一千多人，兄弟家人三百，不敢做这种灭族的事。” 仇士良默不作声，过后带崔慎由至一小殿，数落不敢出声的文宗说：“如果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坐在这里了。” 仇士良和元稹还有过一段故事。一次元稹奉召回京，住驿站时，半夜与仇士良相遇，元稹不让客房，被仇士良打破了脸。尽管白居易等人为其申冤，宰相说元稹不讲礼规，将他贬至江陵士曹参军。这件事让元稹学乖了，他后来靠巴结宦官，做过宰相，为此遭人诟病。仇士良弄权二十余年，到后来失势退休至死，“杀二王﹑一妃﹑四宰相”，玩皇帝于股掌之间，作尽恶事。崔慎由儿子崔胤在昭宗时为宰相，他召藩镇朱温进长安，诛灭了所有宦官。宦官是与皇权相息相生的，这个附庸于皇权的毒瘤没了，唐王朝也灭亡了。据柳宗元自己说：他的叔祖父曾任六合县令，因 得罪宦官被害死在吏舍，为申冤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向皇帝告状，冤案得雪。柳宗元一生的命运与宦官息息相关，他对宦官的痛恨和论说是史所少见的。

柳宗元所处的中唐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从安史之乱的危害可以想象其一二。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五年间国家户籍从891万减少到193万，损失了四分之三。《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皇帝》下说：“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旧唐书•郭子仪传》说；宫室都被焚烧了，各级官府荒废了，片瓦不存。京城地区，不满千户。到处荒草丛生，豺狼嚎吠。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回纥传》说：州县里的房屋都被焚毁了，老百姓用纸当衣服穿。这种社会残败的情景距柳宗元出生只有十几年。柳宗元后来到永州写的《捕蛇者说》等诗文也深刻地反应了这一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面对社会动荡和藩镇战乱，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的豪放自信一下转入痴迷神怪佛道。上自皇宫权臣，下至贫民百姓，痴迷疯狂的状态骇人听闻。柳宗元要改变这一乱世，他用人生铸就了时代的辉煌。

二、踏着祖辈脚印走

中国古代有续家谱的传统，这不但是借此光宗耀祖的事，其实是一种家庭、家族文化的传承。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庭、家族传承，对人的思想、行为、品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自觉不自觉影响后人的生活。家庭、家族的传承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一种DNA。柳宗元一生受此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柳氏的祖籍。柳宗元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生于京城长安。长安是柳宗元的出生地，但不是祖居地。柳宗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是一个是官宦的世家。河东，从地理范畴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河东历史上也为郡名，古称蒲州，唐玄宗时曾改蒲州为河东郡，其治所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古时的河东县也设在这个地方。古人以封地为姓氏。据史料记载：柳氏先祖是鲁孝公的儿子伯展，因封在柳下这个地方，死后得谥（shì）号“惠”，后人称柳下惠。后来鲁为楚灭，柳氏归于楚国。秦统一天下，楚又被秦灭，柳氏这才迁到山西河东这个地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此也有记载：说 “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柳宗元父亲天宝年间避难的天屋山就在河东境内。柳宗元母亲顺宗时也是按河东县人受封为“太君夫人”的。关于柳下惠，史书多有记载，说他是清高廉洁之士，为官时，曾三次被贬黜（chù罢免）。《论语•微子篇》孔子赞柳下惠为人做官，说他虽三次遭贬黜，也不诲其志。《孟子•万章下》也赞“柳下惠之风”，说闻柳下惠之风节，胸襟狭小的人会宽大起来，刻薄的人会厚道起来。柳下惠的事，《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等都有记载。可《庄子•盗跖篇》却把柳下惠的弟弟说成盗跖（zhí强盗），说他手下有从卒九千人，孔子因与柳下惠为友，还专门去劝说盗跖，结果让盗跖羞辱的落荒而逃。据史料考证，盗跖实有其人，是春秋末﹑战国初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柳宗元应对此事相当熟悉。他在永州作《谤誉》提到盗跖说：别人说我是盗跖不惧怕，说我是仲尼也不以为荣。任人诽谤议论，“必自善”其身而处之，坦然面对诽谤和赞誉。

柳氏是关中六郡姓之一，是地方上的望族，其权势显赫一方。柳宗元先人大都在朝中为官做将。柳宗元自己在《送澥序》里说：他祖上“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远祖有四代曾做过宰相。可见家氏之显赫。可到武则天时，柳氏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shì），在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为宰相，因事为武后所恶，被贬爱州刺史，途遭追杀，被籍没了全家。自此，柳氏一蹶不振，柳氏的后人都只能做些县令类的小官。柳宗元贬在永州时曾在给岳父杨凭的信里提到过这件事，说柳氏虽号为大族，但五六代以来再没有人能在朝里为官。柳宗元故乡河东的山川美景，名闻天下，让看过的读书人流连忘返。柳宗元自己也为河东壮美山河所吸引，他怀念故土的心情，日益强烈。柳宗元在《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说自己常常翘足提起衣服，“奋怀旧都”，久久向家乡的方向望着。可据《柳集》和史料看，他一生都没回过祖地。古时人喜用祖居地和官职等称谓人，所以后人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因他后来贬任在柳州，又称柳柳州。柳宗元痛恨当时的门阀士族，从不以族望自傲。可他仍为“先君之道”和“世德廉孝”而自豪，并因此影响他一生的行为举止。这些我们在柳宗元回顾先祖往事的文字里都看得很清楚。

柳宗元受父母的影响很大。柳宗元父亲柳镇一生多在军旅和府县做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官，死前为侍御史。由于长年接触社会现实，他洞达世务，激进用世。与一般士人儒生不同，他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暴，加之能诗善文，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柳镇的事迹，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里都作了记述。这里我们挑几件事说一下。天宝末年，因遭遇战乱，柳镇携藏书带着家人到离家不远的王屋山隐居。当时随行的有子侄一大群人。后来，又“举族”逃到吴地。其间一群老小，“无以为食”，柳镇只好独自一人骑驴到处向人求食。空闲时，他给子侄和柳宗元讲《春秋左氏》和《易王氏》，脸上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从不把忧愁表露出来。安史之乱平定后，柳镇献书朝廷，被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又被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聘为节度推官，“专掌书奏”，并进大理评事。柳镇在做晋州录事参军时，因议事直来直去，不为刺史所容。晋州刺史是郭子仪的部将，一介武夫，“酣嗜杀戮”，手下官吏没人敢与他争论。而柳镇“独抗以理”。当有人无故将被打死时，他用身体抵挡鞭子和棍棒。气得刺史怒投桌几折断床席，但他也不屈服。后来柳镇调长安主簿，又任太常博士。为生计着想，他曾请求去做宣城令。柳镇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审理陕虢观察使卢岳遗产案时，主持公道，抗拒宰相窦參，被贬夔(kuí)州司马。三年后，窦參获罪，柳镇复为侍御史。柳镇这样做，他说是为了警世，让为相者不敢持威以为所欲为，为长者不敢怀私以夹杂私利。德宗专給他作制书说：“守正为心，疾恶不惧。”贞元九年(公元794年)，柳宗元考中进士，朝廷审查有无“朝士”作弊时，当德宗听说柳宗元是“抗奸臣窦參”柳镇的儿子时，说：我知道柳镇不会为他儿子做这样的事。柳镇为人朝野尽知，“名闻于天下”。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范阳大户人家。 “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柳宗元父亲曾说;“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没有遗漏的。卢氏精熟诗书，在战乱家无书时教柳宗元古赋十四首。柳镇长年在外为官，柳母待族人，“敬之如臣事君”，“慈之如母畜子”，“友之如兄弟”。灾患时，缺食物，她宁肯自己不吃，也不让孩子饿着。柳宗元遭贬时，年近七旬的卢氏随之赴永州，身处恶劣的困境，她不露忧色，细心地照料着柳宗元，并不时地宽慰儿子，“明者不悼往事”，这是说聪明的人不要为过去的事悲伤和烦恼。而她自己却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用宽厚的心怀和深沉的母爱温暖着柳宗元。柳宗元本家从兄弟很多，相互间都非常友善，他在遭贬时，宗直、宗一等人一直陪侍在他身边，至死也没离舍，其情谊之深可以想见。柳宗元有两个姐姐但命运都很悲惨，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劳累成疾死去了。两人嫁的都是大姓人家。柳家讲究孝道，其“仁孝”远近闻名。当时的大户人家，宗亲往往都住在一起，不但尊长多，上下关系也杂乱，为人妻者是很辛苦的。大姐因成月忧劳，常常一个人哭泣不吃饭。二姐从早到晚，整日劳作，侍婆家“必敬必亲”。柳宗元和两个姐夫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大姐夫崔简，贞元五年中进士第，先是在军中任职。崔氏以文章传家，崔简文章写得好。柳宗元说：他的学问，曾得到崔简的指教，受益匪浅。崔简“博知古今事”，“善谋画”。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刘辟自称留后，不久反叛。崔简曾劝节度使严砺早做防备，严砺依崔简的计谋行事，屡破刘辟叛军，为平叛做出了贡献。后来崔简出任连州、永州刺史。可永州刺史还未到任就被人诬告贬到驩州(在今越南境内)。虽经幼弟诉讼朝廷冤情得雪，可他却含冤死在贬地。，崔简比柳宗元大十岁，时年仅五十岁。更不幸地是两个儿子处道和守讷从贬地扶柩过海时，遇风暴也被淹死了。柳宗元这时被贬在永州，他暂时草葬了崔简。崔简死后，柳宗元独撑起外甥的教养之责。他特别喜欢大外甥女柳媛，说她像大姐：“惠明贞淑，仁爱孝友。……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柳媛闲暇时弹弦乐吟诗如其母，可不幸早早就病亡了。二姐夫裴瑾，是贞元三年中进士，为参京兆军事，金州刺史，还做过万年县令。他乐于助人，有请则应，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凡人有难，必出财力相救，闻名长安城。裴瑾为人性情开朗，善交结。他不轻视同僚和下属，待人一视同仁，不论出身微贱的还是地位高的都喜欢他。裴瑾喜好下围棋，懂音乐，饮酒甚少，“终生不以酒气加人”。他白天交际酬应，“夜读书考礼”，研究整理典籍，深受周围人赏识。后因为人直率被人谗言遭贬，染疟疾而亡。柳宗元和姐夫之间，一为笃友，一为密亲，他文中流露的真情，让我们今人读后也为之感动。

柳宗元的婚姻也很不幸。他的婚配是双方家父戏订的娃娃亲。当时两家是同僚相好，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和柳宗元后来的岳父杨凭同在鄂岳沔都团练使李兼那共事，李兼是柳宗元妻子杨氏的外祖父。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柳镇为鄂岳沔都团练使判官，柳宗元这时随父在夏口。杨凭很喜欢少有文才的柳宗元，要把九岁的女儿许配给十三岁的柳宗元，后来始终也没反悔。杨女三岁丧母，自小温顺，没有大户人家“骄盈之色。”柳镇贞元九年死，柳宗元守父丧。贞元十一年，杨女嫁入柳家，她敬侍柳宗元母亲，柳家人都很喜欢她。柳宗元母亲曾说:“自吾得新妇，增一孝女。”两家又是世代交好的“通家”，柳母爱之如己子。柳宗元俩个姐姐也把她当亲姊妹看待。不幸杨氏有足疾，行走不便。结婚没三年，怀孕难产，晕倒病重，二十三岁就死了。柳宗元与杨氏的感情非常好，终生为丧妻失子而难以释怀。对妻子的死，他哀痛不亦，发愿要“之死同穴”。这种丧妻之情情一直伴随柳宗元一生。唐代婚姻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男人不但娶妻，还可以纳妾。唐代有个叫崔颖的，娶妻择有貌者，稍不如意就不要了，他前后反复多次，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柳宗元感情生活比较严肃，自杨氏死至永贞年，六年间柳宗元没有续娶，后来遭贬到死也没再正式婚配。柳宗元岳父杨凭，兄弟三人，善文辞，皆有名。大历中，三兄弟中进士，时号三杨。杨凭历任显官，做过湖南江西观察使，刑部侍郎，京兆尹。元和四年为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贬为临贺尉。后历中书舍人，礼部尚书。柳宗元终生与杨家保持亲密的交往，其间与杨家三兄弟及后人，频有书信，赠诗。让人看了感动。柳宗元在永州时，有一女儿随行。名称和娘，生于长安善和里。这可能是柳宗元在京城与人同居时所生。因其母身分低微，又非婚配，和娘一直没与柳宗元相认。直到柳宗遭贬才随到永州。不幸的是和娘来永州四年，于元和五年四月三日就病死了，年仅十岁。孑然一身的柳宗元，是处荒蛮之中的罪人，不可能求门当户对的婚配，为续子嗣只能寻老农女生男育女。他在《马室女雷五葬志》说：“马室女雷五，家贫，岁不易衣（终年没衣服替换）。……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柳宗元永州后期及柳州时的子女可能为马室女雷五姨母所生。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好色）。”唐室王朝开创了经济文化盛世，也风行蓄妓纳妾的盛行。《新唐书•宦者列传》载，开元天宝中，玄宗有宫女四万多人。上行下效，州府郡县均设官妓，兵营有营妓，达官贵人有家妓。其蓄妓数百者，史载不胜枚举。官场宴饮娱乐，迎来送往，以妓侍之。而民间则有市妓。据文献记载，唐代金榜题名的士子有召妓侍宴的习惯。以妓为妾是一些文人士者的时尚。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交好，诗文留有有他们召妓酬应的记述。《刘禹锡集》有诗《怀妓四首》。而柳宗元身处困境，为求子嗣，择取贫穷为妓的马室女雷五姨母，实为无奈之举，其内心的苦痛是可以想见的。柳宗元道德人品与那些蓄妓纳妾的达官贵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柳宗元重亲情，一生都与亲戚有密切的交往。至元和十四年死前，他姐姐崔氏诸外甥丧亡已尽，他写的这类祭文和墓志凸显于《柳集》同类文字里，让人不忍落眼。柳宗元在《又祭崔简旅榇归上都文》说：“君死而还，我生而留。”你死了，还能回到老家去；我活着却只能留在这荒蛮的地方。他又在《祭外甥崔骈文》里说:“我自得罪，无望还都。”这是一种多么凄苦的心境。乾隆《御选唐宋文醇》说，这是“乐死而哀生”。柳宗元为自己生不如死而悲哀。柳宗元死时，留有两子两女，长子周六，四岁；次子周七；女无名。柳宗元死前，曾遗书托孤给刘禹锡，并把他生前写的全部文章和诗篇都交给刘禹锡，请他代编成册。当刘禹锡接到好友病死的讣告后，“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并落，魂魄震越。”刘禹锡作《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悼念柳宗元，并把柳宗元诗文编纂成集，还在集前写了序言。据《韩集》旧注说，柳告后登咸通四年(八六三)进士，如柳告为周六，此时已四十八岁，入仕可为晚矣。此后柳氏子孙再不见史书有只言片语。柳告或是刘禹锡抚育养大的。柳宗元一生穷困，死时无钱归葬，是他上司裴行立出钱，由其舅弟庐遵把他灵柩送回长安的。柳宗元舅弟庐遵，性谨慎，学文不厌。柳宗元遭贬，他一直随侍身边，至死不去。柳宗元对亲戚友善，众戚弟也对柳宗元一生情重。这在历史上是非常让人敬佩和羡慕的事。

三、一鸣惊人一落千丈

柳宗元年青时仕途比较顺利，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唐代规定，科举选士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职。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３年)二月，柳宗元中进士。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过世了。按当时礼制，柳宗元得守丧三年。守丧后柳宗元连续二年参加吏部考试，二十六岁时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被授予集贤殿正字，这是一个校正图书典籍的从九品上的小官。职位虽卑，但毕竟是进入官场的开端，柳宗元对这一官职是比较在意的。他无论在给高伯祖柳浑写行状，还是书写官样文章，都要郑重其事的写上“集贤殿正字”的字样，以示重视。柳宗元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二年。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县做县尉。蓝田县是长安附近的畿县，也就是京城的直管县。县尉是一个“正九品下”的小官，管追捕盗贼等司法刑事。柳宗元做县尉也待了两年，可他并没有到任，一直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身边做文书。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调回京城，做了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御史台官员，里行是见习的意思。监察御史的官位级别也不是很高，正八品上，但权力很大，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要接受其监察。官至监察御史，算是步入上层社会的官场生活。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同年为监察御史，二人与已在御史任的韩愈交好。三个年青人无话不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时的柳宗元在朝廷内外已享有很高的声望，其风采怡人，心气高傲；他呼朋唤友，议论时政；跃跃欲试，图谋干一番大事业。可人生有时很奇异，不经意间可能巧逢机遇，也可能会走背字遭不测，柳宗元这两件事都赶在一起了。公元805年，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运动，他不但没有借势把自己送上天，反而却因此被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永贞革新是今人的提法，历史上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所谓革新，从字面说是指革除旧的，创造新的。作为政治运动，是讲除旧弊，立新政。这件事牵扯到当时祖孙三代皇帝。德宗弊政是起因，这史家早有评说。唐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在唐朝也算居皇位比较久的帝王。可德宗后期多弊政，《新唐书•宪宗本纪》批评唐灭亡是德宗所遗祸患造成的。按照宋代范祖禹《唐鉴》的说法，德宗大弊有三：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者；三是聚敛货财。前两项我们在第一讲已经简要论说过。至于聚敛货财，德宗所用的花样，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德宗设宫市，名义上是替皇帝采买东西，实际是直接向老百姓抢夺财物。这些替皇帝采买东西的人，由太监充任。他们依仗皇帝的权势，往往随意抑价。《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年间，长安市里置“白望数百人”。什么是白望?有注说：“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这些人同他们的主子，也就是承办宫市的宦官一样，是一群明抢明夺的强盗。他们买东西不用钱，用抢来的财物抵值。买人数千钱东西，只给值百钱的物品。甚至白取白拿。白居易的《卖炭翁》诗，就是说宫市之苦的。一车千余斤木炭， 宦官只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就抢走了。烧炭翁在冰天雪地里，衣单口饥，欲哭无泪。当时许多人带着货物入市，被宦官白望抢去后，只能空手而归。《新唐书•食货志》说：每当人们看到宦官和白望出来，“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做小生意的都关门不干了。与白望一样害人的，还有小儿。所谓小儿是对在五坊里当差人的称呼。这里说的五坊是替皇帝饲养打猎用鹰犬等物的地方。小儿和白望一样，借权势，为非作歹，到处残害百姓。《资治通鉴》记载说，贞元末，五坊小儿假借在老百姓住的地方张网捕鸟雀，用横暴手段抢夺老百姓的钱物。有的小儿甚至把罗网张到人家门前，不许人出入；还有的把网张在井上，使人没法打水。如果有人靠近，小儿说：你惊扰为皇帝供奉的鸟雀了﹗不是打就是骂。直到人出钱物求谢，他们才离去。这些小儿还常常相聚闹市饮酒作乐，醉饱不给钱就走，店家要是向他们索要酒钱，就会遭殴打漫骂。有时还会留下一口袋蛇，威吓说是供皇帝用的东西，勿必要好好饲养，不能让其渴了饿了。店主没办法哀求他们，小儿才携蛇而去。对这些弊政，顺宗多有不满。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比柳宗元大十三岁。他在太子位二十六年。德宗晚年宠信宦官，任用奸臣裴延龄、韦渠牟为相，排陷陆贽等忠良，朝臣都不敢说话。唯有顺宗从容论争。他每次向德宗进言，从不顾及宦官的脸色。对此宦官俱文珍等人早有察觉，久而久之，与顺宗结下了仇怨。德宗为人猜疑刻薄，晚年昏庸。顺宗因遭猜疑，几度险为被废。顺宗的妃子萧氏就因子虚乌有的事被德宗杀掉了。为此事顺宗一度想饮毒酒自了。长年压抑和心绪不宁，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太子李诵中风失语。这时德宗也患病不起，哭着要见太子，宦官俱文珍等人，图谋作梗，不让德宗见太子。二十几天宫中与外界断绝音信。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死时，宦官扣住遗诏，三日密不发丧。宦官想废顺宗另立。在此危难之时，革新派主要人物之一王伾以翰林待诏入住皇宫，稳住东宫太子。这时宦官召众学士到金銮殿。放言：立谁当皇帝还没有定。面对宦官的诡（guǐ）词，大家都不敢说话。这时，革新派翰林学士凌准“独抗危词”，王伾在一旁助势。旧臣借机附会说；太子虽有疾，但不能破坏立长之规，否则必大乱。宦官无奈放弃了废除顺宗的阴谋。这时，顺宗强挺病体见朝臣，一个病弱的皇帝就这样在革新派的架扶下走上了皇权的宝座。

永贞革新的始作俑者是王叔文。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父亲做过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一类小官。王叔文是个很有见识的读书人，他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又“知书，好言道理”，常向人讲治世为人之道。王叔文善辩，“能以口辩移人”。因此深受德宗赏识，以棋待诏进入东宫服侍太子李诵。在东宫时，王叔文常和太子李诵说人间疾苦，论辩为君之道，深得太子李诵的信任。王叔文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十八年，可见两人君臣相交相知之深。《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这样一件事：说太子曾与众侍读论说为政之道，讲到宫市之弊时，太子说：我去见父皇时，一定好好说说这件事。众人同口称赞，唯有王叔文一言不发。事后，太子问王叔文：论宫市时，先生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本分是侍奉皇上，除视膳问安之外，不应干预朝事。陛下在位岁久，如果小人离间，说你收买人心，你怎么解释?太子醒悟说：没有先生，我那能听到这样的话。自此更加依重叔文。宫中的事，都由王叔文裁决。王叔文每每对太子说：某人可以为相，某人可以为将，这些都是你掌权时可用的人。王叔文还私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与韦执宜、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从中可以看出，王叔文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与太子李诵图谋革新政治的谋划远非一日，很早就在人事上做了布局。所以，太子李诵一继位，革新派刚掌朝政，就急不可待地对德宗朝的三大弊政下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改革的新政来。革新派免除赋税，放还宫女，罢宫市，禁五坊小儿，停宦官奉钱，贬惩贪官李实，诏用贤臣。王叔文亲掌盐铁转运使，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进而抑制藩镇，谋夺宦官兵权。革新派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谋划着施政大计，以至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革新派都是天下才子，柳宗元是其的佼佼者，永贞革新期间他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务。《旧唐书•柳宗元传》说：“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宜用事，尤奇待宗元。叔文欲大用之。”另据史书记载，永贞年间，政令每每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王叔文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话“言无不从”，当时人们不敢直呼其名，时称“二王、刘、柳”。

这时追利求官者也纷至沓来。当时革新派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如市。为见王叔文等人，这些人整日守在酒店，宿费狂涨千钱，也在所不惜，其疯狂之势可见一斑。这时，革新派内部出现了腐败受贿的现象。王伾收珍玩贿赂，岁时不绝。他在室中放一无门大柜，开一窟窿，以藏金宝，其妻寝卧在上面。而那些求利者一旦欲望没得到满足，就会反目成仇，转而攻击革新派。这时，宦官借势操纵藩镇拥立宪宗做太子，又上书让其监国，革新运动刚刚开始，还不到半年，就被剿杀了。

对革新运动这么快就失败了，历代众说纷纭。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的家天下，说皇帝是人间的神，可以统治一切。可顺宗是个病神，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靠“转相结构”理政。所谓“转相结构”，是指王叔文坐翰林院决事，由王伾出入内宫，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身边的美人牛昭容，在顺宗间往返传递，再经王叔文等人决策后，交给宰相韦执谊施行。这样的执政手段是很脆弱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政令都没法施行。宦官先是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使他没法在翰林院决事。后来宦官完全掌控了顺宗，革新派就土崩瓦解了。革新派的执政基础很薄弱。顺宗即位时，最高权力层居相位的四人，翰林学士五人。其中七人抵制和排斥王叔文等人。就连革新派召回的韩皋，他是韩泰的本家兄弟，也凭籍贵门，不愿依附王叔文。柳宗元后来慨叹说，满朝文武知己者十几人而已。而内讧更是在革新派心上插了一把刀。韦执谊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做翰林学士时，收贿为人求科第，行经相当卑下。起初他看顺宗信用王叔文就主动与之交往。可做了宰相后，为了自保，他两面三刀，处处与王叔文相对，后来干脆不听招呼，二人形同水火。这恰好给宦官和藩镇以可乘之机。革新失败后，韦执谊知祸将至，虽还在位，可办事时奄奄无气，连听到脚步声都吓得心惊肉跳，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其实，这时藩镇和宦官的势力已没法撼动了。为此藩镇韦皋才敢对王叔文说：你把三川给我，当以死相助，不然你就等着看吧。根本不把革新派放在眼里。据史书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十万。而当时节度使手下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唐代士人和外藩依附宦官求媚取利求官的屡见不鲜。永贞革新时带头攻击革新派的藩镇裴均和严绶是宦官的养子和傀儡。宦官后来借着谋夺兵权失手把革新派都赶下了台。这是革新派施政的一大失误。当时王叔文想借老将范希朝统军，派韩泰去接管神策军，说是消息走露，其实是被人出卖了。范希朝本是神策军夙将，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宪宗即位，他不但没受王叔文牵连，反而得到了升迁。王叔文等人，儒者气质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文人，不会用权谋，更少阴谋、机变。革新四面出击，造成到处受敌，这是一大忌。后来，宦官和旧派朝臣议论太子时，王叔文默言不语，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感慨流涕。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王叔文又遭母丧，按礼制，他得离职守丧。王叔文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太可怜了。其实对革新的危局，革新派吕温，头脑比较清醒，看得比较远，思虑也深，他不主张谋划未妥就强行发难，可当时革新派被逼得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现在人好像不大理解那些事，在那个社会，士大夫能容忍宦官和藩镇祸害社会，却容不下柳宗元这些身分低微的人改变它。宦官和藩镇是皇帝身上的赘肉，再臭在他们看来也是香的。历史向来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常人想象不到的机缘也可能成就不朽的历史功业。当时革新如果成功的话，按柳宗元等人的想法推行新政，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但历史并不是后人可以按常规随便来想象的。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給柳宗元他们表现的机会。

宦官和旧臣拥立宪宗为太子，不合顺宗的本意。顺宗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欲另有所立。可在宦官和旧臣的威逼下，没有行动能力的顺宗只能屈从了。说到“择君置臣之道”，王叔文和顺宗一样，反对立宪宗为太子。据说，王叔文等人私下秘谋另立新太子，可惜还没来得及做就失败了。王叔文也因此遭到了杀身之祸，被贬的第二年就被赐死了。皇权争斗，杀兄弑父是历史上的常事。宪宗即位时已二十七岁了，早已过了浑沌的年龄。他掌权后，很快就和宦官一起，把碍眼的顺宗和影响他皇位的族兄都处理掉了。为了掩盖弑父的事，宪宗厚葬顺宗，甚至用活人“生殉”，还给自己加“孝德”的尊号。崔群是宪宗的宠信的宰相，只因对这件事说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贬放了出去。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事都被当事者故意隐匿了。参与永贞革新的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他们后来的去向史书没有记载，可下场是不难想象的。而阻碍宪宗即位知其忤逆之事的八司马遭忌恨就更不难理解了。按唐制，贬官遇大赦或三五年会得量移，可宪宗即位改元，一年三次下诏令，反复重申不宽赦和“量移”柳宗元等人。元和元年正月尊顺宗为太上皇，六月册皇太后两次大赦又没有“八司马”。这年八月八月有诏命说：八司马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从此走上了不归的贬谪路。

四、贬放到死不低头

公元805年八月四日，顺宗禅位。八月五日，改元永贞。宪宗李纯等不及登基，六日就下诏，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马。转月十三日，革新派其他成员也都被贬出了京城。先是被贬为远州刺史。走在半路，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因朝廷守旧派大臣议论王叔文党贬罚太轻，又加贬为远洲司马。柳宗元由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改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 司马。韦执谊因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杜黄裳反对永贞革新，韦执谊借丈人的光，数月后才去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做司马。他和王伾一样，到任不久就忧郁地病死了。

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遭贬。接到贬诏，他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母亲的侄子，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等人踏上了贬谪的路程。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些人，是宪宗皇帝和权宦们刻骨仇恨的罪人，其贬放路上遭遇的惨烈，必然远甚过一般人。可对此，柳宗元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述，这可能与他的为人气节有关，他不愿低声下气地去哀怨自己的苦痛。大概连柳宗元自己也没有想到，从他踏上了这条贬途起，他一生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

古时永州地处今天湖南、广东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远离京城长安三千五百多里，辖零陵、祁阳、湘原、灌(guàn)阳四县，郡治在零陵。境内有南岭的支脉九嶷山，湘江和潇水在这里汇合，绿水青山，景色秀丽。但当时永州却很荒僻，人烟稀少，疾病流行，虫蛇出没，令人生畏。柳宗元住处的四周，毒蛇、毒蜂遍地，仰空视地，让人寸步劳倦。水边还有一种叫射工的毒物，也称射影，传说从水中射人，中者生疮，连中人影子也会得病，由此得名。还有是一种虫怪沙虱，传说会害人。安史之乱后，永州人口锐减至六千三百四十八户，人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人。到元和初年，永州仅有八百九十四户。柳宗元说它是“小州”。柳宗元从四品刺史贬为正六品司马，形同罪犯。以前交往的人都作鸟兽散，亲朋也“羞与为戚”，平时追慕他的人，毁灭书信，隐去交往的痕迹。一时间，让人犹如跌进万丈深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整天“与囚徒为朋”，行如有绳索捆绑，处如戴脚镣和手铐，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和尚，孤寂的寺庙生存坏境，让柳宗元痛不欲生。只能一息尚存地苟活着，象老鼠一样惊恐万状地挨着牢狱般生活，朝不保夕。荒蛮里与毒蛇野兽杂居，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薄粥也接不上。要不是为了家族的存续，早就一死了之了。母亲的死几乎让柳宗元绝望了。他人樵悴的如干枯的树枝条，精神委靡不振，象石头一样，柳宗元已经看不到有出头的一天。刚来永州时，因为司马是编外官职，柳宗元在永州没有固定的办事和住的地方，幸得有他早年在长安结识的重巽（xùn）和尚的帮助，才在龙兴寺住了下来。可人只能围着龙兴寺游走。

在永州的前几年，柳宗元与外界音信断绝，朝中的故臣旧友因怕受其牵连没有人敢给他写信，直到四年后柳宗元才陆续收到京城里的书信。《柳集》卷三十收录了六封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起他写的书信，都是回复亲故好友的，信中详细地述说了贬谪以来的痛苦生活和心境。这六个人中有他父亲的旧友许孟容。许孟容文章写的很好，又极有口辩之才，他在做皇帝身边谏官给事中时，以仗义执言闻名朝野，深受人敬重。柳宗元岳父杨凭被贬临贺尉时，许孟容接任京兆尹。其间他做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让宦官和权贵目瞪口呆。当时神策军官吏李昱（yù），借人钱不还，许孟容遣吏捕获后，责斥说: 如不按期还钱你就得死。此语一出，一军尽惊。这简直是在老虎口里拔牙，以前没人敢这样做。宪宗下诏要把人交禁军议治，许孟容执意不放人。他说:我这是为陛下抑制豪强，不还钱，我死不从命。宪宗没法嘉其守正，李昱只好还钱息事。自此京师豪强大族收敛多了。许孟容为人刚正不阿，柳宗元很钦佩。许孟容写信安慰柳宗元，这应是父亲先友的情意，可也是要付出很大勇气的，这让柳宗元非常感动。居蛮荒五年与外界隔绝的柳宗元忽然收到许孟容的来信，欢喜跳跃，恍惚象在梦里一样，“捧书叩头”，惊喜地战栗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其间写信安慰柳宗元的还有岳父杨凭和以前在京时的好友。有个叫李建的两次写信问候柳宗元，还给他带去治病的药饵，并写信让在常州做刺史的哥哥李逊关照柳宗元，这让“蛮夷中”的柳宗元，“闻人足音”，就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长为孤囚，不能自明。” 这是柳宗元《与顾十郎书》里的一句话。当年向柳宗元求利求进不得者，这时借八司马遭贬之机，蓄意煽惑，诽谤诋毁，尽为仇敌。他们和宦官、藩镇一起，指责、攻击革新派。一时间，谤言四起，以至多年以后还追着柳宗元等人不肯散去。无罪遭谤，精神压抑痛苦，使柳宗元百病缠身。柳宗元在给亲友的信里说:“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荒乱耗竭，人昏昏沉沉连走路都不知东西。“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这里说的痞结，是一种腹中结块的病症。犯病时，忽冷忽热，水火互至，肌骨一点点被消损掉了。加上遭遇丧母等大变故，忧恐失神，想读书可随之又遗忘了。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柳宗元遭遇到四次大火。人虽光脚跑出来了，可墙倒窗毁。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每次遇大火，人整天迷糊，一句话都不说。元和七年夏天永州频发火灾，多时日夜数十次，少时也有五六次，一直过了三个月才停息。转年夏天又是这样。火灾时人无处安身，一些老弱者被烧死了。早晨人不敢烧火煮饭，夜里也不敢点灯，人都坐在屋顶上，左右环视，彻夜不能安歇。说到大火，《柳集》有一篇《逐毕方文》。毕方，是传说中的怪鸟。《山海经》说：“（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huì嘴），名曰毕方。”毕方是火神，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柳宗元戏作《逐毕方文》，以驱火神。常年居蛮夷中，人已经习惯炎毒了。眼睛昏花，手足肿痛，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恶劣的贬放生活，柳宗元疾病缠身，气虚体弱，痛苦的精神折磨，让他“人事百不记一”，整日除了忧惧，就是疲惫地昏睡。开始时一二日发病，后来一月发病二三次。由于服药太过，伤了中气，走路膝颤，坐时肢体疼痛或麻木。一遇北风晨起，寒气中体，人就发烧畏寒，头发脱落稀疏，猛然注视，怪异的样子让人害怕，一点不像北方人。楚、越间声音特异，说话鸟语，现在听来也不觉怪异了，自己和当地蛮夷人一样了。囚徒一样的牢狱生活，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一搔皮肤，尘垢满爪。忧恐悲伤”，都没法和人说。最让柳宗元痛不欲生的是荒蛮中无婚配子嗣，每想起这件事柳宗元就“摧心伤骨，若受锋刃”。像刀割一样。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柳宗元想做一个老百姓，耕田艺麻，取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女。柳宗元在永州有《觉衰》诗说：“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不到四十岁，就像一个衰竭的老翁一样。后来贬放到柳州情况并不比永州好多少。当时柳州阴森野葛蔽日，树上挂满了像葡萄一样的毒蛇。柳宗元刚来时，社会治安不好，缚壮杀老，整夜嚎哭不断。柳宗元这时病的瘦削如箭杆一样，就差死神向身上拔毛了。柳宗元在柳州为刺史，虽是有实权的地方官，但还是贬吏，压抑的心情始终也挥之不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说：“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沈德潜称此篇为柳诗七绝“压卷”之作。诗中姓曹的侍御史不知为何人，应是柳宗元熟悉的朋友。象县是柳州的属县，离州衙龙城应不算远，大概有一百几十里路。朋友路过，在船上写信给柳宗元。可柳宗元却回赠诗说“遙”不能见，说他自己想采一朵白蘋花送给朋友表达心意，都因不自由而做不到。正话反说，本来近在咫尺，却反说遙不可及。一个“遙”字隔绝了近在眼前的好友，把遭贬没有自由和怀念友人不得相见的痛苦绝妙地收在了一个“遙”字里，这反而更加倍增其哀痛。柳宗元在离开永州时，曾有诗寄送给为他饯行的亲友说：“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庭。”诗中独醒句是用典，引之屈原《楚辞•渔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柳宗元这是说，送行的诸公根本不会体会到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和情感。高阳侣，是说晋代的山简。他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军事时，不理政事，整日沉溺醉饮高阳池上。汉代郦食其说：自己是“高阳酒徒，非儒人也。”读这首诗，让人百感交集。柳宗元与屈原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在昏恶的社会里，他们都为觅不到知音而痛苦和孤独。屈原被逼疯了，投了汨罗江。柳宗元一声不吭地强忍着，人一点一点被折磨耗尽了，可至死也不低头。痛苦无奈，柳宗元恨不得找一酒鬼，与之一醉方休。

“今不得志，著书传后。” 柳宗元感叹人生短暂，他对复出为官已经绝望了。永州地处荒蛮，但景色幽美。为了舒缓压力，柳宗元常与朋友出去游走。为记游事舒心志，柳宗元在在永州陆续作《永州八记》等光彩耀世的华章，开创了文人游记的先河。虽然出游遇到幽树好石，会暂得一笑，可其乐只是一时，为什么呢?柳宗元说这就像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遇和美景色，会靠墙搔痒，伸展支体，得一时之乐一样：而后顾地窥天，不过寻丈很小的地方，终不得出。想到这怎么会感到舒畅呢? 永州荒蛮牢狱之境并没让柳宗元屈服。柳宗元在给许孟容的信里说：自己早年就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说自己思想的本意就是这样，他不会因遭难就改变。柳宗元通晓历史，他说：自古贤人才士，因坚持志向，遵守本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有数以百计。“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也要这样做。但每一次拿起笔来想写点东西，就因“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不能成章。”他每次读古人的书传，只看了数页，就看不下去了。等再翻看时，连名字都忘掉了。他拖着病体，坚持读“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常是惊悸梢定，就伏案苦读，从中得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的思想。久而著书数十篇。柳宗元后来说：在永州“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通晓了作文章的利病，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学成就。柳宗元曾对李建说: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我现在虽瘦弱而气力不足，但能坚守此道，也感到像吃糖一样甜。“贫者士之常”，这话出之《列子•天瑞篇》:“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说读书人安心贫困终生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什么可忧伤的。柳宗元遭贬，贫病交加，可想到“贫者士之常”这一君子之道，心境开朗多了。在那样恶劣的困境里能坚守此道，自古没见有第二人。其苦痛哀乐是常人没法想象的。

“亲朋凋落，孤雁悲鸣。”贬来永州前，柳宗元所敬重并影响一生的陆质病死了；转年，贬在渝州的王叔文被赐死杀害了；王伾病死在开州。韦执谊最晚贬出京城，两年后也郁闷死在崖州。来永州不久，柳宗元又遭丧母之痛。元和五年(公元810年)随行的女儿又病死了。元和三年，八司马之一的凌准在连州病死了。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柳宗元的好友吕温死于衡州，四十岁。在永州，两个姐夫及众外甥也都死了。后来在柳州，柳宗元的亲友几乎都丧亡殆尽。从父弟宗直，在柳宗元遭贬时，他一直陪侍在身边。柳宗元再贬柳州，他又跟着来了，可没想到来柳州刚二十天，就染病死了，年仅三十三岁。这对柳宗元的打击非常大。他慨叹自己只能老死在柳州了。这时与柳宗元相处的难友都离去了，遭贬的八司马也陆续都“量移”得到了升迁，只剩下柳宗元一人还孤苦伶仃地留在贬地，痛苦地挨着日子。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说：柳宗元在死前一二年，“心绪绝劣，则自知不寿”。人性也有脆弱的一面。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也就是距柳宗元死前的一年，与柳宗元交好的李夷简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作了宰相，为此柳宗元写心给他，乞请援引。他在书中说：“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仰望于道，号以求出”。用词卑屈迫切。看来柳宗元至死也没有放弃想复出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可李夷简在相位不过三个月，此事自然也就没了后音。十四年贬放至死，是柳宗元人生最痛苦难耐的经历，可它却奇迹般地铸就了柳宗元的人生辉煌，使他成了那个时代以至以后的历史都没有人能摸其项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是有唐以来的大儒，他的思想光耀千古；他的文章同屈原的《楚辞》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永存史册。自古以来，为人灵活者受人喜欢，而严肃谨慎者受人敬重。柳宗元是后者。下一讲我们介绍柳宗元的思想。

五、天高心更远

翻开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同是乱世的中唐，成千上万的“浪漫”诗人，伴着闹哄哄的佛道，“泛滥”出的却是各色迷信和天命邪说。整个唐代思想空寂，唯独出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写于永州后期的《天说》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奠基作，是他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而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不论是儒释道，还是圣人贤达，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怕忌讳不敢说天。统治者借天命吓唬老百姓。柳宗元《断刑论》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柳宗元这是在刨统治者的命根子。在君权社会，没人敢这样做。《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的这些话，据说是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可多年后又旧话重提，显然与韩愈讽刺永贞革新相关，为此引发刘禹锡连写三论来回应这件事。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哪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说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天人之际的争辩贯穿了中国哲学史，其交点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关系。孔子畏天命，由于不明白老天无言却主宰万物，对“天”怀有一种恐惧敬畏的心理。老子主张效法“天”(自然)。庄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自然”和“人为”，他认为，人给马套索具，给牛穿鼻绳，这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而主张把“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合一的，是子思和孟子。后来西汉的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之体，合而为一”。可他把这一问题神秘化，提出“天人感应”说，味道就变了。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他主张用某些宗教仪式，感动上天，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安排。韩愈的天能“赏功罚祸”的思想显然是与董仲舒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在柳宗元之前提出“天人之分”说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在《天论》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行的运动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间的贫病灾祸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人自己造成的。他主张了“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了荀子等人的思想，对往古以来的天人纷争做了总结性的论说。韩愈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因修史书的事和柳宗元有过争论。柳宗元曾专门写《与韩愈论史官书》批驳他“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说法，斥责韩愈借鬼神、天命说事。我们就史料解析，韩愈畏惧史事与他写《顺宗实录》有关，迫于宦官威势，韩愈曲笔就史，几移其稿。韩愈猜疑自己受贬阳山令与刘禹锡和柳宗元有关，这时趁机用天命比喻柳宗元遭贬的事，为此引起柳宗元极大的不快。柳宗元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和史事的论战，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两者的关连是很明显的，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是显见的，柳宗元是在用自己的唯物论思想顽强地捍卫其政治主张。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守中道，不忘其直”，却是至死不悔的。刘禹锡《天论》中有一段文字直接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和与韩愈论史书背后的真正起因。刘禹锡说韩愈所谓天能“赏功而罚祸”，是黑白颠倒，是非易位，是赏在奸佞，罚在忠直，其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哪有何天理可言。这显然是在指责韩愈诬蔑永贞革新。《天论》虽说是《天说》的解说篇，但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是有形物体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杰出的。生长万物是天的功能，而治理万物是人的功能。天人是相分的，“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这里的“法”是指人类掌握自然规律来改造世界，刘禹锡这一说法得到了柳宗元的认同。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已。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刘禹锡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刘禹锡说，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一种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

柳宗元《天说》还有一篇姊妹篇《天对》，这是对屈原《天问》的对答。屈原《天问》的题意与《天说》一样，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天问》是说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攝于天象天道之中。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评价屈原的《天问》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问》气势之豪放，涉猎之广远，前无古人。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现在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就能挥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也应是反映了战国时期楚人的思想认识。屈原常年被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感到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他奔走呼号，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凝集成这一宏篇巨制。屈原在《天问》里对人间奇迹﹑自然万物﹑古史今事﹑传统观念，都提出了怀疑和质问，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的《天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柳宗元的《天对》堪称“奇作”、“奇文”。限于时间，我们仅举其中一对，就会领略它的光彩。古代传说黑水边有长寿不死的仙人。屈原问寿命有多大。柳宗元说：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有谁羡慕。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终归都要死，为何编造这些没有边际东西，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对迷信妄说更是不屑（xiê）一顾。《天对》是“柳宗宗元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名著”。几千年来，柳宗元是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

商、周时，人信天命，好迷信，遇事喜卜，以此来推断福祸、吉凶。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就是用于记录占卜的。左丘明的《国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其中充斥大量的天命迷信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是儒家经典，它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历代受尊奉和顶礼膜拜。柳宗元在永州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作《非国语》批驳它。这是为什么？柳宗元在书前小序里说：《国语》为文精深杰异，历来受读书人喜欢。可里面竟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柳宗元说这是文采华美外表罩着的陷阱啊！要是不揭露它的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会更多，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而当时唐朝的社会现状是什么样哪？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谈论治道的多了，可遵循大中之道的却没有。口头上说是儒家之术，实际上拐弯抹角，漫无边际，不知说些什么。联系世事，则又苛刻死板，僵化不灵变，根本不入大中之道。更有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竟是些胡说八道，用天命鬼神装神奇，恍恍惚惚让人如坠幻境不知所以。柳宗元痛苦地发问：知我者谁也!他慨叹看不到与他志同道和的后来者。《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全书有六十七篇短文。《三川震》批驳地震是国家灭亡征兆的邪说。柳宗元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zhì屹立，积聚)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这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国家灭亡是人事所为，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有什么道理。柳宗元批判《国语》谈神说鬼、荒诞迷信时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进而说：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柳宗元在《卜》里批驳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而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和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说统治者在用骗民的卜术来愚民。柳宗元说梦更精彩。他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这样解说恶梦，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柳宗元批判统治者乱政害民更加大胆。他在《不藉》里指斥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他认为，如其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你装模作样的为民求福，还不如行我说的惠民的大德。这简直是对封建礼教扇耳光。在浑浑噩噩的君权社会，如此放言不羁没有第二人。其实，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

说到《非国语》，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易经》。现今评说古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柳记》注家号五百人，从未见到对《易经》略有阐发的。大家知道，《易经》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人留下的东西。古人用长短草棍摆出不同的形状，用来表达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人所思﹑所想，及其真实的内涵，今人已无法考证和认知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里用文字注释的东西，都是后人不断附会上去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是柳宗元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章。此事起于董生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董生名挺，他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与贬官来此地的刘禹锡相遇。当时，唐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董生道听途说，把孔颖达的疏说附会到一行和尚身上，以为新奇，去蒙刘禹锡。而刘禹锡轻信董生之说，用史事卜卦演《周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直言对此进行批评，说这是很愚蠢的事。柳宗元笑董生浮浅不学，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指出用《易经》解悟天地人生﹑卜算测数太浑然难明了；而把《易经》用于占卦卜筮，那是旁门邪道。《刘禹锡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个叫顾彖（tuàn）的人，此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跟人习《易经》学占卜，六十三年没有一天离过吟唱卦辞，演算卜筮。他临死时对人说：占卦卜筮的伪讬之辞都是用来迷惑众人以骗取衣食之用的。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可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卜术的人，最后也没能因善卜而逃过饥寒困顿而死的命运。刘禹锡作此文，是否用来破解前此的迷惑，已不得而知了。

六、时代的叛逆者

儒学到唐代已失传千年之久，为此才有柳宗元追寻大中之道和韩愈道统说的事。韩愈说：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不得其传。其实，道统说是从佛教借鉴来的。韩愈一生以道统和排佛自居，可他这里面说的内容都不是自己的东西。苏轼说韩愈学术功底差，论事支离破碎，往往自相矛盾都不知道。韩愈道统说的核心是天命论和等级制。他反对道统以外的其他学说。韩愈仇视老百姓，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柳宗元恰恰与其相反。清代田山畺（jiāng）赞柳宗元“奥古”。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彩众家之长以寓其理。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柳宗元始终以叛逆者的形象面世，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大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书都损毁了，唯留有算命打卦一类的书。古时书籍经典，都是靠人手书传抄的。历经时事变迁，许多都亡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好多是汉以后编撰整理的。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大多又是借貂絮裘，所以，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而后人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唐时一些经书由皇帝下诏尊奉，，要辩议它还得有些胆量。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别人不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鶡冠子》是叙说《道德经》的，柳宗元为了辩析它，曾往来京师寻找，后来在长沙得到这本书。柳宗元读后，满纸都是浅陋的话，说它是好事者的伪作。就是《论语》柳宗元也敢碰它辩议它。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柳宗元不但用他的唯物论思想论古，更勇于非今。他竟敢刨掘统治者的命根子，对披着天命论、迷信和等级制的各种邪说和骗术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更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柳宗元批驳迷信邪说，用实例和事实为《天说》作注解。《时令论》批判的《月令》是儒家的大法，汉代把《月令》放到《礼记》里，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时，重新刊定为《开元礼》。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以至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持祭祀，行《开元礼》的情形。柳宗元认为，《月令》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不是圣人所为。他说：古时圣人作祭祀，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人事。柳宗元反对假借时令行神道的愚民作法。古时人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们提前做好生产和生活的准备。所谓“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此而已。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观《月令》之说，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把节气时令与宗教迷信混在一起来推行政令，柳宗元说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行政令究时间，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春天也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事。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也就是说这是瞎子说瞎话），非出于圣人者也”。柳宗元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让人看了久久难以释怀。

《断刑论》仅存下篇，从内容上看，《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柳宗元认为，讲天命而不讲人事，这是糊涂不知事理。“苍苍者”上天怎么会知道和干预人事，又为什么要勉强迁就时令去谄媚它。自然界的雷霆和雪霜，不过是一种物质性的气罢了。春夏雷霆，“破巨石，裂大木”，是木石犯大罪了吗？秋冬雪霜，摧残草木，是草木有大罪吗？难道是雷霆和雪霜惩罚万物吗？柳宗元说，雷霆和雪霜那会什么惩罚，这是效法“天命”人的糊涂之说。柳宗元主张：“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这种非天命，讲人事，重人道的思想太难能可贵了。它象在昏暗的夜空里爆出的一束闪电，划过了历史的长河。柳宗元期盼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天时得以顺应，大和能够到来，他追求的“大中之道”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大和，也称太和，指阴阳之气调和，自然界没有灾害，社会没有战乱的升平景象，可惜柳宗元到死也没能看到它。

我国古代在农历十二月里有合祭百神的习俗，称之为蜡(zhà)，也谓腊(là)，由此农历十二月又被叫着腊月。传说古时神农氏，为教百姓种五谷，在农历腊月作蜡祭，用染成红色的鞭子鞭打草木，以劝农事。后来帝王在春耕时行藉田礼，装模作样，扶一下犁把，就算躬耕事农了。这和蜡祭一样，是一种愚民手段，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唐代设一百八十七方神，年末依据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的情况，取消有灾一方神灵的供品，不祭祀它们。柳宗元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月任监察御史，按唐代礼制监察御史也监祭祀，所以，年终蜡祭时，柳宗元主持了这次活动。可他却背行自己的身份写《蜡说》，直接批驳蜡祭的虚伪。柳宗元说：神什么样，谁能看到？祭祀的东西神吃没吃，谁知道？这实在是荒诞不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柳宗元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要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这应该惩罚人。现在古圣人之道不显了，蜡祭只有表面形式流传下来，徒有虚名。柳宗元以蜡祭之事分割幽明，是要申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趋重人治。柳宗元认为，知道圣人蜡祭的道理，祭祀形式就可以去掉了，在皇权社会说这样的话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符瑞和蜡祭一样也是附会之说。柳宗元的《贞符》就是论说符瑞的。贞在甲骨文里好似鼎形，鼎是古代的传国重器，正也，即国家正中的，不偏不斜的象征。贞字金文里加卜，将卜问的含意加以强调。符是祥瑞的征兆。贞符在这里是说占卜符瑞的事情，而从文中看，《贞符》是柳宗元写给皇帝看的，标题的意思自然是与帝王说符瑞，而不会象一般文章那样立题就直言什么是真正的符瑞，这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行文礼数。《贞符》写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完成于永州。柳宗元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曾为《贞符》写过一段序引，说他在为尚书郎时写《贞符》，遭贬后中断了。后经吴武陵劝说，才又下决心写下去。

我国古代流行符瑞说，称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进而神化成“君权神授”，不可动摇，是天经地义的事。西汉董仲舒有“天人感应”说：说国家将有失道的事发生，上天就会先发出灾害来遣责和警告；如果不知悔悟，又会用怪异的事警告、吓唬；如果还不知改变，国家伤败就出现了。他说，这是上天关心仁爱的君王，想制止国家的的祸乱。为此历代出现过大量编造假说附会的事。柳宗元在《贞符》的开篇就直批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谬说，说他们编造的这些受命之符的邪说，都是“淫巫瞽史”。说他们是装神弄鬼惑乱人心的巫婆和瞎子说胡话的编史者。君权神授”和“天命论”是封建帝王的护身符，柳宗元冒天下之大而不韪，竟赤裸裸地把它撕下来，说它们是“诳乱后代，不知圣人立世之本”的东西。柳宗元之后，没见有人再写这样的文章，《贞符》是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柳宗元用大量篇幅从古初朴蒙的时代一直说到唐代，以说明“德实受命之符”，即“仁德”才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护身符。揭露和批判了历代编造的种种瞎话和邪说。柳宗元还列举出许多正反事例：他说迷信符瑞说吉祥的国家灭亡了；说凶兆的，努力治国，却享安康。柳宗元在这里明确指出：君王受命不在天，而在人；国家不能靠什么祥瑞，而要靠行仁政。君王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能久长的，也没有依靠祥瑞而长命百岁的。

柳宗元反对封禅。所谓封禅，最早源之战国时齐鲁，当时有些儒者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去祭祀。在泰山上筑坛祭天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辟场祭地曰“禅”。自秦始皇以后，相传有七十二位帝王做过封禅。司马迁《史记》有《封禅书》。封禅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大典，张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它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而柳宗元却公然反对封禅。宋人范租禹著《唐鉴》说：“经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柳宗元说汉武帝封禅，虽然起了一个堂皇的名字，可没见儒家经典《尚书》里记载先圣做过这种事，显然说这是荒谬的。韩愈在贬放潮州时，为取悦宪宗，曾极力劝其封禅。宪宗曾对左右说，还是韩愈对我好啊！柳宗元为文不知象韩愈那样顺情取媚，反而逆着宪宗说些他不爱听和忌讳的话。柳宗元列举高祖太宗直至德宗﹑顺宗‘十圣’，却不提和突出当朝天子宪宗，这是不能容忍的。柳宗元写这样的文章，虽自谓‘一明大道’，但在当朝天子看来，却未免离经叛道，而且是罪不可赦的。虽然没见史料记载宪宗读《贞符》的情形，可从柳宗元独自一人一直被贬死在蛮地小州还是可以猜想到其中一二的。历史上，大思想家往往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其行为就显的愚不可及，自然不会为那社会所接受和容忍。可像柳宗元这样到死也梗着脖子认死理，这在历史上更是少见的。蕫仲舒不可谓不执拗，可他因“天人感应”说得罪了汉武帝，听说要杀他，就再也没声音了。柳宗元不会这样，不然我们今人就无幸看到那些震耳发聩的文字和思想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常人看来有时很愚很痴，以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柳宗元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他《贞符》序引里说：只要“一明大道”于人世，我死而无憾。读来多少有些悲壮。《贞符》里阐明的大道正如柳宗元所愿一直在后世传留着，这应是对先哲最好的慰藉吧！

世上许多事，往往都具有两面性；好坏也是这样，不但是相对的，还会相互转化。可一般人往往看不清这样的道理，一味讲黑白分明，遭惑受害就在所难免。其实古人早就知道这些辩证的道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说福祸相系，各有你我，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如贫者未必皆贤，富者未必皆不肖，然而世俗社会经常却不这样看人待物。当时有个进士王参元，是柳宗元的朋友，人很有才华，京城人说他家聚敛大量钱财，避讳不敢称道他的善行，因此公道难明，一直遭世人嫌疑。搬弄是非的人，更是张口闭口说他家得大贿赂。后来，柳宗元在永州听说王参元家遭大火，一切荡然无存，“大喜”，写信向他称贺。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说：“闻失火而贺，大是奇事。”贺人家受难，这太反常理了，柳宗元好似不近人情。可细闻其说，又在情理中。柳宗元说王参元家被大火烧成灰烬，事情一切都看清楚了，你才能得显不会再受诬陷了。我和你是交往了十几年的“相知”，却不如大火一夕为你洗清了荣誉。你重获新生，怎能不高兴呢？

《敌戒》是柳宗元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作，历来评家称其为箴言篇第一。全篇一百四十四字，字精句练，析理透辟，行文风彩，又堪称短篇之杰作。此文反常人思维，以“敌戒”警世。柳宗元说；人都知道敌人是仇恨，，而不知到敌人存的好处；人都知到敌人存在的害处，却不知道它有利的一面。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骄傲自满就灭亡了。春秋时晋国大夫范文子在晋国打败楚国时，却说“外宁必有内忧”，要晋历公警惕。鲁国孟孙憎恶臧孙，可孟孙死后，臧孙痛哭，说孟孙是良药，他死了，自己就离败亡不远了。为此，柳宗元说：“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可今人却“敌存而惧，敌去而舞”，不能居安思危，这会招大祸的。柳宗元说：人平时注意身体保养能长寿，而自夸不在意会暴死。其实古人辩证思想非常丰富，如：大必起于小，多必起于少；千丈之堤，以螻蚁之穴溃；有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这些思想和柳宗元《敌戒》篇一样，不但千百年不朽，还会一直让后人受益下去。

七、柳宗元说官场

官场是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而等级制和天命论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也是构成皇权政治制度的链条。所谓君臣父子，上智下愚，所有封建礼教，都是由此引发和生成的。柳宗元反对封建等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对门阀制，一是反对官本位，主张官为民役。等级制的核心是一个“官”字。古代“官”字分两个部分，上面是一宝盖，像屋顶相连的大房子，下面是土堆的本字。房子覆盖的是土。两部分合起来代表治理众人。“官者管也”，他们是替君王治理百姓的人。这就是官吏的来源。柳宗元《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这里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它作礼器。爵在古代是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用爵赏赐诸侯，爵就成了一种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爵古是分等级的，有公﹑候﹑伯﹑子﹑男五等。战国时买卖官爵盛行，而且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从而演生出天爵说，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天爵是自然的爵位，人爵是社会的爵位。人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爵。人为了当官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一旦当了官，仁义忠信就不见了。柳宗元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他解释说：志是刚健之气，明是纯粹之气。仁义忠信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柳宗元认为，天爵本来就不是什么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明和志，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人无贵贱，皆可为圣贤。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古时读书人讲安贫守道，而《左传》说孔子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柳宗元认为这是误传。他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也很少看到为官者说这样的话。柳宗元曾和岳父杨凭论说举荐贤才的事，柳宗元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辨认人才更难。他例举了四种人：一是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这是上等人才；二是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这就差点；三是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这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第四种是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好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却受人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享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柳宗元说：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做官，尤其是做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

柳宗元在永州作《送薛存义序》，论述民本思想。《送薛存义序》和《封建论》如鸟的两个翅膀，它代表了柳宗元政治主张的主要想法。为民是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是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民本思想原本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比“贱民”、“轻民”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他感到天命无常，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命”。孟子也主民本说，他有不少这样的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却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官吏拿了俸禄，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现在天下到处都这样。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他打比方说，你家雇了佣人，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柳宗元认为这是“势不同”。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柳宗元年青时就信奉官为民役的思想，他说，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在永州，柳宗元曾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赋税的弊病。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納税，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人民已到了破产困饿死亡的地步。为此，富者税益少，贫者只能到地里捡拾漏掉的麦粒交税。柳宗元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柳集》有《吏商》篇。所谓吏商，是指掌管国家贸易买卖的官吏和当官经商的人。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也是这样。由于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官吏借势经商是当时的社会常态。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薄。”其实，商人重利，吏商更是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他想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这如同让水火相容。柳宗元想救民出水火，这本是正理，可当政者谁会听他的？

唐代官场当时仍是由门阀士族主导的，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是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的。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人们靠祖先的功勋得官取利。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把人分为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做官的都是世族豪门，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魏晋时修家谱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家谱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冒称陇西望族，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的后代。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这是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他以门阀文章自高，作诗说：“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诗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表功绩的牌坊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足见门阀世族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永贞革新时，旧派老臣之所以反对王叔文，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出身寒门，又是靠棋艺和书法得宠的。唐代轻视艺人。《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著名画家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这是掌管封爵的官。可身为画师，他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要学为父染习它。唐太宗曾对宰相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可厚给财物，不能超授官职，也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对艺人多么轻视。《颜氏家训•勉学篇》曾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说没有学问的贵族子弟，穿着豪华，像女人一样打扮。涂脂抹粉，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找人代作诗赋。他们在众人前洗脚，撒尿；还任意到别人家里，调戏妇女；纵恣淫欲。柳宗元说世族无能，像朽木粪墙，一遭丧乱，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唐时日本有大量留学生、僧人和遣唐使在中国学习，木屐和宽衣大袖也被他们当成时尚带回日本去了。其实这种装扮，始于魏晋。当时人服食丹药后，往往变得暴躁狂傲。为了避风擦伤皮肤，崇尚宽衣绶带；又为轻便透凉，不穿布鞋改着木屐。后来读书人习之成了一种时尚。因服丹药不能常换衣服，身上长满虱子。《初学记》说；王猛隐居山中，与人“说当代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说这是洒脱，其实是一种病态。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记述东晋谢灵运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的事。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诗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记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的区分。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的人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读书人的行为。柳宗元后来在谈到他刚进入官场时的情景说：他做蓝田县尉时，每天早晚在大官的堂下奔走，与差役没什么区别。官署里尽是些俗吏，不是谈做买卖，就是说经商亏赢。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韩愈的侄婿，也是韩门大弟子，他作文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由门生、故吏代笔。李翱《百官行状奏》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其污秽溢于言表。

唐代承袭隋朝开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应是对门阀世族是一个挑战，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查看史料，当时寒门读书求科举是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柳宗元二十五岁时说：他在京师九年，考中进士的只有二百六十人。也就是说每年不足三十人。而大量的官吏不是靠科举得到的。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可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的。柳宗元《梓人传》说的“胥吏”，也就是官府里办理文书的一类官吏，郡守等地方官是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相当教育部长）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柳宗元曾写文章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朝没有第二人，后世也少见。柳宗元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

《柳集》有一篇《宋清传》，是借商人来说官场的，很耐人品味。文中的宋清是一药商，他取利有道，每以优价进善药。不但京城的郎中用他的药配方，有病的人也都向他求药。他对京官不管升迁谪贬，都笑卖迎送。有贫士请药，他常多赊折。遇人有急难，常倾财救之。他为此得“远利”、“大利”。柳宗元说：宋清是商人，不以逐利为道，而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学堂﹑居乡里的士大夫，却争利于市，太可悲了！柳宗元慨叹没有宋清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做官为了求利，把官场当市场来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廉颇失势时，食客纷纷离去，后再为将，又都回来了。廉颇很生气，命令门客都退去，可门客却说：“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旧时官场，得势，车水马龙；失势，门可罗雀。这是那个社会的常态。

柳宗元曾受托作过壁记。什么是壁记，就是古时嵌在墙上的碑记。打个通俗的比方，如同当今政府行政大厅的官员和机构的公示板。当时朝廷百司都有壁记，记官秩创置始末和前政履历，既有激励后进，又有一种监督警示的意味。所谓官秩，是指官爵与俸禄。说白了，这是告诉你，想享用什么样的俸禄，就得尽什么样的职责。古时官吏靠俸禄吃饭，看重官秩是很自然的事。可又没多少人会真正照此去做。唐代官场宴饮盛行，每有酬应会宴，必有官妓侍候。杜牧有诗说：“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这是当时官场的常态，正如柳宗元所说：“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这是说大家都这样。据柳文记载，当时各级衙署都留有“余财”作为“食本”，京畿小县月有宴饮，以“获僚友之乐”；重镇千人盛宴更屡见不鲜。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有记载，说筵宴当日，旗幡林立，鼓乐不绝；歌伎兴舞，飞腾幻怪。数以千计的人仰视就列入席。这是被当时的场面和气势镇住了。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美酒佳肴，尽人享用。其“煌煌盛典，照耀一时”。这与百姓困饿而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柳宗元《舜禹之事》竟敢指着皇帝的脑袋说禅让事，并直言告诫说，你要保住皇位，就得利民抚民，让百姓归顺。写这一的文章背后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所指，我们已无从查考。但让人联现宪宗轼父篡位又很自然。书生不畏死真让人钦佩。

八、不是佞佛是究佛

说到宗教，它像迷雾一样一直伴随在人类身边。宗教是虚幻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时搅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而富于思辩的佛教更是这样，其佛典经卷浩如烟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种，不但历代研究者叹息难治，就连佛祖也一再说“佛法难闻”。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而“通其说”，即苏轼说的“始究佛法”，是遭贬以后的事。在佛教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这不奇怪。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说的佞佛，而是苏轼说的“儒释兼通”的思想家。他是唐宋究佛第一人。

大家知道，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很快与儒道交融。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到唐时，儒释道出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国式的面孔。天台宗、华严宗、是这样，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释道在唐代形成鼎立之势，除宗教自身发展的原因外，与皇家权术直接相关。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维统，武则天用佛尊当女皇。皇帝亲自组织三家论辩，下诏给他们拍座次。按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佛教是不认父母，不讲孝道的。这与儒家伦理水火不容。后来佛教有了改变，佛教徒编了不少讲孝德的经书，还实行三年之丧。《柳集》有序赞赏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赞扬和尚元暠葬亡亲尽孝一事。柳宗元认为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元暠是儒生，当和尚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讲孝道，不重亲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贬后，身处困境，精神极度苦闷；长年住在寺庙，每天与僧徒往来，耳濡目染，他也试图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可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他对禅经产生了疑窦，这让他更加困惑和苦闷。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时他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领悟真正的佛理而一无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诞的事，反倒为世人所追求和乐道。但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还是让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和满足。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到后来，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可我们翻遍《柳集》，找不到有当时士大夫迷佛的诡异之辞和痴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ǜｎ)公院五咏》有五首小诗，都是写龙兴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诗中虽然透着寺院的静幽和禅机，但没有怪诞和邪妄的影子。佛教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说，语出《多心经》。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说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空之说。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这是说，如果佛教色空之说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万物呢？这显然是否定了佛教的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诗写的很精妙，有的读起来会令人发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是一首“调笑”诗。说年过七十的法华寺石门长老，忆其一生，如梦如幻。望着当年种的小树都参天“成林”，感叹长年累月地诵念经书，到底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连筋力衰微都忘却了。柳宗元借此告诫长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张望，不然花开时，看到鸡鸟成双成对，你会很孤单的。人连草木鸟兽都不及，会很自伤的。这是借说长老来调侃佛教。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无其实。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师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说他们是“乱杂”。游民，是闲着无事的人。古时指士不士，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笔朴直，开篇直指其弊：说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学文章没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为清高，他们做和尚却没有理佛的诚心，是凭托舞文弄墨装放达的所谓“文章浮屠”，是放纵怪异不入流的“乱杂”。唐代宫里达官贵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包括公主在内，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他们以佛庙为避风港，行淫乱之事。当时盗贼凶徒，贪人败类，窃踞寺院，侮弄妇女，藏奸酿乱，无所不为。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说佛道是藏污纳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众云集社会，五色杂流充斥其中。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开赌场的，有当医生给人看病的，有招摇撞骗的，有算命的，有交结权贵附庸风雅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假借他人势力敛财与官分脏的。从中可以看出，唐时那些欺世盗名，假借诗文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假和尚多么风行，而社会迷失，对这些乱象却“宽而不诛”。每提及此，柳宗元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极其鄙视、厌恶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张读书人遁入空门，为僧为道；对炼丹药求寿更是不屑一顾。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贬境，他也始终不改变和放弃儒道世用之心。当时有个叫周君巢人，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回复他说：我虽遭贬废，但从不说鬼神等事。你说这些“寿且神”的事，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符，我从来都没有兴趣。人如果单纯为了活着，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动心，这不是君子所图。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他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认为这样的人虽不久寿，可其道却寿远啊！他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宪宗好佛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为台州刺使采仙药，这是有唐以来第一次授佛道实职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药不救，玄宗服药炼丹；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连灭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药，躁疾而死的。韩愈与周君巢也有交往，与柳宗元不同，韩愈听信了饵药久寿之说，晚年服食硫黄，其早亡应与此有关。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铲平了又长高了，后来这些铲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穖(jī)是说相信吉凶祸福的征兆。《山海经》有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庙里的人都把息壤当神来供奉，再没人敢铲平它。柳宗元说，铲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柳宗元说：南方多瘟疫，过劳者先死。这些用铁锹铲土的人，是死于过劳和瘟疫，土地怎么能显神通呢？柳宗元担心读书人来龙兴寺被迷惑了，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史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

后世说柳宗元佞佛，追根溯源，其实是因韩愈引起的。韩愈信口说柳宗元与山人元十八交游，不排佛，千百年来后人随之，致使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后来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说韩愈批评我嗜好佛图言，与浮图游。近来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洛阳）来，韩愈让他带信责斥我。柳宗元说：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他儒者僧形，是个文人和尚。其为人旷达质朴，与孔子同道。虽历经挫折也不改其志。这是柳宗元与他交游的原因。柳宗元说：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们往往与《易经》、《论语》相投合。我与他们交游，是看重其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而韩愈批评的那些行迹：如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柳宗元说我也不高兴。可韩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掉了，这是只见石头而不知道石头里还会包着玉啊！柳宗元是从儒家立场来判佛的。柳宗元说：他与浮图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这不是说他听不懂和尚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他不是因喜欢和尚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说儒语他喜好，才与之交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他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喜好安闲”的和尚交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来的就排斥它，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这是经常碰到的事。而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后来遭贬去潮州时，却与柳宗元交游的元十八和尚打的火热，赠诗难分难舍。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就传的沸沸扬扬。时为户部侍郎、太子宾客精通佛理的孟简，在吉州听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明，识道理。”是个很难得的人。韩愈后来在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都有交往。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更是让人非议。

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愿为“文儒事”，他遁入佛门，整日背着书箱，怀揣纸笔，独自行走在山水间。柳宗元本想让他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责怪他，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想到“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的，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还作序赠给他。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他们富有文采，其实都是一些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他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给韩愈看，想知道韩愈看后作何解释。但韩愈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只能让后人自己想象了。

我们从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环境透出的形象看，他不但与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满身妖气邪念的达官贵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刘禹锡、白居易这样的人也难与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刘禹锡是看破红尘，后来专心事佛。席砚间尽是经书，他钻研佛法，参禅悟道，迎来送往的都是僧人。他自己说：“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学的弱点，也是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个根源。刘禹锡与柳宗元思想相通，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他们涉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刘禹锡在这方面走的远了，而我们从《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这样的场景和文字。所以苏东坡在书写柳宗元碑文时拒绝写刘禹锡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他晚年中风后，潜心佛教，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女唤妻呼”都不应，连刘禹锡来了也不见，为此刘禹锡曾作诗取笑他。

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庸俗），也不伤其高。朱自清也看到这一点，他说韩愈虽创立道统说，但“他并没有传了甚么新的道”，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却在翰之上，并不墨守儒言”。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课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也主此说，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是道统虚名而亦。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

九、忧患铸就的诗文

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失败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病逝，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是在荒蛮贬境里度过的。这是一场人生的炼狱。柳宗元用血泪凝成了他的诗文，从而成就了他思想和文学的辉煌。柳宗元仿楚辞写哀愤，赞抗藩英雄，用寓言讽时事，用游记写山水，书人物传记，都是空前绝后的。柳宗元的诗文贴近社会现实，他记事论人，写景抒情，指斥时弊。其用笔犀利，深邃、幽婉。他讽刺嘲弄，文如匕首、刺枪。这我们在上次讲座时都详细论说过。俗话说：文如其人。人的性情和经历不同，为文的外在表现也大相径庭。有豪放大气的，有深沉婉约的，有华美绮丽的，有闲适旷达的，还有虚徒其表，华而不实的。柳宗元文章虽然带着贬境的烙印，但他继承和开创了别人没有的文学样式，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明、愤和娱。明是文以明道，即用文辞褒贬时政，兴利除弊，这在柳文里随处可见。愤是愤世之作。它不是历代有人说的贬文，那是不公正的说辞。清代林纾说：“发其无尽之牢骚，泄其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这是正义的愤怒、不满和抗争。古时有大智若愚之说。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说：大勇者表面像胆小、害怕的样子；才智很高的人往往不露锋芒，外表装得好象很愚笨似的。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柳宗元是智者、仁者，他爱永州山水，却故意把身边八景以愚相称，曾作《八愚诗》，刻记在溪石上。这显然是偱儒道自慰，以发泄胸中的郁闷。柳宗元这样做，也是为“不露一迹”，免受伤害。 《愚溪对》与《愚溪诗序》是姊妹篇。柳宗元借改溪名为题，讽喻和抨击当时社会愚智不辨﹑善恶颠倒。文以托梦﹑与溪水神对话等寓言形式来辨说“愚溪”之事，形象生动﹑自然流畅，不觉中让读者走入梦境，和主人一起兴叹起伏。文中述说的恶溪﹑溺水﹑浊水﹑黑水﹑贪泉，明显是影射凶恶﹑腐朽﹑污浊﹑贪婪﹑黑暗的社会现实；而坎井﹑榛棘﹑毒蛇是暗喻谗佞小人和朝廷守旧派势力。柳宗元说，开明君主当政时，智者被提拔任用，小人谗佞者蛰伏不被起用。昏君当政，把小人留身边，贤臣不受重用被贬放到远地。柳宗元以愚假托，讽喻当今小人得势，智者遭贬；顺势推说，当政的宪宗皇帝自然也不是什么明君。如此巧手设喻，让对手如刺哽喉。柳宗元说：他就是脚踏陷阱，头顶木石，身处荆棘和毒蛇险境，也不惧怕。丢掉什么，得到什么，都不在意；受进用不自满，遭贬退不自馁；孤寂昏暗，他也不会克制自己激愤的心情。这就是他说的愚。其势如火山爆发，要烧毁那些昏暗之物。有话不能直说，反要自愚讽世，柳宗元内心的情感是很痛苦的。《对贺者》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个从京城来的人，见到柳宗元说：我听说你获罪被贬在这，本来是想来吊唁你的。可看你面貌，旷远无牵挂的样子，挺潇洒啊！看来我吊唁你是多此一举，我应反过来称贺你啊！古时吊生为唁，吊死为吊。此人以吊唁为名，是想看柳宗元笑话，明显不怀什么好意。柳宗元回对他说：我蒙耻遭贬，“以待不测之诛”，整日流汗而战慄，已是接近坟墓的人了，能“苟生幸存”也就万幸了。你却以什么“浩浩然”之貌来贺我，这让我怎么承受啊？“嘻笑之怒，甚乎裂眥（zì眼角）；长歌之哀，过乎恸哭。”柳宗元斥责他，你哪里知道我这旷远无牵挂样子的内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忧惧啊？你闭上嘴吧！一生儒雅的柳宗元，近乎用粗话呵斥他，可见忧惧痛苦的心情压抑地柳宗元喘不过气来。柳宗元死后没有三年，有僧人游零陵，他回去告诉刘禹锡说，愚溪已荒漠了；愚溪泉边的怪石，也几乎都被洛阳大族和有势力的人取走了。破败的草堂还有燕子飞来，荒草满屋，山榴树依旧开放。草丛中残墙坏壁，周围的树木都归邻家。“残阳寂寞出樵车。”“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刘禹锡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宋新安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说：“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去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愚堂﹑愚亭者，已凐芜不可识。”现今这些已都荡然无存了，唯愚溪还依稀留存点影子。站在柳子庙山门旁的石桥上望着溪水，久久地，久久地，怎么也回不到柳子的梦境里去了。

娱是在山水间舒缓心志。柳宗元的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华章和美文，这是在痛苦逆境里崩发出来的美。游山水赏玩，古已有之。帝王出游称游幸。《辽史》有《游幸表》。而随季节出游打猎称游猎。汉代文章大家司马相如有《子虚赋》夸耀齐楚帝王花园之大，游猎之盛。其文深受世人称道，司马相如也由此扬名。可这都是些御用文人的谄媚之作。《诗经•周南•汉广》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里的游女显然不是单纯的游乐之女。春秋战国时的游士，周游列国，靠嘴皮子取悦君王，仗侠为权势谋事，记述他们的文字都是辩说之辞。古时有游学之风，有人周游讲学，有人外出求学。专门用文字记述出游的应始之《水经注》，这是北魏人郦道元为三国时《水经》一书所作的注。可惜《水经注》对山水的描写都是一些片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游记本是赏山水娱心之作，而柳宗元的游记透出的却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娱。高洁、深幽、凄清是柳宗元游记的主调，这与他为人和心境相关。与一般赏景而记山水不一样，柳宗元所写的山水里面寄托着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这和他在其他文章里的心绪和情感是一致的。柳宗元把山水作为知己，借景写人，借物写心，景物里充满了感情色彩，字里行间或隐或显着作者的影子，他把山水人格化感情化了。柳宗元的文章，如云彩波澜起伏，有官止神行之象。这是说你眼睛离开了，文章的神韵还在人的脑海里游荡。读柳宗元的文章就是这样。柳文记山水最奇崛，千姿百态，变化莫测。他写山石，说如牛马下山饮水，如熊罴争奔登山；写游鱼，说像在透明的空气中游弋；说山泉景色灵动，人被如诗如画般的情景陶醉了。说风吹草木，韵声在崖谷中振荡。被吹动的草木静下来了，可它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有声有色，意趣无穷，人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随着在空中飘荡。出神入化，写得太美了。这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能做到。柳宗元是中国山水游记的奠基者。

《零陵三亭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为同乡薛存义修三亭等游览景观所作的记文，很值得一读，所记之事震人耳廓，开启千载大众旅游之先河。柳宗元对薛存义在辖县开辟景观大加赞赏，说他建立衣食住行各种设施，“宾以燕好（宴席），旅以宾舍”，是古之首创，认为这是“以玩替政，以荒去理”，有助于政事，造福于民的好事。柳宗元说：认为观赏游览场所与政事无关，是少见识，没道理的。人气不顺会使心虑焦躁烦乱，眼目堵塞则心志停滞，不流通。君子必有游玩休闲之物，有高尚明达的设施和去处。而“嘉木美卉，垂水丛峰” 、“鱼乐广闲，鸟慕静深”，这会使人心舒志宁。旅游是恒久有益的事。这也是我们今人旅游之理。千载之前，敢昌此举，敢发此声，只有柳宗元。

除永州八记外，柳宗元其他记景的文章也写得非常精美。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事。《马退山茅亭记》，钟灵毓秀话茅亭，是柳文记景最出彩的一篇。钟灵毓（yù）秀是一句古语，一般人不会深解其意，也很少使用，只是偶尔在文化色彩较浓的场合用到它。因毓字有“生育、养育”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美好的自然环境产生优秀的人物”，这是古语的引申意。查《辞海》对该词的解注：“谓天地间灵秀之气所聚，亦省称‘钟秀’。”这有点费解，天地间灵秀之气汇聚所形成的气象和氛围是什么样，人们只能按个人的灵性和感悟去理解了。这里有点宗教神秘的色彩。今人读古文象看天书，其实文字因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异样，隔时空地域就不认识了。所以，《辞海》引用柳宗元使用该词的例句来帮人理解词意。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说：“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这句话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地间的钟灵毓秀的景象不限于象马退山这样偏远的地方。句中有“钟秀”字样，但这是词语使用的例证，并不涉及该词的解读，因此对词意还是不甚明了。

柳宗元是我国有唐以来，善书古文第一人，他玩赏山水和和写游记的水平，是后人望尘莫及的。柳宗元善记，这篇记述茅亭的文章，连标题在内只有二百六十三字，可是却把茅亭、山势、游者对钟秀之感，书写的酣畅淋漓。茅亭是用随手可拾的山草树枝搭就的，没有雕梁画栋的廊柱，不用砍削架亭的椽子，茅草亭盖也不用剪裁修饰，也不砌垒护墙，“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茅亭所在的大山，“崒然起于莽蒼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绾绣错。”这段对茅亭周围山势的描绘，大气惊世。其突起莽苍，如驰龙卧云。首衔大溪，尾接荒谷。四周群山，形朝拱之势。由于“壤接荒服”，在九州之外，蛮夷之边，驾八骏之乘，肆意远游的周穆王也难游到这里，着木屐善登山的谢灵运也攀不到此处。“岩径萧条，登探者以为叹。”茅亭建成后，一群华服雅士，手挥桐木做的丝弦琴，放眼环云，爽气绕袖。对酒当歌，狂呼大叫。一时间把天地万物之灵秀，尽收掌间。何等豪爽，何等快意啊。清代顺治年间的丁炜说：唐人说柳子厚诸记，以马退山茅亭为第一，谓其发秾纤（大小粗细）于简约，存至味于平淡，兹篇实尔神似。说这是子厚第一游记好象有点言过其实，但能把天地山川之灵秀，万类之极至收于百字之间不能说不简约；叙物界之大气，把游者之豪放在仅有区区几重茅草的荒野小亭之间，称其手法平淡精妙当不为过。

翻检史书，很难找出一篇象柳文这样耀人眼目的华章来。柳宗元文尾有一句点睛之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在其他文章里，柳宗元也说到过。一千多年前就对审美关系有这样精到的认识，实在让人折服。何为美，到今天也没能说清楚。美是对人而言的，因人的喜爱和欣赏才有美；美因人而显，因人而彰，这应该不无道理。柳宗元说：“兰亭也，不遭右军(指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他为茅亭作记，是想让这一“盛迹”不被荒野淹没。可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当年茅亭的遗迹怕早就荡然无存了。而柳宗元的茅亭记却不会，它将伴着文字的生命在时光中流动着。

文如其人，诗歌更是如此。以情感为生命的诗，张扬的是为人和气质。对诗人来说，内在精神里的东西才是诗风诗貌形成的根本原因。荆轲、项羽、刘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们都有一首诗传世于今。那时诗歌并不发达，他们的诗都是使用极尽白话的口语加语助词“兮”字随情脱口吟就的，可其诗里透出的气势和精神几千年的时空都没能罩住它们，把为义就死的侠客、四面楚歌绝境无奈的楚王、衣锦还乡志满意得的帝王活脱脱地凸现在世人面前。诗里的用语只有诗者本人才能吟唱出那样的话来。柳宗元是个文人，他遭难处贬境，所以为人格外内敛，而为文作诗，表达情感的方式，自然与人不一样。柳诗峻洁，情致深沉委宛，诗里总是隐约透着一种孤傲的情趣，诗意也更加幽远。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茫茫的江雪，群山中的鸟都飞走了，山间路径也不见人的踪迹。空寂寥寥，整幅画面突现一个寒江独钓的老翁。表面看是写江雪﹑孤舟﹑老翁，可冷峻﹑幽寂﹑深邃里透出的却是孤独和高傲的幽情。柳宗元这是“托此自高”。短短二十字的五言诗，绝妙地展示出诗人的人格风貌，成了传咏千古的绝唱。

柳文的特点有两点：一是奥古，一是简洁。所谓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偱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短短的数百字，通晓古今。柳宗元的文章是博采众家之长以寓其理。唐时有志于古文运动的人不少，可都是有心力不足，没这个文学功底，唯有柳宗元用他辉煌的文学成就践行了这一运动。说到简洁，清代徐经说：对三代以下的文章典籍, 后世史官，有数百卷不能尽者，而柳宗元仅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柳宗元有一句著名的话：“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言止。”短短数语，道出了为文的重要法门，成了后世读书人写文章遵奉的法典。柳宗元的文学名篇大都数百字，字字珠玉，如诗如画，有如神来之笔。不像我们有的今人，洋洋洒洒，没有几句有用的话，往往看了半天，也不知到底要说些什么。柳宗元还有一至理名言应刻石警世。柳宗元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这是说，作学问的人要想创立新的说法，必要读尽天下书，不能随便没来由地标新立异。柳宗元这好像是在说我们今人的事，现在一些所谓学者，浅尝辄止，只读了些皮毛，连古人的原著都没看，就东抄西拼，胡乱发议论立言，害人害己，遗害无穷。这是应该引起世人警觉和讨罚的。

十、说柳宗元不识时务是最大的历史误区

祸患时最能彰显人的品行。佛教有一句话说万劫不复，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为一劫，万劫就是无穷无尽的万世。用它来比喻柳宗元的人生遭遇是再恰当不过了。柳文《诫惧箴》和《忧箴》是两篇说“忧”、“惧”的小文，四字一句，一为九十六字；一为一百二十字，读之上口，简洁清晰。细细品读，文中透着不屈的气质和高贵的人品。柳宗元所说的话，不是一时的愤怨，而是经深思熟虑的箴言。柳宗元说：人不知道惧怕，用恶事加身也没用。智者为道遭难是一件美好的事，这样想就不会恐惧了。这显然是在说自己永贞革新遭贬的事。他认为：“灾祸来了才知道害怕，这是“昧昧勿思”，小孩子不知事，不是智者所为。“君子之惧，惧乎未始。”说做事前就预知和想到其中的风险。又说：“君子不惧，为惧之初。”说他们参加革新之前，就已经为最坏的结果做了准备，所以 “祸至”时不为之恐惧。观微知著，柳宗元一生抱定大中之道，虽为之得祸，他说“君子不耻”，“君子不惧”。说到“忧”，柳宗元认为；没有忧患意识，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每天就会陷于忧愁之中。柳宗元“所忧在道，不在乎祸。”他不是为个人得失忧愁，是为自己追求的大中之道不能实现而忧愤。遭贬虽然内心忧烦痛苦，可“虽死优游”。柳宗元经过深刻的反省，他认为自己没错，不为之后悔悲伤，就是被贬至死也不遗憾。他安慰自己不要在意这些，要悠闲自得地面对它，把烦恼和痛苦当成悠闲的散步。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执拗的人，认准的道理，到死也梗着脖子，不卑不亢，拒不向皇权和恶势力低头，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柳宗元有不少记述当时失意者的文章，他这是借此抒发心志，表达他对这个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控诉。《覃季子墓铭》写一个穷困一生的读书人。覃季子特别喜欢读书，虽家境贫穷，但为人耿直，气节不俗，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他精通经史，熟读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上下纵横贯通。他集数十家之说，作书《覃子史纂》。覃季子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儒、墨、名、法，还涉略动植物学，凡是有益于世人的东西，他都收录在自己的书里。可他不喜欢作官取士这些事。他因著书闻名，曾被人表荐做了太子校书的小官，后来不幸死于永州。临死时，他慨叹说：是希望出名一生穷困呢，还是不求闻名只求富有呢？是持正耿直一生不顺利，还是糊里糊涂、趋炎附势呢？可见自古做人处世的艰难。覃季子死后若干年，柳宗宗元遭贬来到永州，他感伤覃季子书文不能大行于世，于是为他写墓志铭，想让他的事传留下去。柳宗在墓志铭里说：覃季子为了名望就得甘守穷困孤独，而想富有就得忍受耻辱啊！这其实表达的是柳宗元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俯仰时俗的心态。

《柳集》有一篇《李赤传》，文章写的很奇巧，其实是一篇记实之作。 李赤，是江湖浪人。他说，自己善为诗歌，可以和李白相比，为此他自号李赤。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见过柳宗元谈说过李白﹑杜甫这两个人，偶然间从《李赤传》里蹦出“李白”二字，感到很惊奇。李白持才狂放，“以神仙风姿”傲世；而李赤是患有精神病的浪人。唐朝江湖浪人大都是底层的读书人，在门阀当道，科举仕途无望，一些怀才不遇的年青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只好浪迹江湖，行走山林，以此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和不满。从《李赤传》看，李赤是一个很有才情的读书人，他作诗歌与李白相比，可见心气之高。李赤很受时人敬重，可却郁郁不得志。他说人世是厕所，就连帝王居住的京城也没什么两样。李赤后来犯病溺死在厕所里。有人说这是受厕鬼所惑。而柳宗元不同意，说李赤疯癫是得心病的表现，哪有什么厕鬼啊？苏轼也这样认为。柳宗元认为，李赤这些疯话，其实是正话反说，是疯人说真话。柳宗元说：今天世人都只知道笑话李赤疯痴，可能象李赤那样不追名逐利的又有几人呢？说李赤疯的人，你如能反省自己，不计名利去追求道义，才是幸事，何必没事去笑李赤呢？在那个社会，才情横溢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遭心疾而死，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一种控诉。柳宗元从来不信迷信，当然不会认厕鬼之说。柳宗元这是在借此事指责那些违心屈势的人没有资格笑话李赤。柳宗元有一首诗是叙说掩埋马夫张进尸骨的事，表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在永州，柳宗元听人说有个叫张进的马夫尸骨被风吹雨淋散露在荒野，他哀叹：“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便让人重新把尸骨掩埋好。柳宗元说：我这样做不是想让在地下的你知道，只是想让我的心得所安宁啊！他说，做马夫有什么低贱耻辱，作贵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一旦死了，尸骨腐烂了，还有什么美和丑的区别。这是柳宗元进步哲学思想的体现，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长年贬居在民众中的柳宗元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这是请托之作，一般并不把这类应酬之事当回事，为此刘禹锡把它收在外集里，可此篇短短百十字的碑志好象并不尽然，柳宗元特用骚声铭之，其间透出的信息也较耐人寻味。碑志作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永州司马任上。马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母亲刘氏是妓女。马淑为遗腹子，自小就随母在南康（今江西赣州市）作歌伎。文中李卿是李抱玉之子李幼清，曾为睦州刺史，有政绩。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幼清被镇海节度使李锜诬陷，流放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路过南康时，因喜慕，收马淑为外妇。所谓外妇，是外室之侍妾。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正月，宪宗以群臣上尊号大赦，李幼清量移永州。永州的文人多为李家的旧好，每日载酒与之欢聚，马淑自然于酒席间操琴讴歌助兴。来永州二年，马淑就积疾而亡，年仅二十四岁。柳宗元为其作墓志铭说，马淑容貌丰腴美色悦目，技艺精湛新声感人。可美色新声解人忧者的心苦又有谁体味，苦心人示出的美色新声是用泪水合就的，那哀婉凄美的音声今天好象还能听到。在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柳宗元如此看人论事太难能可贵了。

古语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交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和为人。柳宗元一生活在感情世界里，他对情感的执着，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亲情和朋友的友情又是支撑他长年在残酷恶劣贬境里生存，并走完人生的支柱。柳宗元与八司马等人的交往最让后人倾服，他们政治上志趣相投，是同志知己，感情上情趣相依相印。正如清代李越缦说：“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其气象格律，皆出于学问。” 据史传所言，韩晔有俊才；韩泰有筹画，能决大事；陈谏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凌准有史学；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理财；皆各有所长。程异在八司马中为下乘，而在当时朝中群僚里，却是高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裴度平吴元济叛乱，全靠他调度运筹供应军饷。淮西之乱平后，程异奏罢茶盐店，以减轻百姓负担。随后程异被升为盐铁使兼御史大夫。转年，宪宗用程异为相，程异为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一个多月不敢当印秉笔。后来郁闷死去了。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事例说一下。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十岁的吕温死与衡州。柳宗元和吕温的好朋友段弘古来永州，见面一瞬间，柳宗元说：“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 一触目袖中的字迹，泪水就模糊了双眼，好像看见故人似的。吕温是柳宗元平生最亲近的人。此人雄才大略，二十八岁时作《诸葛武侯庙记》言民不思汉，“惟活元元”（老白姓）。其民本思想，与柳宗元“利安元元”，浑无二致。又作《古东周城铭》，公然向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左氏》展开挑战。无天无神，唯以《春秋》大义为人生信念。这可与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相比翼。柳宗元这群年青人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共同的人生理念和信养追求使然，他们与当时官场为利混在一起的人不一样。永贞革新时，吕温出使土蕃未被牵连。后因得罪宰相李吉甫被贬为筠（jūn）州，再贬道州刺史，后又迁衡州刺史。吕温在二州体恤百姓，受到人民热爱。吕温死时，二州百姓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每到社祭那天，不酒去乐，会哭与神所而归。永州在二州中间，岸上和舟船上的哭声，柳宗元都能听到。柳宗元慨叹说，这样场景，只在古书里听说过，今天看到了。当时有个叫元微之的人，也作诗记述了这件事。

   “永州多谪吏”。《柳集》里有数篇文章记载元和初年，柳宗元与同贬在永州的“谪吏”及失意文人交往的事，其中吴武陵与柳宗元交往最密，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二年中进士。柳宗元贬到永州时，吴武陵在元和三年初因事被流放来永州，由于情趣相投，两人很快就成了分不开的朋友。吴武陵文章写得好，又有史才，很得柳宗元赏识。柳宗元曾写文章称赞说“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深井观日，满眼亮色。心悦之情，一语道出。其用语之精妙，让人合卷难忘。其实，早年在长安时，吴武陵就与柳宗元相识。吴武陵为人耿直，为文大气、豪放，有文名。藩镇淮西节度使吴少阳闻其才，曾派说客郑平去邀请吴武陵作他的宾客，吴武陵避而不答。后来吴少阳儿子吴元济反叛，吴武陵写书信谴责他，从中可看出他反对藩镇的鲜明态度，不但不为之所用，还公开斥责他的反叛。在永州柳宗元把吴武陵当成最知心的朋友，说他是“有助我之道”的人。柳宗元的重要著作《贞符》和《非国语》都是在吴武陵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柳集》里存有柳宗元和吴武陵讨沦《非国语》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还有多篇为两人同送别友人诗而写的序。思想默契，情深意浓。柳宗元和吴武陵是很特殊的朋友，从年龄和资历上看，吴武陵应是晚辈，他“每以师道”事柳宗元，柳宗元“每为一书，”他都到处去宣扬、光耀。柳宗元慨叹说:吴武陵爱我深厚啊！在永州，柳宗元和吴武陵住的地方仅一水之隔，吴武陵住在潇水之西，故而柳宗元诗里有“美人隔湘浦”的话。柳宗元经常与吴武陵等人在一起集会，探西山之幽，游小石潭之景。《柳集》里有两首柳宗元赠吴武陵的诗，诗里充满相思之情，又多愤疾不平的话。柳宗元为吴武陵遭贬叹惜，为他才华不得施展而不平。一次集会，吴武陵不在，虽隔一溪之水，相思之情却随云远去，恨不能两人马上相见。柳宗元按捺不住情感，连夜作诗赠吴武陵，以表相思之情。柳宗元曾写信向岳父杨凭推荐吴武陵，希望能找机会举用他。柳宗元赞扬吴武陵 美少年，“才气壮健”，作文章有西汉古人的情状。吴武陵对柳宗元也是情深终生，从史料上看，吴武陵是当时唯一敢于直言为柳宗元喊怨叫屈的人。《新唐书》本传说: 柳宗元再贬柳州做刺史(时，吴武陵北还京城，深得宰相裴度器重。吴武陵借机向裴度进言：说柳宗元没有子嗣，柳州又贼患不断，应该派武人去替换柳宗元。他还给工部侍郎孟简写信说：古称一世三十年，柳宗元都被贬十二年了，应是半世了吧？天怒打雷闪电，不会整天吧？圣人在上，那有一生一世怨怒人臣的?况且，八司马的程异、刘禹锡、韩泰、韩晔都已被免罪提拔了。唯独柳宗元与猿鸟为伍。而柳氏还没有后代啊！可惜的是裴度还未来的及起用柳宗元，他已含冤死去了。吴武陵后来还向唐、邓节度使李愬推荐过革新派的骨干成员李景俭，据说诗人杜牧也是受他提携中进士的。史书说他有“知人之明”，是个奇特有机谋的人。后来平淮西叛乱时，是吴武陵让韩愈向裴度献策的，他还致书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劝其归顺朝廷。吴武陵晚年做韶州刺史时，因事获罪，在审问他时，因不满主审官吏的傲气，他在路边的佛堂题诗说:“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zhān猛禽)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是在指责小人得志别太猖狂。孔子说：不为小人儒，要为君子儒。柳宗元和他的朋友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吴武陵的诗今天读来其豪气冲霄，如见其人。

为什么柳宗元这些正人君子不被当时社会所容？宋以后许多封建文人为什么反对柳宗元，扬韩抑柳？因为柳宗元撕裂天命论和等级制的伪装，是在掘封建社会的祖坟，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说柳文“是非多谬于圣人”。其实柳宗元主张的儒道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指责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是“失节”，这些显然都是皇权思想和门阀世俗的传统思维作怪。这从反面恰恰认证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为文之道的进步性。而从另一方面看，学柳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当然不会为当官者所取。今天有的研究者也沿习传统的思维理念，用世俗的观点评价柳宗元，说柳宗元只所以终生遭贬，是冒傻气，不识时务。用这种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一种人格价值地扭曲，这对当今官场，尤其是对青年人成长是非常有害的。试想我们的为官者，不为百姓办事，整天追名逐利，不讲原则，权钱交易，风行潜规则，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年青人都屈从世俗，中华民族还有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