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金砖  尤慎

“乱世尚武，盛世修典。”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史志作为国家重要文献，被历朝历代的政要和学人所重视。

胡鉴有言：“郡之有图志者，所以识夫一郡风景之大概也。”从大处说，郡邑之志犹若国之史籍，赋税田地、人口疆域、名胜古迹、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无所不在其列，是治理州邑、匡扶社稷的重要工具。从小处言之，方志犹若州邑百科全书，又是观百姓之忧乐、察郡邑之教化、明政治之得失、知经济之兴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窗口。

为了充分发挥旧志的作用，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整理出版了清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并有不少读者强烈提议，要求将这一整理工作持续下去，设法对明代《永州府志》也要择其善本进行保护性整理。

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要求，于2012年底，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成立新的整理队伍，对明代《永州府志》的几种存本进行比较，然后确定以洪武《永州府志》为底本，进行校订、注疏和整理。

一、明洪武《永州府志》的价值问题

永州历史文化异常丰厚，自汉唐以降，修志存史就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为止，永州历史上共曾编修过20余部郡志。明以前的10余部志书全部湮灭不存，明以后的也有部分志书散失不见。明代共曾编修过六部《永州府志》，但留存下来的却只有三种：

其一，洪武十六年（1383）版《永州府志》，该志由永州知府虞自铭主修，府学教授胡琏等人编纂，共十二卷。当年全州、道州刚刚并入，三州图志尚未统一，为适应新的行政区划的需要，于是洪武十五年重新汇编，十六年雕刻付印，遂成一部完整的洪武《永州府志》。

其二，弘治八年（1495）版《永州府志》，该志由知府姚昺依据洪武版所重修，共十卷。该志编排体例与类目与洪武版有许多变化，尤其是艺文单独分邑成卷，为清康熙《永州府志》所仿效。该志体例完备，保存完整。后被天一阁收藏，上海书局出版过其影印本。

其三，隆庆五年（1571）版《永州府志》，该志由知府史朝富、陈良珍编纂，共十七卷。新增“郡邑表”、“职官表”、“人物表”等内容，并且还辟“艺文志”一卷，专门录载庠序所藏典籍与学人私家著述。其他各卷均有借鉴洪武《永州府志》体例的痕迹，亦将诗文系于相关志文条目之下，而不单独列出。这样的优点是便于读者阅读，缺点是不利于对有关艺文的检索。

比较这三部明代府志，我们认为明洪武版最为珍贵，其原因有四：

其一，洪武《永州府志》文本的稀缺性。目前在国内所有图书馆尚无纸本藏存记录，而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湖南省图书馆仅藏有部分残卷的胶片。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藏有一套从海外复印回来的纸质文献，系独家孤本，价值弥足珍贵。

其二，洪武《永州府志》版本的珍贵性。洪武《永州府志》不仅是现存《永州府志》中最早的一个版本，也是湖南省现存最早的一部刻本方志。尽管其中缺漏漶漫严重，但是框架尚存，内容基本完整。

其三，洪武《永州府志》内容的独特性。洪武《永州府志》系于明王朝开国初期，天下刚定之时所修撰的一部府志。既保存了明代初期永州的一些珍贵史料，还保存了许多明以前永州旧志里的内容，而明以前的所有旧志今已全部散失不存。从而，洪武《永州府志》便成了窥探宋元时期永州旧志内容的唯一来源，其文献价值不可少视。

其四，洪武九年全、道二州并入永州，这是永州行政区划变动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本府志是一部非常特殊的方志，保存了湘南、桂北地区许多独特的珍贵文史资料，是嗣后两地甚至两省诸多史志相关资料初始来源。

二、明洪武《永州府志》的错页问题

明洪武《永州府志》底本的整理有三大困难。一是字迹模糊难识之处极多，二是书页残佚情况非常严重，三是页码次序错乱甚多而且复杂。第一、二点是在《府志》刻本在流传过程中残损而产生，而第三点却还与稿本编纂、刊刻过程有关。

据统计，底本页码次序错乱的地方就有43处，按照底本的装册次序，各卷错页情况如下：

卷首：无。

卷一：无。

卷二：有18页。即“学校”和“试院”类目之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第八页、第九页、第十页、第十一页、第十二页、第十四页、第十五页、第十六页、第又八页。另外，有夹在第九、第十两页间的卷三第九页，夹在第十页、第十一页之间的卷三第十页，夹在第十五、十六两页间的卷三第十五页，夹在第十八、廿页之间的第十八页。按，卷二的错页比较奇特，主要是其“衙门沿革”类目和“学校”和“试院”类目合为一卷，而又分开计算页码，结果又混装在一起。

卷三：有3页。即第十一页，夹在第三、第四两页之间的某页，夹在第廿三、第廿四两页之间的卷二后廿三页。

卷四：有一页。即第卅二页。

卷五：有14页。即第廿页、第廿一页、第廿二页右半页、第后廿二页、第后廿三页、第后廿四页、第廿五页右半页、第卅三页。另有夹在第十九页、第廿页之间的卷三第廿页，夹在第廿六页、第廿七页之间的卷四第廿七页，夹在第廿八页、第廿九之间的卷四第廿八，夹在第廿九页、第卅页之间的卷四第廿九页，夹在第卅一页、第卅二页之间的卷四第卅页（此页误作第卅一页）。按卷五的错页最乱，甚至有两处一个版页的右半页错乱，左右两半页各自与他页相承接。卷四的“井泉”类，全部错为卷五，而页码却按卷四次序排列，与卷五的相同页码重复出现。

卷六：无。

卷七：有3页。即第卅三页，以及第夹在第六、第七页之间的卷二第七页，夹在第卅三页、第卅四页之间的卷十第廿四页。

卷八：有2页。即第卅二页、第卅七页。

卷九：有2页。即第十九，以及夹在第廿三、第廿四两页之间的卷八第廿四页。

卷十：无。

卷十一，在第十二页以后，书页残损严重，且版心卷次及页码数无存，无法统计错乱页数。

卷十二，书页残佚破损更为严重，同上不作统计。

造成现存洪武《永州府志》书页错乱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原书卷次页码不误，而因年代久远而散页，收藏者在重新装帧时并未认真清点，导致出现错页、乱页现象。或是原书页次破损严重，版心的卷次或页码数字或已不存，或已漶漫模糊，一时无法清点而造成装册错误。

二是原刻本在绣雕时就存在版页卷次和页码数字的错误。或是刻工缺乏，技艺与经验有限，或是工作不够认真，或不适应编纂人在刻印时的再次增补而造成稿本页码变动。例如：将卷二第二类目“学校”和“院试”误作另一卷，而将其页码又重新从“一”开始。又如，误将卷四“井泉”类目各页，刻成“卷五”。又如，卷四第卅页误作卅一页。又如，因漏刻一段文字而补刻一整版或半版，书中出现“又某页”、“后某页”共9个版页。甚至还有左右两半页各有错乱者，这极少见。

这第二个原因，与执其事者蒋桨不无关系。诚然，这与大明王朝初建，百废始兴，而朱元璋又喜雷厉风行，因而编纂仓促而不够审慎，经费、工期紧张，也是造成底本页码错误的重要原因。

错页问题，我们依据“图志目录”次序与内容结构上的逻辑关系，给予了相应调整，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三、洪武《永州府志》的成书时间问题

洪武《永州府志》始编于洪武九年，其《永郡图志序》：“洪武九年，湖广布政廉访开司，上合六卿咨谋，命各府凡旧志及新代户口、田粮、山川、地理、土产之事，风俗、人物、名宦、碑文之类，分门列条，集为图志。故永有志存也。”足见于洪武九年，已草成《永郡图志》。但是，当时全州、道州二府，是年才并入永州，二州图志并未合于《永郡图志》中，故此，虞自铭洪武十三年任永州知府，十五年成造黄册，比较“洪武九年入籍所报户口钱粮”，“大有增益不同”，于是，决定将永、全、道三志合一，重加编修。从而，也就有了目前存世的这部洪武《永州府志》。

洪武《永州府志》的完成时间，胡琏《序》说得很明白：“癸亥六月，庠官琏等呈志于侯。喜书成，即命匠绣雕。”又胡琏《文溪记》（见卷八“川浸”之“冉水”条）曰：“会太守虞中顺、同知王奉议、知县曹恭等官，修刊《图志》，兴举古之盛典，予不敏，遂以《文溪》一集附于版末……时洪武十六年十月小雪即，教授胡琏汝器记。”胡琏是府志主纂，他的话应该是准确可信的。稿成主修作序，然后开雕，为一般惯例，所以虞自铭《序》云：“洪武十六年癸亥夏六月二十四日，中顺大夫、永州知府虞自铭谨序。”这与胡琏《序》可以互相参证。蒋桨《叙》文亦曰：“洪武癸亥之岁，郡舍僚寀佥议：‘志书之作，为一郡抽关启钥之书，舍而不刊，殆若阙典。’各捐己俸以庸厥□，既命郡庠先生□□旧稿重加考订，复□桨执其事，而叙文于末。”这是指稿本确定主纂者之后，又为刊刻之事商定经费和主持其事者。蒋桨为东安县学教谕，不属知府虞自铭指定的主纂府志的府庠先生，本不宜作叙，所以他特地说明“叙文于末”的原因。综合以上三人的说法，可证洪武《永州府志》稿本（包括序言）完成于洪武十六年癸亥夏六月，最迟于当年十月已经开雕。而刻本何时完成，事在各人序言之后，自然序言中均未提及。不过，郡舍僚寀各捐己俸，则府志经费已有着落，估计当年年底刊印已不是问题。

然而胡鉴《序》却说：“十六年冬，知府虞中顺莅政之暇，阅览□□，乃喟然叹曰……于是俾鉴偕郡博士胡汝器、训导支琦，交相参互考订，纂入全、道二州之志，并以洪武十五年成造黄册所报户口钱粮之数增入于内，分卷析类，各以次附。命工锓梓以成一书，用广其传。”这是说，洪武十六年癸亥之冬，虞自铭首倡，同僚附议，方才决议编修府志，那么，洪武十六年夏六月，就不可能有稿本完成并开雕的事了。同是府志主纂者，又同是稿本完成即将开雕之时作序，胡鉴的说法何以有如此差异？令人吃惊且疑惑。矛盾两说，必有一误。今按，胡鉴所言时间应是笔误，“十六年”应是“十五年”。一来，洪武十五年黄册编造完成，秋粮后政事相对闲暇，正好谋议编志之事。全、道二州入隶永州府后，永、全、道三志合一应是一件不可缓的大事，正可借此将黄册户口钱粮之数增入府志，有助于邦政。十五年黄册贡于朝廷和新府志开始编写，应是紧相连接的两件事。二来，虞自铭《序》云：“圣朝洪武十五年，编造赋役黄册，以为版籍……此书岂可以为缓耶？翌日，遂命府吏蒋温礼，请儒学教授胡琏、训导胡鉴等纂集一书，……”这儿“翌日”二字，上承“洪武十五年”，那么开始编修府志可以确定在洪武十五年，而非十六年。到洪武十六年夏六月，稿本完成，费时约为半年。而胡鉴所说的“十六年冬”，应是刻本完工之时，费时亦约半年。这样，就与其他三人的序言相一致了。

我们认为，在稿本付梓开雕之后，洪武《永州府志》仍然有些增补调整，理由如下：一是卷五“寺观”于“营道县”前有“增葺”二字。卷八“川浸”收有胡琏《文溪》，注“新附”二字，实为十月修刊《图志》时附入。二是正文增加了目录所无的图六幅，又卷八后附“全州溪洞”、“道州瑶峒”二条目，亦目录所无。三是本府志《总类目录》、《图志目录》、正文标题三者皆有出入。四是初稿本为知府和府学教官作序，皆府志修纂者，而东安教谕蒋桨有叙文于末，颇为奇怪。蒋桨应是负责刊刻增补者。五是页码次序错乱甚多，而且复杂零乱，似乎是原稿初成即开雕，边雕边增补整理，所以有“又×页”、“后×页”。而卷二页码，“衙门沿革”和“学校试院”分开计数，最为不合理。六是卷二“衙门沿革”补刻“东安县”条，其前重复四行文字，表示插入“零陵县”和“祁阳县”之间。而卷五“祠庙”中缺“东安县”，而竟于“灌阳县”之后补出，都是增补东安之事。这些增补调整工作，很可能是东安县学教谕蒋桨所为。

四、明洪武《永州府志》的编修特色问题

洪武《永州府志》，是一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它见证了元末明初国家政治的巨大变革，行政区划的省并分合，文化教育的兴起繁荣。因此，洪武《永州府志》具有三大特点：

其一，本府志是在永州、全州、道州三志残存的宋元旧志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三志合一是洪武《永州府志》的宗旨，也是其最大特色和价值所在。通过洪武《永州府志》，可以俯瞰湘南、桂北地区的当年历史风貌。

其二，自古至明初，永州疆域的历代变迁相当复杂。永州、全州、道州，同处于五岭山区，潇湘之源，语言相近，习俗相同，历史渊源十分密切。东汉至隋唐时期，三州或分或统，统合析分，时有变易。五代石晋至宋元时期，三州并设，互不统摄。永州辖零陵、祁阳、东安三县；道州辖营道、宁远、永明、江华四县，全州辖清湘、灌阳二县。而这时的地方志已逐渐趋于成熟定型，只是所谓的“永州府志”，其实不过是三县而已。至明洪武九年，道州、全州由府级降为州级，附郭之县营道、清湘亦随之省并，连同属县一起隶于永州府。三州合一的新建置，必然要求三志合一的新府志。可以说，真正的“永州府志”，是从洪武《永州府志》开创的。它第一次包括了后来永州府的基本境域，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具有成熟形态的府志。

其三，洪武《永州府志》保存了许多前代珍贵文献资料。为实现三志合一的目标，洪武《永州府志》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旧志类目的整合，二是全书编排体例的完善。

关于旧志类目的整合，其初步成果就是洪武《永州府志》中的《总类目录》。由于三州旧志材料保存不全，材料繁简不一，类目设置不一，《总类目录》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显得相当杂乱。有些要拆分，有些要省并，有些要增补，有些要删削，最后才整合为洪武《永州府志》中的《图志目录》。该目录分为“图”、“志”两部分。其中“图”四种共21幅。四种图是境域图、城池图、治所图、学校图。州级图，每州四种四幅。县级图，每县三种三幅，无城池图。“志”则设立一级类目45门（不计附目）。这种较为全面系统的类目，显然是洪武《永州府志》具有成熟定型形态的重要标志，永州的重要事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全面综合的记载。不过，其中卷十的一级类目应为“名宦”，《图志目录》所立卷十标目，不能算作一级类目，按全书体例来说，只能算标目，即分为永州、全州、道州三部分，陈述有关“名宦”的有关情况。

关于全书的编排体例，同样是该志书具有成熟定型形态的重要标志。可用三句话加以概括。一是以志为主，辅以府州县图。“图”的种类和“志”的类目，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其中全州属县图和道州属县图，可能是后来刊刻时按体例补入，《图志目录》中原来没有列出。二是以门类为经，以府州县为纬。也就是先列出某一门类，然后分府（含零陵、祁阳、东安三县）、州（及其属县）来陈述。完了再列出第二个门类，又按府、州及属县来陈述。这样一直到全书45门类结束为止。如果某门类内容较多，则一级门类之下先分为若干小类，再分府、州、县陈述。例如卷三“诸色课程”之下，分为“窑课、椒课、蜡课、油榨课、水磨课、纸课、鱼课、染课、商税课、酒课、茶课”等十一个小类（其中“鱼课”，正文未见记载）。当然，经纬之交叉点，就是条目，是最基本的记述单位，既属于某一事类，又归于某一府州县范围。第三是征引诗文系于相关条目之下。如宋吴之道《永州内谯外城记》，系于卷二“城垒”中的“本府”之下。又例如，卷七类目“山岩”，先叙“本府零陵县”情况，其中“西山”条目之下，征引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全文。

五、阅读洪武《永州府志》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洪武《永州府志》是天下尚未完全安定的明朝初年所编，财力不济，人员匮乏，再加上时间紧迫，因此，错漏之处甚多。一是表现在对前代文献的转述，照抄照录，口径语气常未加变更，令人读起来常出现时空错误。二是表现在体例的繁杂性，在整理时虽作了适当的调整和统一，但还并未达至尽美。三是个别段落有封建迷信思想之嫌，读者阅读时需加审慎。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府志底本曾藏于“京师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在列强侵略中国之时，被掠夺至海外，藏于日本。这次点校注释、整理出版这部府志，在为广大国内读者提供一个宋元明初时期永州历史读本的同时，也让人们记住这部志书曾遭受的屈辱和劫难。