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汉书》的“盘瓠种”

看“正史”对国人的深刻影响

  杨仁里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论述《后汉书·南蛮传》对后人的负面影响。引述《瑶族〈过山榜〉选编》、刘知几《史通》、吴永章《民族研究文集》、王立群读《宋史》，例举其中的“扬范葆瓠”、“尊崇儒学”言论作比较研究，让读者领悟：做瑶学文字，无论是编辑还是探究，都须怀有公平、正义之心。捍卫真实的历史，要有勇于担当精神。让弱小民族享受公平，不受歧视，是瑶学研究的目的之一。

 中 心 词： 读史料   求真实    斥盘瓠

对于现代人来说，社会历史就是土壤。无论是谁，他都会受到历史土壤中某些元素的影响，再通过社会舞台表现出来，写出新的历史。我们今天从《瑶族通史》中对“瑶族远祖盘瓠”的定论溯往历史的纵深加以探究，人们的感觉将会怎样？

人们论史，主要是论“正史”。“正史”就是“正统”的历史。正史之外有官方编的史集，也有野史。其功能是对正史起补充和修正作用。神话入史，是历来诸家都反对的。对野史如何取舍，不同人有不同的历史观。

国家正史，由下一朝完成，至《明史》终，公认“二十四史”。为便于捉拿，人们又常说“前四史”“后四史”。“后四史”指宋元明清。因清代以《清史稿》为代表，所以又称二十五史。“前四史”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人们说到《后汉书》，就会联想到作者范晔，因其文叙事简要，内容全面，语言成就超过前人，很受后世重视。其实《后汉书》共120卷，司马彪（西晋人，殁于306年）著八志·三十卷，时范晔尚未出生，司马彪称《续汉书》；范晔著纪·十卷、传·八十卷。因全书以范晔所作为主，且列于前，范晔即成为《后汉书》的代表。司马彪的志，确也写得好，受到了刘勰、刘知几、唐太宗的充分肯定。之前，班固写《汉书》也没有完，由他的亲妹班昭续写，宗脉年序都很正常，细究的人就少。

问 题 的 提 出

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对后世认识南方民族带来了重大影响。

范晔《南蛮传》中的“盘瓠”记述，史学界、瑶学界众所周知。鄙人做论文亦频频抄引，史料来源是《瑶族〈过山榜〉选编》中的“附录”。《选编》为简称（下同），其中第117页有11行文字，第119页有19行文字，中心论点是《后汉书》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时帝有畜狗，其毛五色，名曰盘瓠……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

这段文字表明，范晔是鄙视、欺凌蛮夷的典型。研究瑶史，焦点是“盘瓠”问题，即范氏《南蛮传》所指向的问题。它是神话，还是历史的真实？是应劭杜撰，还是早有载籍？历代为何不断抄传？更令人费解的是，历代也不乏批评、斥责、驳议和抵御范晔“蛮夷——盘瓠种”的强劲呼声，何以不予提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两种长期对立的言论，已成为政治意识领域的历史公案。

对《后汉书·南蛮传》不同评价的

古今两位代表人物

最早贬评《南蛮传》的或许要数刘知几。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撰起居注，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兼修国史二十年。景龙二年辞官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开元九年，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过全面分析，《史通》是中国首部史学理论专著。杨东纯著《中国学术讲话》说：“刘知几是中国史学批评的初祖。”

少年刘知几就有质疑精神，是他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他在《史通》的《自序》中说：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次又读《史》、《汉》、《三国志》。……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刘知几在《自序》中具体地叙述了20岁前的读书生活。他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皆能“窥览略周”，实是惊人。即便达到半数，也属稀罕。

刘知几博览古今史籍，旨在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创造了“通古今之变”的方法。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注：谢承，三国人物，著有《后汉书》130卷，今佚）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至高宗永隆元年（680），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刘知几尚属弱冠之年，就已进士及第，登上仕途。但空有博学卓识之才，只充任获嘉县九品主簿，长达十九年之久，没有得到迁升。他只好把精力集于学业。由于他有多次上表，显示其才华出众，成为全国的著名学者。则天圣历二年（699）诏修《三教珠英》，《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秩位从六品上。

　　  刘知几因不得志，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玄宗为太子的时候，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此时，刘知几才得到了提升。

　　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因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刘知几为此事而上疏“诣执政诉理”，玄宗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北。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遭贬不久，刘知几去世了。后被追赠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赐谥“文”。

　　刘知几主要著作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合著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有文集三十卷，已散佚，仅有《史通》传世。《全唐文》录其《思慎赋》、《奏记肃至忠》等文。《全唐诗》仅录其诗一首。敦煌残卷《珠英学士诗》中尚存诗三首，收入《全唐诗外编》。

刘知几对《后汉书》的批评：“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笔者认为，刘知几是很正直的人。他批评《后汉书》仅前三行字。从《后汉书》的整体来说，确实是 “美玉”“白圭”。但有“瑕”。瑕，就是假，就是没有价值的石料，就是损坏“美玉”“白圭”的杂质。定性“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即属不能容忍的过错。“诸蛮夷传”包括 “盘瓠”在内。（刘知几又指出“魏晋以降”著述多门，皆喜“调谑小辩，嗤鄙异闻”，“为有识者讥，无知者说”，说明史家有人只偏小人爱好，道德卑贱，用词低劣。它的后果是导至“历代正史，持为雅言”、“使读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对后代既以猥杂的文风带坏史官，又以低级趣味来哗众取宠。）刘知几是非分明，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剔出了范氏荒诞诡越猥杂不能用于“正史”的陈述，体现了勇于担当的胆识和强烈的正义感气质。我们也看到了刘知几有公正之心，使用“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的赞美语汇，肯定了《后汉书》有精彩绝伦的一面。“惜哉！无是可也”，表现了刘知几为《后汉书》有缺陷而扼腕叹息！

当代著名学者吴永章先生，在“盘瓠”问题上，堪称“正统”大家的代表人物。《瑶族通史》以他的言论为基调。

吴永章（1936～），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主攻南方民族史研究。著有《中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中国土司制度源流与发展史》、《瑶族史》、《黎族史》等8部，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十项。2002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研究文集》是他作品主要论点的归纳。

吴先生著《民族研究文集》，其中《盘瓠考述》云：“盘瓠的神话传说，自汉以后的历代正史、志怪小说、笔记、方志诸籍中多有涉及，而且一直广泛流行于南方的瑶、畲诸族中。盘瓠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原始社会史与南方民族史的研究。但是，如何透过糅杂着兽与人、神与人的传说，去发掘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目，历代诸家却往往特着不同的解释，诸见解莫衷一是。”（见75页）请注意，吴先生是说“盘瓠神话传说”。

关于“盘瓠传说的渊源”（又请注意：这里省去了“神话”二字），吴先生说：“盘瓠传说，最早将其载之册籍者为东汉时期的人应劭，据宋人罗泌《路史·发挥二》称‘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但应劭书包括其所著的《风俗通》今本，未见此文。如果罗泌此说不虚，远在东汉以前，盘瓠传说即已出现。后人著作包括《后汉书·南蛮传》中的盘瓠传说都应源自应劭书。”（76页）

吴先生接着说：“继应劭之后，记盘瓠传说者为东晋人郭璞。他在《山海经·海内北经》注中说：‘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是为狗封之国也’；又在《玄中记》中说：“昔高辛氏犬戎为乱，帝言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盘瓠，亡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于会稽东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氏国”。（76页）

吴先生继而又说：“差不多与郭璞同时人干宝，也有记述。他在《晋记》中说：“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又在《搜神记》中说：“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于瓠蓠，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兽之。时戎吴强盛……乃募天下有能得吴将军首者，购以千金，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可见，一、盘瓠传说历史资料之史乘，首推《晋记》；二、早在《后汉书》前的《搜神记》一书，已有盘瓠传说的详细记载。” （77页）

吴先生有结论：“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所记盘瓠传说，可谓集大成之作。该传达室内容，已为世人熟知，毋庸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范晔综合应劭以来诸家所记之盘瓠传说，加以增删、整理，除削去盘瓠之得名一段外，基本上是因袭《搜神记》而成。范书在内容上虽无增益，但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山海经》注、《玄中记》、《搜神记》诸书，还往往目这荒诞不经的神怪小说而不予重视，但一经范晔采用变成正史——载入被后世尊崇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则被历代著家奉为圭臬。从此，关于盘瓠的记载充溢在我国史籍中。”（77—78页）

吴先生疏理的过程：一、最早的盘瓠神话始于应劭；二、至东晋有郭璞作《山海经注》，盘瓠得封于东海三百里之地；三、与郭璞同时代人干宝作《搜神记》、《玄中记》、《晋记》等，增写了“盘瓠”姓名由来等，使故事完整；四、范晔《后汉书》基本是采用了东晋人干宝的说法；五、结论：应劭、干宝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以信。（笔者有同感：在拙著《为盘护正名》中亦有表述）；六、经范晔辑入《后汉书》后，被历代著家奉为圭臬。

吴先生一语道破：“正史”《后汉书》在历代史家中有重要位置。吴先生不敢指出范氏写《后汉书》取东晋人资料有所不妥。再者，先生既知应劭“盘瓠”故事是神话，有“兽与人、神与人”的传说，且“莫衷一是”，神话是不能入史的，却又极力赞美范氏是“集大成者”。这就是“扬范”。足见吴先生是“正史”的维护者。

吴先生在《自序》中肯定说：“《盘瓠考述》对盘瓠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论证了该传说是植根于南方民族土壤中的。”笔者认为，吴先生的“来龙”还是个迷。笔者曾有兴于此，故有多方查证：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向父子所校阅的皇家藏书，所整理的西汉以前图书，及其所著、所编、所撰，均不见“盘瓠”作为兽狗名的痕迹；即便是人名，也找不到“盘瓠”其人。国际著名炎黄文化研究大师、姓氏学大师、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光岳先生，从应劭又上溯到数千年前的盘古、伏牺时期，都未寻得“盘瓠”一名。如果有，他早已发布 “新闻公告”了。若想知道更多，可阅读何先生1986年4月出席国际瑶学研讨会的论著《盘瓠氏的起源及对葫芦的运用和崇拜》。可以肯定，应劭之前没有“来龙”；范晔之前“正史”无载。至于吴先生“较全面考察”，尚待商榷。我也相信其它方面有“全面考证”，否则他不能写出那么丰厚的著作来。吴先生说盘瓠“植根于南方民族土壤中”，这话是空虚的。没有“来龙”，其“土壤”何在？而且，应劭距干宝、干宝距范晔，前后达300年之久。应劭、郭璞、干宝，各执一说，范氏又综合了应劭和干宝之说，“削去盘瓠之得名”、“因袭《搜神记》而成”，丰满了盘瓠故事，又产生“新的”说法。正符合南宋人罗泌在《路史》中所指出的“各自著书，枝叶其说”之论。由此看来，范晔的“集大成之作”就是集之前几位再“枝叶其说”了。

一古一今，皆国家级学者。前者处于封建皇族视“尊华攘夷”为爱国的政治氛围之中，谁反对“正史”的说法，谁就要承担政治压力和道德风险。后者虽然维护《后汉书》，只表现在情感暧昧，不敢置疑“正史”，也可能跟了潮流，因有《选编》在前。现代的高职专家学者中，尚有多数人不敢质疑“正史”。他们或许认为：“正史”不会有错，“正史”勿庸置疑。抑或“正史”偶有小错，亦不可随意否定。这种观念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一个强烈维护“正统”的王朝——宋朝

《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宋史》告诉我们：五代以来，四方多事，君王尚武，不暇向学。西方学子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这一时期，军事力量成为主要状态。赵匡胤登基不久，就着手改变这一难题。他的思路就从尊崇儒学入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首先下令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做赞文，召百官对文宣王庙行一品礼仪。又赐名崇文殿，为翰林院落题“玉堂之署”等，以示崇儒。宋太祖又正式要求武将学儒学：“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知其为治之道也。”宋人范祖禹评曰：“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君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继而宋太祖亲自操持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名，不仅数量大，且授予超等级任官。大批平民子弟由此步入仕途。科考让学子身居庙堂、享受荣华的巨大诱惑，有志青年谁不去放手一搏！时人评论说：“自唐置学士以来，凡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

宋代在史学领域，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视对春秋学的研究；三是强调史论的发挥；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以史为鉴。宋太宗编书，呈现顶峰，编就了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大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100卷（该书收集正史，真宗朝完成）。这一成果，极大地促就“正史”深入人心。

在民族意识领域，两宋时期，国之周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300年间始终对宋土虎视眈眈，环伺、紧逼、威协着大宋王朝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下，民族主义很快形成。“尊王攘夷”思潮兴起。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春秋》学成为经学研究的显学。

靖康南渡以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家国同难，面临生死存亡。“正统”教育培养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等一批勇于为国赴难捐躯的英雄，还有国人熟知的《满江红》和《正气歌》。诗词文艺充满了硝烟和血醒。忧国惜民情结弥漫民间。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灵魂。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

从崇儒兴文——科考入仕——标榜史治——诗词文风——献身殉国等宋代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历史上任何一朝不可相匹的。正面的影响是绝对的、也是不可否定的。然而，维护“正统”、尊崇“正史”也免不了有负面，如疾恨少数民族的思潮同时兴起，把少数民族的称谓统统改加“犭”旁，成为汉民族的一致意愿。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更是统称“盘瓠种”、“长沙、武陵蛮之后”，并成为后来史家不变的教条。瑶族更是雪上加霜，经历着更多的不幸，于是，出现了陆续分途取道向海外大逃亡的局面。

南宋初期，涌现了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罗泌。他是看不起科举入仕，不愿做官，只做学问的人。他是勇于主持正义，敢于担当的人。他的思想不可能受到当朝的重视，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扬范褒瓠”的工具书——《瑶族〈过山榜〉选编》

1984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瑶族〈过山榜〉选编》，为国家民委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之一。这就说明，它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示范性、指导性的工具书。30年来，它成为我研究瑶族不舍不弃的“拐仗”。过去对它深信不疑，近些年逐步有了新的认识。

《选编》的突出点：一、《过山榜》选材极富代表性；二、“附录”中“盘瓠”史料摘抄，为瑶学研究提供了方便；三、是独尊“正史”、维护“正统”的范本。

说它独尊“正史”、维护“正统”是中肯的。换言之，说它“扬范褒瓠”可能就不中听了，但事实就是这样：

1、首先肯定，《选编》有广泛的代表性。全书收集《过山榜》35篇。其中评皇券牒类型29篇，千家洞类型6篇。

评皇券牒中，书目为《评皇券牒》4篇，《平王券牒》4篇，《盘王券牒》1篇，《评王券牒》7篇，《过山榜》（亦称照、版、图、榜文）11篇。评皇券牒类的提供地：江华7篇，兰山7篇，道县2篇，宁远1篇，城步1篇，龙胜1篇，临桂2篇，贺县1篇，荔浦1篇，恭城1篇，来宾1篇，罗城2篇，大瑶山1篇，连山1篇。不少篇章末还注有“此类券牒还有多处发现”等字样。

千家洞类的提供地：江华2篇，恭城2篇，金秀1篇，连山1篇。篇目从略。

2、评王券牒类型中，叙述“平王与高王打仗”故事17篇。这17篇中，共有156个盘护的“护”字后面加了“（瓠）”字。另有4 篇的主人公是李大护、盘古大护，这个“护”字后面没有加字。它或许认为：“盘瓠”是有来历的，是正史《后汉书》的称谓，是雅称。瑶人写作“盘护”，既不合符“正史”，也很“俚俗”，即是不雅，不能登大雅之堂。于是入《选编》不能不改。至于“李大护”“盘古大护”，“正史”无载，也就罢了。

3、评皇券牒类型中，15篇有家规族训，其中14篇，规定有女禁止嫁民家，即不能嫁给汉人。如有违者，“罚狗骨做梳三百六十把”。这话出现在目录顺序的第4、6、7、14、15、16、18、19、21、22、24、26、27、28、29等篇。有一篇还出现过两次。这是瑶族在为自己做辩护：瑶族不认狗祖先。瑶族祖先可能训过狗，但是《后汉书》说“盘瓠种”是狗种，“其后长沙、武陵蛮是也”，此言后来就有文人把它戴到瑶族头上。这些评皇券牒，瑶人保存的年代非常久远，出版《选编》时也早已发现。请问，瑶人既把“狗”当祖先，怎会用“狗头生角做梳”来戏谑呢？这不合人伦。既然瑶人不是、也不愿背负“盘瓠种”和“神仙下凡变狗”的后代，为何《选编》无视瑶族券牒这些文字的存在，不尊重瑶人的意愿，硬行在“盘护”后加上“（瓠）”字？我说它“扬范褒瓠”并不为过。

 4、再说“附录”中有多条错误。“文责自负”自不必说。“误导他人”和“提供伪证”要负什么责任？

“盘瓠”史料摘抄第一条：末注“（[汉]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传）”。司马迁肯定没有这样说。《史记》这一则的原话，只有“黔中”两字。有人为“黔中”注：“集解徐广曰：今之武陵也。正义今朗州、楚黔中郡……”作注的人是谁？拙著已在《为盘护正名》65页作了阐述。这人就是武周时期的张守节。史料的编者把应劭的杜撰，提前了320年；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前了800年；还把神话纳入了正史《史记》。后来的有些省、县领导和专家，都借以“立言”了，其错处能轻易收回吗？

5、依史料顺序第29“[宋]罗泌”条，一看这话，读者就理解“史料”的用意——确有“盘瓠”其事。事实恰恰与之相反。这话原是罗泌《论盘瓠之妄》的开场白，是借“从辰沅来者”之口，提出问题，从而引入正文驳斥范氏。编者这样引注，旨在告知读者：宋人罗泌为《后汉书》提供了佐征。这不是等于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什么？第30条“罗泌语”，亦是如此。

6、依史料顺序第27“[唐]杜佑”条。杜佑是饱学之士，仗义执言第一人。从杜佑《通典》中摘抄语录，能有“（昔高辛氏……）”这样的插话吗？明显不合逻辑。那么，语从何出？原来赵宋一朝，有两位学者，一是马瑞临，一是郑樵。他们把杜佑的《通典》拆分为二，一部份仍叫《通典》，另一部份取名《文献通考》。这一段话就是《文献通考》的。杜佑本是斥责范氏《后汉书》的一面旗帜，拙著《为盘护正名》中有详述。而《选编》又把杜佑当作范氏的粉丝，杜佑若在世，他能同意吗？

7、“附录”中“盘瓠”史料摘抄共65条，理应公平、公开地将“盘瓠”正负两方的言论都选列出来。可只选录了维护“正史”一方，多达56条，占比例86·15%。这就说明：《选编》是在“扬范褒瓠”，或称“扬范抑瑶”。此外，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8、《选篇》对抨击《后汉书》的文字，只有第24“[唐]刘知几”一条。而从唐代以降至清末、或至民国三十七年选篇最末一条、或到《选篇》出版时止，斥责《后汉书》“盘瓠种，其后长沙、武陵蛮是也”，史籍中不乏其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江应梁等，著文认同杜佑，激烈地斥责《后汉书》。“正统”的对立面也是“史料”啊，为何弃之如敝屣？

 9、影响瑶学研究走偏的事实：时隔6年后的1990年，黄钰老先生，呕心沥血地采访、编辑出版了《评皇券牒集编》，其中古本型、简本型73篇。当然全部在内，凡牒中有“盘护”数以千记，100%都在其后加上“（瓠）”字。这明显是受《瑶族〈过山榜〉选编》的影响。黄老先生是编辑《选编》的五位大员之一，他不能背弃盟友，是为有“义”。但是，《评皇券牒》是瑶族的藏本，“文责自负”应是瑶族收藏者，而不是他人。黄老自己深入瑶乡收集《评皇券牒》时，受到了瑶族的礼遇和信任，听到了瑶族的心声。有了评皇券牒，瑶族言行就有了基调。黄老先生却不信自己偏信他言，扪心自问，这个字能改吗？您对瑶族是欺骗了还是忠诚？

10、关于“龙犬”的归缩。当下学人习称“盘瓠龙犬”，实与《选编》问世有关。“盘瓠”是《后汉书》中受歧视的主，是高辛帝的畜狗。而“龙犬”在《评皇券牒》被发现之前，国人是不得而知的。在券牒里，“龙犬”是盘护的代名词。《选编》发行了，龙犬就被拉入“高门大户”，服从“正史”的需要，跟着“狗”走了。瑶人叹曰：“龙犬”是身不由己啊！

11、今言瑶是“盘瓠种”，是否《瑶族〈过山榜〉选编》争来的？依“附录”中的资料2、7、8、14、15、17、18、19、20、25、26、28、29、30、31、33条等所言，“盘瓠种”是指“长沙、武陵蛮”，主要又是苗族及长江流域的巴、蜀、廪等族；资料第34、48、52、54、59等条说“盘瓠种”有犭水   、犭羊 、犵狑、獠、狸、猺、獞、狪等民族；也有多条指“诸蛮”。现在已经知道，苗学家早在清代《厅志》就刊了拒绝“盘瓠种”的文献，实际情形肯定比《厅志》更早。壮学家认定壮族是百越民族后裔。畲族也抗议“盘瓠种”之说。其它民族再也未闻有谁属于“盘瓠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家张海洋先生在给李祥红、王孟义著《瑶族盘瓠龙犬图腾文化研究》一书作《一个瑶族自治县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序言中说道：“盘瓠传说源于前现代中国主流社会误记误读和误解边疆边区山地民族文化的一则记载。但瑶畲等民族却……”言下之意，“盘瓠传说”和 “盘瓠种”，既不属于瑶族，也不属于其它边疆山地民族。给拙著《为盘护正名》作序的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后合作导师任俊华先生，也持同样看法。当然，瑶族李县长对异己文化视为县宝，张教授给予很高评价。我想，这就是北京人的主导认识吧。当代（不是当下）执事瑶学研究的专家似乎很自私：《选编》一发表，就争着著文把“盘瓠种”占了，还写进《瑶族通史》里，以为瑶族占了很大的光。于是，瑶族上升成唯一维护《后汉书·南蛮传》的模范。现在一打开电脑，上百度查“瑶族”，“盘瓠种”就铺天盖地而来。瑶族享受公平、正义何时实现？因为这样，我气得每天的进食量都在减少。瑶族不幸，盘瑶更不幸啊！

参考文献：奉恒高主编：《瑶族通史》；

《过山榜》编写组：《瑶族〈过山榜〉选编》；

          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宋史》；

刘知几著：《史通》；

吴永章著：《民族研究文集》；

          杨仁里 曾凡忠 刘雄伟著：《为盘护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