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研究综述
刘春侠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006）
摘 要：“ 女书” 现存于湖南省江永县及附近一带，它是在当地妇女中世代流传的一种奇特文字。1983年， “女书”进入
学术界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年来对“女书”的破译、研究和抢救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关键词：女书；永州；综述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5)01-0045-04
“ 女书” 是流传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一种奇特文字，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唯一在女性中间使用的文字。 “女书”进入学术界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 年来对“女书”的破译，研究和抢救工作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关“女书”的许多重大问题仍难以定论。 “ 女书” 作为一种举世罕见的文字体系和一种独特的古老文化， 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无论是从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还是人类文化学、妇女学、 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都显示出了其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由于人力、 经费、机构、 体制等多方面原因， “女书”文化正日益走向消亡，大量女书文化遗物散佚流失海外，女书老艺人相继谢世。目前，懂女书的仅有数人，加之女书文化
资料收集整理不力而且出版困难， 女书文化生态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
一、女书的发现过程*
1958 年前后，一位江永县的妇女到北京寻亲，她说的话北京人听不懂， 她写的字北京人也看不懂， 由于语言不通，结果寸步难行， 人们只好请公安局的同志帮助她。 不久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拿着一张写有女书文字的纸， 请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辨认， 当时周有光先生经过仔细辨认后并不认识， 公安局的警察拿着写有女书文字的纸就告辞了。 这是女书第一次走进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进入文字研究单位，只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59 年，江永县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曾编写了《江永县解放十年志》 （初稿），但还没有定稿就被搁置起来了并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在这份材料里，有关于“妇女字”的简单介绍和一幅临摹的女书作品。 关于女书的这些资料是县文化馆的周硕沂提供的。 周硕沂出生在江永县允山乡，在他念小学的时候， 经常有姑娘大姐们叫他来用土话记录女书。他的很多亲戚在女书流传的村子里，所以他经常可以接触到女书。1954 年周硕沂有机会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到上江圩桐口村一带辅导农村开展文化活动。在 1954 年的一次下乡活动中周硕沂结识了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池珠， 胡池珠教周硕沂学会了一批女字， 并创作了 《女书之歌》。这首女书歌及其译文后来被收入《江永解放十周年志》（油印本），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1956年冬，湖南省文艺会演， 负责会演摄影报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硕沂的住处见到女书对联， 李正光向省文物队领导汇报请示后，于 1957 年初到江永县上江圩考察，写了一份关于女书的调查报告，连同一些女书原件，投寄给《中国语文》杂志。这是介绍研究女书的第一篇文章，但后来因为开展反右派斗争，考察工作便中断了。周硕沂在 1956 年已经整理了女书文字 300多个， 就在他准备进一步收集整理女书资料的时候，也就是 1957 年，他离开了县文化馆回乡务农二十余年，在此二十年间，原有的女书资料全部散失了。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 在编写 《江永县文物志》 时，收入了“蝇形字”一节，即女书。1982 年 4 月《江永县文物志》由省文化厅转发全省交流， 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女书。1982年 12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在湖南南部进行民族文化的调查， 在城关镇白水村他找到了一份女书原件， 但女书作者胡池珠已去世， 根据其女儿提供的线索，他找到了胡池珠的两位结拜姊妹高银仙、唐宝珍女书传人，并收集了三本女书。根据这次社会调查和收集的女书资料，宫哲兵回校后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于《中国民族学院院报》1983 年第 3 期上，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会》全文转载。报告对女书文字的性质、结构、功能、使用、传授以及当地的语言、文化、 民族、 民俗等情况提供了调查材料和初步的分析意见。
1983 年 3 月，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组织了江永女书研究小组，7月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窘教授与宫哲兵和撰《湖南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议， 之后，江永女书迅速被推向人们的视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时间国内许多报纸、杂志以及电视台纷纷介绍江永女书及其流传状况， 女书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 中央电视台在 “华夏掠影” 专栏节目中，以《奇特的女书》为海内外介绍江永“女书”，并译成多种外语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发现女性文字的消息。 美国、 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报刊、电视台做了转载、转播。至此，女书从中国大陆深处走进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家人们的视野，女书已经广泛的被世人所知。
二、女书的传承和使用
“女书”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女书”它不仅仅指文字， 同时也包含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和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女书”作为文字，是一种借用和参照了汉字形体而建立的借源文字。“女书” 文字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由右向左略有倾斜的长菱形字体， 左上角一般是全字的最高点，左下角是全字最低的位置。它的行款方向是由上向下、由右向左、没有标点、排列十分整齐。笔划线条纤细一致，笔势犀利，既有小篆体匀称的特点，又有甲骨文劲挺的姿态。跟汉字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汉字呈方形，上下结构、组合对称，字体厚实稳重，女字则呈菱形，结构的组合形式是左右错开排列，字体细长秀丽。
女书首先是一种书面语言。女书几乎全部是诗歌体的形式，每句字数固定，大都是七言诗，少数是五言诗，也有七言间五言，五言间七言和长短句，它有特殊的韵凋格律、修辞方式、比兴手法。女书可分创作、记录、翻译三大类。创作是自己炼词造句，连句成段，集段成篇，一般包括三朝书、通信、结交书、传记等；记录作品包括儿歌、耍歌、哭嫁歌、山歌、谜语等记录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东西；翻译是指社会上流传的汉文唱本，如梁山伯和祝英台、卖花女等，还有一些唐诗宋词。女书叙述的事大多数都是妇女的事 ，作品内容涉及很广泛，有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甚至还有一些作品牵涉到政治话题， 如曾有女书作品批评当时的国民政府大量强征青壮年入伍的政策， 还有的描绘了日本炸弹逼迫村民们逃离家园并到附近山洞里避难的情节。 女书作品系统地反映了上江圩及其邻近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 她们在旧时代的卑贱社会地位以及对封建压迫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抗争。
“女书”只在妇女范围内使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祭祀
上江圩的妇女信仰“婆王”（也称姑婆）。解放前，每年农历五月初十之后三天， 她们都会到婆王庙 （也称花山庙）赶庙会祭祀婆王。 祭祀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将祈祷内容用女书文字写在纸上、或手帕纸扇上，有的是自己写或是
请人代写。 内容一般都是自己美好的期望和消灾免祸、 求子、求福、家人平安的希望。到祭祀那天，各地妇女们带着女书纸扇和巾帕上山，点香化纸、下跪叩头、读纸读扇、许愿、然后将纸扇等物焚烧，以示送往神灵。
﹙二﹚读唱娱乐
解放前，上江圩一带仍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习俗，妇女们自幼裹脚，很少参加农业生产。未出嫁的姑娘们常常成双成对地在闺房花搂中做女红写女书， 中年妇女聚在一起纺纱织布、读唱女书。 江永县道县的妇女有自己的节日—— 四月初八斗牛节，这一天未婚的姑娘们用黑米粑喂牛，并各自带一些食物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聚餐， 读唱女书。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坐歌堂， 这是姑娘出嫁前在娘家举行的最隆重热闹的活动。 在姑娘出嫁前的两三天，请来村里有名的歌手和一些未婚的姑娘在家里读唱女书。唱歌的形式有独唱、对唱、合唱，唱歌的内容有伴嫁歌、哭嫁歌等。此外，读唱女书也是当地妇女串门、走亲戚、回娘家最喜欢的一种活动。
﹙三﹚结拜姐妹和诉说身世
旧时候，江永境内的年轻姑娘喜欢结拜姊妹，也称为结老庚、结老同等，结拜姊妹没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双方自愿。年幼时结拜姊妹有父母出面安排，成年姑娘妇女结拜，主要是通过写信。两个人接触几次后，如果其中一个有意结拜，就会用女书写信给对方表示结拜的愿望，内容多是推崇对方，如果对方同意结拜就会回信，邀请她去家里做客。结拜也可以是几个人，一般最多不超过七个。结拜姊妹出嫁，其他姊妹要用女书写信贺喜，结拜姊妹有难要写信互相安慰，如果有矛盾也会用女书写信互相指责讥讽。
上江圩一带老年妇女尤其是寡妇，在遇到天灾人祸后，感到孤苦寂寞烦闷时， 就会找精通女书的女友诉苦， 请她用女书记录一生的苦情并说一些安慰的话成为传记。 这样孤苦的妇女通过诉说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苦恼， 她将会将传记随身携带，每当孤独烦闷的时候就拿出来读唱，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
﹙四﹚纺织女红
江永的妇女们常常将一些吉利的成语用女书编成图案，编织在花带和服饰中， 表示吉祥的意思。纺纱织布是当地妇女普遍的经济活动， 纺织时间一般在每年的十一月至第二年的四月，女红则是一年四季不停手。江永县道县妇女纺纱织布和做女红的特点是集体性、竞赛性、娱乐性，她们喜欢三五成群一起纺织，喜欢图案翻新、论诗唱歌。当地妇女自古以来擅长织花带和花被，在花带和花被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图案有动物、植物简单的汉字和女书文字。[1]
“女书”文字的传授和学习主要是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女孩子长到几岁了，对女书有了兴趣，母亲就开始教她认女字了。 在学会了一些文字后就可以与伙伴们一起读唱一起学习。为了结拜姐妹，就要自己动手写结交书，在结拜以后，与结拜姐妹互相通信，与结拜姊妹同写同唱，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有时一些有钱的家庭也聘私人教师教育女孩，一些女教师也就通过这种正规渠道传授女书。 女书的传授也不仅限母女之间，也可以是姐姐教妹妹，伯母教侄女，奶奶教孙女。总之是上辈传下辈，女人传女人。据调查，女书的衰落始于民国时期。随着妇女裹足陋习的废除，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妇女冲出了“女织”的圈子，参加农业生产等
生产活动，妇女不再象以前一样， 经常聚集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创作女书。新中国成立后，女孩也有了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学习现代汉语普通话， 使用女书的妇女逐渐减少， 女书基本上只是在一些农村高龄妇女中使用， “女
书”传人相继去世，传承后继无人，“女书”面临着传承的危机。80 年代后，随着女书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女书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遗产， 逐渐被学术界认识， 因而得到珍存。
女字因为妇女代代传授得以流行，而女书作品却很难保存下来，由于当地气候潮湿，住房条件差，女书物件很容易损坏。另外，当地还有一个习俗，老年妇女临死前要烧掉自己的女书信件、作品，或者死后由亲人把女书作品烧掉。这是因为她们相信有阴间世界， 烧掉女书是为了能将女书带入阴间世界， 好供她在另一个世界读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结拜姊妹之间的通信包含了很多隐情，不愿别人知道，所以烧掉。有的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也将自己的女书作品焚化，以表示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丈夫， 使丈夫在阴间仍能感觉到自己时刻陪伴在他身边。由于这种人死书焚的传统，在上江圩一带很少发现清代及其以前的女书原件， 这给女书的
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三、近年女书研究成果
1982年12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到江永县做调查，回校后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在《中国民族学院院报》上发表。1983年7月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严学窘教授与宫哲兵和撰《湖南平地瑶文字辨析》。1985年，中南民族学院调查队撰写了13篇论文和调查报告，汇编成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 一书，宫哲兵任主编，1986 年 5 月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85岁高龄的高银仙被接到武汉，与宫哲兵、赵丽明等一起工作一个月，写下 1万多字的女书作品，由高银仙的孙子胡志强翻译。1987 年第 1 期《语文研究》刊登潘慎《稀古文字—妇女文字》一文。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 1期刊登谢志民《江永女书概述》一文。赵丽明、宫哲兵合写《介绍中国女书—— 一个惊人的发现》 ，提交第二十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会，由宫哲兵在加拿大会上宣读。会后他在加拿大、美国多次讲演，影响很大。1989年 10月，赵丽明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期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做专题报告介绍女书， 湖南郴州文物馆李荆林在会上宣读《女书与史前刻划符号研究》一文，国外学者对女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990 年 8 月由赵丽明、宫哲兵合著的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研究女书的专著《女书—— 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版。1990年 9月 20-25日，中南民族学院在武汉主持召开女书学术研讨会，邀请湖南、湖北、北京两省一市的专家、学者到会研讨。1991 年 1 月，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出版署名宫哲兵编著的《女书》一书。同年 3月，赵丽明、周硕沂、陈其光合撰《中国女书成》 ，交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同年 5月，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迷》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11月，召开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来自全国 10个省、市、自治区的 60多名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妇女学的专家、学者聚集江永，进行实地考察和研讨，收到论文 50 余篇。这些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女字”的起源、 “女字”与汉语古今文字的关系、 “女字”与平地瑶的关系、 “女字”的结构特点、 “女书”中反映出的女权意识等问题，并提出了新观点。1995年“ 女书” 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 到北京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1998 年，江永县政府筹资十万元人民币请专家收集整理《女书字典》 ，总字数达四十万的《女书字典》终于完稿，2002年 11月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2001年，江永县与中南民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 “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成立了“ 中国女书文化研究者联谊会” ，组建了“ 中国女书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在研讨会上发出了《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对这一世界瑰宝予以抢救、研究和开发。同年，江永县里成立了“ 女书联系会” ，专门从事女书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制订了保护“ 女书” 的硬性措施。 江永县委宣传部还成立了一个“ 女书与文化产业” 的课题小组。2002年召开了“ 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 。 2004年 1月由 “ 女书” 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口述，经清华大学相关专家整理， 《阳焕宜女书作品集》正式出版发行。由于阳焕宜不懂方块字，不受汉字的干扰，所以她的作品成为人们了解“ 女书” 原生态的重要渠道。从1983 年中南民族学院成立女书调查研究组开始从事女书文化研究算起，到现在已有 20年。在这20年间，国内外围绕世界现存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 巳出版论著近 20种，发表论文 150多篇，召开了三届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和首届国际女书学术研讨会。 对女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定论，专家学者对这些观点各自持不同的观点，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
关于女书的起源问题民间有几种传说：一是九斤姑娘女红造字说。根据高银仙等老人讲述，从前上江圩有一个姑娘，因为出生时有九斤重，所以人们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聪明能干、纺纱织布样样精通，她在做女红时创造了女书文字，并把它写在纸上、扇子、帕子上。二是盘巧造字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桐口山冲里有一个名叫盘巧的姑娘，她3岁会唱歌，7岁会绣花，长到十七八岁时，没有一样女红不精通，可是，就在盘巧18 岁那年，官府的猎队把她抢到道州府去了，将她关在官府内。她根据平常与姐妹们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每天造一个字，3 年时间造出 1080 个字，她用自己造的字写成一封长信，藏在一条由她养大的猎狗上，让狗带信给家乡的亲人。三是玉秀造字的传说。据当地村民介绍，传说不知在什么朝代，永明县（江永县旧称）有一位才女胡玉秀，长得很漂亮，被送进皇宫。玉秀在宫中过得极其辛酸，生活非常冷清。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却无人诉说。 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书图案创造出了一种别人都不认识的文字，那就是女书。
在学术界对女书的起源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说源自汉语古今文字；二是源自上古汉字；三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与演变。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谢志民教授认为：“女书起源甲骨文。” 谢教授在2002年“ 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 发言中认为，女书文字中，有 40多个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近似，据此则可以推测，女书来源于甲骨文，在漫长的代代相传过程中，终于发展成今天的女书。武汉大学女书研究中心主任宫哲兵教授认为女书起源为明清。宫哲兵教授的观点是， 迄今为止的女书文字，还没有超过明清时期的。发现最古老的女书文字，也只是太平天国的女书钱币。女书中所记载的故事等，也只是清明时期历史风俗，还没有更久远年代的事。
“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近20 年来，已被学术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研究。然而，“女书”文化的破解和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女书产生于何时？它比甲骨文还早吗？它与汉字楷书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出现？它与瑶族又有什么关系？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这些问题还没有定论，至今仍是个迷。
四、女书现状和研究意义
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女书”目前正面临传承危机。20世纪 90年代以来，“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等几位老人相继去世，目前在世的能阅读和书写“女书”的只有 60 多岁的何艳新等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女书” 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老人于2004年9月20日在湖南江永县的家中去世。老人的谢世，意味着当地妇女之间用“女书”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分享感情、 闲聊家常和交流生活经验的传统已经消失。现在，后辈包括孙女们，对“女书” 已经十分陌生了，她们基本上不会使用女书。此外，女书资料很难寻找，“女书”作品流失严重。由于传统的风俗习惯，女书作品大都随着逝世者一同焚毁，即使有的侥幸遗留下来，但在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中，女书藏本作为“四旧”，也多被焚烧。同时由于过去重视不够，保护措施不力，致使一些“女书”作品遭到破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海内外大批研究人员闻讯赶赴江永，不少人走村串户，纷纷从当地群众手中高
价抢购女书作品，个人占有收藏，这种“掠夺性研究”导致本来遗存极少的女书原件大量散佚流失，女书文化生态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另外对女书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也有待规范。女书原作应当是在女书流传地区，由女性用女字写作、表达女性思想情趣的书面作品。可是近年来江永县许多未经过正规培训的的女书新传人出于弘扬女书文化的良好愿望，自发投入到女书发掘整理的工作中，他们用女书记录一些当地的民谣、传说等口头文学，这些实为女书“译作”的作品，而他们的这些工作成果又常被研究者未加核对而作为女书的原始文本引入著述。又如对新发现的女书字符的确认，必须有原件为本，现在的女书字符，已由最初的数百字增加到了 2000 多字，但其中不少未见原始女书文本依据，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们是否是今人自造的女字。女书原作被篡改，论著者自造女书字符，男性“女书作品”充斥真伪难辨，对女书文化的研究产生不良的影响。
“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语言系统，它受到了全世界语言文字学家的高度重视。江永“女书”这块独特的文化“化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甚广的神奇文化现象，为人类破解自身之谜提供了含量十分丰富的信息。它是现今所发现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运用此种文字所创作出的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也具有相当浓厚的女性意识，具有独特的语言和文体特征。其文化与学术价值应是不可低估的。现在，有关“女书”的许多问题还是一个谜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历史、文化、学术价值会更加明显的显露出来。
“女书”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据考证，它不仅是人类唯一的女性文字、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而且是很有可能与甲骨文、 古越文字有过密切关系的世界性古老文字。另外，它与平地瑶的关系也很密切，它表现出中国妇女追求平等、自由的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对它的研究，在文字学、语学、历史学、民族文化史、民族关系史、妇女学、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诸学科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及价值。“女书”文化的研究队伍虽在不断扩大，但仍需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女书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参考文献：
[1]吴多禄. 江永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2]晋 风. “女书” 研究十年综述[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4,
(原文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P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