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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国庆：论柳宗元诗歌雄深雅健风格* 柳宗元研究（第十七期） 加入时间：2014/9/14 16:29:00 admin 点击：2438 |
子厚因迁诗更雄 ——论柳宗元诗歌雄深雅健风格*
龙国庆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历代文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价，并从柳宗元的人品与生活经历等方面论证了前人“简古”、“平淡”、“孤峭”等定评，不能概括柳宗元诗歌的全部特征，进而从“雄”、“深”、“雅”、“健”四个方面分析了柳诗的特点，为柳诗寻找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位。 关 键 词 柳宗元诗歌 风格 雄深雅健
一 对柳诗的评价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自中唐以来，对柳宗元诗歌的赏析评价见仁见智，精彩纷呈，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柳诗接受史”。 在这部接受史中，苏轼的地位尤显重要。范温《潜溪诗眼》云：“子厚诗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东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是苏轼对柳诗作了经典性的解读： “所贵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1]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2] 东坡用探源溯流及比较的方法，把柳诗归入“枯淡”、“简古”、“澹泊”一类，也因此引发了对柳诗风格定位的“井喷”：蔡宽夫在其《诗话》中评柳诗“特为酸楚”陈善在《柳子厚白乐天学陶诗》中称柳诗为“凄怆”；沈德潜《说诗晬语》认为“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吴大受《诗筏》认为“柳子厚诗似摩诘之法，而颇近孤峭”；胡应鳞《诗薮》称柳诗“清而峭”；陆时雍《诗镜总论》称柳诗“深于哀怨”；瞿佑则在《归田诗话》中说柳诗“读之令人惨然不乐？” 几乎与评价柳诗风格平行的另一潮流是柳诗的“排位”问题： 苏轼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首开其端：“柳子厚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而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则针对相对地提出：“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哪得并苏州。” “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王士祯的说法得到吴乔《围炉诗话》的响应：“宋人以韦、柳并称，然韦不造作，而柳极锻炼也。”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提出韦柳“各自成家， 两有其诗可也。”意在“摆平”争端，却并不能阻断后世方 纲、李调元“柳胜于韦”，与钱振璜“韦胜于柳”的烽烟再起。 要在诗歌发展史上为柳诗准确定位，首先要准确地把握柳诗的特征。“清”，有“清淡”、“清远”、“冷清”之意，偏于柔弱；“峭”，有“清峭”、“险峻”之意，强调的是力的收束与内敛。苏轼等人各具其说，各得其要，但都偏于阴冷，仍未能涵盖柳诗风格的全部特征。 二 诗评家大多认为，柳诗呈现“枯淡”、“孤峭”、“酸楚”风格，主要是因为他的贬谪经历。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子厚永、柳以后诗，高者追陶、阮，然身老迁谪，思含凄怆。”[3] 这种说法是试图为柳诗“枯淡”、“凄怆”等风格特点，找到生活经历方面的注解。 对被贬者来说，贬谪是被动的、强制的。一方面，尊贵的朝臣一夜之间变成罪臣，这是仕途的挫折；从另一方面看，“家国不幸诗人幸。”生活环境由繁华的都市切换成不毛的蛮荒，肉体与精神的磨难使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对人生与社会做出更多的思考。同时，社会交际圈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系，使他们原来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情感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人品得到某种程度的升华。 贬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人生定向，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一个人的语态表达。 因遭遇贬谪而发出的不平之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有的华丽乐章。自屈原以来的许多骚人，其声名及成就都建立在贬谪之难砥砺而成的基座上。 严羽在《浪沧诗话》中说：“唐人为诗，多是征戌、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有唐四百年，几乎所有诗歌流派名家都遭遇过贬谪。众多贬客骚人运用众多的表现手法，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意象与意境，才使得唐诗如此丰富多彩，美不胜收。以诗风豪放雄健著称的李白、王瀚、王昌龄等均在贬谪诗人之列。 就拿柳宗元的知交刘禹锡来说，其遭遇与柳宗元相仿佛，其诗风格豪宕，有“诗豪”之称。而刘禹锡的豪放诗风主要是在贬谪期间形成的。居长安时，禹锡佳作甚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感荡，往往指事成歌”。 [4] 后人评曰：“梦德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 [5] 可见，贬谪只注定了柳诗“酸楚”、“凄怆”的风格的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 三 刘勰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李卓吾说得更为具体：“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6] 那么，柳宗元究竟是“清澈者”、“旷达者”、“雄迈者”、还是“沉郁者”呢？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利于后者的。 众所周知，柳宗元出身河东望族，生性卓伟不凡，“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所作诗文为时人的推重，科场连捷，意气风发。宗元以中元大唐为己任，投身永贞革新，成为二王集团的骨干，所谋者大，所任者重，所敌者众，但他依然义无反顾。 中兴之业，决非腐儒酷吏之可为；千古文豪，岂缺傲岸狂放之骨气？自古雄杰，不仅强悍于剑拔弩张之际，更卓异于蒙羞蓬莱之间？遭贬的柳宗元，虽免不了抑郁沮丧，偶尔也生退隐之念，但对自己理想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 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俯书》中说：“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生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虽然柳宗元在别的场合也说过“罪甚”一类的话，但面对知己，柳宗元强调的是被贬永州，除了才高位显招忌遭谗之外，实在想不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在《与裴埙书》中，柳宗元更明确地表示了自己遭贬之后的心境：“性又倨野，不能催折”——柳宗元从未真正低下过自己的头颅。 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思想体系是在被贬后逐渐丰富完善而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主要文学成就是在被贬后造就的。虽然“壮图弗伸”，但柳宗元仍是心胸坦荡的“清澈者”、“旷达者”、“雄迈者”。他的作品风格自然也不是“悲酸”之类评语所能涵盖的。 四 探讨柳诗的风格，还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是柳宗元本人的创作主张与美学追求。 从美学追求上看，柳宗元主张诗歌应具备华美、澈越、流畅、清新的特点。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谈到诗歌时强调：“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从创作主张上看，柳宗元力主向一些汪洋恣肆、气势充沛、纵横捭阖的文学作品汲取营养，以丰富完善自己的创作：“参与《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与《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与《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与《太史公》以著其洁”（《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第二是柳宗元的同时代的知友对柳诗的评价。 在柳宗元共同发起古文运动的挚友韩愈，在其《柳子厚墓志铭》中评价柳宗元作品“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淡，而自肆于山水间。”韩愈形容柳诗为如《史记》与《庄子》，气势奔放、汪洋恣肆、波澜宏阔。 当时有人以“浩浩”来称颂柳诗的风格形式，柳宗元 肯定了这种说法，只是进一步强调其思想内容的深厚：“庸讵知余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 柳宗元的“托孤之交”刘禹锡，与韩愈“英雄所见略同”。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 从原文字面上看，韩愈、刘禹锡之论是针对“柳文”而发的，但当时的人把“诗”当做“文”的一部分。“诗”与“文”是不分家的。“雄深雅健”是与柳宗元切磋多年，堪称当时两位最了解柳宗元的文坛巨擘，对过早离去的挚友诗歌的“盖棺论定”，应为不刊之论。 柳宗元以功名自许，却沦为万里谪臣。以身许国的激情与报国无门的冤屈、理想的坚韧执着与现实的“铜墙铁壁”等种种矛盾，在他那以“利安元元”为终生之愿的博大心胸里冲荡撞击，然后从笔端倾泻出来，必然会形成“雄深雅健”的风格。 五 “雄”，指的是柳诗神思壮逸，不是一草一木地进行细节刻画，不为写生为写意，不似白描似水墨，洋溢着磅礴的大气，有一种不凡的气格。 例如《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二句用“千”与“万”两个巨大数字对举，用“绝”与“灭”把一切多余的东西剔除，勾勒出一幅壮观的背景，苍茫宇宙之间，一切都似乎凝固了，一切都似乎消失了，一切都似乎统一于冰雪旗下。 三、四句，作者引导我们的视点由远而近，由俯视而平视，仿佛一架迅速推近的摄像机，视角场越来越小，取景画中的景物越来越少，冰雪唯一的“反叛者”——钓翁的形象越来越大，最后占据了整个画面。 冰天雪地的凄冷，正好反衬钓翁的火热；鸟兽绝迹的空旷，方能凸现生命的充分；悄然孤坐，不输于拔剑起舞；默然独钓，胜过了狂啸高歌。那无边的雪景就成了钓翁内在张力纵横驰骋的巨大舞台。 这首被推为唐代五绝压轴之作的《江雪》，并非仅是“冷峭”。明朝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独钓寒江雪”五字“极闹”，全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确为柳宗元知音。《江雪》正是一首以“无”写“有”，以“冷”与“热”的充满活力的豪壮诗篇。 苏轼曾将此诗与郑谷《雪中偶题》进行比较：“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东坡题跋》卷二），就是以“国士”的豪壮来否定“村学”之狭小。
“深”，是指柳宗元在山水诗中注入了丰富情感与美学意蕴，使中唐的山水诗进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境界。 试以《渔翁》为例：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渔翁》诗中对渔翁的刻画较《江雪》更为细腻。作者首先抓住渔翁生活中一系列典型而美好的细节，如“傍西岩”“汲清湘”“燃楚竹”等，奠定了全诗坚贞孤高的情调。 “烟销日出”两句描写了清晨旭日初升，江上薄雾消散，渔翁往江上水深处渐行渐远的过程。诗人以“神”写“形”，以“声”写人。一声“欸乃”，一个“绿”字，便使满诗生辉。“欸乃”之橹声，与山水之“绿”本来并不相关，但在诗人饱含情调的笔下，“山水”青翠欲滴之“绿”色，似乎是“欸乃”之声一唤而来。渔翁主宰着青山秀水，俨然是天地之间唯一的主人。我们虽然看不见云消雾散之后的江上渔翁，却早已被他的豪情逸致所折服，为之心弛而神往。
“雅”，是指柳宗在诗歌创作中通过炼字遣词，精心经营意境等手法，创造出清新优美、超凡脱俗的意境，形成明丽爽朗的风格。 例如《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颜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频采蘋花不自由。 柳宗元以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心灵感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新隽美的“潇湘春景图”：春风贻荡，山绿水秀，水流似玉。诗人摇着木兰香舟观景采风，忽然忆起远方之友，无限相思涌上心头。欲驻舟采摘蘋花相寄，又想到山高水长，天涯遥隔，花红易衰，只得做罢。全诗荡漾着诗情画意，山美、水美、人美，连结尾那淡淡的意念也极美，却又直抒胸臆，自然天成，气格高雅，全无雕琢堆砌，庸脂俗粉之弊。 宋顾乐在《唐人万首绝句选》中感赞此诗“风人骚思，百读而味不穷，真乃绝作也。”清代桐城派作家方东树亦在《昭昧詹言》中认为该诗可以与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杜牧《泊秦淮》和刘禹锡《石头城》等佳作并列为唐代七绝压轴之作。
健，是指柳宗元理想的坚贞与现实的苦闷、中兴大唐的激情与蒙冤蛮荒的悲愤，积淀成了他“慷慨悲凉”的情感背景。即便身陷孤危、倾吐块垒之时，仍不失于缠绵悱侧，基调依然劲健有力。 先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首诗是登高怀远之作。虽然情思悲重，感情却深挚沉雄，境界亦壮大宏阔，有一股阳刚之气与丈夫之概。 作者采用“高”“大”“海”“千里”“九回”等数量词、形容词极力扩大诗的意境，在巨大的空间里，大写着一个“愁”字。与嫠妇夜半之哭相反，这种“茫茫”之愁是家愁更是国愁，愁得豪壮、愁中荡漾着一股浩然之气，愁中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般的使命感与执着的进取精神。 六 柳宗元“雄深”在何处，“雅健”在何方？就在他于逆境中以不灭的激情“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所唱出的一曲曲与命运抗争的斗士之歌当中。韦应物的“淡美”风格，柳宗元是具备的；柳宗元“雄深雅健”的风格，似为韦应物所无。两下相较，不言自明。刘克庄《后村诗话》云:“……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乎？昔何文缜尝语李汉老云：‘如柳子厚诗，人生岂可不学他做数百首？’汉老退而叹曰：‘得一二首似足矣。’”[8] 信哉斯言！ 晚唐司空图把柳诗风格定为“深远”，五代刘煦称柳诗“巧丽渊博”，早于苏轼的梅尧臣《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荒江怀寄吴正仲》诗云：“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迁笔更雄。”这些评价十分接近于韩愈、刘禹锡的“雄深雅健说”，而与苏轼等人的“平淡”“孤峭”之说相距甚远。 拙文就柳宗元诗歌“雄深雅健”的风格作了一些分析，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尝试做一些“查漏补缺”， 阐发丰富的工作，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 [3] [8] 吴文治. 柳宗元资料汇编[J]. 中华书局 P 47, P152, P150 [2] 陈文忠.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M]. 安徽大学出版社 P42 [4] 马绪傅. 全唐文•刘禹锡·刘氏集略说[M]. 中华书局 卷607 [5] 孙映达. 唐才子诗校注·刘禹锡传辑评[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6] 贾文昭.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M]. 海峡文艺出版社, P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