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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忧患铸就的诗文
 
郭新庆:《不一样的柳宗元》  加入时间:2014/7/30 10:43:00  admin  点击:2376

 第十讲:忧患铸就的诗文

 

郭新庆

俗话说:文如其人。人的性情和经历不同,为文的外在表现也大相径庭。有豪放大气的,有深沉婉约的,有华美绮丽的,有闲适旷达的,还有虚徒其表,华而不实的。柳宗元文章明显带着贬境的烙印,他继承和开创别人没有的文学样式更是这样,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明、愤和娱。明是文以明道,即用文辞褒贬时政,兴利除弊。愤是愤世之作。它不是历代有人说的贬文,那是不公正的说辞。清代林纾说:“发其无尽之牢骚,泄其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这是正义地愤怒、不满和抗争。娱是在山水间舒缓心志。这些都是柳宗元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柳文的特点有两点:一是奥古,一是简洁。所谓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偱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柳宗元的文章是博采众家之长以寓其理。唐时有志于古文运动的人不少,可都是有心力不足,没这个文学功力,唯有柳宗元用他辉煌的文学成就践行了这一运动。说到简洁,柳宗元有一句著名的话:“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言止。”短短数语,道出了为文的重要法门,成了后世读书人写文章遵奉的法典。柳宗元的文学名篇大都数百字,字字珠玉,如诗如画,有如神来之笔。不像我们有的今人,洋洋洒洒,没有几句有用的话,往往看了半天,也不知到底要说些什么。

柳宗元仿楚辞用骚赋写哀愤,用寓言讽时事,用游记写山水,都是空前绝后的,此后没人再能做到像他这样的。大家知道,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出现,都是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寓言也是这样。细细想来,不论古今,作人都是一门很难的学问。因为人世间的事不是都能直言的,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小对大;对权势,对恶人﹑恶俗,以至亲朋﹑至爱﹑师长﹑上级等等,许多场合不能直言,直言遭忌,直言惹祸,就是对挚友﹑善人有时也如此。为此就有旁敲侧击,指桑说槐,转弯抹角,借古讽今,以他物说人事的。这就有了寓言这种东西。从古汉语解意看,所谓寓言,是指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交替,思想活跃,坏礼伤俗之风渐起,用寓言说事就盛行了。那时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流传下来,《庄子》最具代表性。翻看《庄子》一书,确实很热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游历滋蔓,口納百川。《寓言》最早是托他人之言向人说理的,与后来讽喻时弊的文学不尽相同。《庄子》寓言大多为只言片语,少见篇章之作。后人把这些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故事称之为寓言。我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应始于柳宗元,此后再也没见有人写出如此精妙的寓言故事来。柳宗元写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大多又都是有实事指向的。其用语之精美,语言之犀利,就象匕首和刺枪一样,直叉恶人﹑恶势力心窝。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戒》,是借糜鹿、驴、老鼠来说事,寓意深刻,入木三分,冷讽热嘲,让人如芒在背,有坐针毡之感。柳宗元的寓言小品,把看似质若白水的生活场景写得让人看后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可静下来,又会有一种巨石坠水的震撼。这是更高层次的警世之作,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虚伪扒光了展示出来给人看,让虚伪者无地自容,让人在笑声中很容易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又在流泪笑过后受到启迪和教育。

《蝜蝂传》是一百六十七字的小文章,说有一种小虫叫蝜蝂,它喜欢在身上背东西。每遇到一物,就拾起放到背上。由于负重过多,被压倒爬不起来。有人可怜它,帮它卸下这些东西。可转眼它又照样还是往背上放东西不止。蝜蝂还喜欢爬高,筋疲力尽时,掉下来就摔死了。还有一篇《哀溺文》与《蝜蝂传》类似,说有五﹑六人乘船过湘江,到江中间船破了,别人都游走了,唯一善游者却留在船上,他因不舍弃缠在腰间的钱财,最后被淹死了。这是说那些舍命不舍财的人。据说《蝜蝂传》和《哀溺文》是暗中指责当政者王涯。王涯是柳宗元早年好友,永贞革新时他与宦官一起谋立太子,在政治上反对革新派。王涯这个人贪权恋财,柳宗元不喜欢这种人,被贬后两人再也没有交往。王涯后来做了宰相,聚货财,敛书画,当时无人不知。甘露之变王涯被杀。其实王涯这种下场柳宗元早就预料到了。柳宗元在《蝜蝂传》借小虫蝜蝂警示那些贪婪敛财的脏官,告诫他们,如果“遇货不避”,贪得无厌,早晚会象蝜蝂小虫一样跌地不起的。如果还不知悔悟,争高位、大禄,贪取不止,这就离坠地死亡不远了。蝜蝂小虫善负是一种天性,可人是有智商的,如果象小虫一样,不知警戒,贪婪成性,不论官再大,名再显,其智商和小虫蝜蝂也没什么两样。柳宗元为他们感到悲哀。其实,历史就是这样,那些贪官,他们为了贪图钱财,总是前死后续,一直这么环绕重复着,最后都走向死路。

《鞭贾》是篇杂说,近似寓言,又象小品文一样,细读起来很耐人寻味。文中鞭贾是在市场上卖鞭子的商人。这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奸商。当有人问价时,本来只值五十钱的鞭子,他必定要说五万。有人还价五十,他假装笑弯了腰;出价五百,又显得有点愤怒;出价五千,他就十分愤怒;一定要出价五万他才会答应。有一富家子弟,花五万买了鞭子,拿来向柳宗元夸耀。仔细看去,鞭梢蜷曲不舒展;鞭柄歪斜不正;鞭缨甩起来也不随合;看鞭节,腐朽斑斑没纹理,用指甲一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举在手上,轻的象没拿东西一样。富家子弟说他喜欢鞭商说的发黄而有光泽的鞭竿,可让人用热水浇在上面,一下就变的干枯了,现出苍白的样子。原来鞭竿上的黄色是用栀子染的色,光泽是用蜡打出来的。三年后,富家子弟在郊外和人赛马,用力抽甩鞭子时,一下断了五六节,自己也坠地受伤。再看那折断的鞭子,里面空空的,质地就象粪土一样朽烂不堪,简直一无可取。现今社会,追求“名牌”、虚荣,斗富、讲面子的人,常常也会花大价钱,去卖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炫耀,不但乐此不疲,还会象柳宗元说的那个买鞭人一样,执迷不悟。鞭商是用诈骗来谋利的,而买鞭者却只图其华丽外表的虚荣。如此简单的骗术竞让买鞭者痴迷不悟,看似笑话,其实会让人笑后感悟到深刻的生活哲理。我们常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其实人类自身弱点所展示出的这些愚昧和可悲,也会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地上演着,只不过当事人浑然不觉罢了。柳宗元说鞭贾这件事,其实是为了讽喻时政。他说:当今社会,许多人伪装外表,粉饰言词,靠投机伎俩,获取高官和厚禄。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朝廷和皇帝。

古人写墓志铭不是白写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前用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托白居易写墓志铭,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按当时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是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很恋财,常替人写墓志赚钱。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裴均死的时候,因其声名狼藉,用重金,也没人肯为他作墓志铭。韩愈却为裴均的儿子作序,还称兄道弟,为此遭人非议,被改官右庶子。柳宗元从不为钱做这样的事,他曾为一些底层失意人作墓志,这都是些自然地流露,真实地反应了柳宗元的心志和价值取向。《覃季子墓铭》记述了一个穷困一生的读书人。覃季子特别喜欢读书,虽家境贫穷,但为人耿直,气节不俗,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覃季子精通经史,熟读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上下纵横贯通。他集数十家之说,作书《覃子史纂》。覃季子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儒、墨、名、法,还涉略动植物学,凡是有益于世人的东西,他都收录在自己的书里。可他不喜欢作官取士这些事。他因著书闻名,曾被人表荐做了太子校书的小官,后来不幸死于永州。临死时,他慨叹说:是希望出名一生穷困呢,还是不求闻名只求富有呢?是持正耿直一生不顺利,还是糊里糊涂、趋炎附势呢?可见自古做人处世的艰难。覃季子死后若干年,柳宗宗元遭贬来到永州,他感伤覃季子书文不能大行于世,于是为他写墓志铭,想让他的事传留下去。柳宗在墓志铭里说:覃季子为了名望就得甘守穷困孤独,而想富有就得忍受耻辱啊!这其实表达的也是柳宗元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俯仰时俗的心态。

《柳集》有一篇《李赤传》,文章写的很奇巧,其实是一篇记实之作。 李赤,是江湖浪人。他说,自己善为诗歌,可以和李白相比,为此他自号李赤。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见过柳宗元谈说过李白﹑杜甫这两个人,偶然间从《李赤传》里蹦出“李白”二字,感到很惊奇。李白持才狂放,“以神仙风姿”傲世;而李赤是患有精神病的浪人。唐朝江湖浪人大都是底层的读书人,在门阀当道,科举仕途无望,一些怀才不遇的年青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只好浪迹江湖,行走山林,以此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和不满。从《李赤传》看,李赤是一个很有才情的读书人,他作诗歌与李白相比,可见心气之高。李赤很受时人敬重,可却郁郁不得志。他说人世是厕所,就连帝王居住的京城也没什么两样。李赤后来犯病溺死在厕所里。有人说这是受厕鬼所惑。而柳宗元不同意,说李赤疯癫是得心病的表现,哪有什么厕鬼啊?苏轼也这样认为。柳宗元认为,李赤这些疯话,其实是正话反说,是疯人说真话。柳宗元说:今天世人都只知道笑话李赤疯痴,可能象李赤那样不追名逐利的又有几人呢?说李赤疯的人,你如能反省自己,不计名利去追求道义,才是幸事,何必没事去笑李赤呢?在那个社会,才情横溢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遭心疾而死,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一种控诉。柳宗元从来不信迷信,当然不会认厕鬼之说。柳宗元这是在借此事指责那些违心屈势的人没有资格笑话李赤。柳宗元有一首诗是叙说掩埋马夫张进尸骨的事,表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在永州,柳宗元听人说有个叫张进的马夫尸骨被风吹雨淋散露在荒野,他哀叹:“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便让人重新把尸骨掩埋好。柳宗元说:我这样做不是想让在地下的你知道,只是想让我的心得所安宁啊!他说,做马夫有什么低贱耻辱,作贵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一旦死了,尸骨腐烂了,还有什么美和丑的区别。这是柳宗元进步哲学思想的体现,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长年贬居在民众中的柳宗元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柳集》里的人物传记,几乎都是写底层的劳动者,这在历代士大夫文集里是非常罕见的。《梓人传》里的梓人,他不是普通的木匠,而是率百工造宫室的指挥者。规﹑矩﹑准绳是传统木匠的三大看家法宝。巧匠造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而梓人远胜于这些人,他只要看过材料,就能视宫室的高深﹑圆方﹑短长,指挥工匠干活。离开他,宫室就没法建造。给官府干活,他拿三倍的工钱;给私家造屋,他得一半的工钱。柳宗元说:以梓人喻政,梓人之道就和宰相类似。《梓人传》分明是一篇大臣论。柳宗元说:“能者用而智者谋”,宰相不亲小劳﹑不侵众官,这是治理天下道理。《梓人传》篇末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说用梓人的为政之道,和做官事君都一样,不能违背自己处世之道去做事,不合则去。清代张伯行说:这是“古今绝大议论。”《种树郭橐驼传》借种树来比喻为官。善种树的郭橐驼,是个驼背的病人,走路屈背而行。可他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不单枝繁叶茂,还早早地就结满了果子。柳宗元说:郭橐驼种树之道,移之官理,当以顺民性以为官戒。“养人之术通于养树”,为官者当与民休息,而不可生事以扰民。现在的官吏,本来没有爱民之心,却“好烦其令”,总是故意弄些烦扰百姓的事,以粉饰自己。柳宗元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一针见血,戳穿官吏虚伪的本质。《捕蛇者说》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篇目。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柳宗元说“苛政甚于毒蛇”。文中的蒋氏三代为朝廷捕毒蛇活命,他和柳宗元说,捕毒蛇虽然危险,但还没像乡邻那样都早早地饿死了,所以不敢说苛政之害,读了让人黯然。柳宗元在柳州作的《童区寄传》是说买卖人口之害的。区寄被两个人犯子绑获,他凭胆识和机智杀贼得脱。至使乡里人犯子,侧目不敢过其家门。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杀二豪贼看似不符合常理,可这是在极端情形下的奇迹。求生本能,生出了大智大勇,让区寄背刃割断绳索,炉火烧伤手都不觉痛。《童区记传》“事奇,人奇,文奇”,传流千载还清新如故。柳州之所以有买卖人口、杀人越货的习俗,柳宗元说这是官府弊政造成的。唐时岭南大吏,多向朝廷进贡南方少数民族奴隶,以此贿赂朝廷。柳宗元揭露说:汉官因以为己利,得到进贡的孩童,就放纵人犯子,不闻不问,致使当地的户口越来减少。

柳宗元的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华章。游记本是赏山水娱心之作,而柳宗元的游记透出的却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娱。高洁、深幽、凄清是柳宗元游记的主调,这与他为人和心境相关。与一般赏景而记水山不一样,柳宗元所写的山水里面寄托着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这和他在其他文章里的心绪和情感是一致的。柳宗元把山水作为知己,借景写人,借物写心,景物里充满了感情色彩,字里行间或隐或显着作者的影子,他把山水人格化感情化了。柳宗元的文章,如云彩波澜起伏,有官止神行之象。这是说你眼睛离开了,文章的神韵还在人的脑海里游荡。读柳宗元的文章就是这样。柳文记山水最奇崛,千姿百态,变化莫测。他写山石,说如牛马下山饮水,如熊罴争奔登山;写游鱼,说像在透明的空气中游弋;说山泉景色灵动,人被如诗如画般的情景陶醉了。说风吹草木,韵声在崖谷中振荡。被吹动的草木静下来了,可它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有声有色,意趣无穷,人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随着在空中飘荡。出神入化,写得太美了。这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能做到。柳宗元是中国山水游记的奠基者。

文如其人,诗歌更是如此。以情感为生命的诗,张扬的是为人和气质。对诗人来说,内在精神里的东西才是诗风诗貌形成的根本原因。荆轲、项羽、刘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们都有一首诗传世于今。那时诗歌并不发达,他们的诗都是使用极尽白话的口语加语助词“兮”字随情脱口吟就的,可其诗里透出的气势和精神几千年的时空都没能罩住它们,把为义就死的侠客、四面楚歌绝境无奈的楚王、衣锦还乡志满意得的帝王活脱脱地凸现在世人面前。诗里的用语只有诗者本人才能吟唱出那样的话来。柳宗元是个文人,他遭难处贬境,所以为人格外内敛,而为文作诗,表达情感的方式,自然与人不一样。柳诗峻洁,情致深沉委宛,诗里总是隐约透着一种孤傲的情趣,诗意也更加幽远。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茫茫的江雪,群山中的鸟都飞走了,山间路径也不见人的踪迹。空寂寥寥,整幅画面突现一个寒江独钓的老翁。表面看是写江雪﹑孤舟﹑老翁,可冷峻﹑幽寂﹑深邃里透出的却是孤独和高傲的幽情。柳宗元这是“托此自高”。短短二十字的五言诗,绝妙地展示出诗人的人格风貌,成了传咏千古的绝唱。

柳宗元追慕屈原,他的诗文里随处可见屈原的影子,二人有有相同的人生经历,诗里都抒发不与世俗同流的孤独。屈原是中国文人诗第一人。柳宗元是有唐骚赋第一人。这是历代学人的共识。柳赋辞章典雅精美,韵情深邃幽远,这是后人没人能做到的。哀怨是楚骚的遗风。而柳宗元写哀情,是哀而不卑,怒而不露,内惠外穆,一幅谦谦君子的模样,到死他都没有改变。一千多年来,柳宗元的历史地位被人为的掩盖了。世俗的势力太可怕了,以至连摆在眼前的史实都视若不见,硬是颠倒黑白重复着前人的诬陷说辞。柳宗元敢指着皇的脑袋批天命,他最后一个人留在荒蛮的贬地里,有人说柳宗元这是不识时务,其是这是我们自己人格扭曲了,也是我们学界的悲哀。柳宗元和八司马等人利国利民,一生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柳宗元的思想和文章是空前绝后的。他叛逆的是天命和封建礼教。柳宗元的为人正是我们今人应该敬重和学习的。为官者学柳宗元在昏恶的封建社会,没有好处,还会招灾惹祸,今天同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可今非昔比,倡导柳宗元的思想和精神,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美好和兴盛。今天做这种事,不用再像古人那样慨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