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忧”、“惧”看柳宗元为人

郭新庆

祸患时最能彰显人的品行。柳宗元三十三岁参加永贞革新，不到半年时间，就因革新失败，从权力中心一下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终生也没能逃出贬境。万劫不复是佛教用语，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为一劫，万劫就是无穷无尽的万世。用它来比喻柳宗元的人生遭遇是再恰当不过了。《柳集》卷十九《弔赞箴戒》有两篇说“忧”、“惧”的小文，即《诫惧箴》和《忧箴》。文中劝戒之语显然都与永贞革新相关。其文四字句成篇，一为二十四句，九十六字；一为三十句，一百二十字。读之上口，简洁清晰。有说这是“当王叔文将败时作”；而《诫惧箴》题注说；“观其辞意，亦贬谪后作也。”细细品读，文中透着不屈的气质和高贵的人品。柳宗元所说的话，不是一时之愤怨，而是经深思熟虑的箴言。柳宗元说：人不知道惧怕，用恶事加身也没用。智者为道遭难是一件美好的事，这样想就不会恐惧了。他认为：“祸至后惧”，是“童昏”（小孩子不知事），“昧昧勿思”，不是智者所为。“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做事前就预知和想到其中的风险，“君子不惧，为惧之初。”事前就应有为之牺牲的准备，这样才不会在“祸至”时为之恐惧。观微知著，柳宗元平生抱定大中之道，虽为之得祸，“君子不耻”，“君子不惧”。说到“忧”，柳宗元认为；没有忧患意识，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无谁以宁），每天就会陷于忧愁之中（忧日以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子罕篇》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是说，智者不疑惑，仁者不忧愁乐观，勇者无所畏惧。柳宗元知勇无恐，“忧之大方”。这里的“大方”，是指大道理，也就是他信奉的大中之道。柳宗元“所忧在道，不在乎祸。”他为自己追求的大中之道不能实现而忧愤。他发誓：“省而不疚，虽死优游。”“疚”（jiù），这里是指内心忧烦痛苦。遭此生死攸关的大难，柳宗元经过深刻的反省，他认为自己没错，不为之后悔悲伤，就是被贬至死也不遗憾。他安慰自己不要在意这些，要把烦恼和痛苦当成悠闲的散步，优哉游哉！这句话，原本出之《诗经·小雅·采微》：“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这是一个戍边士兵述说内心忧烦苦闷，生离犹死别痛苦感受的。柳宗元是个内敛的人，他“宜言不言”，用“优游”宽慰自己，可内心忍受的痛苦不是常人能够体察的。同样遭此厄运的革新派人士，王叔文在大势将倾时，《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未欲立皇太子”，当宦官扶立宪宗后，“叔文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而歔欷泣下”。这时叔文母丧，他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太可怜了。而柳宗元这时临危不惧，公然借王叔文母丧作《王侍郎母刘氏志》，为王叔文张目，说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宣称：“户部（王叔文）之道闻于天下。”赞王叔文“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韦执谊是位处宰辅的革新派人物，可他在人品上却没有可称道之处。《新唐书•韦执谊传》说：革新失败，韦执谊“知祸且及，虽尚在位，而临事奄奄无气，闻人足声辄悸动（jì惊惧，心跳）”。其惊恐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后来到贬地不久就忧恐死掉了。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载，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规定：“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弛十驿以上起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这里说，获罪较重的贬官，一天得赶奔十处驿站，有官差押送。每到一站，还得按规定画押。这里还有时间的限制，而且，站站如此。如果做不到或违反了规定，还得受处罚。据《大唐大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说：唐代“凡三十里一驿”。按《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部•礼部•主客郎中》的说法，正常一天的行程，“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乘传是指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乘驿应是驿站好马拉的车。《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定数》有记载说：凡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遭贬官员从朝堂下来，连家都不能回，就被押接出城向贬地奔行。遭贬家眷也得随行。贬官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有差人押领，画时记数，翻山越岭，一天走三百里以上，这种超常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人无法忍受的。张九龄是玄宗时的宰相，在被贬到荆州时，写给皇帝的《荆州谢上表》里说：“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弛。”场景之酷烈，让人心惊魄散。贬谪途中的艰辛和痛不欲生的精神磨折让一些贬官死在路上。韩愈五十二岁那年，因谏迎佛骨被贬八千里以外的潮州做刺史。时值寒冬，韩愈一家老小加上仆从上百口，啼哭嘶嚎，窜奔离京。他的十二岁小女儿挐（ná），病死在途中。韩愈一路痛哭流涕，作诗让人到瘴江边给他收尸。柳宗元是宪宗和权宦们刻骨仇恨的人，其贬放路上的酷烈，必然远甚过一般人。可对此，柳宗元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述，这与他的为人气节有关，他不愿低声下气地去哀怨自己的苦痛。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祭悼的周子谅，是玄宗朝的御史。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周子谅因抗言奸相牛仙客，被杖朝堂，后在贬放瀼州途中死于篮田。碣文作于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二十四岁，为博学宏词。他在碣文中说：“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姦（奸）佞，动获其所。”柳宗元认为周子谅死得其所，他那种“忠”、“美”的谏死行为，“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柳宗元年青时彰显的做人气节和对人生死价值观的认识，印证了他一生的为人道路，他替别人作的碣文，后来也成了他自己“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的真实写照。

《柳集》有三篇弔文，《弔屈原文》、《弔乐毅文》、《弔苌弘文》，都是用骚赋写的。《弔屈原文》是柳宗元贬放永州途经汨罗江时作的，是柳文骚体的名篇。屈原距柳宗元有一千多年，两人人生经历相似。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柳宗元为国为民也遭此运。触景生情，望着静静流淌的汨罗江，柳宗元眼前顿时浮现出疯癫诗人的影子，好像听到古贤呼天喊地的声音，一时间似触电把两个伟人连在了一起，柳宗元弔古自弔的诗文像江水一样从胸中喷出，声长语悲。“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柳宗元慨叹现在的官员没有一个关心国家的好坏和兴亡。乐毅是战国时魏人乐羊之后。乐毅好研习兵书，被燕昭王任为上将，他联赵、楚、韩、魏，统领五国兵伐齐，攻占七十余城，因功被封为昌国君。燕惠王继位，齐国行反间计，乐毅畏诛奔赵。柳宗元在永州听人说古燕地之南还有乐毅的墓，随即作此文弔之。章士钊认为这是借古自弔。乐毅功高而品直，受谤去国；柳宗元虽未去国，却被贬在荒蛮。柳宗元慨叹道：“仰视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谓何兮。”忧虑自己不能报国为民。《弔苌弘文》也是作于永州。苌弘，周大夫，史书说孔子尝从问乐。苌弘为强周室，后来被周人杀害了。古书传说，苌弘死后三年，其血化为碧玉。柳宗元弔赞苌弘，其实是为王叔文而发的。“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柳宗元认为王叔文同上古的贤人一样会被后人传颂的。柳宗元为政治理想，奋心直往，全不虑后，所忧在国，所忧在民，这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