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天高心更远

郭新庆

翻开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同是乱世的中唐，成千上万的“浪漫”诗人，伴着闹哄哄地佛道，“泛滥”出的却是各色迷信和天命邪说。整个唐代思想空寂，唯独出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思想家。柳宗元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再一个就是“势”说的社会发展观。柳宗元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他的“势”说也没见有人说过；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写于永州后期的《天说》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奠基作，是他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而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不论是儒释道，还是圣人贤达，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怕忌讳不敢说天。统治者借天命吓唬老百姓。柳宗元《断刑论》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柳宗元这是在刨统治者的命根子。在君权社会，没人敢这样做。《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的这些话，据说是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可多年后又旧话重提，显然与韩愈讽刺永贞革新相关，为此引发刘禹锡连写三论来回应这件事。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哪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说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天人之际的争辩贯穿了中国哲学史，其交点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关系。孔子畏天命，由于不明白老天无言却主宰万物，对“天”怀有一种恐惧敬畏的心理。老子主张效法“天”(自然)。庄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自然”和“人为”，他认为，人给马套索具，给牛穿鼻绳，这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而主张把“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合一的，是子思和孟子。后来西汉的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之体，合而为一”。可他把这一问题神秘化，提出“天人感应”说，味道就变了。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他主张用某些宗教仪式，感动上天，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安排。韩愈的天能“赏功罚祸”的思想显然是与董仲舒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在柳宗元之前提出“天人之分”说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在《天论》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行自有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间的贫病灾祸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人自己造成的。他主张了“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了荀子等人的思想，对往古以来的天人纷争做了总结性的论说。韩愈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因修史书的事和柳宗元有过争论。柳宗元曾专门写《与韩愈论史官书》批驳韩愈“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说法，斥责韩愈借鬼神、天命说事。我们就史料解析，韩愈畏惧史事与他写《顺宗实录》有关，迫于宦官威势，韩愈曲笔就史，几移其稿。韩愈猜疑自己受贬阳山令与刘禹锡和柳宗元有关，这时趁机用天命比喻柳宗元遭贬的事，为此引起柳宗元极大的不快。柳宗元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和史事的论战，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两者的关连是很明显的，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是显见的，柳宗元是在用自己的唯物论思想顽强地捍卫其政治主张。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守中道，不忘其直”，却是至死不悔的。刘禹锡《天论》中有一段文字直接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和与韩愈论史书背后的真正起因。刘禹锡说韩愈所谓天能“赏功而罚祸”，是黑白颠倒，是非易位，是赏在奸佞，罚在忠直，其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哪有何天理可言，这显然是在指责韩愈诬蔑永贞革新。《天论》虽说是《天说》的解说篇，但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人相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这里的“法”是指人类掌握自然规律来改造世界，刘禹锡这一说法得到了柳宗元的认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已。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刘禹锡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刘禹锡说，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一种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

柳宗元《天说》还有一篇姊妹篇《天对》，这是对屈原《天问》的对答。《天问》的题意与《天说》一样，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天问》是说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攝于天象天道之中。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评价屈原的《天问》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问》气势之豪放，涉猎之广远，前无古人。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现在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就能挥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也应是反映了战国时期楚人的思想认识。屈原常年被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感到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他奔走呼号，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凝集成这一宏篇巨制。屈原在《天问》里对人间奇迹﹑自然万物﹑古史今事、传统观念，都提出了怀疑和质问，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的《天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柳宗元的《天对》堪称“奇作”、“奇文”。限于时间，我们仅举其中一对，就会领略它的光彩。古代传说黑水边有长寿不死的仙人。屈原问寿命有多大。柳宗元说：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有谁羡慕。人的生命有长短，终归要死，为何编造的没有边际，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对迷信妄说更是不屑（xiê）一顾。《天对》是“柳宗宗元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名著”。几千年来柳宗元是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

商、周时，人信天命，好迷信，遇事喜卜，以此来推断福祸、吉凶。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就是用于记录占卜的。左丘明的《国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其中充斥大量的天命迷信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是儒家经典，它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历代受尊奉和顶礼膜拜。柳宗元在永州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作《非国语》批驳它。这是为什么？柳宗元在书前小序里说：《国语》为文精深杰异，历来受读书人喜欢。可里面竟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柳宗元说这是文采华美外表罩着的陷阱啊！要是不揭露它的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会更多，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而当时唐朝的社会现状是什么样那？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谈论治道的多了，可遵循大中之道的却没有。口头上说是儒家之术，实际上拐弯抹角，漫无边际，不知说些什么。联系世事，则又苛刻死板，僵化不灵变，根本不入大中之道。更有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竟是些胡说八道，用天命鬼神装神奇，恍恍惚惚让人如坠幻境不知所以。柳宗元痛苦地发问：知我者谁也!他慨叹看不到与他志同道和的后来者。《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全书有六十七篇短文。《三川震》批驳地震是国家灭亡征兆的邪说。柳宗元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zhì屹立，积聚)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这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国家灭亡是人事所为，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有什么道理。柳宗元批判《国语》谈神说鬼、荒诞迷信时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进而说：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柳宗元在《卜》里批驳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而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和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说统治者在用骗民的卜术来愚民。柳宗元说梦更精彩。他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这样解说恶梦，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柳宗元批判统治者乱政害民更加大胆。他在《不藉》里指斥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他认为，如其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你装模作样的为民求福，还不如行我说的惠民的大德。这简直是对封建礼教扇耳光。在浑浑噩噩的君权社会，如此放言不羁没有第二人。其实，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

下面我在说说柳宗元的名作《封建论》。柳宗元的政论文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封建论》是最大气的典范之作。千古一帝说封建，大手笔，大文章。这里说的封建一语，不是今人讲封建社会的的概念，而是指古代的分封制，即帝王把土地分给诸侯，或把土地和爵位赐给臣子。`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诸侯国，也称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中国奴隶社会有与井田制相伴的分封制，这些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拱卫着奴隶制国家。到周代，分封制进而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袭制。西周分封形成制度化，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百里为公、侯，七十里为伯，五十里为子、男。这些由亲戚受封建立的邦国，以为蕃篱，屏蔽周室。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行郡县制。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开创的郡县制度，“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被明代李贽称为“千古一帝”。可帝王私心不改，后来刘邦在汉初时也施行过分封诸侯，可他死后没几十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晁错因力主削夺诸侯王封地，遭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被杀的惨祸。后来汉景帝用朱亚夫率军平息了叛乱，虽仍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权在中央朝廷，诸侯王国只徒有虚名而已。封建之事，虽秦以来久不得行，可隋亡唐得天下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还是都极力想行封建，以求子孙相继，永固自己的家天下。太宗李世民曾欲分封诸子，让其各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都没能行的通，这是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形势使然。武则天做皇帝后，为了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可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由于玄宗和杨贵妃宠幸安禄山等人，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异姓藩镇封王。天宝九年，赐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开了唐将帅封王的先例。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这种藩镇的分封，有人称之为圭爵之制。所谓圭，是指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而唐这时为了自保和一时之需的分封已乱到象行圭礼一样随心所欲了。有大功封，功不大封，没功也封。叛贼归降的封，握重兵还没立功先封。抗藩名将郭子仪，手下有数十人封王。德宗时，王爵几遍天下。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宪宗时，封藩镇兼宰相，给赏赐。这些病国害民的分封，让虚弱不振的唐王朝陷于更加混乱的境地。柳宗元在永州作的《封建论》，是用世之作，它是针对当时藩镇扰唐之乱而发的。文章洋洋大观，全文近二千五百字，是《柳集》里少见的大作。柳宗元上朔中国千年社会之历变，下连动荡多难的中唐王朝；辩亘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封建，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郡县制；其间的优劣成败，根本原因是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古之封建，秦之郡县，这都是社会大势使然。柳宗元开篇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引天地及人，大气磅礴，让人震撼。柳宗元详尽论说了上古至唐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周失在制（指封建制），秦失在政（暴政）。周行封建制，分封亲戚，是私天下，而秦行郡县制是公天下。文中连用三个“叛”字段落，以明其理。其一，“有叛人，无叛吏”，是言秦失民心而招叛，非县吏之失也。其二，“有叛国，无叛郡”，是言汉朝纵皇室子孙及功臣之失。汉时封建郡县兼行，然叛者多诸侯（王），而郡县往往得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边廷（守卫边疆的）往往得名将。其三，“有叛将，无叛州”，是言唐代放纵藩镇之失。柳宗元通篇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沈德潜语）“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河之纬地。”（明人徐扬贡语）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论及此事时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此言不虚。

苏轼说柳宗元《封建论》的说法不可变易，是因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句话概括了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人类从与禽兽混居之初，到穴居部落，以及后来国家起源和发展，都是社会大势所为。商周行分封，是因为当时有三千诸侯归殷，商汤王要靠他们来对付夏朝；而商末，有八百诸侯归周，周武王得依靠他们来战胜商朝。所以，柳宗元说：“殷周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这都是历史形势决定的，不是以汤王、武王意志为转移的。柳宗元说分封制是为“私”，郡县制是为“公”，自然是进步的。社会发展靠“势”，而不是什么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势”比“天命”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柳宗元说：“圣人”也不能左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