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 念 前 型   慎 终 追 远

——新发现清·夏县《柳宰相墓记》探评

马 重 阳

（运城学院学报 编辑部，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近期发现立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山西夏县柳村《柳宰相墓记》一碑，由当年廪膳生员张吉士撰写。作者立足史籍，追源溯流，对唐代河东望族柳氏起源、赓续及宦海沉浮进行一番梳理后，得出当地民间缙绅和乡民传说遗存的柳宗元墓，应为武则天朝屡遭贬谪而后被诛的宰相柳奭之墓，从而为我国柳宗元及柳氏家族研究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宝贵史料。

关键词：柳奭；墓地；辨析；慎终追远

《柳宰相墓记》一碑拓片，得之于运城市河东博物馆石刻专家、年届八秩的吴均老先生手里 。碑高1、65米，宽0、50米，文计13行，满行69字，全碑正文约900字。额题 “皇清”二大字，楷书刚劲有力。字迹清晰，碑版完整。我们辨识标点，涵泳其文，深感作者立足史料，探源溯流，不囿成说，独抒己见，是一篇十分难得、有着一定价值的碑刻文献。

一

碑文一开头，作者首先说明自己家族与本土夏邑世代联姻的情况后，提出“柳宰相坟”的问题：余与兹土接壤，世联姻缔。早岁即知有柳宰相坟，询之荐绅先生，以为柳子厚墓，既又访之柳氏父老，佥曰：“历年多不知名字，但祖父相传，此忠直宰相以刑化。”岁月沧桑，世事纷纭，“柳宰相坟”到底为何人，是柳宗元还是他人？问遍乡间为官有身份者以及柳氏年长之辈，但人们大多吃不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瞿然心动曰：“若然，悉其人矣！”如此说来，“柳宰相”坟里，应知是谁了！围绕“柳宰相”的问题，作者在下文进行了详细考察和辨析。

据史书纪载：柳奭为唐高宗朝的宰相，也是李治皇帝王皇后的舅父。王皇后多年无子，与萧淑妃争宠，从感业寺迎回先侍太宗而后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意欲让武氏帮助自己打败萧氏。不料，事与愿违，高宗皇帝与武氏早有恋情。武氏一入宫，先恭而后倨，很快就施展权术和手腕，不久便与王后和萧氏为敌，野心勃勃，觊践皇后之位。为稳固皇后地位和自己的既得利益，王皇后舅父、中书令柳奭与太尉长孙无忌及宰相褚遂良、韩瑗、于志宁等，谋立高宗李治长子即出身“微贱”的刘氏所生的李忠为皇太子。不承想武则天日益得宠，王皇后、萧氏一同被疏忌。柳奭忧惧，被迫上疏辞去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为“厌胜”（一种咒人巫术），株连柳奭，贬为遂州刺史，途中又以泄漏禁中语之罪，加贬为荣州刺史。王皇后废，武则天立为皇后。到显庆二年（657），许敬宗、李义府按武则天旨意，诬柳奭与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再贬柳奭于象州刺史。后二年，又以“潜通宫掖，谋行鸩毒”罪除名，终被朝廷下诏，身带枷锁，诣京师后被诛，籍没其家。

碑文作者张吉士对此段历史作了简洁的描述，意在让人们对柳奭宦海浮沉的惨痛经历了然于胸。而对乡间柳氏父老所谓“《邑乘》载，柳子厚墓在县北三十里柳村，旧有碑碣,为雷所仆”云云，作者也作了详细解读。他讲到，中唐“柳宗元成进士后，应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调兰田尉，继拜监察御史，与王叔文善，擢礼部员外郎。叔文败，贬邵州刺史，至中途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卒于官，遂号柳柳州”、死后迁葬陕西万年（今长安县）以及韩愈撰有《柳子厚墓志铭》为据的经历，旨在告知人们柳宗元一生从未做过宰相，当地久传“柳宰相”一墓而非柳子厚墓，便在情理之中。客观说来，把柳奭与后裔柳宗元相较，人们已知墓主是谁，但还不具有很强地说服力。紧接着作者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隧道，对源远流长的柳氏家族作了一番纵向的历史考察。古老的“柳姓”，自黄帝及周鲁以降，世家河东，厥后昌大。从周朝鲁地早年的展禽（即后世人称“和圣”柳下惠）一直到唐代柳玭著家训以戒子孙，历数柳氏一脉显宦名贤及其修为，时空跨越数千年，“虽簪缨累叶，世济其美，为宰相者，公一人而已”。进一步告诉人们，尽管柳族代不乏人，真正做到宰相之位者，惟有柳奭，那么墓主是谁，不言自明。

康熙《夏县志·名贤》载：“唐柳奭，宗元曾伯祖。高宗永徽二年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为立武昭仪事贬荣州刺史，又贬象州。四年诏御史，追诣京师，与无忌皆被杀。”正如碑作者所言，宰相柳奭“纳忠效信，杀身成仁，又与历世相传之言，若合符节，此为公墓无疑。”我们认为，碑文作者张吉士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一个时期来，或者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地方史、志编纂工作的重新启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开展，姓氏文化研究的兴起，出现了对古史名人、名事之争，学术界称为‘户口之争’……所谓户口是指古史人物的出生地，即故里”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各地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对古史名人、名事之争，或出于旅游开发，招商引资，提高区域文化的知名度，或出于寻根问祖，商品土特产贸易之目的，都无可非议。而对我国文化名人柳宗元及其籍贯的研究虽非例外，却在更高层次上对其文学、哲学、人格精神、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也是事实。柳宗元的籍贯问题，学术界在建国初期曾有争论，各有所据，众说不一。或云虞乡（今并入永济市），或云解州（今并入运城市），或云夏县，其实是无谓的。柳宗元时常称其“郡望”、祖籍为“河东解人”、“邑居于虞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乡”是统一的。［2］(P90)而对柳宗元曾伯祖柳奭的族地和柳宗元根祖之地，按理说应该一致，其实相距百里许。我们查阅史志，乾隆朝《解州全志·卷十一·夏县·古迹》载有“柳宗元墓”条：“在县北三十里柳村，断碑剥落不全。按韩昌黎柳柳州墓志云，归葬万年先人墓侧，甚确，而此有墓未详。”再查《乾隆解州夏县志·卷二·夏县·山川》载: “柳谷在县南十五里中条山内。唐阳城寓居于此。今其地名阳公乡。旧志谓柳宗元居，不知所据。”而《光绪夏县志·贤才》载：“柳奭……柳楷长子。永徽中为中书令，后贬爱州（作者按，应为象州）刺史。显庆四年，许敬宗构柳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武后，遂见杀。时论惜之，祀忠孝祠。”在200百多年前的乾隆时期，《柳宰相墓记》作者张吉士，恐怕没有拉贤人、争名家以彰本土的意图，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不为世俗的成见和传闻所囿，从史料出发，通过比较分析，认定柳宰相墓主是柳奭而非柳宗元，堪称“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与异，不屑古今”。［3］(P422)这种勇于破解谜团、独立不苟的求实精神，值得后人钦敬和效法。

平心而论，作为唐代高宗朝一位宰相，柳奭充其量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悲剧性人物。就生平而言，限于史料匮乏，新旧《唐书》对其记载仅200余字，我们已难以洞悉柳奭在仕宦生涯上的建树和所作所为，仅知其父柳则任官隋朝时，曾出使高丽而卒，柳奭前往迎丧，尽礼尽节，悲伤过度，“号踊尽哀，为夷人所慕”，［4］（P4177）可说是个忠厚仁孝之子。贞观年间，柳奭累迁中书舍人，后擢拜兵部侍郎，永徽三年（652）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仍监修国史，可知又是个饱学之士。《旧唐书》载：“奭既死非其罪，甚为当时之所伤痛”。［5］（P2682）毕竟是一位当过宰相之人，遭受武氏打击，官职屡贬，无辜被诛，悚动朝野。直到唐开元初年，柳亨之孙柳涣任中书舍人，上奏请求“许臣伯祖（柳奭）还葬乡里”，才由曾孙柳无忝得诏，护柳奭灵柩魂归故里，官给丧事。［4］(P4178)2007年立冬之日，作者亲到墓地考察，看到4米多高的碑楼荷冬阳之初煦，托旷野之远风，静静地矗立在田塍间，上部有“追远”二大字，寄托了后人绵绵无尽的哀思。墓碑前和1米多高的坟墓上，全被茂密的荒草掩盖。不禁感慨满腹，留诗为纪：

宰相碑前草木荒，丘墓田头行人忙。流水无情常渺渺，青山不改总苍苍。

泾渭自有清浊辨，忠奸难识肝胆伤。地瘗柳公藏幽愤，凭谁诉说空断肠。

三

《柳宰相墓记》撰者张吉士，生卒无获，名不见经传。从碑文看，碑作者虽为一介廪膳生员，却才力富赡，出经入史，对柳氏根祖和历代为宦者，既有横向比较，又有纵向梳理，文笔简捷，不枝不蔓。为当年口耳相传、扑朔迷离的墓中人物，廓清迷雾，勒碑铭记，正如作者所言：“征文考献，本本原原，确有可据”，而不是无根游谈，的确让人们心中服膺，耳目一新。至于柳氏一脉官至宰相的除了柳奭之外，是否再无他人呢？据今人研究还有两位：一位是德宗贞元年间的柳浑，另一位是唐末的柳璨。“柳浑，天宝初年考中进士，至德年间拜为监察御使，后被举荐为谏议大夫，累迁尚书左丞，贞元二年（786年），拜为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后又加平章事。柳璨，少时‘孤贫好学’，‘光化中，登进士第’，后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6］我们谨在此提出，可供柳氏家族研究者征考。

“夫宇宙绵邈，黎献（贤）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3］(P411)我们古老的河东大地乃至泱泱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涌现出无数个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正如张吉士所叹：“夫从古忠臣义士，其里居、丘墓湮没不存者，何可胜道！间有存者，或云仍殆尽或流传失实，真赝莫辨，无所考信者所在皆是。”进入21世纪，我们炎黄子孙和文化工作者，“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7］(P14)笃念前型，慎终追远，当义不容辞，任重而道远！

参 考 文 献：

［1］ 孟世凯.古史文化与“户口之争”［J］.文史知识，2007（10）.

［2］ 谢汉强，仝毅. “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乡”是统一的［A］.王涘海主编.柳宗元研究［C］.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3］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2.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及其源流［J］.山西师大学报,2005(4).

［7］ 张少康.文赋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