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不是佞佛是究佛

郭新庆

说到宗教，它像迷雾一样一直伴随在人类身边。宗教是虚幻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时搅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而富于思辩的佛教更是这样，其佛典经卷浩如烟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种，不但历代研究者叹息难治，就连佛祖也一再说“佛法难闻”。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而“通其说”，即苏轼说的“始究佛法”，是遭贬以后的事。在佛教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这不奇怪。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说的佞佛，而是苏轼说的“儒释兼通”的思想家。他是唐宋究佛第一人。对柳宗元佞佛这一历史冤案，只要少作剖析，事情就明朗了。

大家知道，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国三大传统文化，是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很快与儒道交融，渐渐中国化的结果。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到唐时，儒释道出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国式的面孔。天台宗、华严宗、是这样，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释道这时，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互相补充，认为有益于“教化”和“治道”。按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佛教是不认父母，不讲孝道的。这与儒家伦理水火不容。后来佛教有了改变，佛教徒编了不少讲孝德的经书，还实行三年之丧。《柳集》有序赞赏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有《送元暠师序》，赞扬和尚元暠葬亡亲尽孝一事。柳宗元认为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元暠是儒生，当和尚还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讲孝道，不重亲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贬后，身处困境，精神极度苦闷；长年住在寺庙，每天与僧徒往来，耳濡目染，他也试图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可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他对禅经产生了疑窦，这让他更加困惑和苦闷。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时他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领悟真正的佛理而一无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诞的事，反倒为世人所追求和乐道。但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还是让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和满足。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到后来，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很难用一句话说的清。可我们翻遍《柳集》，找不到有当时士大夫迷佛的诡异之辞和痴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ǜｎ)公院五咏》有五首小诗，都是写龙兴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诗中虽然透着寺院的静幽和禅机，但没有怪诞和邪妄的影子。佛教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说，语出《多心经》。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说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空之说。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这是说，如果佛教色空之说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万物呢？这显然是否定了佛教的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诗写的很精妙，有的读起来会令人发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是一首“调笑”诗。说年过七十的法华寺石门长老，忆其一生，如梦如幻。望着当年种的小树都参天“成林”，感叹长年累月地诵念经书，到底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连筋力衰微都忘却了。柳宗元借此告诫长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张望，不然花开时，看到鸡鸟成双成对，你会很孤单的。人连草木鸟兽都不及，会很自伤的。这是借说长老来调侃佛教。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无其实。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师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说他们是“乱杂”。游民，即闲着无事的人。古时指士不士，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笔朴直，开篇直指其弊：说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学文章没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为清高，他们做和尚却没有理佛的诚心，是凭托舞文弄墨装放达的所谓“文章浮屠”，是放纵怪异不入流的“乱杂”。唐代宫里达官贵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包括公主在内，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他们以佛庙为避风港，行淫乱之事。当时盗贼凶徒，贪人败类，窃踞寺院，侮弄妇女，藏奸酿乱，无所不为。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说佛道是藏污纳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众云集社会，五色杂流充斥其中。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开赌场的，有当医生给人看病的，有招摇撞骗的，有算命的，有交结权贵附庸风雅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假借他人势力敛财与官分脏的。从中可以看出，唐时那些欺世盗名，假借诗文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假和尚多么风行，而社会迷失，对这些乱象却“宽而不诛”。每提及此，柳宗元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极其鄙视、厌恶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张读书人遁入空门，为僧为道；对炼丹药求寿更是不屑一顾。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贬境，他也始终不改变和放弃儒道世用之心。当时有个叫周君巢人，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回复他说：我虽遭贬废，但从不说鬼神等事。你说这些“寿且神”的事，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符，我从来都没有兴趣。人如果单纯为了活着，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动心，这不是君子所图。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他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认为这样的人虽不久寿，可其道却寿远啊！他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古代求仙、练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称方术之士。最早史书上见于战国齐、燕滨海地区，至秦汉以后渐盛。《尚书•禹贡》有“砺砥砮（nǜ）丹”语，这里的“丹”就是丹砂。魏晋时，社会动乱，食丹之风盛行。我们上一讲说的木屐和宽衣大袖其是就是从服食丹药引起的。人吃了丹药燥热，穿不住布鞋而改着木屐，穿宽衣大袖；这些人久不换衣，身上长满了虱子，与人在一起，忍不住痛痒，只好扪虱而谈。王叔文推崇的祖上王猛，史书说他隐居华山时，一面与人论说当代之事，一面低首扪虱，旁若无人。这些本来都是病态，后人不知其因，反而把它看成洒脱之举，学东施效颦，以为时尚。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人们追求低俗一为时尚，而高雅从不被多数人喜欢，事情总是反过来的。现代社会经常也是这样。唐代崇佛道，皇帝和士大夫也都迷信食丹药。宪宗好佛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为台州刺使采仙药，这是有唐以来第一次授佛道实职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药不救，玄宗服药炼丹；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连灭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药，躁疾而死的。韩愈与周君巢也有交往，与柳宗元不同，韩愈听信了饵药久寿之说，晚年服食硫黄，其早亡应与此有关。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铲平了又长高了，后来这些铲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穖(jī)是说相信吉凶祸福的征兆。柳宗元说，《史记•天官书》及《汉书•艺文志》都提到水泽干枯，地长高的神异现象，可没有具体解说。文中说的“甘茂盟誓息壤”，是个典故。甘茂，秦国左丞相，秦武王令他伐宜阳，他怕武王半途而废，和武王在息壤城盟誓。后来就以“息壤”为信誓的代辞。大概那里的地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山海经》有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庙里的人都把息壤当神来供奉，再没人敢铲平它。柳宗元说，龙兴寺这块息土，铲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柳宗元说：南方多瘟疫，过劳者先死。这些用铁锹铲土的人，是死于过劳和瘟疫，土地怎么能显神通呢？柳宗元担心读书人来龙兴寺被迷惑了，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柳宗元刚到柳州时做了两件事，修复孔庙和大云寺。当地人“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柳宗元想用儒释二教佐政教化人，也就是用“神道设教”。所谓“神道设教”，古时指顺应自然之势以教化万物，后来指假托鬼神之道以治人。这实质是一种统治术。

追根溯源，后世说柳宗元佞佛，其实是因韩愈引起的。韩愈信口说柳宗元不排佛，千百年来后人随之，致使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这件事的起因，是韩愈说《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不斥佛图。《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是柳宗元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在永州所作。后来为这件事，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说韩愈批评我嗜好佛图言，与浮图游。近来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洛阳）来，韩愈让他带信责斥我。又说起我《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不斥佛图的事。元十八是山人，也就是隐士。韩愈后来也与元十八交往，这我们从他贬赴潮州时多次赠给元十八的诗里可以得到证实。裴行立与韩愈有交情，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贬潮州时，元十八奉裴行立之命，以书及药物慰劳韩愈。十几天，两人同食同眠，相伴在一起，为此韩愈多次有诗赠给元十八。之前厉声严辞，遇难低声下气。韩愈说：我没认识你时，已从我朋友柳宗元写给你的序里感悟到你的风采，于今已有三年多了。今日相见，更加由衷的佩服你。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别离，心里很忧愁。我舍得与你离别啊，感谢之情深至骨髓。这时，韩愈思念起柳宗元，托元十八写信抚慰柳宗元。柳宗元为人宽厚，笃于友情，并为借此责怪他。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和《送僧浩初序》是柳宗元佛教思想的代表作。僧人浩初是龙安寺海禅师的弟子，柳宗元在永州时应浩初之请作《龙安海禅师碑》。在这里，柳宗元是借给浩初序回应韩愈罪己不斥佛图，向韩愈发起挑战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司马迁曾说，学孔子的人，都反对老子。学老子人，也反对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依我看老子是孔子不一样的流派，不应相互对抗。而杨墨申商，刑名纵横家，虽相互抵毁不合，但他们高明的言论，都宜于佐世。柳宗元认为佛教也是孔子的异流。其实这是两种不同本源的东西，而中国化的佛教也不过是为迎合读书人而吸收和融合儒家的一些东西罢了。柳宗元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来的就排斥它，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这是经常碰到的。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在后来写的读《墨子》一反常态，主张孔、墨相为用，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显然是受了柳宗元的影响。说到与元十八交游，柳宗元在序文说：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他儒者僧形，为人旷达质朴，与孔子同道，虽历经挫折也不改其道。这是柳宗元与他交游的原因。在《送僧浩初序》里，柳宗元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们往往与《易经》、《论语》相投合。我与他们交游，是看重其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说：我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东西，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而韩愈批评的那些行迹：如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柳宗元说我也不高兴。可韩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掉了，这是只见石头而不知道石头里还会包着玉啊！柳宗元是从儒家立场来判佛的。柳宗元说：他与浮图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这不是说他听不懂和尚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他不是因喜欢和尚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说儒语他喜好，才与之交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他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喜好安闲”的和尚交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愿为“文儒事”，他遁入佛门，整日背着书箱，怀揣纸笔，独自行走在山水间。柳宗元本想让他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责怪他，，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想到“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的，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还作序赠给他。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他们富有文采，其实都是一些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他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给韩愈看，想知道韩愈看后作何解释。但韩愈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只能让后人自己想象了。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就传的沸沸扬扬。时为户部侍郎、太子宾客精通佛理的孟简，在吉州听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明，识道理。”是个很难得的人。韩愈后来在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有交往，象我们前面说到的元十八。韩愈《别盈上人》诗：“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沾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又见《广宣上人频见过》诗：“久惭朝士无禆補，空怀高僧数往来。”韩愈奔走于禅房净域之间。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他有诗句说：“围棋六博醉，花月罗婵娟。把倡优僧俗混作一团。可这些都被他的名声罩住了，历代许多人还有意帮韩愈做掩饰。

我们从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环境透出的形象看，他不但与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满身妖气邪念的达官贵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刘禹锡、白居易这样的人也难与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刘禹锡是看破红尘，后来专心事佛。席砚间尽是经书，他钻研佛法，参禅悟道，迎来送往的都是僧人。他自己说：“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学的弱点，也是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个根源。刘禹锡与柳宗元思想相通，他们对佛教的看法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他们涉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刘禹锡在这方面远过于柳宗元，而我们从《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这样的场景和文字。所以苏东坡在书写柳宗元碑文时拒绝写刘禹锡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他晚年中风后，潜心佛教，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女唤妻呼”都不应，连刘禹锡来了也不见，为此刘禹锡曾作诗取笑他。

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庸俗），也不伤其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把被历史掩蔽住的东西揭示出来给人看，还历史一个真实，也还柳宗元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